旧式妇女的形象塑造，是廖辉英回眸历史的聚焦点，她揭开了历史岁月中最沉重的一页，写尽了在封建传统重压下世代重演的女性悲剧。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失却了女性话语的男性历史。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封建压迫，使妇女以非人状态萎缩于社会最底层；父权制的巨型话语，又把女性的生存模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都纳入了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妇女以无我状态被放逐于历史文化的边位置，成为一种缺席和缄默的“存在”。深感女性历史道路的沉重，廖辉英透过黑猫仔、许莲花、陈明珠、江惜这些有着“油麻菜籽”命运的妇人生涯，剖析了过去年代里传统女性的生存模式，并以此向千百年来盘根错节的父权制度社会发动猛烈抨击，以廓清一代又一代妇女的历史生存真相。
旧时代的那些女人故事，走不出父权制社会的巨大陷阱。女人从来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社会从来都是男性的保护神。无论是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的纨绔揽子弟刘茂生（《辗转红莲》），还是开设诊所行医、振兴家业有方的甘天龙（《负君千行泪》），或是创办中药行为生，游走四方招揽生意的孙武元（《相逢一笑宫前町》），尽管他们的家世、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但在两性相处的观念上，却是如出一辙。一曰“男天女地，这是不变的乾坤”；二曰“大丈夫三妻四妾本来就是寻常”，寻花问柳自是理所当然；三曰“男人自己可以对妻子的事情做任何变动处理”。于是，自幼做童养媳挨打受气，婚后饱受欺凌的许莲花，因为丈夫刘茂生姘上的暗娼阿婉欲当正室，自己便被丈夫以菜刀威吓离婚。美丽温顺的江惜嫁给甘天龙的时候，“万万想不到这生个子嗣的梦魇，会成为她终生的负担。”由于不能为甘家多生儿子，江惜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三妻四妾娶进家门，自己却从此沉入无边苦海。虽然一心一意恪守妇道，辛勤劳作，身为丈夫的孙武元最终还是抛家弃子，与烟花女子另筑香巢。面对如此惨重的伤害和欺凌，旧时代的女性们却只有流泪痛苦，认命安分；她们自生到死，抱着一种宿命的态度，全心全意地完成男人给她们规定的角色职能——不管完成的这一切是多么的残酷和不公平。特别是及至垂垂暮年，她们竟还能以“人生海海，无9无恨”的冲淡平和来回眸往事，面对薄情之人。这些卑微而苦命的女性，她们的一生都笼罩在封建礼教与父权统治的巨大阴影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从姓氏身份到整个身心都维系于男人，却只具有男性庇护下的一系列名份——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而没有其它身份，更无“自我”可言。女人的主体性在封建文化结构中的缺失，使女性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自身的历史也成为一部被男权话语所主宰所遮蔽的历史。廖辉英笔触所指向的，正是这种历史与文化中女性生存的盲点和真相。
《油麻菜籽》作为台湾女性成长的珍贵记录，它以一种传统女性的婚姻命运，“一笔写尽台湾妇女30年悲苦生活”。从而确立了廖辉英“女性问题作家”的地位。这部成名作对于父权中心话语下的女性生存模式与价值观念的解剖，可谓剜肉析骨，下笔如刀。小说中阿惠的母亲，外号叫做”黑猫仔”，她出身于医生名门，还到日本念过新娘学校，人生美满得令人羡慕，却不幸误嫁了一个浪荡公子。她既憎恨丈夫的自私、懒惰、不负责任，又无可奈何地替他收拾烂摊子，千方百计地苦撑着这个家，一生的“日子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吵嚷中过去。”女人的含辛茹苦与丈夫的逍遥浪荡形成鲜明对照，男尊女卑的传统再度见证了男权社会两性不平等的地位。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中大量藉由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营造男性中心神话、刻板认知角色的历史与现实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并以近似符咒的慑人力量，凸显出父权话语的强大与顽固，女性人生的无奈与茫然。
故事开始不久，那位连娶六妾而苦无一子的阿惠的外祖父，曾用“查某囡仔（女人）是油麻菜籽命”来劝慰婚姻不幸的女儿，要她安分认命，逆来顺受；而多年以后，面对学习上能与阿兄一较长短，生活上却受到重男轻女差别待遇的女儿阿惠，母亲“黑猫仔”竟振振有辞地说：“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火，你和他计较什么？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得知阿惠考入了众人称羡的名牌大学，母亲“竟冲着成绩单撇撇嘴：‘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男孩子是传续烟火的香鼎，女孩子是祭供用的猪头，母亲对女儿的这种日常教导，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情结。阿惠的母亲作为父权统治下的受害者，一生扮演婚姻不幸的悲剧角色，已经是两性不平等的一种悲哀；更令人可悲的是，“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尼采语）阿惠的母亲不仅把自己的地位低下看作是天意命定，还忠实地传播着这种巩固父权统治的命运观，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自身的深层悲哀。如果说，以前表现女性遭遇的控诉性文学总把婚姻不幸的责任推卸给男性，归之于遇人不淑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那么，《油麻莱籽》的突破，一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背后，发掘出男权中心的巨型文化语码和因袭生存秩序，以唤起女性对自身生存真相的警醒和对男权中心社会的质疑与反叛；二是通过阿惠母亲对”油麻菜籽”命运观的自觉认同，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精神人格的荼毒，从女性自身发掘了悲剧命运的另一成因。
现代女性的人生铺陈，是廖辉英直面现实的切入点。在价值观念不断变迁、道德规范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廖辉英将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角色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作为观照对象，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
廖辉英在《今夜又微雨》一文中指出：身处转型期社会之中的现代男女，“不仅自处艰困，相处也有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机。对红尘儿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转换与错乱之中纷扰，于是，个别行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表现。所以，现代男女，其实必须饱受传统例行与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之煎熬，无疑苦过从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活动在这个社会变迁时代舞台上的台湾女性，面对时时可能发生的人生变数和红尘劫难，不管是与男性一争高低的事业女性，还是依傍男性、走上情感“不归路”的“窗口女性”，或是历经千难百折、挣扎出婚姻误区的自救型女人，她们都在个人与社会、女性与男性、事业与家庭、动荡与守成的两难选择境地中，演示了自己人生与情感的沧桑。
在离婚率直线上升的台湾当今社会里，婚变、外遇带来的情感危机与生存搁浅，造成了足以颠覆女性人生的致命创伤。变迁中的台湾社会，带来女性角色的多元化，男性更有机会将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女子与留守家中、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相比较，婚姻的冒险与欲望的诱惑机会自然增多，加之“离婚丈夫无庸承担赡养费，孩子又多半归属丈夫，这使男子更加有恃无恐，也间接助长了婚外情第三者争夺的雄心。”在这种情感变异的过程中，女子或为婚变的受害者，或为外遇的介人者，角色虽然不同，却都难以逃脱男权传统束缚下的牺牲者的命运。对于李海萍（《爱与寂寞散步》）这种经济依附型的家庭主妇而言，小时候生活在父亲的家，长大了拥有丈夫的家，自己全部的生活就是丈夫、孩子、家，从来没有想到为自己留下一片天空。一味笼罩于男性主体的话语之下，李海萍将终生幸福维系于丈夫，却不料丈夫感情出轨，并决意凿沉家庭之舟来成就婚外恋。婚变中的李海萍不仅在财产分配、孩子监护等方面得不到公平待遇，还被人们指责为“连一个丈大、一椿婚姻都保不住”。更可悲的是，大祸临头，李海萍才发现自己红颜已老，身无所长，沦陷于情感与生存的双重困境。经历了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生命低谷，李海萍终于在人生的挫败中慢慢抬起头来，由渴望他人救助走向自我救助，在复出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争取到生存的权利、自立的信心。从一个摆地摊卖衣服，屡屡亏空的小贩，到“亦然”饮食店任劳任9的服务1，再到“人杰灾陨孕俱乐部”尽职尽责的职1，最后成为栽报妇女版精明干练的主编，李海萍以一个能做自己的主人、能心智成熟地承受生活寂寞、能把小爱转化为人间大爱的形象，走上了婚变女性冲出重围、自我拯救的人生之路，也诠释了情感沧桑中女性从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的某种心路历程。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比起现代子君的爱情悲剧，当代“娜拉”们从家庭中的再度出走或爱情重建，肯定是以经济独立的追求作为前提的；然而，经济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的全部，没有了人格精神的自立自强，既便能独立生存的女性也仍然走不出渴望依附男性的人生误区。《不归路》中的李芸儿、《窗口的女人》中的朱庭月，就是这种经济地位与人格精神发生错位的女性。台湾当今婚变现象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晨妻、午妻、周未妻、出差妻，形式愈多的婚外情，造成愈多9偶，也造成更多等待的女人。”那些在自己的窗口等待别人丈夫的女人，其人生尴尬与自我迷失，其心理变异与人性沉落，不仅破坏了别人家庭的幸福，也往往酿就自身的情感苦酒。在《不归路》这部颇为轰动的小说中，24岁还未尝过恋爱滋味的李芸儿，出于无法排遣的寂寞，她结识了已有家室的中年男子方武男，不久便落入圈套成为他的情妇。面对自私卑劣、把女性视为逢场作戏的玩物的方武男，出于向男人托付终身的传统8望，李芸儿为乞讨一个“黑市夫人”的地位而苦苦挣扎，她始终执迷不悟，乃至葬送了十年青春。《窗口的女人》中的朱庭月，因为爱情失意，婚姻无望，便不择手段地勾引有妇之夫何翰平，并欲通过怀孕生子来为这没有保障的婚外情注入再生新血，以下一代来和发妻分庭抗礼，结果导致了家庭旧妇与新族情人或死或伤的生命悲剧。无论是柔弱不幸的李芸儿，还是饱尝失婚痛苦，又去破坏别人家庭的朱庭月，男性中心情结的苦苦缠绕，使她们的经济独立价值大大打了折扣，职业女性应有的生存基础并未带来人格精神的独立。在窗口等待别人的丈夫、靠依附男人来渡自我情感之舟的生活方式，本身就颠覆了职业女性的自立形象。总之，自我人格精神的迷失，使她们摆脱不了女性依附男性的因袭的精神怪圈，而只能走上失却自我、情感畸变的“不归路”。廖辉英以这些“窗口女人”的形象提醒人们，生活于今日社会的女性，如果不炼就独立的人格，树立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女性意识，就不可能争取彻底的女性解放，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
女强人形象的塑造，则触及了当今台湾社会的另一种现实：生存竞争激烈，两性相处艰难，女性人生角色紧张，事业与爱情的选择陷入了两难境地。《红尘劫》、《今夜微雨》、《盲点》、《木棉花与满山红》等作品，集中反映了那些学有所长、事业领先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情感困境。女强人这个称谓，对于当事人而言，或许是饱含隐痛、无限辛酸的负面称呼；女强人在被肯定了某种事业成就之后，则有着表皮之内的切肤之痛。竞争激烈的工商社会里，现代女性往往以一种男人式的强悍，将女人的天性、情感和世俗生活欲望压抑到最低点，全力以赴成就事业。但事业成功的同时，又往往伴随着感情的寂寞和失落，不是佳期已误，就是知音难觅，特别是在大男人主义的封建传统思想依然深重的现实环境中，事业女性常常遭到男权社会的排斥和冷落，他们习惯于接受“成功男人背后的贤淑女人”，而不8意接受“耀眼女人背后的不发光男人”，他们狭小的人生之船载不动雄心万里的豪客。因而，那些才貌出众、事业有成、经济独立、敢与男性一争长短的女强人，在爱情婚姻的道路上往往屡遭挫折。
《红尘劫》中的广告界女强人黎欣欣，身为出类拔萃、独当一面的女处长，其雄心、智慧与才能决不比男子逊色，工作业绩虽让人无可挑剔，却一再跌入男人的感情圈套。她注定不该动情，每一动情，必有损伤，心中满是不堪回首的记忆。一个能够在广告界驰骋事业疆场的女强人，却越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一道道情关。黎欣欣最终在弱肉强食的人生逐鹿中败下阵来，对充满劫难的红尘世界深感绝望。
《今夜微雨》中的杜佳洛，容貌美丽，精明干练，事业一帆风顺，婚姻却一再触礁。因为男人无法容忍女人的太能干，她总也难以实现“过一家一业，正正常常的夫妻生活”这个最普通的人生8望。事业女性的爱情之路是如此坎坷，既便结婚成家，她们也仍然承受着陈旧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巨大压力。
长篇小说《盲点》中那个受过新式教育，代表着现代文明和女性人格追求的丁素素，面对苛刻严厉、顽固守旧的婆母，以及逆来顺受、屈从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丈夫齐子湘，她的人生饱受传统例行和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是一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丁素素最终冲出家庭，创办“妇女美容韵律中心”。这条事业之路虽然艰难，但它无疑是女性自强自立、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希望所在。从陷入传统色彩浓重的家庭围城，到当代“娜拉”的出走，再至现代女性的价值重建，丁素素的人生三部曲，在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当今台湾的现代女性，身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型和蜕变之中，面临新旧观念的强烈碰撞与冲突，形成自处艰困和相处危机，独立投向社会更是险象环生。另一方面，丁素素在摆脱封建羁绊、追求女性人格独立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她在创造新的生存价值和理想生活方面所进行的全部探索，“也为在夹缝压力下的夫妻情5，婆媳关系，女性地位，男性角色，铺排一种新的、可尝识的组合与排列。”廖辉英的“小说本身，与其说是演绎了作者的悲悯或关怀，不如说是白纸黑字化了的人生的曲折、寂寞、苍凉、牵挂和割舍。”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生，历史的旧日影像和现实的最新动画，尽在其中，作家由此形成的创作风格，也鲜明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