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无法接受被称做是既得利益阶级一样，你也无法接受只因为你父亲是外省人，你就等同于国民党这样的血统论，与其说你们的喝国民党稀薄奶水长的（如你丈夫常用来嘲笑你的话），你更觉得其实你和这个党的关系仿佛一对早该离婚的偶，你往往恨起它来远胜过你丈夫对它的，因为其中还多了被辜负、被背弃之感，尽管终其一生你并未入党，但你一听到别人毫无负担、淋漓痛快的抨击它时，你总克制不了的认真挑出对方言词间的一些破绽为它辩护，而同时打心底羡慕他们可以如此没有包袱的骂个过瘾。应当看到的是，当人们无知地把眷村视为“外省第二代”，视为“压迫本省人的政权的同路人”的时候，朱天心已经敏锐地察觉到90年代伊始台湾社会为眷村这个字所强加的种种生硬粗暴的政治标签，于是她宁可自行解剖‘从未把这视为久居之地’的眷村视域，是如何在国民党机器的摆布、操弄之下失去对土地的承诺，也失去‘笃定怡然’的生命情调。”事实上，朱天心、苏伟贞、袁琼琼这些女作家的眷村书写，是一种生命的纪念，更是一种情感的告别；它意味着封闭式、失根态的眷村已经失去它的生命活力，只有与这块土地的所有族群相融合，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才有新的前途。“老兵小说”到眷村文学，这种创作所代表的，正是一部分台湾人民的要求与远望。
书写历史：女性命运的重新阐释
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随着政治话语与族群议题的活跃、喧嚣，引发了文坛对于台湾历史的重新回眸与再度观照，有关历史记忆的书写，遂成为90年代以来备受关注的创作现象。1995年的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就由几篇“从记忆角落出现”的作品囊括前几名，从而令评委们颇有“历史幽灵徘徊不去”之慨叹。在女作家的阵营里，陈烨、平路、李昂、施叔青、萧丽红、蔡秀女等人，则以女性写作立场介入历史，重新阐释了台湾历史场景中的女性命运。
这一波历史书写的潮流，与台湾解严之后政治化背景的凸显直接相关。历史记忆中呈现的，往往是政治认同的底色。近年来，不管是“统派”、“独派”或第三者立场，其政治文学的创作往往从历史入手，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20世纪以来台湾文学史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深重的殖民地创伤，历史的记忆里充满了被异族统治的屈辱和反抗压迫的经验。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后，台湾在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中，也曾因为官方专制统治，造成“二二八事件”、“清肃运动”等惨痛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有关台湾历史和政治的撰述研究与检讨，往往成为政治的一大禁忌。随着解严而来的体制松动，官方营造的政治神话和历史记忆逐渐崩解，以往被禁锢、湮没、刻意遗忘的历史资料，重新被发掘出来，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一浮现，并对现实政治产生特殊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记忆的恢复与重建、历史真相的探寻与澄清，遂成为一种文学言说。诚如有论者所言：“在台湾，当统治者逐渐以获得的权利而不断修饰自己过往的历史时，小说家却以在谎言中拼凑真实的独特眼力，痛戳统治者所施放出来的欺瞒，小说家嘿嘿的冷笑，无疑是对国王所穿的新衣予以最严酷的考验。”这种通过历史记述达到政治言说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台湾解严以来在泛政治化的氛围中所出现的一种广义的政治小说、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言说，加之台湾当下政治乱象的影响，使这类创作变得色彩斑驳，面貌复杂。在某些反映“二二八事件”的创作中，就曾出现过刻意渲染族群矛盾的倾向。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人间》杂志的同仁们，继续挖掘和书写着50年代台湾“清肃运动”所造成的白色恐怖史。蓝博洲以纪实风格而创作的《幌马车之歌》，记载了钟浩东、王添灯、邱连球、林如堉、郭琇琮、简国贤这些“二二八事件”之后牺牲者的生命历程。钟乔的《壁中壁》，也被陈映真称为“台湾当代第一部以激动的台湾40年代末、50年代初戏剧运动和地下党运动的交错为背景的小说。”在有意渲染族群矛盾的“二二八小说”势头减弱之后，上述创作跳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悲情诉说，开始向着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拓展。
台湾女作家笔下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作家主体性建构在解严之后泛政治化社会环境中的变动轨迹，即从对爱情婚姻等女性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问题的焦虑；从以往女性话语在政治领域的缺席，到90年代以来通过女性议题介入政治言说。诚如台湾学者范铭如所指出的那样：
当女性问题经过80年代解构、再建构之后，在90年代展现了新风貌。女作家从正视自身情爱开始，放眼至更广泛缠织的权力网络。八十年代蔚为热门话题的贞操观、适婚年龄、外遇等，逐渐从90年代文本中退隐。爱情，由八十年代主要议题贬至90年代的配角地位，由纯粹的两性关系，变成复杂的互文性指涉。女作家虽然还写爱情故事，却已是意在言外，暗指九0年代公共领域里更棘手的议题。当然，也应该看到，在女性创作的这种转变过程中，相对而言，有的作家是一种比较清醒自觉的政治书写转向；有的作家创作伊始，也许并非出于明晰的政治指向，且创作早在这一波历史辕政治书写潮流之前进行，但其作品后来的出版发表正与时下的政治化书写流向得以吻合。但从总体上来说，由历史书写进入广泛的政治关怀，成为90年代台湾女作家的一种创作途径。如此看来，台湾女作家重书历史的努力，不仅意味着女性话语在历史领域的建构，也表明她们在公共领域争取政治言说的一种性别姿态。以女性的视角走进台湾历史，从前的女性议题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得到了重新阐释和多向延伸；而重书台湾历史的努力，实际上也包含了建构女性历史，成为“女史迁”的野心。
90年代台湾女作家重书台湾女性历史的创作，首先通过描写“二二八事件”的创伤性历史记忆，来发掘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蔡秀女以《稻穗落土》侧写“二二八事件”的白色恐怖；以《消失的罪行》，探讨在传媒推波助澜下，一波波有关“二二八”的影像报导、纪念活动并非有助于重构历史真相，因为“在台湾这个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媒体为党派、商业集团所控制，媒体作为扒粪，揭示隐私、攻击异己及商业目的等种种的手段，反而大大超过它的道德使命”。李昂的《彩妆血祭》，以一场纪念“二二八”50周年的集会为背景，透过参加集会的女作家视角，委婉地讲述了一个在血案中失去丈夫、带着遗腹子艰难求生的“王妈妈”的故事，意在通过叙述女性来叙述历史。萧丽红的长篇小说《白水湖春梦》，见证了“二二八”那年，白水湖一带受人尊敬的邱老师，还有双润医院的黄院长，突然“没有任何理由与线索的消失不见，探寻的焦虑混杂着破灭的希望，从此成为生者最沉重与孤独的承担。”况且，这种政治迫害，“往往是家庭的连坐、世代的牵累，是由‘生’到‘死’黝黑无尽的时间长巷。”小说透过历史上的政治劫难，将受难人的家族命运和后代成长与持续不断的历史流变结合起来，在白水湖的沧桑变化中彰显天理。
在此类题材的创作中，陈烨的长篇小说《泥河》（1989年），更是第一部台湾女作家“重量级”铺陈“二二八”历史记忆的作品。陈烨，是80年代崛起的一位草根性强烈的新世代女作家。陈烨1959年出生于台南府城世家，1979年以短篇小说《终站之前》跻身文坛，其小说曾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推荐奖，吴浊流文学奖等等。其作品，或忠实记录土地上的人们向生活挣斗抗奋的生命历程，或捕捉和铺陈形形色色的校0问题，鞭辟教育弊病的怪象，或反思台湾文化悖乱现象的艺术新形式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创作，是探索土地世家变迁，省思历史与政治运作课题，《泥河》集中代表了这种创作指向。
在台湾学者邱贵芬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