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中心：后现代文化潮流的涌动
台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兴起于80年代中期。最初是在文学层面上跃动，它主要以“现代化”为名，反对乡土文学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使命感。随着1987年的解严，政治、文化禁忌很快被打破，台湾的文化形态显示出它众声喧哗、多元发展的格局。到了90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已经相当强大，并成为台湾社会文化的主导形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和与其不断碰撞融合的台湾女性主义思潮，就成为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4。
一般说来，后现代文化思潮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属于都市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台湾为了赶上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从80年代起便开始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实现从劳力密集型产业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并以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与之配套。当台湾越来越变成一个都市岛的时候，资讯事业的高度发展和大众消费的极度膨胀，使它具有了西方国家所定义的那种“后工业文明社会”的某些特征。与此同时，台湾工商资本经济的发展给都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人口膨胀、住房紧张、事通事故、环境污染、失业人口、色情泛滥、亲情疏离、人性变异等等，使社会趋于纷乱、杂沓和无序。社会大众的消费导向，也使商业逻辑轻易地入侵了文化领域，将文化变成了消费品。如果说，文学对于工业文明社会的反映，往往是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而对于后工业文明状态的文学表现则常是“后现代”的。当“后工业文明”社会的种种问题逐渐出现并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种社会状态的“后现代”反映，也就成为一种势在必然的趋势。
后现代思潮在台湾的兴盛，与知识文化界的推动不无关系。1987年，台湾大学外文系邀请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学者哈赞赴台做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系列演讲，随即通过台湾学术界和公众媒体的力量，在岛内掀起后现代思潮的热浪。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对西方成熟状态的文明的一种反思和再认识。它以对一切宏大叙述的怀疑为特征，以对中心、权威、主流、崇高的解构为己任，并呈现出游戏、反权威、反神圣的后现代风格。而台湾解严之后的政治松动和言说自由，使人们长期压抑的精神状态，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那种解构与颠覆、戏谑与反讽之中，找到了释放的途径。90年代台湾的政治论述、情欲书写、边创作等现象，都与这种文化背景中的精神呼应相关连。
如果说，8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或以“女性启蒙”的主导意识，诉说着现实社会中的各色女性问题；或以6离政治的姿态，营造着闺秀文学的爱情景象；或以女性的乡土怀想，发掘着民族文化传统的资4；但不管怎样，这些创作大多走在秩序和轨道之内，它们在质疑现实的时候也正视现实。而到了90年代，台湾女性主义潮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台湾妇女运动的高涨，女性争取自我权益、参政议政的斗争更趋激烈，诸如1994年台湾女界要求修改《民法·亲属编》中关于女性无财产权法规的运动的胜利。一些直接参与社会运动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更激发了政治书写的热情。
另一方面，90年代学院派女性主义学者的涌现，诸如张小虹、刘毓秀、顾燕翎、李元贞、邱贵芬、范铭如、梅家玲、石之渝、刘亮雅、何春蕤等人的著书立说，加之女书文化出版公司的大力推动，使得8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相互渗透融合的西方最新理论动态得以传播，促进了台湾的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的携手，在女性主体构建、“反逻各斯中心”、“解构男性神话”、“性别换位”、“身体政治”、“边反抗”等问题上，台湾女性主义学者的学理研讨和对女性创作的批评实践，逐步探索着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与现实操作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中的政治论述与情欲书写大行其道，并凸显出其颠覆与另类的创作面貌。
欲望革命：性别议题的再度开发
性在台湾文坛长期视为禁忌，女性尤其被排斥在这种生命体验之外。几千年的封建禁锢和男权压迫，早已把女性的身体变成男性欲望的符号与工具。女性主体建构的缺席，使得女性情欲作为女性特殊的经验区域，反而变成了未被开发的女性文化的“荒野地带”。长久以来，只有男作家敢于在作品中描写女性情欲，女作家稍一越轨，便被打压，60年代初期查禁郭良蕙《心锁》的那桩文坛公案即是明证。随着9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的激进，台湾女性文学开始大量涉足女性情欲，在性别议题的再度开发中，彰显了女性的生命主体和欲望世界。
台湾社会的性解放呼声得力于妇女运动甚多，要求男女平权的妇运，到了90年代，强调以性别议题作为突破点。女性主义者认为，性与人的社会行为有着直接关系，最能够反映女性被男性变相压抑的指标。现如今，“在法律、经济、社会面，女性的地位或许比从前高，但是在情色的水准上，男女间的物理关系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鉴于此，90年代的台湾妇女运动中，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以叛逆的姿态，打出了“情欲解放”的旗帜。1994年，女性主义学者何春蕤出版了《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一书，并以《女性主义的性解放》为序，传达了激进的女性主张。这本书从现实社会中“性压抑的身体情欲逻辑、贫脊的情欲文化”入手，指出女性长期为文化机制与社会传统的性压抑处境，呼唤“情欲自主”的“豪爽女人”，鼓励现代女性争取被剥夺的性自主权。“情欲解放”很快成了新一轮妇女运动的旗帜和行动策略，不少高校建立了性研究室、性工作坊等，把女性的性爱与情欲满足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更有甚者，先是在一次街头妇女游行中，有人喊出了“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口号，由此引发了台湾文化界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接着台大女生公开提出集体观看色情片的要求，甚至集体抢攻男厕所（抗议厕所不够用）。而沸沸扬扬的情色小说则是最突出的一环。”台湾女性文学的写作迎浪潮而动，一时间“情欲文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李元贞的《爱情私语》（1992年）、苏伟贞的《沉默之岛》（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1994年）、杜修兰的《逆女》（1996年）、邱妙津的《鳄鱼手记》（1994年）、《蒙马特遗特》（1999年），还有陈雪、洪凌等人的情欲书写，都大胆表露了女性隐秘的情欲世界，甚至提出种种不为传统所容的“性少数”问题。这里，不仅有作为性辕政治的泛情欲文本，有纯粹的女性情欲探讨写作，也有另类的同性恋小说。
李元贞作为一位大力推动妇运的学者，其文学创作与妇运实践紧密结合。她的长篇小说《爱情私语》公然亮出“良家妇女的黄色小说”招牌，以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对自己身体自主的理念作出文学阐释。小说的女主角何未名，是一个赴美留学的26岁女子，因为被男友抛弃，利用暑假在洛城打工。艰辛的生活中，不时遇到各式男人的性骚扰，加之沉睡的性意识，让她备感女性生命的无价值。她曾被尼尔森引诱失身，经历了堕胎的创伤性经验；后来在与邻居小张两性接触中，她了解到爱情辕婚姻辕性爱这自古以来三位一体的生命建构，并不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她坦然地去追求并充分享受性爱之美，从容地面对学习和生活，最终结婚生子，一生安宁。
从何未明婚前的情欲经历中，可以看到主人公在两性观念变化中的“成长”。她与男友韩次生的交往，因为对自己身体的无知和疏离，让她品尝了性禁忌的苦果。与尼尔森的性接触，觉醒的身体有了一种渴望，可对方的性怪癖又吓得她忙不迭逃离。再与小张相处，抛弃了原先禁欲的、理想的、伦理的原则，她开始专心致志地享受性爱之美。正因为看到现实生活中，“女人性满足常于淫妇身上，造成良家妇女排斥性之社会现象”，所以，李元贞旨在“尝试以良家妇女的角色来面对性，处理性，在性经验中成长”，她要“把性光明正大地还给女人”，“松懈社会片面加诸女性的桎梏，让女性从性的盲目与暧昧中步出而走向性的启蒙与大明大白”。苏伟贞的《沉默之岛》，被台湾学者施淑称为“以爱情故事的形式所作的关于人的欲望的实验报告”，曾荣获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推荐奖。小说的女主角晨勉身世畸零，秉性特异。其父是个一路嫖妓的货车司机，母亲忍无可忍，杀了丈夫，被判无期徒刑。长大后的晨勉对自己的身体和传统伦理道德发生质疑，她既为商业利益几近卖身，不断地与工商巨头纠缠，又被传统文化制约而感到精神负罪。内心的矛盾和焦虑无法平息，晨勉足迹遍及香港、印尼、新加坡和欧美等地，一路和不同男人作爱，却只有情欲的过程，而无恋爱的内容，内心痛苦而绝望。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朋友，与那些和她作过爱、谈过爱、同学、同事、异性恋者、双性恋者，毫不相干”，她只是“一座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