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魂牵梦萦的家园情结
乡愁，作为一种最令人魂牵梦萦的情感，它不仅连缀着人们有关故乡、祖根、家族、亲人的历史渊4，也蕴含着诸多童年经验、生命岁月的成长记忆；特别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飘流四方的人们来说，乡愁更成为心底柔软而不敢触摸的情感所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文现象的表现，乡愁又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它不分国家、民族，也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它所传达的是人类某种共通的、永恒的精神感情。中国的乡愁文学传统一向46流长，无数羁旅人生的歌唱真挚感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8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李白的诗篇不知唱2了古往今来多少游子心头的故乡明月。当我们纵观古今中外文坛的时候却发现，很少有地方像中国的台湾地区那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文坛创作中，能够如此集中地、如此强烈地、高密度地一再复现乡愁的文学主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
台湾乡愁文学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凸显，不乏中国文化传统的孕育，更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原因。作为一个移民岛，2300万台湾人几乎都是大陆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移民岛的特色决定了文学的乡愁特色。台湾的乡愁文学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存在，那是台湾人在日据时代的高压统治下，对祖国和原乡的孺慕之情。一如巫永福的诗歌《祖国》，钟理和的小说《原乡人》等等。40年代末随失败的国民党政权迁台的200多万大陆军民，构成了近代中国最大规模的“政治流亡”和“移民潮”，并带来他们漂离故土、流寓他乡的人生经验。初到台湾，面对四海茫茫的孤岛生存，无论是笃定政治立场主动前来的，还是被无可左右的命运裹挟而来的，或是由于种种复杂的现实原因选择了台湾的，历史骤然转折之际与人生仓惶迁徙之中造成的命运归宿，也使这些大陆迁台的“异乡人”，在海峡两岸长期的政治隔绝中，充满了归乡无望、骨肉分离的痛苦，并患着强烈的思乡“病”。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大力推行“反攻大陆”的所谓“国策”时，他们便利用了大陆迁台军民的思乡心理，制造出“反攻大陆回故乡”的政治神话。这使得50年代特殊文艺生态环境中出现的怀乡文学，创作伊始就具有了一种复杂的背景和斑驳的面貌，其乡愁的诉求，也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表现层面，人们对它的评估和研究，自然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怀乡文学在这一时期台湾文坛上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一方面，就官方的主导话语而言，他们有意将“反共”与“怀乡”同时纳入50年代的意识形态中，企望凭着这种强势的政治话语与柔性的“怀乡”情感的特殊结合，来对大陆迁台民众起到或政治鼓动、或激励“战斗”、或安抚心理的作用。所以，官方文坛竭力赋予怀乡文学以“战斗”色彩和政治性格，期望通过一种“反共的怀乡文学”，来传达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若要返乡，必须“反共”；只有“反共”，才能返乡。如此以来，受到官方文坛主控的怀乡文学，其乡愁主题和表现传统被历史失败者的政治情结与复仇情绪所缠绕，原乡的土地反而成了政治言说的场域，这在部分男性作家的怀乡诉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正如白先勇所说：“这些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与现实脱节，布局情节老套公式化，故事的主人翁不管如何饱尝流放的痛苦，总是会重临故土，与大陆上的家人团2结局。这些作品满注思乡情怀，但这种悲伤的感受老是陈腐俗套，了无新意。”另一方面，从真实的普遍的文坛情形来看，最能代表怀乡文学成就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创作，恰恰越出了官方所预设的“中心”轨道，并以一种有意无意中形成的疏离姿态，从大陆台迁军民的原乡情感和文化记忆出发，于文坛的边地带开始了怀乡文学的写作。这在台湾女作家那里颇具代表性。
50年代怀乡文学的创作者，多是军中作家和女性作家。以前者来论，当初随国民党政权来台的一批少年兵，在无根的岁月里，“他们失去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却获得以乡愁为血液，以流亡为骨架，以憧憬为粮秣的生命。”在疗饥似的文学阅读和写作滋养下，这批少年兵日后成长为著名的作家。小说家方面，有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等；诗人则有洛夫、罗门、痖弦、管管、杨唤、商禽、辛郁、张默等。由于特定时代台湾的政治环境以及军中作家所受的“军中教育”，他们最初的怀乡写作也曾带有偏执而强烈的政治情绪，一如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荒原》和《狼烟》，在怀乡框架中所融入的那种“战斗”主题。
随着国民党“反攻大陆”政治神话的幻灭，军中作家当初狂热的“战斗”情绪逐渐冷却下来，思乡忆旧的情思也随之涌起。出自于一种民间记忆和童年经验，他们更多地以故乡传奇和村野趣闻，再现富有文化意蕴和民俗风情的乡土生活。朱西宁的《铁浆》、《狼》所塑造的乡土中国的“血气汉子”形象，司马中原的《狂风沙》、《红丝凤》、《乡野传闻》所萦绕的浓烈乡愁，段彩华充满象征意象的《花雕宴》等，皆为风格鲜明的怀乡佳作。
对于大陆迁台的新移民女作家来说，她们在台湾文坛上的出发，多是从绵绵乡愁的诉说起步的；她们在怀乡文学这一波创作潮流中所充当的，是主力军的角色。也许因为女作家并非“战斗文艺”正规部队的5故，也许因为女作家对家园、亲情、人性以及美好事物格外敏感和珍惜的原因，她们笔下的怀乡文学，往往避开了“战斗”主题的缠绕和政治话语的介入，或以旧情往事的眷恋，抒写漂泊人生的乡愁，如张秀亚的《三色堇》、琦君的《烟愁》、谢冰莹的《故乡》当为代表的创作；或以故乡人物的怀念，描摹悲欢离合的人情世态，回眸女性生命岁月的成长，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於梨华的《梦回青河》、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等。然而，女作家这种普遍的乡愁诉求，因为不同程度地疏离于官方倡导的“战斗文艺”路线，不仅不能以主流创作面貌得以彰显，反而被排斥到文坛的边位置。在主流批评家眼中，女作家“所写的差不多是身边琐事。读她们的作品，仿佛不知道是在这样惊心动魂的大时代里。”“和‘反共文学’相比，以怀乡为主的题材显得不够‘积极’，在不重视文学性的‘战斗’时代只能成为支流。”由此可知，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相对纯正的怀乡文学写作，与官方所倡导的“反共怀乡文学”路线之间，相距甚6，所以，按照主流文坛的价值评估标准，她很难得到当时的重视和肯定。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沉淀，今天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存的，正是女作家笔下这种具有纯正文学素质的怀乡作品。
台湾学者齐邦媛明确指出：“光复后十年间，台湾文坛上质量最丰的是被称为‘怀乡文学’的作品。”怀乡文学，抑或被称为乡愁文学或回忆文学，它与“战斗文艺”几乎同时产生，盛行于50年代末期。怀乡文学的内核是一种“乡愁意识”或“怀乡意识”，它“在50年代台湾所创作的小说中，藉由人物的对话、独白、回忆、想像、比喻、梦想或描述，来表现出思念家国、思念故乡或思念先前的心理。”而依此心理所创作出的主题与写作方式，即谓之怀乡文学。
台湾新移民女作家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怀乡文学，作者的身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飘流者，创作的视角是对旧情往事的怀想与回眸，所以生活素材的发掘来自于原乡的土地，贯穿始终的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乡愁，作者所要传达的是有关家园、乡土、亲情、友谊、人性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忆念。在这种乡愁书写中，题材的过去时，和情感的现在时形成巨大的反差；时空的转换，地域的迁徙，让人生的流浪有着时代的跨度，也见证着乡愁的浓度与深度。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事件、物品、地理、景色、气侯，常常让作者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引发出怀乡的创作动机，也带来温馨而不无感伤的乡愁情调。琦君的《末著尘的白雪》，写大陆旧邻之女张丽薇的到来，让主人公世宽在“他乡遇故知”的相逢中，滋生出怀乡的情绪；张漱菡《意难忘》中的家书，琦君《百合羹》中的百合羹，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中的金铃子，都让人缅物怀乡，心向往之；琦君钟情的江南雨天，林海音的北平城南胡同，皆变成亲切的忆念。这其中，长期飘泊在外的游子对于离散亲人和故乡的渴盼，又成为乡愁书写的一条主线。往昔犹如梦，故乡是支歌，虽然这梦并不2满，歌声里也含有忧伤；但无论走遍天涯海角，月是故乡明，情是乡愁深，怀乡是台湾女作家萦绕在心、挥之不去的家园情结。因而，新移民女作家的怀乡是从个人的原乡经验和生命情感出发，在群体崛起于50年代台湾文坛的时候，又以乡愁主题的共同诉求，传达出这一代飘洋过海、6离故土女作家的集体记忆。
忆旧：身居孤岛的人生回眸
忆旧，作为一种人生情结和写作视角，它贯穿了台湾新移民女作家50年代的怀乡小说创作。“广义地说，一切文学都有回忆的成分在内。文学不只是记录，而更是对人生的观照与反省，从观照与反省中的了悟、悲悯，广而深的了解与同情，才是伟大文学的素质。“对于新移民女作家而言，仓促迁台的流寓人生，使得思念大陆故乡的孤岛回望定格为一种乡愁方式，也成为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故乡题材的过去式，与作家怀乡情感的现在时，又让她们在人生回眸的历历目光中，见证着怀乡书写的时空跨度和情感落差。故国、家园、昔日，童年、旧情、往事、乃至文化传统，这种回眸式的人生书写，带来了新移民女作家怀乡小说的回忆文学特质。琦君、张秀亚、林海音、钟梅音、艾雯、徐钟佩、谢冰莹、刘枋、邱七七、张漱菡、王文漪、繁露等女作家在这一题材领域的写作，又多以情感化的小说和叙事性的散文为主要表达方式。
对故土人物的忆念，首先构成了新移民女作家怀乡忆旧的着眼点。“怀人”的篇什，是以“爱”的主题的流贯，人性发掘的独特，温馨而感伤的情调，以及叙事与抒情相交融的心灵言说方式，呈现出女性的人间悲悯情怀。
在这“千里怀人”的故乡回眸中，上至父母祖辈，下至兄弟姊妹，家人亲情的悲欢离合，割舍不断的血5关系，成为感人至深的一幕。种种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正像女作家琦君所说的那样：
每回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8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父亲的形象，是新移民女作家笔下出现最多的的形象，同时也是怀乡书写难以处理的题材之一。许多女作家面对父亲题材时，都不免有无形的压力。在过去的时代里，或因旧式大家庭的制度森严，女儿与父亲接触机会甚少；或因父亲功名显赫，让女儿心存畏惧；或碍于父亲的社会形象，做女儿的不便书写家庭的私生活；或由于父亲的人生挫败，让做晚辈的难于直抒其言。所以，能否突破心理束缚，在自由、真实的境界中来写作，这是刻划父亲形象的重要前提。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新移民女作家那里，看到了性格各异、真实生动的父亲形象。刘枋以“女儿不才”的内疚心理写《父亲，原谅我》，在女儿眼里，神情潇洒的绅士父亲，“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由过去到今天，以至永远。”在《父亲的悲哀》一文中，钟梅音以沉重的笔触写到父母失和的家庭中，节俭克己、沉默寡言的父亲，内心却涌动着对子女的亲情厚爱；琦君则透过儿时的童心稚情看《父亲》，从昔日威风森严的军官，到退职后平和、慈祥的老人，父亲的形象在女儿心中经历了一番真实的演变。特别是徐钟佩笔下的《父亲》，写一个被放逐于家庭亲情之外的老人寂寞的一生，读来令人感伤、惆怅。父亲因为平生没有煊赫功名，遭到生性好强的母亲旷日持久的冷遇。“父亲把一生的哀9，化成一脸宽恕姑息的笑”，直到“他咽最后一口气，床边家人环泣，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受了大家的爱和关切。”还有张秀亚的《忆父》、《父与女》，林海音的《我们的爸》，邱七七的《遥忆父亲》等等，上述作品，情深意切，贵在真实。父亲的真实性格人生，在女儿对父亲的忆念和对父亲形象的审视中，融入了深刻的人性内容和家族议题。
母亲形象的塑造，是新移女作家的最为亲和与普遍触及的题材，其中又以琦君作品中的描写格外动人情怀。琦君著作等身，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作品集多达34种，50年代有小说集《琴心》（1953年）、《菁姐》（1954年）、《百合羹》（1958年）等问世，。琦君写的最出色的是忆旧文，而母亲永远是她笔下最重要的人物。同样是写母亲，琦君在不同篇什里涉笔母亲性格的各个侧面。《衣不如故》着重写母亲的素衫旧衣，节俭持家；《母亲新婚时》表现母亲对爱情生活的一往情深；《母亲》刻画了一个农村妇女善良、淳朴、仁义的美德；《一朵小梅花》写母亲对父亲的宽容大度；《髻》流露出母亲对丈夫纳妾的无奈和幽9；《母亲那个时代》呈现了母亲勤劳的本性；《母亲的偏方》反映了母亲颇富民间智慧的生活能力和干练性格；《毛衣》则写出母亲对女儿无尽的关爱。琦君的母亲，勤劳、节俭、容忍、慈祥，她集中传统中国妇女的三从四德于一身，为家庭、为他人奉献了一切，自己却走不出悲剧的命运。在女儿眼中，“母亲一生辛劳，从没享过一天清福，哥哥的突然去世，父亲的冷淡与久客不归，尤给予母亲锥心的痛楚”。但她无9无艾地容忍着丈夫半生的冷落，全心全意地养育女儿成人成才，最后长眠于一生孤独守望的寂寞桔0。琦君对旧时代女性命运的透视，温婉感伤的笔触背后，又郁积着无言的怅恨与愤懑。
琦君：《母亲》，《琦君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