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仍然愿意这样想象：假如父亲们当年有点儿远见，懂得他们唯一还能为自己的孩子所做之事就是不再回来，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不同呢？生活中没有父亲的最大困难，就是他们带走了生活必需的知识，为此，我们至少得依赖那些老人——我们的祖辈——向他们学习各种手艺，比如，泥瓦手艺、木匠手艺、铺设管道什么的；大学生还得依靠老工程师们来培养；或者我们搬到邻国去，学到最基本的知识再回来。然而，生活的艺术我们是会从我们瘦骨嶙峋、为了生存拼命储藏食物的母亲，而不是从那些打了败仗、脑袋里留有弹片的士兵那里学到的。那样，我就还可以继续去汉兹家找他玩，我和妈妈也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聊聊天，而不必容忍我父亲吃饭时那种暴君式的吸溜声响；亨利希·施密特也就能逃脱掉那位身为他父亲的将军大人给他的致命判决。
然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些发生在我们母亲身上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在我发现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之前，我首先注意到我母亲笑起来不一样了，和以前不一样，和我的笑也不一样了。以前她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大笑，有时候笑起来甚至停不下来似的。突然有一天，她的笑声听起来很像让人生厌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声，并且她的嘴巴也不能像小丑或者孩子那样无拘无束地咧开了，而是有节制地压缩成一个椭圆形，让嘴唇半遮住牙齿。女人的这种笑法我这一辈子都很不屑。当时，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母亲常常说自己笨手笨脚，连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而我很清楚，她说的与事实完全不符。甚至连我都学过用锡箔纸或者铁丝来修保险丝，而我母亲却声称根本不知道怎么换保险丝。每当突然停电屋里黑下来时，她就一惊一乍，摆出一副吓得要死的样子，而实际上几年来我们都受灯火管制，或者是在停电中过日子。有次我听见她对一个女友说，我们得帮助男人重新找回自信。我记得，当时我对汉兹·帕茨克第一次这样说：我妈很傻啊。汉兹答道：我妈还不是一样！
如果那时我们的母亲得以保持住自己的笑声，承认自己会修理保险丝，她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可是，她们那些对幸福的梦想来自和平时期，她们的笑声受到歌星和电影明星玛丽卡·罗克或者查拉·雷阿德的感染。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们这样唱着，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她们错过了这个该受诅咒的世纪里的一次机遇：她们其实能够借助这次机会，扯断纽带，把儿子与父亲分开。就这么一次机会，看看如果男人不在家，没人模仿他们的士兵形象和严格的命令结果会怎样；看看如果儿女都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们不会因为要维护丈夫的自尊，而把自己的理智、生命力和她们的笑声拱手相送的话，结果又会怎么样。
女性生活似乎素来就被贴上了“滑稽可笑”的标签。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如果争夺伴侣和繁衍子孙后代所进行的争斗使得这些可笑之处变得举足轻重时，我们居然如此心甘情愿地迁就它们。但是，当我们的母亲重新收容了那些幸存的士兵时，她们同时也就接受了战后更加困难的竞争条件——据说，当时两个半女人在争夺一个男人。而这时长丝袜像食品一样奇缺，要展现美腿就得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如同征服男人就得依靠诱人的烹调手艺一样。也许，我母亲之所以从来没有禁止过我父亲吃饭时吸溜出声，是因为住在一楼的军人寡妇布克哈特公开表示了对我父亲的好感。有一次，她甚至还送给他一块自己亲手烤制的碎糖奶油点心呢。
如果没有战争，男人也就与女人一样是个普通人。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战争使男人的特性得以发扬光大，比如，视死如归和骑士的忠诚精神。这么说是因为战争消灭男人，使得他们变得极其宝贵。于是，他们原本令人发指的行径收获了女人最炽烈的爱；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嗜血好战当成自己身上的最佳品德。否则，汉兹的父亲、我的父亲以及后来当上将军的施密特绝对想不到，他们这些疲惫不堪、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中归来的军人，浑身血迹斑斑，沾满自己或者他人的血，却偏偏被委以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我清楚地记得，几年以后，在我听到母亲说要帮助男人找回自信之后，我父亲当上了警察。这之后没过几天，我母亲又对她的同一个女友耳语道：他还是穿上制服最精神。我却觉得，他穿上制服后更不像那个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了。
我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怀疑我不是母亲亲生的。不管我父亲是谁，我承袭下来的东西如果不是来自他，就必定是我母亲遗传给我的。这种想法让我很不舒服，有时甚至感到难堪。尽管不是特别情愿，我当然还是爱过我母亲的。
真正愿意承认自己是父母孩子的人，我认识的并不多；而希望自己和父母一样的人我认识的就更少了。与之相反的是，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为自己所面临的先天威胁——与自己的父母越变越像——感到惊愕不已。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像是障碍滑雪，虽以回转的方式环绕着遗传特征左右摇摆，但终究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到达命运早就设定的终点。如果我母亲不是那么放荡不羁的话——她显然从来没有觉得喜欢肆无忌惮地暴露自己那丰满的肉体是寡廉鲜耻的表现，如果她能意识到，那些她自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实际上是毫无羞耻的表现，或许我就可能拥有青春之爱。也许我还是没能拥有，但也许似曾有过。
我厌恶女人的肉体，也讨厌我自己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遗传我母亲那由乱七八糟的血管点缀出的蓝色大理石花纹般的苍白皮肤，以及她那红中带黄的发色，没有遗传她那淫荡的、彩色粉笔画一样多彩的女性特征，和两条圆润大腿之间的那簇淡红色的阴毛。但是，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忍受我那还没有发育的瘦弱身体听命于我母亲发出的遗传信息：我的身体变得具有女性特征了。如果这种女性化意味着我会与我母亲不同，我大概不会觉得太受困扰或者根本不会为此反感。我认为，我母亲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女人味非常令人不安。
我讨厌自己的裸体和它明显的发育趋势。于是，我穿上男人那种又长又宽的毛衣来罩住它。我拒绝给它提供食物以阻止它形成轮廓鲜明、线条丰满的女性特征。我强迫它在走路时除了动动腿，哪里也别动，可别哪天不小心每走一步就扭一下屁股，就像我母亲那样。如果我躺在一个男人身边，我勒令自己的身体什么也别做，因为我相信，只有我母亲那样的女人才会有所动作。而且，如果我有什么举动了，男人会以为我是为了迎合他才这样做的。即便我是真心想讨他喜欢，我也一动不动。
我十七岁时，躺到我身边的第一个男人比我大一岁。有一天放学后，我和他一起回家。太阳照着，他的房间又小又窄。房间右边是一张靠墙的木床，正对着一个门上有镜子的老式衣柜。他声称，十四岁时在波罗的海海边的帐篷里受过一位女老师的引诱。从那以后，他至少和十五个或者二十个女人发生了关系，但是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处女。我很疼，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在衬裙的花边之间举起的双腿。最后我好像是摔倒在柜子和床之间的空隙里，我们俩都为此笑了起来。但是这些我记不太准了。他的名字不是克劳斯就是彼得，要不就是克劳斯-彼得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
另一个较早的日子我记得比较清楚。那是一天放学后我们一起等地铁。车站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是在车站的另一头有个男人先用桶往地上泼水，然后清扫站台。克劳斯-彼得穿着一件墨绿色、带拉锁的横织外套，我们把它叫作“四边装”。这件墨绿色夹克的袖子是我见过的四边装里最宽的那种。他的手臂在那超宽的袖子里拥住我，和我接吻。他夹克里冒出的那股暖融融的汗味，与列车驶进站台时所夹带的散发着腐味的轻风混杂在了一起。
这是我还能记得住的在认识弗朗茨之前唯一的吻，我的初吻；往后就是最后那一个吻——和弗朗茨无休无止的吻。
暑假期间，克劳斯-彼得带给我一只他在罗马尼亚买的或者是逮到的乌龟，说那是给我的礼物。而我却认为，那是因为他母亲不让他在家养乌龟的缘故。冬天，我怕乌龟死了，把它弄醒却没有喂食。结果，它死在了我家。这是发生在我在克劳斯-彼得家的楼道里过夜之后很久以后的事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当我在他家门前的楼梯上哭诉着睡着以后，他是不是还是回来了，然后蹑手蹑脚地绕过我进屋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有个年纪大些的男人见我挡了他上班的路，就把我叫醒，让我回家去。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儿自尊吗？他问我。我母亲也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这样做，或者她曾经这样做过，所以至少希望我不必这样做，特别是她声称我有着一双比她更美的腿。然而，我总是觉得我必须这样做。
你真的在楼梯上坐了整整一夜吗？弗朗茨问我。
对，我答道。然后，弗朗茨盯着我看，似乎他也会问：你怎么连一点儿自尊都没有呢？或者他会问：你是不是还会做出这种荒唐事？也许他担心，有一天我也会坐在他家门前的楼梯口上，而门后面，他和他太太正在享用肉汤汤饺，并没有想起我。这正是他午夜一点回去，然后消失在门后的地方。来自德国南部乌尔姆的弗朗茨把这称为“我回家去”，而不是如柏林人所说“我回到房子里去”。弗朗茨回家去，回他那并不称心如意的家。当时，四十或者五十年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究弗朗茨和他太太在那扇门后面做了些什么。我自认为对那扇门的结构特性还是相当了解的。如果我知道弗朗茨和他太太要去剧院，或者他们应约赴宴的话，晚上六点半或者七点钟时，估摸着是他们换衣服的时候了，我就坐进一把沙发椅，看着他们夫妻俩为成双出行做准备。我看到，弗朗茨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件干净的衬衣，系好领带，把鞋擦亮；看到他太太扣好一件黑白条相间的真丝衬衫，然后在上面喷了香水，那香水的牌子和弗朗茨送给我的一模一样。弗朗茨来看我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用过他送给我的香水，因为我怀疑弗朗茨的用意是，送给我他太太喜欢用的那种香水，从而避免身上带有陌生女人的香水味；或者他是为了晚上把自己的手放进她两腿之间时感觉不是单独和她一个人在一起。总之，我一直无法打消这种猜疑。我看到弗朗茨帮她穿上大衣，她却找不到公寓的钥匙了，而钥匙在厨房的桌子上放着呢。弗朗茨手里拿着汽车钥匙，对她说：我们得快点儿了。他只是稍稍有一点点着急而已。然后，门锁终于“嗒”的一声撞上了，我一个人被留在了里面。有时候，我也悄悄地跟着他们一直走到车库，在那里观察他们启程时那完美的舞蹈动作：我看到她是怎样在房子大门前几乎不让人觉察地放慢了脚步，好让他从容地为她开门，她走出去后，他用指尖在背后撑着门跟着她。那是种轻松的、练习过千百次的、动作上的同步和谐，同时，还有那不断重复的关门声响——车库门声和汽车门声。
其实，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弗朗茨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维持原状，而我的生活却像没有抹过灰泥的黏土屋，被暴风雨冲走。且不说我实际上没有这么做过，就算是我真的尝试过，用防水帆布或者赤手空拳在黏土屋这里遮一下那里堵一下，也无济于事。这肯定也和时代的变迁有关。结果就是，唯有我的生活受到了冲击，而来自乌尔姆的弗朗茨，他的生活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话说回来，即使弗朗茨没有出现，我以前的生活也会所剩无几。在那几十年里，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些人生准则，并以我自己为中心建立了某种体系。这些只有看作我对那个荒谬政权的条件反射才有寓意。也就是说，负负为正。然而，在那个不寻常的时代结束后，我的这些准则和体系不仅变得多余，而且也被证明碍手碍脚，让人不堪其扰。
就先说说乌龟吧，为什么我们有过这么多乌龟呢？我觉得，事情是这么开始的：我们的一个邻居或者是亲戚生了个孩子，我的女儿要求我也给她生个弟弟或者妹妹，而我对此却无动于衷。我曾经希望有个孩子，于是，我生下了她，也很爱她。虽然我知道一个孩子并不能保证一个物种的繁殖，也知道我对传宗接代的厌恶要么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要么是退化的表现。但是，只要一想象我的身体要孕育更多的孩子，我就反感无比。所以，当有一天我女儿生气地要求我再怀一胎时，我的上唇立刻长出了一个壮观的燎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女儿放弃了这个要求。她对我说，如果允许她养一只大刚毛狗的话，她就可以不要小宝宝了。我觉得，这孩子并不知道大刚毛狗长什么样子，她不过是喜欢狗名的发音罢了。虽然我不必亲自去生下一只大刚毛狗，但是得喂养、遛狗、梳毛、带狗去看兽医。我不想再要婴儿，也不想养什么大刚毛狗。当我女儿明白她也会输掉是养还是不养大刚毛狗的这场战斗时，她连问都没再问，有一天就径自把两只猫带回家来了。她的说法是：如果不是围观者中有人富有同情心的话，这两只猫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城郊火车站“逊好泽大道”前面淹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