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这天晚上弗朗茨用了“对”这个字。这是一个充满期待而又自行消失的“对”，伴随着它微弱乏力的回音。这十年或者二十年来，我又重新想起了它。但是那天晚上我听到这个字后，就忘记了。很奇怪，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当然一直知道自己没有过青春之爱。我之所以一定是知道的，是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徒劳等待并寻觅爱情的人。我不无嫉妒地瞅着我周围那些人，他们只需坠入情网、订婚、结婚就能得到简单轻松的幸福。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也许是由于我的秉性或者是类似的、无法得知的原因，我却被排除在这种幸福之外。我渴望着幸福，同时却又鄙视它。很可能我也鄙视那些幸福的人。直到今天我都在问自己，是什么或者是谁把这种阴郁注入了我的灵魂？是我降生年代的那场战争吗？还是我母亲那让人无法忍受的对生命的狂热？可又有谁能说清楚这些？总之，在遇到弗朗茨之前，我虽没有青春之爱，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异样。只有当我认识了弗朗茨之后，下面这句话才有了意义：我不曾有过青春之爱，我错过了什么。
弗朗茨有过青春之爱。他告诉过我，而且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弗朗茨和一个女孩相拥在沙滩或者草地上，他们脸上洋溢着那份“我们拥有彼此”的得意和自信。毫无疑问，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他们将永远厮守在一起。从照片上看，他们还能这样宣告。弗朗茨身体前倾，弯成一个弓形，女孩手脚交叠坐在他怀里。弗朗茨的右手搭在她胸部的上方，却没有去碰它。
另一张照片上，弗朗茨是一个人。他那双小眼睛穿透他头上的那片青灰色的天空，似乎想要吸干天上那忧郁的颜色。
对，弗朗茨说道，对，然后我就忘记了这件事。倘若我没有忘记的话，倘若我现在问弗朗茨，他那个“对”是什么意思，他会说，我那“幸福遥不可及”的轻率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爱情只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以外，这样的爱情会不可避免地毁掉两个相爱的人。他会说，特里斯坦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因为他对此心知肚明。俄耳甫斯故意回头望了一眼，因为他根本不想救出他的妻子欧律狄克。他不想爱她，只是想歌颂他对她那永垂不朽的爱，一直唱到死神降临。如果我问弗朗茨，他那“对”是什么意思的话，他就会这么说的，可我实在不想知道这些。
如今，只要我想起周围的人，就不难想象，当年他们恐怕会觉得这非常好笑：有这么一个人，处在这么一个年龄段，儿女已长大成人，甚至可能都有了孙辈，而且胆固醇偏高，有心梗的危险。而这个人却声称，他正在追回自己错过的青春之爱。在四月的那个傍晚，在我大脑的两极被换位之前，也许连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多么不可思议。爱情的境遇如同恐龙的命运一样，全世界都对其死亡津津乐道，比如对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罗密欧和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彭忒西勒娅等的悲剧。人们总是对死亡兴致勃勃，总是对“无法超越的极限”欣喜若狂。我根本无法相信世人就像他们所托词的那样没有能力去爱。他们不过是轻信了那些没有品尝过青春之爱的不幸灵魂。而这些可怜虫在还没有学会何时去爱之前，就在极度恐惧中过早地把爱情从身体里呼唤出来了。
对那些自称喜欢回忆童年的人我一向都没有什么好感。虽然当初遇到这样的人时，我就已经隐隐感到我这样做对他们不太公平。如果一个人有个美好的童年，怎么会不喜欢回忆它呢？我不喜欢回想我的童年，更别说我的青少年时期了，所以，多数时候我就根本不去想它。然而，有时候我却身不由己了。于是，突然我就和汉兹·帕茨克坐在了排水沟上。那时正是夏天，我们都不必穿鞋。汉兹嚼着一块口香糖，我哀求他分给我一半。汉兹虽然不乐意，但还是从嘴里揪出了那块灰白色的东西，用他那肮脏的拇指和食指把口香糖从中间拉扯开，同时用舌头截住那些宝贵的口香糖丝儿，然后给了我较小的一块，我就继续嚼着那块被汉兹的口水泡软的、脏兮兮的口香糖。我和汉兹是打算结婚的。有一次，是在冬天的时候，汉兹向我炫耀他可以在雪地上尿出兔子的形状。后来，我在书里读到，女孩肯定都有过“阴茎羡妒情结”时，就想起了这件事。但是，我确信，虽然我是女孩，一生中却从来没有过“阴茎羡妒情结”，甚至当汉兹尿出了那漂亮的、长长的兔子耳朵时也没有过。
汉兹、口香糖和兔子构成了我记忆里比较快乐的那部分。我记不清它们发生的时间了。不过，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没有上学。介于战后和上学之间的这段时间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之后，街角那座已被炸毁的教堂的门窗被人用砖给封住了，而且我们再也不能拿那些死兔子当玩具玩了。其实它们是被毒死的耗子，我们知道真相后也不在乎。我们把死耗子包在破布片里，玩起“爸爸、妈妈、孩子”三口人过家家的游戏：汉兹是爸爸，我是妈妈，耗子是孩子。那几年的夏天都是尘土飞扬，细微的、石灰状的尘埃，从房屋倒塌的地方弥漫开来。如此多尘的夏天我还在纽约经历过一次。在那个炎热的晚上，我从曼哈顿下城的某个地铁里上来，扑面而来的气息让我感到眩晕，既难以理喻又似曾相识。和当年一样，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味，纸片在随风飘舞，看不出秩序的人和物；一切都那么仓促，同时又透着慵懒。哦，就是那种热乎乎的尘屑以及随后时隐时现的静谧。我觉得，这里一定是刚刚发生了街战，一场刚结束、结局还不错的战斗，而我，则遇到了自己得心应手的事。要是他们让我也参与该有多好。如同当年从防空洞里钻出来一样，我从地铁一出来就一头扎进纽约城那闷热、为生存而拼命的混乱中。那个我常常不能相信曾经真的就是我本人的女孩在这里重新与自己童年的某个时刻相遇了。我去纽约是在弗朗茨离我而去，再也没有归来的那个秋夜之前不久的夏天。也许那时的我已经预感到余生将会在家里依靠回忆弗朗茨度过，所以自己要先来纽约城看看。
首先是教堂的门窗都被人用砖堵上了，然后父亲们也回来了。汉兹的父亲先回来了，他的脑袋里还留着一块炮弹的弹片。汉兹告诉我，因为他父亲需要休息，从现在起，我不能再找他玩了。
炮弹弹片属于战争中最神秘的遗留物之一。它们像小小的、有生命的敌人一样，藏在男人们的身体里，过着自己的生活，或者无声无息，或者让人疼痛，或者最糟糕的是，它们突然开始在身体里游走。而且——汉兹或者是其他人这么说过——当这样一块弹片游走时，多数是往心脏的位置游动。那时，游走的弹片是无人不谈的话题。在德国的大地上，很可能有千百万这样的男人正在四处行走，表面上看起来健康无恙，实际上却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因为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战争遗留物在他们的身体或者脑袋里穿凿着。大多数的时候，汉兹父亲的情绪都很恶劣。
我父亲也回来了。其实，是我母亲声称那是我父亲的男人回来了。我们两个，他和我，都不相信她说的话。对此，我们俩大概有不同的理由。我不清楚他的理由，但是我自己完全无法相信他就是我父亲，因为他没有任何让我喜欢的地方。
以后，我不喜欢他的理由可能改变了，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交叠积聚起来，虽然我能断言，究竟是哪个理由让我确信自己不是他的孩子，但是我还是一直很不喜欢他。我不记得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的嗓音，不喜欢那个听起来总是烦躁无趣的声音，甚至是当他少见地称赞饭菜好吃的时候。他的声音使他说的每句话都听起来那么让人扫兴。如果他说“汤很好喝”，其实他的意思是“哼，汤终于好喝了这么一次”。他看人看事的眼神也不例外。似乎他的眼睛总是时刻提防着任何意外，做着最坏的打算。也许他宁愿相信自己视觉上的错觉，也不愿意相信让他烦心的事根本就不会出现。甚至当他不得不相信自己看到的都是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时，他的眼神还是早就闪烁出那种特有的自以为是：生活会在短时间内证明他是正确的，眼下这点儿快乐也不会长久。他如此行事可不是因为他脑袋里或者身上其他地方藏有炮弹弹片。大多数的时候他就坐在餐桌旁翻看报纸。在喝咖啡或者喝汤的时候，他吸溜的响声很大，似乎他想以此向我和妈妈证明，他是多么有权利如此哧溜哧溜地大声吃喝。我不记得妈妈曾经劝告过他：别吃得动静这么大吧。相反，倒是他阻止我们吃饭的时候交谈，结果餐桌上就只能听着他大声地吸溜。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相信，我父亲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倒宁愿有个诈婚的人、耍花招的骗子、走街串巷磨剪刀的师傅、邀舞的男人或者游乐场的拳击手来当我的父亲，而不是他这么个人。
也许这些都不是我不喜欢他的理由。假使那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对我是否喜欢他稍微在意一点点的话，我无论如何还是能够喜欢上他的。然而，他却一点儿都不在乎。至少五十或者六十年——如果不是七十或者八十年——以来，我倒是为此一直很感激他。假如我幻想他是个大家公认的好父亲，就像我大学时代头几年的同学亨利希·施密特的父亲那样，结果会怎么样呢？二十岁的亨利希因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就把自己抛到柏林至莱比锡一线的快车车轮下。假如我幻想：通过与父亲一起骑自行车郊游、在交谈中相互理解，他不仅可以赢得我对他父亲身份的认同，并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我这个做女儿的喜爱，而这些也同样会毫无疑问地重新挑战我去努力获得他的青睐，即这辈子要做同样的事来回报他——假如我这样异想天开的话，那这个父亲在我一生中也许就真的变成了我的灾星。所以，还是让我对他失望着吧。自从听说亨利希·施密特在舍内费勒特车站附近把脖子搁在了铁轨上，让一辆随后驶来的火车把他碾得身首异处之后，我反倒感激我父亲没有让我有机会爱上他。因为我坚信，亨利希·施密特之所以非得卧轨自杀，就是因为他太爱自己的父亲了。
亨利希·施密特的父亲是“国际自由解放运动”下属的德国分部的重要成员，主管警务或者军队的秘密警察事务，而且，他主管的那个部门配有武器。尽管如此，对他的儿子来说，他当初一定是个充满爱心的父亲，要不就是他利用植入的精子，让儿子发育出特殊的品德去热爱像他这样的父亲。我几乎不记得亨利希·施密特了，印象中他是个健壮、冷漠的年轻人。如果不是他的自杀风波，我很可能对他永远没有兴趣。在他的尸体旁，人们找到了一块剪报，上面写道：据自由解放组织最内部的核心机构泄露出来的消息说，库尔特·施密特将军因为要求派遣军队进入大学去砸碎那些在政治课上不肯学习的学生的脑壳，而受到内阁中一位同志的批评。但是，施密特将军激动地否认说过类似的话，他不过是建议得打断这些学生的骨头。
这则报道虽然是以德语撰写，却来自一家外国报纸。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落到亨利希·施密特手里的。
即使谁也没有料到亨利希·施密特会对此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我倒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他知道了这件事，验证了真相之后不能再活下去的做法。我甚至理解了，为什么他采用了卧轨这种残忍的自杀方式，而不是吞药或者是用他父亲的佩枪把子弹射进自己的太阳穴或者是嘴里。我明白他一定是想让全世界和他父亲看到那种类似被砍头、被处决的残酷景象。
正是出于对父亲的爱，正是因为他想向父亲看齐，所以亨利希·施密特必须以消灭自我的方式来和自己的感情保持一致，这是他父亲一直要求他做到的，也一定是他自己遵从父亲的要求想要做到的。
即便我相信我母亲声称是我父亲的那个男人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也不会为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或者他干的哪怕是最卑鄙的一件事去自杀。我并非想说我没有做女儿的痛苦，但是自从发生了亨利希·施密特自杀事件以来，我坚信，虽然出于迫不得已，我们把自己的母亲推崇为成长模范的举动会令人惭愧，贻笑大方，但是以父亲为榜样对儿子来说，却面临着不可比拟的更大危险。
即使男人当了父亲，有朝一日他还会表现出孩提时代所经历过的恐惧。这种想法强迫每个男人要么让自己内心的那个孩子沉默无语，要么干脆放弃当父亲的权利——因为即使他变成一个温和又有耐心的父亲，他仍会暴露出软弱这样的缺点，他的儿子一定会而且也肯定会想成为一个和他完全相反的人。
唉，真不该让父亲们归来。当年，在我和汉兹拿着被毒死的老鼠过家家，玩“爸爸、妈妈、孩子”的游戏时，他们应该让我们——我、汉兹和其他所有的孩子——和自己的母亲独自生活。父亲们应该找个远离他们儿子的地方住下来，在那里医治他们饱受战争摧残的身心，就像我以前曾经读过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中那些被波斯人砍掉了耳鼻手脚、遍体鳞伤的战士一样。当亚历山大大帝把他们从波斯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后，他们却拒绝回到希腊，回到他们自己的女人身边。据说，他们中那个遭此不幸、来自库梅的战士欧克忒蒙恳求大家说：让我们这些早就不属于世俗生活的人找个地方，去那里让我们半残的身体安息吧。大多数战士听从了他的话，留在了异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