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的《辩“文人无行”》中说：“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这里所总结的轻浮儇薄、躁狂狷急、醉生梦死、性事糜烂，倒也是被世人物议的无良文人们的典型表现。
“文人无行”，语出曹丕的《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主。”作家们行为不检、有欠自重、名声败坏、贻人笑柄，在文坛上的这类丑事糗事，确是从来不绝的。曹丕的话里，我们多少还能听出一点宽容之意。但后来的史书记载，对此种现象，颇多诟言，便不那么客气了。也许，古代文人在这方面的表演，要更招人反感些，方才绳诸笔墨，予以针砭的。
当然，如今的作家中，有教养者愈来愈多。所谓无行的文人，总的来说在减少着，应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如何，世纪交替，文明进步，发展趋势，历史必然，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那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时下偶尔出现的，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一定要从窗口向外撒尿，一定要从摩天高楼上往下擤鼻涕，一定要随手牵羊从宾馆顺走些什么，一定要吃约稿女编辑的豆腐甚至动手动脚，一定要住星级饭店不然就会失眠，一定要有左拥右抱的三陪才会诗兴大发，一定要麻将打到天亮眼珠通红走出房间的文人，相对于古人的表现来说，是小小不言的无行了。
我们有理由为这种进步而高兴。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学士宋祁所修的《新唐书·文艺》，看看他给唐代文人画的像，就会觉得上述边幅不修的诸位哥儿们，和一定要写自己与多个男人滥交经验的姐儿们，简直是非常好样的了。
宋朝的宋祁绝无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题司空图诗卷末》中得到证明。他说：“噫！表圣，贤者也。以其贤故，一言一物为后人爱秘若此。宁当时之人举不及后人之知表圣耶？是不然，同时者，异时者慕，尚何怪哉！”看出他是个很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学者。
唐代诗人司空图，字表圣，自号休休子，又号耐辱居士。冲其字号，知其自许甚高，故而不甘世俗。原来，他也曾很自负过的，认为有宰辅之才，后因求官不售，便遁迹中条山中，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坛。不像当今一些声称与文学“拜拜”的名家，虽欲隐而难耐寂寞，时不时在小楼上用望远镜东张西望，如同唐代那个叫卢藏用的文人，“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之为‘假隐’”一样，是一种以隐求显的伪君子，不足为训。
司空图说隐便真隐了，最后召他为礼部尚书都不干。躲在山里，潜心从事诗歌理论研究，一部《二十四诗品》，至今还是诗歌评论界的基础读物。宋祁很尊崇他，所以这几句话写来也很有感情。宋祁所谓“娼”，即嫉妒，表现在文人身上，便是彼此相轻。对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说，“娼”，没有什么稀奇，由于名利、权位、风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欲念而引发的竞争，而产生恨不能将对手生吞活剥的歹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见别人写得稍为好些，活得稍为强些，马上嫉妒得眼露杀气，心怀叵测，做出种种张致，甚而下作无耻，都是可能的。但相隔一段时间以后，前人成了故人，故人成了古人，彼此无利害冲突，感情自然是“慕”而不是“娼”。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因此，他没有必要说唐人的坏话。
何况宋祁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作家。虽然他的小词写得很是清丽可爱，但他相当谦谨自约，为人赞许。他的《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仅点出春天绚丽的这一个“闹”字，其贴切准确的程度，也足以垂范千古。但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和《治戒》一文中，再三强调其水平“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他要看到后来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师，自称或人称的经典，自以为或人以为的不朽和传世，一定会惊叹这些无良文人那不亚于城墙厚的脸皮，而自惭弗如。鉴古知今，同样，以今解古，宋祁在《新唐书》里描绘唐代文人的笔墨，应该是可信的。
如：“崔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坐怨谤流死。”
崔信明“以门望自负”，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恃出身好、成分好来压人。这种以非文学手段在文坛拔尖称霸消灭对手的做法，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照方抓药。其实，李百药在唐初文坛，不但资格老，而且著《齐书》五十卷，已有定论。但小文人通常就是这样没起子，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是不服气比他哪怕出色一点的同行。自负，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点，一旦无可骄傲还偏要骄傲的话，十之八九会产生歇斯底里。崔信明非要认为自己胜过李百药，而大家不承认，不买账，嗤之以鼻。于是，气极生疯，至少是患了轻微的躁狂性精神病。这样的人，必然要不停地折腾，一直折腾到死为止，最后因怨谤而流死，也是活该了。前几年我们也曾见识过这类人物的，结果又如何呢？最后还不是以成文坛笑柄被人不齿而告终？
如：“李（责左力右）戒刘延祐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无为出人上。’”
看来，刘延祐年轻时，就很出名了。少年有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才使得老干部对他进行这番善意的教导。李（责左力右）是唐初开国元勋，资望很高，把他惊动出来，可见这位神童作家大概张狂了一点。有才华，即使盖世，也不能像南朝谢灵运那样自诩：“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谢灵运最后闹得在广州弃市，焉知不是骄傲的缘故才把脑袋弄掉的？因此，一个年轻作者，写了几篇作品，瞎猫碰死耗子，红了，完全用不着亢奋得睡不着觉。文学是个漫长的竞赛过程，而做人更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刘延祐接受了老将军的劝告，后来，他的吏治在历史上还是被肯定的。
如：“张昌龄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华而少实，其文浮靡，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
现在很难评断王师旦对张昌龄的诘难，是不是有些类似时下新潮作家，或者实验作品所受到的非议一样？初唐处于文学变革的时期，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流派出现，各尊一宗，互有长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自不足奇。但从李世民对他发出的警告来看，语气够重的：“昔祢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减二人，宜鉴于前。”估计张先生的不佳表现，是文字以外的事情了，史书未载，不敢悬拟。但对一位政治家而言，浮靡文风事小，“后生劝慕”所导致的结果事大，是不能不在乎的，就不得不举出魏晋时死于非命的两位文人，给他敲敲警钟了。
如：“杜审言恃才高以傲世……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之北面。’其矜怪类此。”
这位老先生是杜甫的祖父，而宋祁称杜甫的性格，也得其祖真传，是很“褊躁傲诞”的，没准这倒是他们家族的基因遗传了。文人爱口出狂言，非此一例，但像杜审言这样有得狂的狂，多少还说得过去。那么，一些无得狂的狂的作家，蚍蜉撼树，螳螂挡车，就要令人笑掉大牙了。后来，“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这种当惯了老爷子的口气，何其耳熟能详呀！其实，大家明白，文学成就的高低，与年齿的增加，并不成正比的。因此，老作家不等于大作家。而尊老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尊重其人，未必就是尊重其文。但作家一老，便把人们对其上了年岁的尊重，看做自己文学上令人高山仰止了。所以，这种当老爷子的欲望，愈老，也愈强烈，杜审言自然不是惟一的例子。
如：“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如：“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李适等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唯以文华取幸。”如：“阎朝隐，性滑稽，属词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变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
这些御用文人，十之九都非善类。明代的沈德符描写过：“词臣日偃户高卧，或命酒高会而已。”好像很轻松，很潇洒，除喝酒做诗外，就是睡大觉了。其实不然，能巴结到统治者身边的文人，绝对是拍马屁、哄皇帝老子开心的高手，而且要巩固住御用的地位，必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拍下踹，独领皇帝对他的恩幸，还不遗余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以诛杀同类来邀宠讨好。元万顷等文人，实际是宫廷里用来分宰相行政权的特别秘书班子，一时间，权重势炽，是炙手可热的差使。唐代，宰相在南衙办公，而这些直接受命于高宗或武后的文人，都是从北门进宫，舞文弄墨，插手政治，人们才把这些品格卑污、行为龌龊、轻浮浅薄、不讲廉耻的文人，蔑称之为“北门学士”。
据《朝野佥载》，这类堕落文人的丑态，更有甚者，如：“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诗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如：“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如：“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皇后，及韦诛，复附太平公主。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闱，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如：“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膜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蹬。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
无行文人之下流无耻，莫过于此了。崔融、宗楚客之流，竟以诗文来谄媚溜舔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和僧人薛怀义，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尿壶，还做出不堪入目的样子献媚权贵。如此不择手段的阿谀奉承，说他们是名教之罪人，是一点也不错的。最下作的，还数那位崔湜，他“美容仪，早有才名，与兄弟等并有才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就这样一个贵家子弟出身的文人，竟以自己的姿容，甘为男妓，去当太平公主的面首。这还不够，为捞到一份官职，把老婆和两个女儿，送到东宫，供太子寻欢作乐，连最后一点人味也丧失殆尽了。
一个文人，琢磨怎么样走门子、拜码头、串高门、攀名流的话，研究如何去捧臭脚、拍马屁、当走狗、卖灵魂的话，这样无行下去，文坛便真的成了魑魅魍魉的世界了。就是那个捧尿壶而自得的宋之问，看到另外一位诗人刘希夷写的一首《代悲白头吟》，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绝妙联句，嫉妒得要死，自己又写不出，于是找人用沙袋压死了他，将这首诗窃为己有。
无行到了极点，便无法无天了。所以，宋祁在《新唐书·文艺》的序文里，一上来就谈到文人中的这类小人，“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不胜感慨系之。
在他这篇著作中，被点到的还有：
如：“孟浩然，有文无行，好蒲博嗜酒，娶妻唯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生活上的不检点。如：“刘太真，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作风上的不正派。如：“崔元翰，好学，老不倦，用思精致，驰骋班固蔡邕间。以自名家，怨陆贽李充，乃附裴延龄。延龄表钩校京兆，妄费持吏甚急，而充等自无过，讫不能傅致以罪云。”品质上的不可信。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精神上的不健全。据说，他为了防止妻妾红杏出墙，每晚要在她们房屋四周和门口，撒上白粉，作为隔离带，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锢防范，简直成了变态狂人。
所以，文人无行，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太平广记》卷一八三引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一直到宋代，秦观在《谢王学士书》中叹息：“每观今时偶变投隙之士，操数寸之管，书方尺之纸，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而己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可见一时风气。
甚至诗坛的初唐四杰，同时代的有识者对他们的品格和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宋朝孔平仲《续世说·识览》中指出：“王、杨、卢、骆，谓之四杰。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他预言的表现较好的杨炯，也是一个“为政残酷”的人，“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第，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说到底，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浅薄文人。
裴行俭是一个政治家，不能算纯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来看待文人的。“享爵禄”，当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终结目标。但是，作为一个作家，那应该是最有文化的。作家的文化是表现在知识的丰富和行为的成熟这两个方面。因此，切莫在知识上和行为上都不及格。为文，为人，对作家来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否则的话，一个打折扣的“浮躁浅陋”的作家，总是会被人所不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