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有定律吗？当然有。美国“成功学之父”拿破仑·希尔的成名作《成功定律》曾总结了成功学十七条定律：积极的心态、明确的目标、多走些路、正确的思考方法、高度的自制力、培养领导才能、建立自信心、迷人的个性、创新制胜、充满热诚、专心致志、富有合作精神、正确看待失败、永葆进取心、合理安排时间和金钱、保持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的习惯。这十七条定律受到西方许多著名人物的推崇。
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关于成功的定律，而且成功之道不一，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典籍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精一定律”。中国古代圣王舜帝曾说过：“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就是指做事情要精到、要专一，才能成功，这就是“精一定律”。老子也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德经》第三十九章）。战国末期大学者荀子提出“虚一而静”的观点，即心要放空、专一、安静，才能成功。他还特别指出“喜欢写字的人很多，但只有仓颉名传后世，因为他用心专一；喜欢种庄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后稷名传后世，因为他用心专一；喜欢音乐的人很多，但只有夔名传后世，因为他用心专一；喜欢道义的人很多，但只有舜帝名传后世，因为他用心专一。”（《荀子·解蔽》）
第二种，“天道酬勤定律”。《中庸》讲“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人家用一倍的功夫我就用十倍的功夫，人家用十倍的功夫我就用百倍的功夫，这样即使愚笨也会变得聪明，即使柔弱也会变得强大。这说明，勤奋者必定成功，这就是“天道酬勤定律”。
第三种，“沉潜蓄势定律”（也可称为“厚积薄发定律”）。楚庄王曾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史记·楚世家》），齐威王也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古贤文更提到“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就是“沉潜蓄势定律”。
第四种，“苦心定律”。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说明能够苦心焦思，在磨难中奋发进取的人必定成功。也是人们常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就是“苦心定律”。
第五种，“志向定律”（也可称为“梦想定律”）。光武帝刘秀说“有志者事竟成”，就是有志向的人最终能把事情做成功，这就是“志向定律”。
文学家蒲松龄曾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一联自勉。这里面包含了上述“苦心定律”“志向定律”这两个定律，讲述了项羽灭秦、勾践灭吴的史例。
当然，如果要概括起来，远不止这些。
那么，《资治通鉴》中昭示了哪些成功定律呢？本篇根据《资治通鉴》中的案例，总结了成功三大定律：一是天地人三才定律；二是德位匹配定律；三是积善有余庆定律。这三大定律来源于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和《尚书》，本篇从《资治通鉴》中选取案例，用26个问题来参证这三大定律。
在中国历史上，尧帝在位时顺应上天，制定历法让百姓使用，开创“天道”；舜帝在位时，重视推行教化，建立人伦道德，开创“人道”；而大禹治水，使土地得到平治，让百姓有安居之所，开创“地道”。以上分别见《尚书》之“尧典”“舜典”“禹贡”篇。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讲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在尧舜禹时完成的。
那么什么是天地人三才定律呢？所谓天，即天时（包括形势、时运）；所谓地，即地利（包括地缘、地位）；所谓人，即人和（包括人心、人才）。具备此三者，即为天地人三才定律。三者之中，当然“人和”最重要，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还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说：“兵民是胜利之本。”
但是“天时”“地利”也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天时”，《易经》告诉我们要“尊时守位”。《孟子·公孙丑上》讲：“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诗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资治通鉴·后周纪四·显德四年》有载这句诗，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这些都说明天时非常重要。
又如“地利”，像秦国有很多关隘，山河地势险要，占据地缘优势，特别是秦国的函谷关和崤山更是天然屏障，所以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当秦国的力量不足时，则闭关以拒诸侯；当秦国的力量强大时，则开关攻打诸侯。秦国凭借地利可以以逸待劳，比较容易对付六国。所以，古代英雄建立功业必定选择有利之地作为根据地，像汉高祖刘邦占关中，光武帝刘秀据河内，蜀先主刘备取荆州、益州，唐高祖李渊夺晋阳，明太祖朱元璋攻集庆，都是先占根据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待时机成熟便席卷天下。这充分说明地利也非常重要。
所以，一个人若想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最好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或两种，虽然也可以成功，但是相对会艰难些、成就稍小些。比如三国之所以鼎足，是因为三者其各占一个：曹操这边“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天时”；孙权这边以长江为天险占据“地利”；而刘备这边以仁义待人占据“人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昭示了天地人三才定律，可见相关案例。
01 为什么汉高祖能取得天下？
汉高祖刘邦是三代以后第一位由平民而当上皇帝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他是“封建皇帝中最厉害的一个”。
那么汉高祖刘邦是怎么由平民而当上皇帝，最终得到天下的呢？这正是因为天地人三才定律。
从“天时”来说，当时秦朝的苛政，导致天下大乱。《资治通鉴·秦纪二》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阳城人陈胜（也称陈涉）、阳夏人吴广在蕲县起兵。当时，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杀掉押送他们的将尉，九百多名戍边之徒都响应跟从。“当是时，诸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各郡县的百姓都苦于秦法的严酷，争相杀伐当地官吏以响应陈胜。这年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狄人田儋起兵于齐。”也就是说，刘邦在各郡县响应陈胜起兵，正式登场。如果当时天下处于太平盛世，那么刘邦也就不可能起兵。这就是天时。
从“地利”来说，汉高祖刘邦占据了当时最具地缘优势的关中之地。《资治通鉴·汉纪一》载，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汉高祖率军抵达霸上，秦王子婴投降。于是汉高祖占据了关中，然而不久项羽也攻入关中，将刘邦封为汉王，管辖巴、蜀两地和汉中郡，建都南郑。项羽又将关中分割为雍、塞、翟三部分，将秦朝的降将章邯封为雍王、司马欣封为塞王、董翳封为翟王，借以阻挡刘邦。这年的八月，刘邦袭击雍地，打败章邯，平定了雍地，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都投降。自此，刘邦占据了关中之地。
为什么说当时关中之地占据天下地缘优势呢？《资治通鉴·汉纪三》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张良说：“关中地区（包括今天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等地），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山（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丰饶资源，北有胡地的草场厚利。依靠三面险要的地形防守，独以一面向东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可将天下的物资通过黄河、渭河的水路漕运，西上供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则可顺流而下，足够转运物资。这正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
张良这段话告诉我们，关中有天然的屏障，三面据险，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汉高祖任用萧何守关中后，就专于与项羽作战而无后顾之忧。而且“诸侯有变也可顺流而下运输物资”，楚汉战争中萧何就是这样将兵源、粮食等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的。
同时，关中一带土地肥沃，渭河平原也在此地，是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就是说，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从“人和”来说，汉高祖刘邦最得人心、最得人才。《资治通鉴·秦纪三》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刘邦前往归附楚王景驹，想请求给他增加兵力以攻打丰县。后来刘邦又拜见项梁，项梁给刘邦增拨了士兵五千名，五大夫级的将领十名。刘邦自此为项梁效力。这年的六月，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拥立楚怀王，自称武信君。不久，武信君因轻敌被秦将章邯打败，从而战死。这年的闰九月，楚怀王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领砀郡兵马；封项羽为长安侯，号称鲁公。起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平定关中，谁就在关中称王。老将们都公推刘邦西进关中。自此，刘邦得以独自经营天下。
为什么刘邦当时最得人心呢？《资治通鉴·秦纪三》载，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在郦食其、张良等的辅佐下，刘邦率军西进，一路攻破城池，“所过亡得卤掠，秦民皆喜”。也就是说，刘邦命令军队所过之处不得掳掠，因此秦地的百姓都很高兴。
汉高祖刘邦入关中后，做了一件非常得民心之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资治通鉴·汉纪一》载，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十一月，刘邦召集各县德高望重的父老和地方的豪杰好汉，对他们说：“百姓们苦于秦朝的苛虐法令已经很久了，我和诸侯们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即谁先入关破秦，谁就在这里称王），我最先入关破秦，应当称王关中。现在我和你们约法三章：杀人的处死，伤人和抢劫的抵罪；其余的秦朝烦苛的法律全部废除；所有官吏和百姓都像往常一样，安分守职，不必迁动。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百姓们除害的，不会有任何侵害的行为，请你们不要担心害怕！而且我之所以还军霸上，是为了等待诸侯到来制定约束的纪律。”于是派人和原来的秦朝官吏一起到各县、乡、村邑告诉百姓，使百姓都知道这个“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都非常高兴，争相送来牛、羊、酒食，献与刘邦，犒飨慰劳军士。但刘邦推让不接受，说：“现在仓库里的粮食还很多，不缺乏，不想让百姓破费。”百姓听后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明代大学士张居正等编撰的《通鉴直解》对此评价极高，称“汉家四百年基业，在此三章约法中矣”。
为什么刘邦当时最得人才呢？《资治通鉴·秦纪二》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当时陈胜起兵，沛县县令想响应。县掾、主吏萧何、曹参劝县令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召集起来，县令于是命樊哙召刘邦。刘邦的部众也有几十上百人，县令后悔便闭门坚守，想诛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于是翻城投奔刘邦，刘邦用箭射一封信到城上，给沛县的父老，陈说利害关系。于是百姓们率子弟杀县令，开门迎接刘邦，拥立刘邦为沛公。萧何、曹参等为刘邦收拢沛县子弟，得三千人。这时候得到的治政奇才就有萧何、曹参。
《资治通鉴·秦纪三》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楚王景驹在留地，刘邦前往归附，张良也聚集青年一百多人想前往投奔景驹，在途中遇到沛公刘邦，就归属了刘邦。刘邦授予张良为厩将。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向刘邦讲说，刘邦非常善待他，常常用张良的计策。而张良为其他人讲述《太公兵法》，那些人却都不能领悟，张良于是说：“沛公殆天授（沛公大概是上天授予的英明君主）！”因此留下来不再投奔他人。这时候刘邦得到了策划奇才张良。
《资治通鉴·汉纪一》载，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起初韩信在项梁渡过淮河时，杖剑投奔他，但韩信在项梁的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后，韩信又在项羽属下，项羽任他为郎中，韩信数次向项羽献策，但项羽都没有采用他的计策。同年，刘邦被封为汉王，进入蜀中，韩信从项羽那边逃到刘邦这边，但并不知名。后来因为犯了法处以斩首之刑，和他一起的十三人都被斩首，快轮到他时，他仰视刚好看见滕公夏侯婴，于是便说：“汉王不是想取天下吗，为什么斩杀壮士？”滕公夏侯婴认为他所说不同寻常，又见他外貌雄壮，于是释放他而不斩。与他谈话，大为高兴，便向刘邦推荐。刘邦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但没感到他有什么奇特之处，而韩信与萧何谈话，萧何认为他是奇才。后来韩信逃亡，萧何紧急追赶韩信，并劝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正式拜韩信为大将。至此，一代军事奇才韩信也为刘邦所重用了。
从公元前209年到公元前206年，刘邦得到了著名的“大汉三杰”（萧何、张良、韩信）。这三人为他亡秦朝、灭项羽起了关键性作用。
张良在刘邦西进关中时，献策大败秦军于蓝田，为刘邦灭秦扫除了最后的障碍。楚汉战争期间，张良在关键时刻如鸿门宴、烧栈道、抚韩信等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曾向刘邦陈述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韩信，在彻底消灭项羽楚军等策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汉高祖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作为食邑，但张良只愿封留侯（留地是他们在投奔楚王景驹初次相遇的地方）。
萧何自刘邦正式起兵时，就一直跟随刘邦。在刘邦率军攻入咸阳时，唯独他将秦朝律令图册统统收取，使汉高祖熟悉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等情况，以此作为征调人力、财赋和布兵的依据。萧何还劝刘邦“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楚汉战争时，萧何推荐韩信为大将，自己留守关中，并将关中的粮饷、士卒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前线，有力地支持了刘邦对项羽的战争。
韩信在刘邦灭秦时没有功劳，那时他还没投奔刘邦，但在楚汉战争时贡献极大。自从被刘邦拜为大将后，他用兵如神，在定三秦、奇袭破魏、巧计灭赵、迫服燕国、平定齐地中屡建奇功，后又在垓下灭楚，是不可多得的常胜将军，为西汉政权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在总结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时，就讲了这“三杰”的功劳。《资治通鉴·汉纪三》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酒会，大宴群臣。刘邦说：“各位列侯、将军，请不要隐瞒我，都来说说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呀？”
高起、王陵回答：“陛下派人攻占城池，夺取土地，攻占夺取后就分封给大家，无论是谁皆论功行赏，与天下同利；项羽则不是这样，对有功者反而加害，对贤能的人反而怀疑，舍不得封官授印，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接着他说：“在帷幄中谋划战略，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让运粮道路绵绵不绝，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英杰，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虽然有一范增，却不能真心任用，这就是项羽之所以被我擒拿的原因。”听了刘邦的话之后，群臣都心悦诚服。
实际上，在刘邦亡秦朝、灭项羽的过程中，刘邦还得了其他奇才。比如郦食其为刘邦灭秦朝时立下了大功。而从项羽那边来投奔刘邦的陈平为刘邦灭项羽也立下了大功。还有武将樊哙、英布、彭越等，为刘邦亡秦朝、灭项羽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可知，汉高祖是得天时、地利、人和才取得天下的，这是“天地人三才定律”的最典型实例。汉高祖最伟大的功绩是真正结束了从周朝至秦朝长达五百多年的天下纷争战乱的局面（此间虽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是时间短暂，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开创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时代，对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他所缔造的汉朝也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时代（即汉唐盛世）之一。
02 为什么曹参为相得到百姓歌颂？
《资治通鉴·汉纪四》载，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任命曹参为相国。曹参听说萧何去世后，告诉门下舍人：“快准备行装！我将要入朝担任相国。”没多久，果然汉惠帝派遣使者来召曹参。起初，曹参在微贱时，与萧何关系友善，后来做了将相，两人就有了矛盾。等到萧何将要去世时，所推荐的贤者也只有曹参了。
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国后，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而得到百姓歌颂呢？
第一，遵守法度，不朝令夕改。《资治通鉴·汉纪四·汉惠帝二年》载，曹参拜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即做事情没有任何变更，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有一次，汉惠帝向中大夫、曹参的儿子曹窋埋怨曹相国不理政事，认为是否因为自己年纪轻而看不起，便让曹窋回家后私下问曹参。曹参大怒，用鞭子抽打曹窋二百下，说：“快点儿进宫侍奉皇上，天下大事不是你应该说的。”到上朝的时候，汉惠帝责备曹参：“为什么要惩治曹窋啊？是我让他规劝您的。”曹参脱帽谢罪说：“陛下自己体察一下，在圣明英武上您和汉高帝谁更行？”汉惠帝说：“朕哪里敢与先帝比呢！”曹参说：“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汉惠帝说：“您好像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汉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等恪守本职，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也可以吗？”汉惠帝说：“您说得好！”
第二，选择“重厚长者”为官吏。《资治通鉴·汉纪四·汉惠帝二年》载，曹参“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意思是，曹参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一些不善于文辞、人品质朴厚重的长者，立即招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官吏中那些言语文字苛求很深、务求声誉的人，就斥责辞退他们。而且，曹参自己也是厚道之人，“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就是见到别人有细小的过失，总是隐瞒遮盖，因此相府中平安无事。
第三，不扰民、不折腾。《资治通鉴·汉纪四·汉惠帝二年》载，曹参整天痛饮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们见曹参不理政事，都想上门来好言相劝。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就立即拿美酒给他们喝，过了一会儿，有的人想说些什么，曹参又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后离去，始终没能够开口劝谏。这样的情况成为常事。
《资治通鉴·汉纪四·汉惠帝二年》特别提到：“（曹）参为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也就是说，曹参为相国，前后三年，百姓歌颂他：“萧何制定法律，整齐划一。曹参代替萧何，守而不失，清静无为，百姓安宁。”
从上可知，曹参是用黄老之学治政的，他这样做是符合刚刚安定下来的汉初形势的，是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天时”的。因为，当时天下刚刚平定，又正值高祖、萧何开国之初，法度都已经制定得比较完备。况且，经过长期战乱后，百姓也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如果制度频繁更改，会造成人心混乱。
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天下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法度废弛，那就该有所作为，整顿纲纪，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如果不知道审时度势，因循守旧，而以曹参的故事为借口，最终必然导致混乱。
因此，想取得成功的人，必须懂得顺应形势（即顺应天时），而且一切为了百姓安宁，这样才能让百姓称颂。
03 为什么汉文帝、汉景帝能成就“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史家对汉文帝评价也非常高，称其为“仁”。汉景帝刘启是刘恒的儿子，能够遵行汉文帝之业。父子二人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七·汉文帝前十一年》中称赞：“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在《资治通鉴·汉纪八·景帝后三年》引用班固的话称赞：“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意思是，周朝末年和秦朝政治的弊端，在于法网严密而政令严苛，但奸邪越轨之人不可胜数。汉朝兴起后，废除繁苛的法令，与民休息。到汉文帝时，治国加以恭俭，景帝遵循前业。五六十年之间，就已形成了移风易俗、百姓淳朴敦厚的景象。周朝赞美成王、康王的政治，汉代称道文帝、景帝的政治，真是美好啊！这都是讲“文景之治”的。
“文景之治”是怎么成就的呢？是靠汉文帝、汉景帝根据形势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成就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八·汉景帝前三年》中讲：“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意思是，在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之后继位的汉文帝、汉景帝，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就可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仓储都装满了粮食，官府仓库贮存了剩余的财物；京师库存的钱财累积巨万，用来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计数；京城谷仓中的粟米逐年增加，陈化粮一层盖一层，满仓后堆积于仓外，露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坏而不能食用。众多百姓居住的街巷中都有马匹，而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乘母牛的人被排斥而不能够与人聚会。守护里巷大门的人都吃精美的粮食和肉类；做官府小吏的人也能有钱将子孙抚养长大；为官的则把官名作为自己的姓。因此，人人自爱而不愿轻易触犯法律，尊崇品行道义而避免羞辱。
这段话很多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班固《汉书·食货志》里面记载的，但是有八个字“清净恭俭，安养天下”，是司马光加的。这八个字是神来之笔，反映了司马光作为一代史学家的极高的文字驾驭水平。前四个字是行为，后四个字是目的。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清净恭俭以安养百姓的主要举措有：
第一，在战事上不敢为天下先，让百姓免受战争之苦。战争是最折腾百姓的事，又极其残酷，使成千上万的家庭饱尝亲人离世之苦。汉文帝在位时，不好大喜功，绝不主动开启战事，他对南越、匈奴都采取和平政策。
《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王赵佗自称皇帝，此时汉文帝刚即位，汉文帝下令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设置守护的民户，每年按时祭祀，又招来赵佗的兄弟，尊其官位、厚赐财物以表示恩宠。文帝又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带去一封书信，化干戈为玉帛，赵佗看到书信后十分惶恐，顿首谢罪，便去帝号，向汉文帝称臣。
《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文帝后二年（公元前162年）六月，匈奴连年侵犯边境，杀害掳掠百姓及牲畜财产甚多，云中郡和辽东郡受害最为严重，每郡受害人数一万多。汉文帝很是担忧，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匈奴单于也派人来汉朝答谢，汉朝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派三万骑兵入侵上郡，另派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杀害掳掠军民甚多，汉文帝于是任命令免、苏意、周亚夫、刘礼、徐厉为将军，以防备匈奴。汉文帝还亲自慰劳军队。过了一个多月，待汉军到达边境，匈奴已撤走了。
第二，废除收孥相坐律，让百姓免受株连之苦。秦代的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入官府为奴，称为“收孥相坐律”。《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的十二月，他下诏废除了“收孥相坐律令”。汉文帝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现在的法令对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株连到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并让他们为官府奴婢，朕认为这样的法令不可取！从今以后废除各种让罪犯家属为官府奴婢和各种连坐的法令。”自此，收孥相坐律废除了，百姓也免受了株连之苦。
第三，废除肉刑，让百姓免受肢体残废之苦。汉代以前的法律规定，对于罪人施行黥（即墨刑，以刀刺人面额后用墨染黑）、劓（即割掉鼻子）、刖刑（即砍掉脚）、宫刑（即摧残生殖器）四种肉刑。汉文帝时废除了前三种肉刑，宫刑直到南北朝时才被废除。汉文帝废除肉刑，是以一位叫淳于缇萦的少女上书为缘起的。《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有罪行，应当遭受刑罚，诏狱把他逮捕后拘禁在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汉文帝：“我父亲为吏，齐国地区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已经死去的人不能复活，身受刑罚的人不能再把肢体连接起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我愿意被收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亲的刑罪，使父亲能改过自新。”汉文帝可怜她的孝心，下诏道：“《诗经》中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没有进行教化就刑罚加身，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也没有道路可走。朕非常怜悯这些人！刑罚之重，至于断裂肢体，刻肌刺肤，终身不能恢复，这是多么痛苦而又不道德啊，哪里符合为民父母之意呢！废除肉刑。”汉文帝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肉刑的皇帝，使百姓减少了很多苦痛。
第四，赈济鳏寡孤独及穷困者，让百姓免受饥饿、灾害之苦。《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汉文帝下诏救济天下鳏寡孤独和贫穷困苦的人（即振贷诏）。他还下令：“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每人每月米、肉、酒若干。对于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又给每人增加帛和絮。凡是应当赐给米的，各县的长官要亲自检查，由县丞或县尉亲自送去；赐给不满九十岁的老人的东西，由啬夫、令史送去；郡国二千石长官要派官吏巡查所属各县，对不执行诏书规定的予以责罚督促。”
《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危害严重。汉文帝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解除对山泽开采的禁令，减少皇室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郎官的人数，打开粮仓赈济穷困百姓，有爵级的百姓可以卖爵。
第五，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汉文帝多次下诏鼓励农业生产，并减少或免除田租。《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举行籍田仪式，亲自耕种，以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业。这一年的九月，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赖以生存，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而去经商，因此衣食就会缺乏、生活就会艰难。朕对此十分担忧，所以现在朕亲领群臣进行耕田以鼓励农业。今年免除天下百姓田租的一半。”
《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六月，汉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现在辛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反而要交纳租税，这样就使得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没有差别，不符合奖励农耕的原则。应当免除农田租税。”汉文帝后元年（公元前163年）三月，汉文帝下诏说：“近几年连续不丰收、屡遭水旱疾疫之灾，朕心里很是担忧。是否自己政事有所失而行为有过错？是否天道有不顺，地利难以得，人事多失和，没有供奉鬼神？养官的俸禄是不是太多了，无用之事是否办得过多？为什么百姓缺乏粮食呢？统计的土地没有比以前减少，而统计百姓的人口也没有比以前增加，按人均来算比以前要多，但百姓粮食缺乏，根源在哪里呢？是否由于百姓弃农经商，如大量酿酒而浪费粮食，过多的饲养牲畜而消耗粮食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要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及博士们来讨论。有能够帮助百姓的办法，可去探讨，无所隐瞒地告诉朕。”可见，汉文帝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积极性的问题都考虑得很细致。
第六，躬行节俭，少私寡欲，为天下守财。《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殿、皇家园林、车骑仪仗、服饰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就予以废除以利百姓。他曾想修建一个露台，招来工匠计算，造价需要一百斤黄金。汉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因自己的行为使它蒙羞，何必要修建露台呢！”汉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布衣服，对于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他令她所穿的衣服不得拖地、所用的帷帐不得绣花，以显示朴素，为天下人做表率。修建自己的陵园（即霸陵），都使用陶制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因山起陵，不另选坟。
汉文帝在平时的衣食住行和修建自己的园陵上十分节俭，可见他是一个少私寡欲的人。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也明确表示节俭。《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在未央宫去世，临终前留有遗诏。在遗诏中明确了几件事：一是反对当时社会的厚葬风气；二是不要因为他的逝世，而让百姓服丧很长时间，避免扰民；三是明确丧礼简便；四是霸陵地方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五是后宫夫人以下至少使，都遣散回家。
汉文帝节俭，是为天下守财，所以后世提到节俭的帝王总是以汉文帝为典范。《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二》载，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东汉安帝时的尚书翟酺说：“昔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皁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这段话是讲，汉文帝不舍得花费百金修露台，用包装的黑色布袋制作帷帐，有人讥笑他过于节俭，汉文帝说：“我是为天下守财，怎么能随便乱用呢？”这段话表明了汉文帝节俭是为天下守财。
以上是汉文帝的举措，汉景帝的举措则主要体现在：
一是避免战事。《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边塞，与匈奴和亲。目的是避免开启战事，好让百姓休养生息。
二是减税减刑。《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五月，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原税率为十五分之一），税率为三十分之一。应当说这个税率还是体现了轻徭薄赋的。在这一年，汉景帝还下诏减刑：“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三百下；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二百下。”为什么呢？因为此前汉文帝废除肉刑，改用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很多人被笞刑打死了。因此汉景帝下诏减刑。这也是汉景帝的一大德政。
三是节俭振农。《资治通鉴·汉纪八》载，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汉景帝下诏说：“雕文刻镂，会损害农事；锦绣多彩，会损害女红。农事受到损害，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女红受到损害，是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大凡在饥寒交迫时仍不违法犯罪的，是很少的。朕亲自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贡，减少皇家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桑之业，使平常都有储备，以防备灾害。强大的不得抢夺弱小的，多的不得欺凌少的，以使老年人安享天年、幼儿孤儿长大成人。”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近来有时年成不好，或许是因为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郡国官员，务必提倡发展农桑，多种树，这样就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
汉文帝、景帝为什么要清净恭俭呢？主要还是顺应时势。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需要他们这样做。当时主要有两方面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是吸取秦朝苛政的教训。《汉书·食货志》载，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时，破坏井田，开辟田间的通道，以农耕和战争的赏赐作为急迫之事，虽然不是古代的王道，但还因致力于根本（如农耕），得以征服邻国而雄霸诸侯。但王道的制度便不复存在，僭越等级没有了节制。百姓中富裕的人积累了万贯家财，而贫苦的人却吃糟糠；强大的国家兼并州县，弱小的国家丧失了社稷。到了秦始皇之时，便吞并天下，内则大兴土木，外则排斥夷狄，收取过半的赋税，征发乡里的平民去戍守边疆。男子辛勤耕种不足以自给粮食，女子纺织不足以供衣服穿着。竭尽天下的资财来奉行他的政策，还不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天下的人开始愁苦和怨恨，进而离叛。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就是因为被征发戍边担心误期被杀头而起义的，随后便形成了风起云涌之势，天下纷纷响应，终于灭亡了秦朝。所以，汉初的统治者很注意吸取秦朝苛政的教训，及时调整政策，不过度役使剥削百姓。
另一方面是汉初民生凋敝需要恢复生产。《资治通鉴·汉纪八》载，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凋弊之政，当时诸侯并起，百姓失去本业而出现大饥荒，米价达到一石五千钱，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超过天下半数以上。汉高祖于是令百姓卖掉孩子，到蜀、汉去谋生就食。天下平定后，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即使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有的将相只能坐牛车。汉高祖于是颁布节俭法令，减轻田租，收取十五分之一的税，计量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开支，据此向百姓收取赋税。而山川、园池、市场等商业税收作为天子和受封邑者各自费用的来源，不向天子领取费用。用水路运输关东地区的粮食到京师供给各官府，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可以说，经过秦末的残暴统治和连续多年的战争，汉初经济极为凋敝。
从上可知，汉文帝、汉景帝之所以采取“清净恭俭”的举措以“安养天下”，正是顺应当时的形势，这是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天时”的。当然，因为采取这种政策，也得到了“人和”，所以成就了“文景之治”的功业。
04 为什么田千秋能在数月之间被汉武帝封侯拜相？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载，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九月，经过调查核验，官吏和百姓以巫蛊相互告发的，多属不实。因此，汉武帝颇知太子刘据是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的（在“巫蛊之狱”中，因为江充曾预先指使胡巫及宫人在太子宫中设置巫偶，并诬陷太子，太子刘据为自保诛杀江充，又被太监苏文诬陷，不得已发动兵变，兵败而逃后被围捕而自杀），并没有谋反等其他意思。
这时守卫汉高祖陵寝的郎官田千秋紧急上奏，为太子讼冤道：“作为儿子的不经请示就动用父亲的军队，应当惩处以笞罪（即鞭打的罪）。天子的儿子因失误杀人，当有什么大罪呢！我曾梦见一位白发老人教我这样上奏。”
汉武帝于是大为感悟，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的关系，别人很难说话。只有您独自明示这其中的不对之处。这是高祖之庙的神灵派您来教导我的，您应当作为我的辅佐。”于是汉武帝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汉代九卿之一，掌管礼宾事务之官）。同时，汉武帝族灭江充，将苏文焚烧于横桥之上。曾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来也遭族灭。汉武帝痛怜太子无辜，于是修建思子宫，还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都很悲伤。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还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六月，汉武帝任命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以表示他要使百姓休养生息，思考如何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田千秋没有出色的才能，也没有战功和资历，只不过因为曾经的一句话使汉武帝幡然醒悟，就在数月之间被任命为丞相并封侯，这是世上从未有过的。但是田千秋敦厚有智，居相位能称职，超过前后数位丞相。
为什么田千秋能在数月之间被汉武帝封侯拜相呢？这是田千秋占了天时、地利而成就的。
早在田千秋之前就有人为太子讼冤。《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载，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太子兵败后，汉武帝非常愤怒，群臣忧虑恐惧，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名叫茂的壶关三老上书说：“臣听说父亲如天，母亲如地，孩子如万物。因此只有老天公平、大地安静，万物才能茂盛成长，同样的父亲慈悲、母亲仁爱，孩子才会孝顺。如今皇太子作为汉朝的合法继承人，承受了万世基业和祖宗重托，论亲是皇帝的长子。江充不过是布衣之人，是市井中的奴隶，陛下将他尊显重用，以致他挟皇帝之命来迫害皇太子，造假奸诈，邪恶错缪，因此使陛下与太子的至亲关系阻隔不通。太子进不能见到陛下，退则被乱臣困扰，独自蒙冤而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恨之心，于是奋起而诛杀江充，又恐惧陛下降罪被迫逃命，所以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只是为了救自己免难而已。臣私下认为太子没有邪恶之心。《诗经》上说：‘谦谦君子不信谗言，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出大乱。’此前江充用谗言杀害赵国太子，天下无人不知。陛下不加省察，深深责备太子，发盛怒而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三公担任将领，以致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私下痛心啊！请陛下放宽心怀，稍稍省察亲人，不要担心太子的过错，立即罢除军队，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臣不胜感激，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待罪在陛下的建章宫外。”汉武帝看到奏书后，受到感动而醒悟，然而尚未决定公开宣布赦免太子。
没多久，太子逃亡到湖县遭到官吏围捕，于是自缢而死。前来搜捕太子的士兵中，有一位名叫张富昌的踢开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抱住太子解下。汉武帝感伤太子之死，于是封李寿、张富昌为侯。
到了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调查核验，官吏和百姓以巫蛊相互告发的，多属不实。汉武帝才知道太子确实是无辜的。田千秋此时为太子讼冤，正当其时。而壶关三老却没有被加封，这真是时也、命也！
同时，田千秋还占了地利之便，因为他的身份是为汉高祖守陵的，而汉高祖是汉朝开国皇帝。而且田千秋还说是梦见一位白发老人教他这样做的。这样汉武帝就认为田千秋是受汉高祖托梦来告诉自己的。由此，汉武帝大为重用田千秋。
综上所述，田千秋能在数月之间被汉武帝封侯拜相，是因为占了“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天时”“地利”。
05 为什么说霍光能渐渐恢复文景之治的基业？
《资治通鉴·汉纪十五》载，元始五年（公元前82年），此时皇帝是汉昭帝，真正掌握朝政的是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看到国家承继汉武帝的奢侈和征伐之后，疲弊不堪，数次对大将军霍光说：“近年来收成不好，流民还没有完全返回自己的家园，应当恢复汉文帝时的政治，提倡简约、宽和，以顺应天意、取悦民心，年景应当会好转。”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昭帝下诏命令有关官员向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指品行才能优良）、文学（指精通文献经学）之士策问，主要是关于百姓疾苦、教化之要。贤良、文学之士都在对策中说：“但愿朝廷取消盐、铁、酒类的专卖，罢撤均输官，不要与天下争利，向百姓展示俭朴节制，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桑弘羊阻难，他认为：“盐、铁、酒类的专卖和均输官的设置，是国家的根本大业，是控制四夷、安定边陲、财用充足的根本，不可废除。”于是，盐铁之议开始了。七月，汉昭帝下诏罢除了负责酒类专卖的官员，这是采纳了贤良、文学之士的建议。
紧接着司马光指出：“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意思是，汉武帝末年，天下财富消耗殆尽，户口人丁也减少了一半。霍光知道当时百姓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于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此数年之后，海内安静无事，与匈奴通婚、和亲，相约不再互相侵犯。于是百姓家家充实，当初文、景二帝时的盛世局面到这时逐渐恢复了。
从上可知，汉武帝之后，汉朝之所以没有灭亡，大半的功劳要记在霍光的头上。而霍光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顺应时势，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天时”。
06 为什么来自民间的汉宣帝能即天子之位？
在汉武帝之后，西汉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其中数汉宣帝功劳最大。汉宣帝之时，西汉的官吏称其本职、百姓安居乐业，国力也最为强盛，而且信义和威严震慑北方夷狄之国，匈奴单于仰慕汉朝大义，俯首自居为藩属。这在汉文帝、汉武帝时也是没有过的，因为，汉文帝时匈奴主动入侵，汉武帝时匈奴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主动臣服。所以，汉宣帝是汉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皇帝。
汉宣帝曾经因为祖父卫太子刘据一事受到牵连，一度被关押在监狱，释放出来后，只是普通百姓。那么汉宣帝为什么能从民间即位呢？
从“天时”来讲，汉昭帝无子、昌邑王无德是当时汉宣帝从民间崛起的重要条件。《资治通鉴·汉纪十六》载，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汉昭帝在未央宫去世，没有儿子。当时汉武帝的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议立皇位继承人，大家都建议立广陵王。广陵王本来因为行为失道，汉武帝不用他，所以霍光内心不安。有一位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长子吴太伯而立第三子王季，周文王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周武王，只要适合继承，即使废长立少也是可以的。广陵王不可以承继宗庙。”这道奏章很合霍光的心意。于是将奏章展示给丞相杨敞等观看，并提拔这位郎官为九江太守。当天，由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霍光的外孙女）下诏，派遣代理大鸿胪事务之职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迎接昌邑王刘贺。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昌邑哀王刘髆是汉武帝的儿子），在封国时向来狂妄放纵，行为举止没有节制。在汉武帝去世的服丧期间，刘贺仍然游猎。他曾经出游到方与县，不到半天就驰骋二百里。中尉琅琊人王吉上疏劝谏，刘贺虽然认为王吉忠诚，并奖赏他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但依然不改其放纵。郎中令山阳人龚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多次规劝，说到流泪，当面指责刘贺的过失，但刘贺也没听进去。等征召刘贺继承皇位的诏书到来时，刘贺出发后，王吉又上书劝诫刘贺要依靠、敬重大将军霍光，政事听从霍光安排。这年的六月，刘贺接受皇帝玉玺印绶，承袭帝位，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
昌邑王刘贺当了皇帝后，淫乱无度，他的官属都被征召到长安，往往破格提拔。原昌邑国相安乐被任命为长乐卫尉。龚遂见到安乐，流泪说：“大王被立为天子后，日益骄傲自满，劝谏他也不再听。如今仍是昭帝服丧期间，他却每日与近臣饮酒作乐，观看虎豹相斗，所作所为违背大道。您是陛下原来的丞相，应当极力谏争。”后来，龚遂还劝谏刘贺应当选拔先帝大臣的子孙，亲近他们，让他们侍奉左右，如果信任重用进谗阿谀之人，一定会有凶祸。愿陛下将这些人放逐。但刘贺不听。太仆丞河东人张敞上书劝刘贺先褒奖辅国大臣，不要先升迁昌邑的官吏，刘贺也不听。
大将军霍光心中忧愁愤懑，独自询问自己所亲近的旧部、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柱石，察觉此人不可，何不禀告皇太后，重新选贤明而立呢？”霍光说：“我如今想如此做，但不知古代曾经有过吗？”田延年说：“商朝宰相伊尹曾经废太甲皇帝以安宗庙，后世称他忠心，将军如果能以此行事，也是汉朝的伊尹。”霍光于是任命田延年兼任给事中，暗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废立。
霍光、张安世计议已定，便派田延年前去报告丞相杨敞。杨敞与夫人都同意，并称：“请奉大将军教令！”于是，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到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危社稷，怎么办？”群臣都惊愕失色，没有谁敢发言。田延年离席按剑说：“先帝（汉武帝）将幼孤（汉昭帝）托付给将军，就是因为将军忠贤，能安定刘氏天下。如今社稷将倾，况且汉代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为的是长久拥有天下，使宗庙得到祭祀。如果祭祀断绝，将军即使死去，又有何颜面在地下见先帝呢？今天的议论必须做出决断，群臣最后一个响应的，臣请用剑斩之。”霍光谢罪说：“大司农责备霍光说得对，如今天下不安，我霍光应当受处罚。”于是议论的人都叩头说：“万民性命，都在于将军，一切只听大将军命令！”霍光立即与群臣一起进谏皇太后，陈述昌邑王不可以继承帝位的详细情况，皇太后于是前往未央宫的承明殿，下诏命令皇宫门内不准昌邑国的群臣入内。昌邑王刘贺入朝拜见太后返还，乘辇想去温室，中黄门宦者等昌邑王一进来，就关闭宫门，昌邑国的群臣不能进来。昌邑王说：“这是干什么？”大将军霍光跪着说：“有皇太后诏，禁止昌邑国的群臣入内！”霍光命人将昌邑国群臣全部驱赶到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军骑兵逮捕二百多人，都送到廷尉诏狱。很快，昌邑王便被废除帝位，回到昌邑居住，昌邑国随即撤销改为山阳郡。
而在此时，汉宣帝已从民间长大，而且向东海人中翁学习《诗经》，汉宣帝“高材好学”，然而也喜欢游侠、斗鸡走狗，因此对于民间奸邪、吏治得失非常清楚。
从“地利”来讲，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后来又恢复宗籍，属于皇亲宗室。《资治通鉴·汉纪十六·元平元年》载，汉宣帝从狱中出来后，汉武帝下诏，命令掖庭（宫女居住的地方，由宦官充任的掖庭令管理）抚养看视皇曾孙，并命宗正（负责掌管皇帝亲族）为其登记簿籍为皇族。正是由于这个身份，汉宣帝才能即位。这是他所占据的地位优势。
按照皇帝继承人的顺序，如果皇帝无子，则可从皇室宗亲里找一个人继承皇位，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宋仁宗无子，就从宗室里找来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先养在宫中，后来立为太子，改名为赵曙，宋仁宗去世后，赵曙即位就是宋英宗；又如宋高宗无子，就从宋太祖一系中找出宋太祖七世孙赵昚立为太子，后来赵昚即位，就是宋孝宗；再如明武宗无子，去世后大臣们拥立了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即明世宗嘉靖皇帝。所以，皇族的身份是地位的象征，是有利的条件。
从“人和”来讲，汉宣帝是得到丙吉、杜延年等能影响霍光、张安世的重臣的帮助才被立为皇帝的。《资治通鉴·汉纪十六》载，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昌邑王被废黜后，霍光与张安世等各位大臣商议立皇位继承人，一时未能确定。这时曾经保护汉宣帝的丙吉上奏霍光说：“将军侍奉孝武帝（即汉武帝），受襁褓而托孤，将天下大任寄托给将军。孝昭帝（即汉昭帝）又过早去世没有后嗣，天下人都很忧愁恐惧，想早点有新的皇帝继位。孝昭帝发丧之日，将军以大义立后嗣，所立非人，又以大义废黜，天下没有谁不服的。如今社稷、宗庙、百姓的命运系于将军一举之中，我私下听百姓议论，了解当前在位的诸侯、宗室，未能有好的名声在民间。而孝武帝遗诏中所养在掖庭、外家的曾孙名叫刘病已的，我以前在郡邸时，见他年幼，如今十八九岁了，他通晓儒家经术，有美好的才能，行为安详而性格平和。愿将军详审大义，参考用耆龟占卜的结果，先让他入宫，使天下都知道，然后再决定是否策立，如此天下幸甚！”杜延年也知道皇曾孙品德美好，劝霍光、张安世立他为皇位继承人（实际上，霍光与皇曾孙刘病已还是有渊源的，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而霍去病是卫青的亲外甥，与卫太子刘据是姨表兄弟，而刘病已是卫太子刘据的孙子）。
这年的七月，霍光召集丞相及以下官员议定皇位继承人，于是再与丞相杨敞等上奏皇太后说：“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年十八岁，向老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承继孝昭皇帝的后嗣，奉承祖宗之庙，治理天下万民。臣冒死报闻太后！”皇太后下诏说：“可以。”于是汉宣帝即皇帝位。
从上可知，汉宣帝也是得天时、地利、人和才得以从民间即位的，这又是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的一个重要例子。
07 为什么光武帝能建立东汉？
光武帝刘秀起自民间，虽然是汉高祖九世孙，但到他这一代已是务农耕田了。所以，他也算是起自民间，从一介平民成为创业之君。
对于光武帝，后世称颂很多。清代王夫之极其称赞光武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六·光武》中讲：“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为什么呢？建武二年（公元26年），虽然光武帝已定都于洛阳，但天下依然大乱，光武帝所得的只有河北。此时彭宠、五校、赤眉及郾、宛、堵乡、新野、弘农的寇叛接踵而来，另外还有刘永、张步、董宪、苏茂、隗嚣、公孙述等。而汉高祖出关以后，只有一个对手就是项羽，项羽被灭之后天下就安定了，所以说光武帝比汉高祖得天下更难。而且称“光武之神武不可测也”。王夫之还讲：“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也就是说，三代（夏、商、周）以后，唯独光武帝是帝王中最杰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也称赞光武帝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
那么光武帝是如何建立东汉的呢？
从“天时”来讲，王莽的苛政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天下大乱。《资治通鉴·汉纪三十》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设置羲和命士，督促实行五均、六筦制度。每郡有数人，都由富商担任，他们乘坐驿车谋求利益，乘机与郡县官员相互勾结，多设立空的账簿，而国库储藏不充实，百姓更加穷苦。这一年，王莽再下诏申明“六筦”，每筦都设立法令条文以防止犯禁，如有违犯者判处死刑。奸猾之吏民同时侵害，百姓不得安生。此外，公爵及以下有奴婢的要交税金，每个奴婢要缴纳三千六百钱，天下百姓愈发愁苦。新朝的法令烦苛，百姓动辄触犯禁令，不能耕田种桑，徭役也很繁重。而旱灾、蝗灾迭相发生，狱讼之事议而不决。官吏用苛暴立威，借助王莽的禁令侵扰剥削百姓，以致“富者不能自别，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从“地利”来讲，光武帝经营河北，占据河内郡这块根据地。河内郡有较好的战略位置，以黄河天险为固，南望河南，西指关中，东控关东，北守河北。同时，河内郡土地肥沃，粮食丰富，未遭受过战争创伤，为光武帝统兵作战提供了粮草，给足了军需。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载，淮阳王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将要向北夺取燕、赵之地，估量赤眉军必破长安，又想乘此机会吞并关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任命邓禹为前将军，分出麾下精兵两万人，派遣他从西入关中。当时更始帝刘玄的将领有朱鲔、李轶、田立、陈侨，军队号称有三十万人，与河南郡太守武勃共守洛阳，鲍永、田邑驻军并州。刘秀因为“河内险要富实”（河内郡地势险要而且物产丰富殷实），想从各位将领中选择一位守河内的人，感到很难选择，于是询问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全才，有统御众人的能力，除了他没有更合适的人了。”于是刘秀封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太将军事。刘秀对寇恂说：“从前汉高祖留下萧何守关中，我今天委任你守河内，应当给足军粮，训练士兵，阻挡其他军队，不要让他们北渡黄河。”同时，光武帝还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统帅魏郡、河内郡的军队，以抵挡更始帝洛阳军队的进攻。刘秀亲自送邓禹到野王县，邓禹向西出发后，刘秀也引兵北上。寇恂征集粮食，制造武器，以供应军需。刘秀大军虽然远征，物资却不曾匮乏。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秀对河内郡这块根据地极为重视，因为自己和邓禹都要率军出征讨伐，不仅选择了文武全才的寇恂当太守，同时还将自己曾经的主簿、常胜将军冯异留下一同驻防。
为什么刘秀这么重视根据地呢？因为根据地是保存、巩固和发展实力并最终消灭敌方的重要战略基地，正如“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有了这样的战略基地，则可获得相对有利的条件，在有限的战场中，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针对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集中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没有这样的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历史上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往往因为流动作战、没有建立扎实的根据地或没有发展扩大根据地，而以失败告终。如黄巢起义曾占领长安，但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和战争，没有建立根据地；李自成被推为闯王后，也总是流动作战，虽于1644年攻入北京，建立了政权，但他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在吴三桂勾结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谈到“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可见，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
所以，刘秀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与占据河内郡这块根据地密切相关，这就是“地利”。
从“人和”来讲，刘秀也非常得人心，并得到很多人才。《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任更始帝刘玄的大司马，到达河北（即黄河以北地区）时，“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就是说，对所经过的郡县，考察官吏政绩，根据其能力的大小进行任免，公平审理刑狱诉讼案件，废除王莽残酷的政令，恢复汉朝官名制度。官民喜悦，争相拿着牛肉与美酒迎接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可见，刘秀初次到河北，就很得人心。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二》还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刘秀的大将邓禹自冯愔叛变后，威名稍稍受损，又缺乏粮食，和赤眉军交战数次不利，归附者日渐离散。赤眉军、延岑军在三辅地区暴乱，郡县的大姓都各自拥兵，邓禹不能平定。
光武帝于是派遣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讨伐赤眉军。光武帝用车驾送冯异到河南，敕令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之乱，又加上赤眉、延岑的丑行，百姓十分痛苦，生灵涂炭，无处哀告。将军如今奉命讨伐叛逆，对那些投降的，遣送其首领到京师；解散那些小民，让他们耕田种桑；摧毁营寨堡垒，不要使他们再聚集起来。征伐并不一定要攻城略地、屠城，关键在于平定叛乱、安抚百姓。诸位将领并不是不善于战斗，然而喜好掳掠。卿本可以驾驭官吏、士民，要常常修检敕令，不给郡县的百姓造成痛苦！”冯异叩头受命，率军向西进发，所到之处传布威望和信用，盗贼大多投降。
司马光对光武帝取关中有一段简短的评论：“从前周人歌颂周武王之德说：‘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即宣布令人怀念的美德，我前往只是为了求得天下安定）。’这是说推行王道的君主用兵志在传播威德，使百姓安居乐业。光武帝之所以能取关中，用的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不美好吗？”这段话称赞光武帝取关中时用兵的目的在于四个字：威德安民。所以，光武帝的军队非常得人心。
关于刘秀得到的人才，最有名的就是“云台二十八将”。《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载，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思念建立东汉中兴大业的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画上二十八位将领的肖像。邓禹居首，依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增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计三十二人。因为马援是马皇后之父，所以唯独没有将他纳入其内。这表明，上述三十三人尤其是云台二十八将，为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上可知，刘秀之所以由一介平民成为创业之君，也是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的。
08 为什么刘备能使蜀中大和？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载，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进入成都，大摆酒宴，犒赏士兵，并取出蜀城中的金银，分别赏赐给将士，将粮食和丝帛归还原主。刘备兼任益州牧，任命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人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且署理左将军府事、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和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人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人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县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人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人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人刘巴为西曹掾、广汉人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
起初，董和在益州郡时，“清俭公直”，为百姓和夷族所爱戴信任，蜀中人都推他是循吏，因此刘备举而用之。刘备从新野逃奔江南时，荆楚的士人跟从他的很多，而唯独刘巴向北拜见魏公曹操。曹操征辟他为丞相掾，派遣他前去招降接收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恰好刘备夺取了这三郡，刘巴事情不成，想从交州转道返回京师。当时诸葛亮在临蒸，写信招降他，刘巴不从，刘备深以为恨。刘巴于是从交趾入蜀依附刘璋。等到刘璋迎接刘备入蜀时，刘巴劝谏说：“刘备，是雄杰之人，入蜀必定成为我们的祸害。”刘备入蜀后，刘巴又劝谏刘璋说：“如果让刘备讨伐张鲁，是放虎于山林。”刘璋不听，刘巴于是闭门称病。刘备攻打成都时，下令军中说：“有杀害刘巴的，诛杀三族。”等到得到刘巴，刘备很是高兴。这个时候，益州郡县都望风归附刘备，唯独黄权闭城坚守，一定要等到刘璋投降他才肯投降。
于是本是刘璋所任用的董和、黄权、李严等，刘璋的姻亲吴懿、费观等，刘璋所排斥的彭羕，刘备往日所忌恨的刘巴，刘备都一一予以重用，任为显要之官，以发挥他们各自的才能，因此“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也就是说，有志之士，都争相发挥自己长处，尽职尽责，益州百姓因此非常和谐。
从上可知，刘备之所以能迅速在蜀中站稳脚跟，得到益州百姓拥护，正是在于刘备能团结各种人，能任用人才，得到有志之士的心，也得到了益州百姓之心。所以，刘备能使蜀中大和，正在于他能得“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人和”。
09 为什么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治”？
在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唐太宗得到关注之多、评价之高都是非常罕见的。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评论说：“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意思是，强盛啊，唐太宗的功业！他消除隋末之乱，可比商汤、周武王；贞观之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相近。自古以来功德都隆盛的，自汉以来没有像唐太宗这样的君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主要是通过记载唐太宗的事迹来体现唐太宗形象的。虽然有几处进行了评价，但并不完整。司马光对唐太宗的完整评价是在他的另一部史书《稽古录》中。这里面，司马光评价说：“唐高祖在晋阳举兵，席卷长驱，占据关中，扫平群雄，降服李密、擒窦建德和王世充、翦除刘黑阀、消灭萧铣，六年之中统一天下，成功之所以这么快，关键是有唐太宗这个儿子。”
司马光还称赞：“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驱策英雄，罔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意思是，唐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善于用贤才、网罗英雄，喜欢用好的谋划，乐意听直谏，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且在政教方面很成功，使盗贼转变为君子，使因生活痛苦呻吟的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讴歌贞观之治，百姓富裕、衣食有余，刑罚基本搁置不用。在军事上也非常成功，突厥的首领被擒获，北海一带都成为唐朝的郡县。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这就是司马光笔下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被后世称赞，主要是因为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这个“贞观之治”是怎样的情形呢？《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整年犯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百姓夜晚家家户户均不用关门，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中取食物。这说明，国家粮食丰收，所以米价特别低，而且社会治安非常好，商人或出门旅游的人，不会碰上盗贼，也很少有人犯罪，因此监狱常常是空的。这些事情也是比较罕见的。
为什么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治”呢？
从“天时”来讲，当时处在灾害中的百姓极希望出现明君和善政。唐太宗接手的时候，唐王朝并不是很稳定的。《资治通鉴·唐纪九·贞观四年》讲，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天下发生蝗灾；贞观三年，全国又发大水。另据《贞观政要·政体》载：“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这里面的第一个威胁便是天灾，国家接连发生霜灾、旱灾；第二个威胁是天灾带来的粮食价格昂贵，百姓挨饿；第三个威胁是突厥入侵骚扰，州县不得安宁。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如果处理不好，将会重新引起百姓动乱。
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正是这种形势，反而逼迫唐太宗励精图治，敬天畏民。《资治通鉴·唐纪八》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已即位，尚未改元。此时，“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也就是说，唐太宗励精图治，多次引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唐太宗均高兴地采纳。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二月，唐太宗对侍臣说：“人们都说天子最为尊贵，不会畏惧害怕任何事情。朕则不是这样，对上畏惧上天的监督，对下畏惧群臣的注视，因此兢兢业业，还担心不合乎上天之意，不能与百姓的期望相称。”
从“人和”来讲，唐太宗深得人心，也深得人才。在深得人心方面，唐太宗是怎么做的呢？具体在施政的实践中，主要有以下：
一是帮助百姓赎回子女。《资治通鉴·唐纪八》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内地区出现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唐太宗下诏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帛赎回被变卖的子女，归还给他们的父母。不久又下诏说：“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也甘心不吝。”不久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二是吞食蝗虫救灾。《资治通鉴·唐纪八》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城长安一带有蝗虫。唐太宗到宫苑中见到了蝗虫，抓了数只，祈祷说：“百姓以谷物为命，而你们吃掉谷物，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并举手想吞掉蝗虫，左右身边之人进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唐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何要避疾病呢！”于是吞食蝗虫。这一年，蝗虫果真没有成为灾害。
三是从突厥赎回汉人。《资治通鉴·唐纪九》载，隋朝末年，中原汉人多被突厥人掠去，等到突厥投降时，唐太宗派人用黄金布帛将他们赎回。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五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共从突厥赎回男女八万人。这体现了唐太宗确实是一个以民为本的贤君，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换回本国百姓，历代君主没有几个能做得到。
四是慎择刺史县令。《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以便坐卧都可以观看，得知其在为官一方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将来升迁或降职之用。县令对百姓来说，尤其亲近，不可不谨慎选择。”唐太宗还下令让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胜任县令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五是遣使问民间疾苦。《资治通鉴·唐纪十》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命令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瑀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天下，考察地方长官吏员是否贤能，访问民间疾苦，礼遇高寿的老人，赈济穷困百姓，起用埋没已久的人才。
另外，唐太宗还极其宽仁。《资治通鉴·唐纪八》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止盗。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止，唐太宗不赞成，他说：“百姓之所以为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身遭饥寒，因此就顾不得廉耻。朕应当杜绝奢侈，减省费用，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百姓衣食有余，自然不为盗贼，何必用重法呢！”从这以后，经过数年，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都可在野外露宿。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唐太宗仍嫌其惨厉，说：“肉刑废除已久，应当用其他处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刑为加服劳役的流放刑，流放到三千里外，居住那里劳作三年。唐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因此下诏自今以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还整顿吏治，杜绝侵民。这在《贞观政要·政体》中有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意思是，唐太宗深深痛恨贪官污吏，有违反法律而接受贿赂的，绝不赦免。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唐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根据他所犯的罪行予以重法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廉谨慎。不管是王侯公卿、贵妃公主之家，还是士族大姓、豪富商贾，都慑于唐太宗的威严，收敛屏迹，不敢侵犯、欺负百姓。
由于唐太宗真心为百姓着想，为政宽仁，而且使那些富贵之人不敢侵犯百姓，所以深得人心。《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这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面、割耳，流血洒地”。意思是，四方夷族之人在朝做官的以及前来朝贡的数百人，都闻丧恸哭，剪头发、用刀划脸、割耳朵，流血满地。而且原突厥人、大唐将领阿史那社尔、契何力还请求自杀殉葬，因新即位的唐高宗以先帝有遗旨不准而作罢。这种情形在历史上难得一见。
在深得人才方面，著名的有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命人在凌烟阁画上功臣。他们分别是：赵国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国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
元代戈直注引《贞观政要·政体第二》时讲唐太宗“命房（玄龄）、杜（如晦）以为相，英（李勣）、卫（李靖）以为将，王（珪）、魏（徵）之谏争，褒（段志玄）、鄂（尉迟恭）之骁勇，虞（世南）、褚（遂良）之词翰，下至孙思邈之医药（其《千金方》第一卷‘大医精诚’影响后世深远）、李淳风之历数、袁天纲之相法（李、袁两人合著的《推背图》更是令后人望尘莫及），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唐太宗任用这些人才，不仅对扫平群雄建立唐朝，而且对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上可知，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主要是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天时”“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