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坤卦》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就是积善有余庆定律，这个定律其实反映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尚书·伊训》也有类似的话，就是商朝宰相伊尹说的这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另外，还有一个“天道好还定律”。所谓“天道好还”是指天可主持公道，作恶终必有报。“积善有余庆定律”是从正面讲多积善行才是成功的王道，“天道好还定律”是从反面讲坏事做多了必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两个定律相辅相成。
《尚书·汤诰》载，商汤说：“天道福善祸淫。”《道德经》第七十九章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墨子·法仪》中讲：“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贵德》中说：“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
事实上，在所有的成功之道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多积善行、多积阴德，不仅利于自身，而且也泽及后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不少“积善有余庆”的例子。
01 为什么说王贺、邓禹父子、袁安救人活人后世兴旺？
关于王贺。《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时，济南人王贺担任绣衣御史，负责驱捕魏郡的盗贼，他放过很多人，因此以不称职被罢免。王贺叹道：“我听说，救活一千人，子孙就有封爵，我救活的人有一万多，后世会有人兴起吧！”
后来不过五十年，也就是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命皇后在后宫妃嫔的娘家女子中，挑选侍奉太子的女子，挑到元城人王政君。王政君就是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王政君一经宠幸，便身怀有孕，并生下汉成帝。汉成帝之后的天下，基本上是王氏一门掌权，且多人封侯。王贺的后世子孙中还有一个叫王莽的，篡夺了汉室江山，建立了新朝，享国十五年。
关于邓禹父子。《资治通鉴·汉纪四十》载，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起初，太傅邓禹曾经对人说：“我率领百万之众，未曾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起的。”他的儿子护羌校尉邓训，有女儿名叫邓绥，性情孝敬友爱，喜欢读书，常常白天学习妇女的活计，晚上就诵读经典，家人称她为“女儒生”，她的叔父邓陔说：“我曾经听说救活一千人的，子孙将会受封。我的兄长邓训为谒者，奉命修石臼河，每年能救活几千人，天道如果值得相信，我们邓家必定蒙福。”邓绥后来被选入后宫，当了贵人。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十月，汉和帝立邓绥为皇后。
关于袁安。《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载，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任城县令、汝南人袁安被擢升为楚郡太守，到达楚郡之后他不直接进入官衙，而是先去处理楚王刘英的狱案，查出缺少证据的囚犯就登记上报。他的部属府丞、掾史都叩头力争，认为这些人“附从反叛，论法应当同罪，不可以这样做”。袁安说：“如果有不合理的，我这个太守自当承担罪责，不和你们相关。”于是分别详细上奏，汉明帝感悟，就批准同意袁安的上奏，因此而获得性命的有四百多家。元和三年（公元86年），汉章帝任命太仆袁安为司空（“三公之一”）。到后来袁安的子孙都做到了三公，即所谓的“四世三公”。
王贺、邓禹父子、袁安之所以后世兴旺（有的本人也兴旺）正在于他们能救人活人。而喜欢杀人的人，不仅自己不得善终，而且后世子孙也不兴旺。
比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白起在长平之战后使诈而坑杀赵国降卒四十多万，虽然白起为秦昭王攻城略地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两年后就被秦昭王赐自尽，临死前，他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后来想到自己在长平之战中所为，才明白自己当死。
又如《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在巨鹿之战后趁夜杀秦国降卒二十万于新安城南，虽然没多久自称西楚霸王，但最后所得天下尽失，并自刎于乌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
再如《史记·李将军列传》载，“飞将军”李广虽然军功显著，威震匈奴，但是曾经使诈杀已降羌人八百多，终生不得封侯，而他的许多部下却封侯拜相，有位叫王朔的人告诉他：“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也。”后来他还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因其率领的右路军迷路而丧失军机，导致匈奴单于逃走，要审问他时，他不愿受辱自刎而死。
《庭训格言》也载，清朝康熙帝曾说：“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则福履自至。观我朝及古行兵之王公大臣，内中颇有建立功业而行军时曾多杀人者，其子孙必不昌盛，渐至衰败。由是观之，仁者诚为人之本欤！”这里面，康熙帝谈到了清朝及古代带兵作战时曾经杀人过多的王公大臣，其子孙不昌盛以至衰败的事例。
《周易·系辞下》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天地的大德体现在让万物生存、生长、生活，简言之就是俗话所说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想要成功的人，要懂得《周易》中的这个规律，多救人活人，这样才能有好的结局，而且延及子孙。这也符合“积善有余庆定律”。
02 为什么汉宣帝追封张贺为恩德侯？
《资治通鉴·汉纪十六》载，起初，卫太子刘据娶鲁国姓史的女子为良娣，生的儿子名叫刘进，号史皇孙（汉武帝的孙子），皇孙娶涿郡姓王的女子为夫人，生的儿子名叫刘病已，号皇曾孙（汉武帝的曾孙，即汉宣帝）。皇曾孙出生才几个月，遭遇巫蛊之事，卫太子刘据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及诸位妻妾都遇害，只有皇曾孙活着，但是也因为连坐而关到监狱中，后来又差点被杀，因为蒙丙吉保护而得生。丙吉让女囚徒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徵卿照顾皇曾孙一段时间后，又听说皇曾孙的祖母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和兄长史恭还尚在，就将皇曾孙送去抚养。
当时的掖庭令张贺，曾经侍奉过卫太子刘据，他思念太子旧恩，哀怜皇曾孙，小心谨慎地奉养皇曾孙，以自己私人的钱财供给皇曾孙用，教他读书。皇曾孙长大后，张贺想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他，当时汉昭帝刚刚举行加冠之礼，身长八尺二寸，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以右将军身份辅政，听到张贺称誉皇曾孙，生气地说：“皇曾孙是卫太子的后人，幸得以平民的衣食由朝廷供养已经足够了，不要再提嫁女之事。”于是张贺才停止这件事。而张贺的下属暴室（宫中负责织染的地方，也关押宫中女犯）啬夫许广汉有个女儿，张贺于是摆酒请许广汉，酒兴之酣时，张贺说：“皇曾孙是皇上近亲，最不济也可为关内侯，你可将女儿嫁给他。”许广汉答应了。第二天，许广汉的妻子听说后很生气，但许广汉不听，重新请人做媒将女儿嫁给皇曾孙，张贺用自己的家财为皇曾孙办聘礼。
后来皇曾孙即位，追思张贺的恩德并加封他及他的子孙。《资治通鉴·汉纪十七》载，起初，掖庭令张贺多次在弟弟车骑将军张安世面前称赞皇曾孙的才干，并谈到皇曾孙的一些奇怪征兆。张安世就不让他说这些，认为已经有年少的皇帝（汉昭帝），不宜称述皇曾孙。等到皇曾孙即位（汉宣帝）而张贺已去世，汉宣帝对张安世说：“掖庭令当时称赞我，将军阻止他，这是对的。”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帝追思张贺对自己的恩德，追封他为恩德侯，设置二百人家守护他的墓。张贺有个儿子很早就去世了，他将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作为自己的养子。张彭祖小的时候与汉宣帝同席读书，汉宣帝想封张彭祖为侯，先赐爵关内侯。张安世对张贺封侯之事深深辞谢，又请求减少守墓的户数，减少至三十户。汉宣帝说：“我是为了掖庭令，不是为了将军才这样做的！”张安世才不敢再提这件事。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下诏称“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学，恩惠卓异，厥功茂焉（即前掖庭令张贺辅导朕，使朕学习儒家文学经学，恩惠卓著，功劳很大）”。并封张贺的养子张彭祖为阳都侯，追赐张贺谥号为阳都哀侯。张贺有一个孤孙，名叫张霸，年龄才七岁，汉宣帝也授他官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
汉宣帝之所以追封张贺为恩德侯，后来又追赐为阳都哀侯，正是汉宣帝报答张贺的一种体现。前一个封号体现了汉宣帝报答张贺的恩德，后一个封号则是给一个县侯（阳都县，“哀”是谥号），带有食邑的性质。而且汉宣帝还封张贺的养子张彭祖为关内侯，封张贺七岁的孙子张霸也为关内侯。为什么汉宣帝如此报答张贺呢？正是因为张贺对汉宣帝有很大的恩德，这也非常符合“积善有余庆定律”。
03 为什么说汉代的丙吉、唐代的陆元方积阴德得善报？
《资治通鉴·汉纪十六》载，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卫太子刘据得一儿子名叫刘进，号史皇孙。皇孙又娶涿郡人王氏为夫人，生儿子名叫刘病已，号皇曾孙。皇曾孙出生才几个月，就遭遇巫蛊之祸，卫太子一家人全部遇害，独有皇曾孙在，但因连坐被收到郡邸的监狱。原廷尉监、鲁国人丙吉受诏，负责审理巫蛊一案。丙吉心里知道卫太子刘据并无反叛事实，特别哀怜皇曾孙无辜，于是选择谨慎忠厚的女囚徒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徵卿，命令她们为皇曾孙刘病已哺乳，放在干燥的地方喂养。丙吉每天前往查看两次。
当时，巫蛊一案几年都没有审理结束，汉武帝又得了疾病，往来于长杨、五柞宫，善于望气的术士说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之气，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分别通知中都官，下诏凡在监狱中的犯人，无论罪行轻重，一律都诛杀，担任内谒者令一职的使者郭穰夜晚到郡邸狱，丙吉关闭大门，拒绝让郭穰进来，并说：“皇曾孙在此，其他人无辜而死尚且不可以，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呢！”双方相守到天明，郭穰不得进入。郭穰归还，奏明汉武帝，并趁机弹劾丙吉。汉武帝此时已醒悟，说：“是上天派遣丙吉这样做的。”于是下诏大赦天下。郡邸狱的囚犯，都依靠丙吉而得以活命。
不久，丙吉对守丞说：“皇曾孙不应当在监狱中。”并派守丞写信给京兆尹，将皇曾孙与胡组一起遣送出去，京兆尹不接受，又重新回到狱中。等到胡组坐牢期满应当离去时，皇曾孙思慕她，于是丙吉私人出钱雇佣胡组，让她与郭徵卿一起抚养，过了几个月，才放胡组离去。后少内啬夫告诉丙吉说：“供给皇曾孙的食物，没有诏令。”当时，丙吉就将自己俸禄的米、肉，按月供给皇曾孙。皇曾孙生病，好几次差点性命不保，丙吉数次让保护养育皇曾孙的乳母加以医药，对皇曾孙有很深的恩德惠泽。后来，丙吉听说皇曾孙祖母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和兄长史恭尚在，便用车载皇曾孙托付其抚养。贞君年老，见女儿的孙子孤苦，很是哀怜，亲自抚养照看。
等到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张安世等各位大臣商议立皇位继承人，一时还未确定。丙吉上奏霍光劝他立皇曾孙刘病已。杜延年也知道皇曾孙品德美好，也劝霍光、张安世立皇曾孙为帝。后来，皇曾孙刘病已被立为皇帝，即汉宣帝。
《资治通鉴·汉纪十七》载，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御史大夫丙吉为人深沉厚道，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对皇曾孙（汉宣帝）从前的遭遇、自己对他的恩德绝口不提，因此朝廷没有谁知道他的这些功劳。恰逢掖庭中一位名叫则的宫婢让自己的丈夫上书，自陈曾经对皇帝有保养抚育的功劳，汉宣帝命令掖庭令负责查问此事，名叫则的宫婢在言辞中提到丙吉知道情况。掖庭令将这位名叫则的宫婢带到御史大夫的府中来见丙吉，丙吉认识她，对她说：“你曾经因为养育皇曾孙不够周全，我还责打过你，你怎么有功劳呢！只有渭城的胡组、淮阳的郭徵卿对皇曾孙有恩。”于是分别奏报胡组、郭徵卿共同养育皇曾孙劳苦的情况。汉宣帝于是下诏让丙吉寻找胡组、郭徵卿，二人已死，但有子孙，都受到厚赏。汉宣帝又下诏将名叫则的宫婢赦免奴婢身份而为平民，赐钱十万，汉宣帝亲自问她当年的情况，然后才知道丙吉对自己有旧恩却不肯说出来，汉宣帝认为丙吉有大贤德。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下诏说御史大夫丙吉对他有旧恩，封丙吉为博阳侯。丙吉临封时，得了病，汉宣帝担心他一病不起，要派人把博阳侯的印绶送给他，让他能在生前受封。太子太傅夏侯胜说：“丙吉此次不会死的，臣听说有阴德的人必定能受报，并且延及子孙。如今丙吉还未获报而病重，这个病不会致死。”后来丙吉的病果然好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除了记载丙吉深沉厚道、不夸耀功劳的积阴德事迹外，还讲了一位积阴德的人物，就是唐朝的陆元方。《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载，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太后武则天询问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陆元方朝廷以外的事，陆元方回答：“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向陛下奏报。至于民间的小事，不值得烦劳陛下听闻。”由此而违背太后旨意，被罢为司礼卿。
陆元方为人清廉谨慎，两次为宰相，太后每逢提升或任命官员，多访求他的意见，陆元方则密封自己的意见进呈，未曾泄露。他临终时，取来全部奏疏将其焚烧，说：“我对于他人多有阴德，我的子孙不会衰败吧！”
陆元方的儿子名叫陆象先，因为陆元方积阴德的缘故，后来也当上了宰相。《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唐睿宗任命陆象先为兵部侍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睿宗任命中书侍郎陆象先为同平章事（宰相）。陆象先“清净寡欲，言论高远”，受到时人的推崇。当时崔湜私下里侍奉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想让他为宰相，崔湜请求与陆象先一同升迁为宰相，太平公主不同意，崔湜说：“如果陆象先不能当宰相，那么我也不敢当。”太平公主于是请求哥哥唐睿宗将两人任命为宰相，唐睿宗不想用崔湜，太平公主流泪请求，唐睿宗才同意。
陆象先也和父亲一样积阴德，保全很多人的性命，而且不说出来。《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起初，太平公主与她的党羽密谋废除唐玄宗，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都认为应当，陆象先独以为不可以。太平公主说：“太上皇废长立少（指唐睿宗废除长子李成器而立李隆基），已经不顺，且皇上又失德，为何不废除他呢！”陆象先曰：“皇上当初是因为功劳而得立的，应当因有罪过才废除。如今确实没有罪过，我终究不敢从命。”太平公主生气地离去。唐玄宗诛杀窦怀贞等人后，召陆象先说：“岁寒知松柏，确实如此啊！”当时正全力惩处太平公主的党羽，应当连坐的人很多，陆象先暗中为他们申理，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然而他不曾说过这些事，当时没有人知道。
所以，想要成功的人，当学丙吉、陆元方、陆象先，多积阴德，这样才能有好报，这是符合“积善有余庆定律”的。
就德而言，有阳德、阴德，但两者有区别，阳德是做了好事就让人知道，所以来得快、报得也快，可能立刻就会得到赞扬、荣誉或其他回报；而阴德是发自内心而做的善事，不求别人知道，因此报得慢，但是能积得住，能得到后报，甚至能福及子孙。另外，还有阳恶、阴恶，阳恶是做了大家都看得到的恶事，所以也是来得快，可能立刻就受到贬斥、耻辱乃至惩罚；而阴恶则是做了大家没看到的恶事，这种恶事也会得到后报，不仅自己结局不好，而且还可能祸及子孙。
04 为什么说马援、高允、韦孝宽、卢怀慎等能得富贵？
关于马援。《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二》载，建武元年（公元317年），马援年轻时，因为家庭用度不足，辞别哥哥马况，想到边郡去种田放牧。马况说：“你是大才，应当晚成，良好的工匠不将未雕琢的玉展示给人看，权且听从你所喜欢的。”于是马援到北地种田放牧。马援常常对宾客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来，他种田放牧取得很大收获，养的牲畜有数千头，谷物有数万斛，不久又感叹说：“大凡增长财产，贵在能赈济施舍，否则只是守财奴。”于是将其所养的牲畜及储存的谷物全部散给亲人旧友。
后来马援深得隗嚣敬重，光武帝刘秀也非常欣赏他，马援因功得封为新息侯、伏波将军。后世也很敬重他，比如王阳明曾经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在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之乱后也不忘记拜谒伏波将军庙。孙中山在给蔡锷将军的挽联中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班都护即班超，马伏波就是马援。孙中山敬重蔡锷将军，将他比作马援。
关于高允。《资治通鉴·齐纪二》载，北魏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一生经历、侍奉了五位帝王，在尚书省、中书省、秘书省三省担任职务总计有五十多年，未曾受到过责备。冯太后及北魏孝文帝很是敬重他，因为高允年龄大，常常命令中黄门苏兴寿搀扶侍奉他。
高允仁慈、宽恕、简朴、恬静，虽然处在高位，但是他却像寒门子弟一样朴素，手拿起书吟咏观看，常常昼夜不离手；教导人为善，也是诚恳不倦；顾念亲朋好友，也是从不遗弃。当时北魏献文帝平定青州、徐州时，当地名门望族将全部迁徙到代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高允家的姻亲，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高允就倾其家财赈济布施，让他们得到妥善安置。
高允的身体向来没有疾病，到了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却稍微感觉不适，但是起居还能像平常一样，几天后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侍中、司空，陪葬十分丰厚。自从北魏初年以来，对活着或者去世的人进行赏赐，都没有谁比得上高允。另据《魏书·高允列传》载，高允曾对人说：“我在中书省时有阴德，救济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我的寿命应当享百岁。”
关于韦孝宽。《资治通鉴·陈纪八》载，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年），北周郧襄公韦孝宽去世。韦孝宽和宗族非常和睦，所得俸禄，不独自放到自家，而是与宗族共享。人们因此而称赞他。
关于卢怀慎。《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卢怀慎清廉、谨慎、节俭、朴素，不营求资财产业。虽然贵为卿相，所得俸禄和赏赐，都散尽给亲朋故旧，而自己的妻子儿女却不免饥寒，所居住的房子也难以遮挡风雨。
从《资治通鉴》中关于这四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喜欢布施，慷慨大方。《易经·系辞下》讲：“何以聚人？曰财。”他们之所以能得众人之心，能有很大福报，很大原因在于他们轻财好施，而且他们四人的后代也都富贵。这也是符合“积善有余庆定律”的。
05 为什么令狐绹能得到唐宣宗的关注并被重用为宰相？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载，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六月，唐宣宗问宰相白敏中：“朕先前为宪宗皇帝发丧，途中遭遇了风雨，朝廷百官、六宫嫔妃都四散避雨，只有山陵使（负责为皇帝治丧，一般为宰相）攀着灵柩车驾而不离开，这个人长得高大而多胡须，这个人是谁？”白敏中回答：“他是令狐楚。”唐宣宗说：“他有儿子吗？”白敏中回答：“他的长子令狐绪如今担任随州刺史。”唐宣宗问：“他的德才能为宰相吗？”白敏中回答：“令狐绪少时得过风痹病。令狐楚的次子令狐绹，是前任湖州刺史，有才器。”唐宣宗立即将令狐绹提拔为考功郎中（吏部官员，负责考核百官功过善恶）、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令狐绹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问他唐宪宗元和年间的旧事，令狐绹逐条回答得十分完备。唐宣宗很高兴，于是有大用令狐绹之意。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唐宣宗任命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唐宣宗曾经把唐太宗所撰写的《金镜》授给令狐绹，让他读给自己听，读到“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即国家乱是任不肖所致，国家治是任忠贤所致）这句时，唐宣宗停下来说：“大凡想求得太平的，应当以这句话为首。”又在屏风上书写《贞观政要》，常常正色拱手而读。
两年后，令狐绹即被任命为宰相。《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载，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绹为同平章事（宰相）。此后一直到唐宣宗去世，令狐绹担任了将近十年的宰相。
为什么令狐绹能得到唐宣宗关注及重用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令狐绹的父亲令狐楚在办理唐宪宗（唐宣宗的父亲）的丧事时恪尽职守，给唐宣宗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个原因是令狐绹自身有很好的才干学识。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令狐绹没有父亲为他所积的德泽，他不可能被唐宣宗留意；如果令狐绹自身没有才干学识，和他哥哥那样，也不会当上宰相。
相对来说，前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因为很多有才华的人没有祖辈的德泽，无缘被皇帝关注，一生被埋没，默默无闻。
大凡祖宗能积德的，子孙能享受福泽。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据明朝文学家张岱《快园道古·卷一·盛德部》载，范仲淹第十一世孙范从文，洪武年间官至御史，因忤逆旨意而入狱，准备处以死刑。朱元璋在查看死刑犯的案卷时，看到范从文的姓名和籍贯，问道：“你是不是范仲淹的后人？”范从文答道：“罪臣乃范仲淹第十一世孙。”朱元璋询问案情后，书写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赐给范从文，并下旨免除其五次死罪。所以范仲淹去世后三百多年，其大德、大功、大名依然存在世人心中，子孙还能享受其德，得以免除死罪。
因此，积累善行的家族，这个家族的福报不会断绝，家族的后代也会承受福报。那些想成功的人，平时注意多积累善行善德，这样不仅利于自身，也利于子孙后代。
06 为什么出身微贱的周行逢能成为一方节度使并富贵终身？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载，显德元年（公元954年），这一年湖南出现大的饥荒，百姓吃草木的果实以充饥。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打开粮仓赈济百姓，“全活甚众”（保全救活很多人）。周行逢起于微贱，知道民间疾苦，励精图治，严而无私，他征辟属官，都选择廉洁方正之士，他自我节制约束、办事简明扼要。有人讥讽他太节俭，周行逢说：“马氏父子（指马殷、马希范等）极度奢靡，不体恤百姓，如今他的子孙沦落为向别人乞食的地步，又如何值得效法呢？”
《资治通鉴·后周纪四》还载，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七月，周世宗任命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周行逢既已统管湖湘（洞庭湖、湘江）地区，于是矫正前人之弊，留心百姓之事，全部革除马氏的横征暴敛的弊政，将那些贪官污吏、奸猾刁民等祸害百姓的人全部都除去，选择那些廉洁公正的官员为刺史、县令。
从上可知，出身微贱的周行逢之所以能成为一方节度使并富贵终身，主要是因为：一是赈济百姓，保全救活很多人；二是实行善政，关心民生，去除百姓身上的重赋，并选用良吏为官；三是自我约束，能克己之欲，力行节俭。这三件都是很大的善行，所以周行逢的结局很好，他一直活到宋太祖建隆三年，死后被追封为汝南郡王。
07 为什么魏仁溥能被周世宗任为宰相？
《资治通鉴·后周纪五》载，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想任用枢密使魏仁溥为宰相，反对的人认为魏仁溥不是科第出身，不可为宰相。周世宗说：“自古以来帝王任用有文武才略的人为辅佐，难道都是科第出身吗？”不久，周世宗任命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枢密使一职仍然照旧。魏仁溥虽然位处权要，但仍能够谦虚谨慎。
周世宗性格严厉急躁，左右近侍有违反旨意的，魏仁溥大多将罪过归于自己以拯救他们，得以保全活命的有十之七八。因此他虽然起自刀笔吏，官至宰相，但当时的人不认为是耻辱。
08 为什么赵普被宋太祖认为是奇才？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载，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永兴节度使刘词推荐他的幕僚赵普有才能可以任用，恰逢滁州平定，宰相范质就推荐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太祖皇帝（赵匡胤）与他谈话，很高兴。当时抓获盗贼一百多人，都应当处死。赵普请求先审讯然后判决，结果“所活十七八”，太祖皇帝更加认为他是奇才。
由于赵普救人活人，所以他后来得到了善报。没过几年，周世宗去世，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赵普作为佐命元勋担任了北宋宰相，并且在宋太宗时期也担任宰相，封韩王。
09 为什么说“天道好还”？
“天道好还”这句话是朱元璋在北伐元朝，鼓舞士气时所说的。他讲：“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比如，商鞅首开告奸、连坐之先河，刑罚严酷，不得人心。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说其“天资刻薄”。他攻打魏国，写信欺骗公子卬，公子卬最后成了商鞅的俘虏，魏军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歼灭。秦惠文王时，商鞅被公子虔等人告其谋反，他逃跑时打算在客栈住下，但身无有效证件，店家说：“商鞅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人要被治罪。”商鞅不禁喟然叹曰：“嗟呼，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后兵败被抓，车裂示众。临死前叹息：“真是作茧自缚！”
又如历史上很多严苛的酷吏，也都像网络语言所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且基本上就在当世就还，像汉朝时的酷吏“两个延年”，即田延年、严延年，虽然得了一时好处，田延年封了侯，但最后自刎而死；严延年当了太守，但最后被诛杀弃市。还有唐朝时的酷吏周兴使用酷刑造成了很多冤案，最后被来俊臣“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再如赵宋得国是从周世宗死后的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后来赵宋王朝也是在孤儿寡母手中被元朝灭亡。后人写诗说：“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清朝也是，顺治帝孤儿寡母入关，最后宣统帝孤儿寡母出关。这真是“天道好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例子。
一是庞涓设计陷害孙膑最后也被孙膑设计射杀。《资治通鉴·周纪二》载，起初，孙膑与庞涓一同学兵法，庞涓在魏国入仕做将军，自认为才能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招来，孙膑到了后，庞涓设计依法砍断孙膑的双脚，而且在他脸上刺字，想使孙膑终身成为废人、不得大用。刚好齐国使者到魏国，孙膑以刑徒身份暗中相见，说动了齐国使者，齐国使者私下将他载到齐国。齐国大臣田忌很是善待他，并向齐威王推荐他，齐威王问他兵法，认为他很是厉害，于是任用他为军师。刚好魏国围攻赵国首都邯郸，齐威王谋划救援赵国，任命孙膑为将，孙膑推辞说自己是受过刑的人不可担任将军，于是以田忌为将而孙膑为军师，让他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听从了孙膑“围魏救赵”的计策，在桂陵大败魏军。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大将庞涓讨伐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问：“是早点救还是晚点救？”成侯邹忌说：“不如不救。”田忌说：“不救则会使韩国被魏国吞并，不如早点救。”孙膑说：“韩国、魏国的军队还处在盛气之时，如果去救，就是我们替韩国承受魏国军队的攻打，而且魏国有吞并韩国之心，韩国见到自身要亡国了，必定向东再次恳求齐国救援。那时我们再出兵，可深结与韩国的亲近关系，且可以趁魏国军队疲弊，得到更大的利益而享有尊名。”齐威王说：“好。”于是暗中答应韩国使者。韩国因为可以倚仗齐国，拼命抵抗，但五次大战都不能胜利，只好将希望寄托在齐国身上。齐国于是起兵，齐威王派遣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以救韩国，他们率军直奔魏国都城。庞涓听说后，离开韩国返回援助，魏国也征调很多兵力，以太子申为将，抵挡齐国军队。孙膑劝田忌采取减灶之计迷惑庞涓，庞涓行军三天，以为齐军胆怯，逃亡的士兵过半，便抛弃步军，率骑兵日夜兼程追赶，孙膑估计庞涓天黑时会到马陵，而马陵道路狭窄可以埋伏兵力，于是砍倒大树，在上面写道：“庞涓死此树下！”于是命令齐军中善于射箭的士兵夹道埋伏，约定天黑时见到有火光举起就一齐射箭。庞涓果然夜晚赶到那棵树下，见到树上写有字，让人举火照看，还没有读完，万箭齐发，魏国军队大乱，庞涓自知兵败，于是自刎说：“遂成竖子之名（成就了孙膑这小子的名声）！”
二是李斯恶贯满盈到头来自己被处五刑。李斯人品极差，而且行为卑劣，非常残忍，为了一己富贵可以不择手段杀人、害人。
比如《资治通鉴·秦纪一》载，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因为秦始皇听说韩非很贤能，想见他。韩非作为韩国使者到秦国，上书秦始皇，秦始皇很高兴，但还没有任用他。这时李斯忌妒嫉恨韩非，向秦始皇进谗言使得韩非被关在监狱中，并且自己私下派人毒死韩非。而秦始皇这时后悔了，派人赦免韩非，但已经来不及了，韩非已被李斯毒死。
又如《资治通鉴·秦纪二》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李斯又建议秦始皇“焚书”，烧毁一大批珍贵书籍。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与奸臣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赐死本应继位的秦始皇长子扶苏，杀害蒙恬、蒙毅兄弟。
再如《资治通鉴·秦纪三》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由于秦二世多次责备李斯身为三公，却使盗贼猖狂，李斯恐惧，但他又看重自己的爵禄，于是奉承秦二世之意，劝秦二世行督责之术。秦二世很高兴，于是严厉推行督责术。当时，以向百姓征收赋税重的为有才干的人，以杀人多的为忠臣，结果“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朝的百姓更加害怕，思虑着想发生叛乱。
李斯如此之坏，给秦朝官吏和百姓造成了极大危害，终于“天道好还”。《资治通鉴·秦纪三》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人冒充御史、谒者、侍中，轮番审讯李斯，严刑拷打。后来又捏造了李斯儿子李由谋反的罪证，与李斯的罪行一并论处，“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即判处李斯五刑，在咸阳街市腰斩。
而李斯被判处的“五刑”，正是他主持制订秦律中用来对付政敌与百姓的酷刑，即“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就是先刺脸，再割掉鼻子，剁去两条腿，随后腰斩，接着砍头，最后再慢慢碎尸。如果刑前胆敢胡言乱语，还要割掉舌头。这些到头来全用在李斯自己身上了。他临死前叹息：“和儿子牵黄狗到家乡上蔡东门追逐兔子的机会都没有了。”最后“被夷三族”。
三是诬陷并害死吴王李恪的长孙无忌也被诬陷致死。《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怀疑太子李治仁弱，秘密告诉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雉奴（即李治），雉奴懦弱，恐怕不能守社稷，怎么办？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很像我，我想立他，怎么样？”长孙无忌坚持不肯，认为不可立吴王李恪。唐太宗说：“你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长孙无忌说：“太子仁厚，的确是守成良主。况且太子之位至关重要，难道可以数次更改吗？愿陛下深思。”这时，唐太宗才停止更立太子的想法。
《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其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李恪有文武之才，唐太宗常常认为他像自己，想立他为太子，长孙无忌据理力争，唐太宗才作罢。由此李恪与长孙无忌交恶，李恪的名望向来很高，人心向着他，于是长孙无忌深深忌恨他，想借事诛杀李恪以断绝众望。房遗爱因为谋反将要被诛，但他知道长孙无忌想害李恪，就说与李恪同谋，希望像当年纥干承基密告原太子李承乾谋反那样免除一死。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唐高宗诏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处以斩刑，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一并赐自尽。吴王李恪临死时骂道：“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如果有灵，应当灭族不久！”
后来，长孙无忌结局果然很惨。《资治通鉴·唐纪十六》载，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唐高宗立武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武则天因为长孙无忌受到重赐（永徽五年，唐高宗与武则天为了立后一事到长孙无忌的府第，授予长孙无忌的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都为朝散大夫，还命人载十车的金银珠宝、锦缎丝绸赐给长孙无忌）而不帮助自己，很是怨恨他。许敬宗屡次以利害劝说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每次都当面斥责他，许敬宗也怨恨长孙无忌。武则天既立皇后，长孙无忌内不自安，皇后武则天命令许敬宗等待机会而陷害长孙无忌。
恰逢洛阳人李奉节控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为朋党，唐高宗命令许敬宗与辛茂将调查审讯。许敬宗审讯很苛急，韦季方自杀，没有死成，许敬宗趁机诬告韦季方想与长孙无忌陷害忠臣及皇帝亲戚，使权力归长孙无忌，并且伺机谋反，如今事情被发觉，因此才自杀。
唐高宗大惊说：“岂有此理！我的舅舅为小人所陷害，不至于谋反。”许敬宗说：“臣从始至终调查情况，长孙无忌谋反之事已显露，陛下仍旧怀疑不是真的，恐怕不是社稷之福。”唐高宗流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多次有谋反的人，先前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如今舅舅又这样，使朕愧见天下之人。如果事情坐实，将怎么办？”许敬宗回答：“房遗爱是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怎么能成事呢？长孙无忌同先帝一起谋划夺取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聪明，他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畏惧他的威势，如果一旦谋反，陛下派谁能挡住他呢？如今依靠宗庙之灵，皇天痛恨恶人，因为调查小事而将大奸挖出来，这实在是天下的庆幸。臣私下担心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在窘急中而发动叛乱，振臂一呼，恶人云集，必定成为宗庙的忧患。臣过去见宇文化及的父亲宇文述为隋炀帝所亲任，结为婚姻之亲，委任朝政大权，宇文述死后，宇文化及重新掌管禁兵，一天晚上在江都作乱，先杀不归附自己的人，臣家也遭遇其祸，大臣苏威、裴矩之类的人都唯他马首是瞻，黎明前隋室倾覆。前事不远，愿陛下速速决断！”
唐高宗命令许敬宗更加注意审察。第二天，许敬宗再次上奏诬陷长孙无忌谋反，唐高宗又流泪说：“我舅舅果真这样，朕绝不忍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的人将称朕是何人啊？后世将称朕是何人啊？”许敬宗回答：“薄昭，是汉文帝舅舅，汉文帝从代地来京城，薄昭也有功劳，他还仅是杀人，汉文帝就派遣百官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哭而杀之，到如今天下人以汉文帝为明主。现在长孙无忌忘记了两朝的大恩，图谋作乱，他的罪与薄昭不可同日而语。陛下有什么怀疑的，还不早些决断！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孙无忌是当今的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稍为延迟，臣担心会生变乱，悔之不及啊！”唐高宗认为许敬宗说得对，竟然也不直接讯问长孙无忌便下诏削长孙无忌的太尉及封邑，任命为扬州都督，到黔州安置，按准一品的俸禄供给。又派遣使者发兵送长孙无忌到黔州。长孙无忌的儿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都被除名，流放岭南。不久，唐高宗命令李勣、许敬宗、辛茂将和任雅相、卢承庆共同审查长孙无忌的案子。许敬宗又派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到黔州，再审讯长孙无忌的谋反之事，逼长孙无忌自缢。
所以，长孙无忌诬陷吴王李恪谋反，使吴王李恪遭到诛杀，最后自己也被许敬宗诬陷谋反，这正是“天道好还”。
四是路岩密奏高官赐死，让使者剔取结喉三寸最后自己也是如此死去。《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载，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原宰相路岩被贬官，行至江陵时，唐僖宗敕令再削官爵，长期流放儋州。路岩长得“美姿仪”，被囚禁在江陵的监狱中住宿，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不久，唐僖宗赐他自尽，抄没其家。路岩在朝担任宰相时，曾经秘密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赐死时，都要让使者剔下死者结喉三寸，交给有关部门，作为死者必死的验证。”至此，自己也遭此之祸。
五是宋齐丘献计幽禁吴国皇帝，最后自己也被幽禁。《资治通鉴·后周纪五》载，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南唐前宰相宋齐丘到达九华山，南唐主李璟命令锁上他的宅第，在墙上挖洞供给饮食。宋齐丘感叹说：“我从前献计将皇帝（指南唐吴国废帝杨溥）家族幽禁在泰州，今天应当得此报应啊！”于是上吊而死，谥号为“丑缪”。
从上可知，一个人如果想成功，一定不可以做恶事、做坏事，因为“天道好还”，保不准什么时候就转到自己身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