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少青的“神婆”叫“韦小娥”，是嫁到前严村的定埠“韦村”人，我们到队里时，是“队贫农代表”“生伢尼”的老婆，年龄大概四十多岁。
说实在的，我对农村妇女的年龄估计总没什么把握，想当然应是相对在城镇妇女年龄上乘以一个系数才能符合实际岁数，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只能如是说。现如今许多城市妇女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仍然浓妆艳抹，画眉描唇活跃舞台、广场，表情依然带着如同“待字闺中”的“含情脉脉”，电光四射，让人不由得想到小芹她娘“三仙姑”，于是对年龄判断更加云里雾里。其实我对这点并无非议，这说明她们心理健康、奔放，特别是如今早已过了一个“甲子”的我，更能理解妇女在人们对于自己年龄上判断时地“渴望”。所以在这里说，只是想借此与缺少化妆品和时间“捣持”的农村妇女比较，判断年龄的“两极分化”而已。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与我国学者纷纷出国“留洋”的同时，许多外国学者也到我国“留学”，其中，学“中医”和“中文”的占了很大比例。我记得八十年中期，有一个不是“清华”就是“北大”的再或者是其它知名院校的一个教中文的老师，发表过一个关于教“留学生”过程中的“文化碰撞”现象，举的“例子”就是赵树理先生著名的《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书里的“三仙姑”和“二诸葛”本是作者作为衬托“小芹”和“小二黑”美丽的反面形象，是被嘲讽调侃的人物，这本是学过这篇课文的中国中学生认知的“理所当然”，但是老师在面对“留学生”提出“课文中最美人物形象是谁”时，几乎80%的学生都说是“三仙姑”，理由是“她知道打扮自己”。这个“理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才得以达成共识。
扯远了，又偏离主题，还是说“韦小娥”。按说“韦小娥”是个苦命人，当闺女时腿部受过伤，又没得到良好的治疗，因此成为陂脚，失去了“全须全尾”嫁人的“硬件”，嫁到“前严村”也不受公婆待见，早早分家单过。五零年阴历九月，当怀着第一个儿子时，“生伢尼”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据我估计，怀孕时夫妇俩肯定是不知道的，因当时“兵役法”不征妻子已怀孕的人当兵，其二“生伢尼”如果知道妻子已怀孕也不会走。于是“韦小娥”显怀时，“小娥怀了野种”成了村里公开地默认，连带“韦村”娘家人也不待见。
说实在话，过去高淳对于什么“贞操”、什么“男女大防”并没有什么明确地是非观，夏天，只要是生过孩子的妇女一律“袒胸露乳”，满村溜达，根本没有“回避”一说；男人上厕所（乡人发音叫“斜告”，尾音有个短上滑音），大老娘们可以站在旁边聊上半天。就拿“前严村”来说，村子不大，“孩子像隔壁老王”的也有十五、六个，“老王儿子”在村里同样与其他孩子一样快乐成长，甚至更能得到来自母亲的更加偏护。比如我们队长年轻时就欠过一件“风流债”，那时他还是“光棍”。“前严村”土改时评定村上有一家地主，两家富农，地主和一家富农划到西边队，少青家划到东边队。村上（西边队）富农在合作社（那时还没有人民公社这级组织）干活时，看到游山头云层很厚，于是说了句“要变天了”，这本是乡人长年根据天气变化总结出来经验，结果给人举报上去，乡里派民兵捆去交县里，判了五年。富农老婆在家“守活寡”，于是队长“趁虚而入”，“鸠占雀巢”，成了他人“代理丈夫”，并生了一个男孩。孩子象极了队长，就象金根，只是比金根大几岁而己。这段“姻缘”时间不长，维持到五八年，队长看中了“顺美”，并强占过来后才断绝了与富农老婆来往。富农老婆并不甘心，总是上门找队长吵闹，顺美也是“半路改嫁”，所以并无醋意，反而经常与富农老婆有说有笑。我们到队里后，队长不知什么原因“得罪”富农老婆狠了，人说豁出脸的妇女是不可理喻的，于是富农老婆一气之下跑到大队、跑到公社告队长“强奸”。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初到队里的我们都认定队长要倒霉了，不禁为队长捏把汗，队长弟弟“嫩伢”云淡风轻地为我们解惑：这种事在这里不算什么！果然，公社、大队在处理这起“投诉”时，只是耐心劝慰富农老婆，就象劝慰“俩口子吵架”一样。但是乡人因此对队长则充满鄙视，共同认为惹了风流债不要紧，那是双方你情我愿的，问题是穿上裤子就不认帐的人则是应该唾弃的。
关于“韦小娥”怀得是“野种”的事，我个人认为断无可能，理由有三点：首先“韦小娥”的“底盘”条件不好，缺乏“风流狐媚”的“勾引动力”；再一个就是“生伢尼”当兵几年，“韦小娥”日子过的可以说“艰难困苦”，也不见有“相好”接济；退一步讲，就算“相好”都象队长“穿上裤了不认帐”的话，第三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生伢尼”是五零年阴历九月份去当兵的，“韦小娥”的第一个孩子是五一年阴历五月出生的。孩子地降生，为他娘洗刷了清白。
高淳是个有着“男耕女织”传统的地方，“韦小娥”纺纱织布是个好手，但仅靠代人纺纱的收入根本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加上“韦小娥”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在乡里帮忙的二伯子，连带妯娌也不待见，于是再也没有乡人敢将纱拿给她纺，请她去织布。于是，大冬天的“韦小娥”挺着已显怀的大肚子去河里摸螺丝上街卖；孩子出生后，“韦小娥”背着孩子摸螺丝，这成了她唯一的经济来源，饱受乡人白眼，直到五五年丈夫复员。他二伯“金头”那时成了大队支书，但“韦小娥”一家从不与“金头”家来往，视同路人。
“韦小娥”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珍宝，二儿子宝珍，三儿子次珍。珍宝与我同年出生，五一年属“兔”的，只不过他是上半年出生，而我则是年底出生而已，知道我岁数后，于是珍宝总爱叫我“同年”。乡人有“结同年”风俗，就是同岁男子结拜，如同结拜兄弟，讲究的俩家父母要摆酒席宴请宾客，当大事来办。“同年兄弟”互称对方父母为“同年嗲嗲（乡人叫父亲很杂乱，有叫嗲嗲，有叫阿爷，有叫阿伯，有叫……林林总总，但绝对没有叫爸爸的。这里嗲嗲有个上滑短音，是属于比较大众化的一种称呼）”和“同年乌卖”。我不懂这个，并无响应，“前严村”五一年出生的“兔子”只是珍宝和我，找不出第三只，因此珍宝固执地这样叫，直到现在，我还是叫他珍宝，同样固执地不改变初衷，象极了一对急了眼时的“犟”兔子。
到村上时，队里请客吃饭，因为中饭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在大队吃得，于是吃的是晚饭，（乡人叫晚饭为“夜餐”，发音为“亚猜”，尾音约下滑）。对于我们的“接风宴”，队里是十分著重的，队里的“领导班子”成员队长“老丝瓜”，副队长“德渭”，会计“金玉伢”，“入党积极分子”“嫩伢”等五、六个人，和同为村上并不同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金头”也一一出席，招待我们。菜品与中午在大队吃的菜大同小异，除了一个猪肉烧粉条外，全是蒸菜，绝无炒菜。餐桌边也有几个“小鬼头子”（乡人叫小孩子地习惯称呼，不论男女）鬼头鬼佬，东张西望，也会迅速从“领导班子”筷头吃掉捡来的菜，全无“干部子弟”的“洒脱”。
散了酒席，队长留下与我们“论长摆短”，说了许多队里的事，村上的事，大队、公社的事……包括我们“知青房”建筑的问题，过渡期搭伙吃饭的问题，林林总总，给我们上了一堂“农村启蒙课”。说到队干部时提的了“生伢尼”是“贫农代表”，叫我们有空去看一下他，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韦小娥”家拜访。正式认识了这个“神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