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毫无市场经验的村支书和几个同样懵懂的村干部，在半小时内做出一个决定：把全村人的命运“出卖”给无情的市场…一怀揣“城市梦”的刘金英，为了一个非农指标过了二十多年更名改姓的日子，梦醒之后，她又该何去何从？
一个农民对城市的“初体验”，是否仍在复制着“陈奂生进城”的尴尬与苦涩？
骚动的乡野对城市的向往，演绎了一段段怎样曲折的心路历程？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齐河县晏城镇南北社区。
明亮的阳光泼洒在新建成的二百一十六栋二层别墅上，一排排红色的起脊楼顶犹如一架架钢琴流淌着秋日的旋律，橙色的墙壁令人联想到收获的田野，成熟的果实散发出缕缕馨香……不错，果子熟了就得采，摘到手里，吃到口里，才是自己的。许多村民正是抱着这种捷足先登的心态，简单装修一番，今天就要乔迁新居了；也有人图个过节团聚，在外打工或读书的孩子正好回来，在新崭崭的家里吃顿团网饭，那滋味真够记上一辈子的！
人来人往，呼朋引伴，搬桌子，提椅子，抱被褥，拎着锅碗瓢盆一溜小跑，那个欢实劲儿，就像刚刚放到野地里的小毛驴，怎么踢蹬都用之不尽。有人提着一个遍体污迹的蜂窝炉，炉火还正旺，走几步，烤得手撑不住劲，停下来，嘶嘶哈哈地吹着手背。路过的邻居看不下去了：“老赵啊，你个吝啬鬼，住这么好的小洋楼，还丢不下这劳什子？”“破家值万贯哩。”老赵说着继续提起炉子前行，那位还在继续打趣：“连个煤球都舍不得丢，等一会儿就把你的爪子烤成红烧猪蹄，切一切，开庆功宴喽……”搬运大件的卡车，搬运杂物的三轮，往来穿梭，可着劲地摁喇叭，像是在宣告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午时，家家户户，鞭炮炸响，笑声朗朗，饭菜的香味混合着火药味弥散在社区上空。入夜，淡云遮月，清辉如练，突然，一朵朵烟花斑斓绽放，将夜空装点碍流金溢彩，引得几里地之外的人都仰首怅望：“你看人家，咱们啥时候也能尝尝住小楼的滋味？”曾几何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无数农民心目中最美好的生活影像，其临摹对象当，不让地来自于城市。城市自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其特殊的魅惑产生着磁铁般的吸引力，这种建立在优势资源整合基础上的文明态势，对农业文明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对抗到接近再到融合，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人类发展的车轮进入近现代以来，借助工商业文明的强势崛起，城市化以加速度行进，彷徨迷茫的农民，如梦初醒般找到了人生的又一出口：走向城市。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农民开始带着满怀的豪气和憧憬向城市出发。广阔的乡野不再一味缠绵于四季农时，外面的世界诱惑而多情，早已令无数人神不守舍，引颈张望。
其实，骚动作为这个时代农民的心理图谱之一，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端倪初现，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后期，即以雪崩之势席卷了这片曾经春种秋收、曾经田园牧歌、曾经活着养人死了埋魂的乡野……
半小时之内的决定
1990年版的《齐河县志》有如下两段记载：1952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县境有百余村设有土法纸坊，年产草纸百吨左右。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多数大队以木工、洪炉、白铁、编织、窑业等手工业为基础，组织队办工业，是年底队办工厂六百五十九处，从业人员七千三百零七人，1962年大部分队办企业下马。1963年后，队办企业再度兴起，到1965年，全县队办企业发展到三百二十一处，从业人员二千五百零九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管理混乱，队办工业收效甚微。1978年后，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卢责任制，剩余劳力增多，队办工业迅速发展。
1958年在“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左倾”口号下，全县社办工厂五十七处，从业人员三千零五十九人，主要生产双铧犁、水车、铡草机等。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社办工业通过调整只保留十三处农具厂，从业人员减少到四百五十四人。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社办工业开始回升，至1967年全县有社办工业二十二处，从业人员七百零六人。1970～1975年社办工业仅十一处，从业人员五百三十五人。1977年社办工业发展到四十二处，1978年达到六十六处，到1982年社办工业一百一十处，从业人员五千八百人……
时光的指针倒拨三十年。距离今天齐河县刘桥乡洪州社区不远的解庄大队。
暮霭沉沉，一盏昏灯，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皮。当了多年大队支部书记的解永典正在宴请自己的班子成员，目的是征求大家对下一步发展经济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诸葛亮会”在1980年前后的乡村司空见惯，大多徒具形式而无实际意义，但今天的情形却似乎有些异样。
几杯烈性老白干下肚，呱唧嘴巴的声音此起彼伏，幽暗的灯光中似睡非睡、有气无力的眼睛开始射出精光。五十冒头的解永典一脸沧桑，边嚼着花生米边说：“咱村过去，好赖也是公社里的一面旗帜，受到过多少表彰啊！现如今，别的村子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弹棉花的像跳大神，搞翻砂的像造地雷，干木器的像夭女散花，弄编织的像‘发疟子’，旋粉皮的像玩杂耍，嘟噜一张，嘟噜一张，就咱村沉得住气，到现在响屁都没一个！看着人家大把大把的票子往里进，叫人眼红啊！人家坐火箭，咱还赶着毛驴磨洋工，现在应该是见分晓的时候了……”村会计开腔了：“俺百分之百地赞成支书说的话，如今责任制了，地里的劳力富余不少，不给大家找个消遣的门路，今后还不知道会作什么业（方言，干坏事的意思）呢？”民兵连长发言：“俺不折不扣地赞成支书的提议，要是搞个什么企业，俺就负责安全保卫，白天八个小时，咱也享受享受城里人上班下班的好日子。”妇女主任表态：“俺看这事靠谱，妇女能顶半边天，甭管上什么项目，得优先考虑妇女姐妹的切身利益，不能叫俺们这些人靠边站啊。”一队队长、二队队长、保管依次发言，都“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完全拥护”。最后，大伙儿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干啥好上。村会计走南闯北信息灵便，他提议搞个窑厂烧花盆，依据是“眼见着日子越过越好了，城里人甚至咱镇上的脱产干部都吃饱喝足了没啥事干，那就得是一个玩，玩啥去？还不是养花种草、陶冶情操？这样一来花盆的需要量就多了”。
他还跟在座诸位算了一笔账：“就算十个人里有一个养花的，买咱一个花盆，咱周围这五六个县，三百多万人，就是三十万个花盆，一个纯赚一毛，这就是三万块钱啊，把咱们全村卖了也不值这个钱啊！”经会计这一算账，算得大家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支部书记解永典虽然没文化，却干事利索，随即一锤定音：“干！”短短半小时，一个关系全村三百八十多人命运的决定诞生了。解庄盆子窑厂隆重开业，解永典亲自填进第一根木柴和第一铲煤块。与此同时，齐河县其他地方的村办、社办企业，也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无村不副，无社不工。”一时之间，数万农民摇身变成了“工人”，过上了上班下班的日子。
第一件花盆出窑的那天，整个解庄大队沸腾了，方圆几里的群众纷纷赶来观摩。解永典庄严地捧着那个余温犹存的花盆，像托着一顶皇冠，他知道，如果此举成功，则意味着解庄人从此找到了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中指弹在盆壁上漾起的那一声银质的回响……
源源不断出炉的花盆堆在村外的树林子里，小山一样。解永典和村里的其他干部们喜上眉梢，一天到晚心里乐滋滋的。但好景不长，问题很快暴露了，销售形势并不像他们估计的那样乐观，简直是糟糕透顶，半年下来总共卖出了五百多件花盆。解永典与干部们傻了眼，怎么跟参加集资的群众交代呢？年底，每家每户分了几百个花盆当“红利”，大家阴沉着脸搬回家白行消化。
“到我们村子来过的人都觉得奇怪，你们的院墙都拿瓦片垒，忒有钱了！”采访中，一位当年的村干部酸溜溜地讲起曾经的“荒唐和冲动”，抚今追昔，不胜唏嘘：“那时分发到户的花盆子堆在院子里挺碍事，就有人发明了砸碎花盆当瓦片垒院墙的法儿。当时光想着干个企业，追赶城里人的生活，缩小城乡差别，哪想到，咱农村人根本就没这样的能耐！”那时候，遭遇到与解庄盆子窑厂相同命运的村办企业比比皆是。弹棉花的管理不善，付之一炬；翻砂的翻出的净是次品，卖了废铁；干木器的样式太落伍，屡遭退货；搞编织的销往国外，哪知道人家市场很快饱和，这边却还在加班加点，最后只能一堆堆地垛在仓库里；旋粉皮的总算好一些，卖不了就把粉皮分给群众，走亲访友，人手一挂粉皮，哗啦哗啦，蛮有动静……
解庄盆子窑厂成为解永典一生中不堪回首的“滑铁卢”，而与他同一时代的王廷江、宋作文们也正在经历着时代与生活的双重磨砺，为其日后的发迹做足了铺垫的文章。直到晚年，解永典一走到那片瓦砾和焦土斑驳的老窑址，依然隐痛在胸。他坐在荒草之中，痴痴呆呆抽着老旱烟袋，泥塑般浑然不动。当年因他的鼓动而集资的村民们，最后血本无归，他的脊梁骨被指指点点了半辈子。
1978年到1984年间，像解庄盆子窑厂这类乡村企业，在齐河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仆后继，连绵不绝。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批骚动不安的乡村觉醒者，选择了一片陌生而迷人的领域去拓荒，其意义不关乎成败，更多的是昭示了一种全新的乡村生存取向，那就是要摆脱与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土地之间的依附关系。
1984年，通常被学界称之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这一年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无法跳过的历史节点，更大的原因在于那一年的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农村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经济形态浮出水面，也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写入中国经济史。正是从那时起，精明似乎不再是资本阶层的专利，许多农民也开始亦步亦趋学得精明。经商办企业，这个一直困扰农民的“误区”，在实践的磕磕绊绊中，终于让他们领略到一片别样的风光。农民们突然间就想要牵着“生意的鼻子”走了，他们试着学习驾驭这匹不怎么驯服的“野马”……
据1990年版《齐河县志》记载：
1979年全县有村办企业九百八十四处，从业人员八千四百七十五人。到1985年共有村办企业二千六百六十九处，从业人数一万一千六百四十六人。至1985年乡镇企业有八十五处，从业人员五千零九十七人，乡镇企业工业门类有纺织、机械、建材、化工、木材加工、造纸、食品、工艺产品等十几种……
可以想见，这些大浪淘沙后艰难生存下来的企业，和经历着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虽然没能直接跨越城乡二元化的鸿沟，但不论今后命运如何，他们肯定都获得了一支走向新生活的“拐杖”。时至今日，活跃在齐河县经济版图上的骨干民营企业，大都由那时的村办企业、社办企业转型而来，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当年乡野第一波骚动的血液。
一个人的悲喜瞬间
这是上世纪1995年的一天，在今天的齐河县晏城镇南北社区高官村，一座斑驳陆离的老屋有些飘摇地矗立在那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为搞活农村商品经济，村里人离土的离土、离乡的离乡，丢下家族里年老的、年少的，爱干不干地侍弄着白家的责任田。
“反正也不指望这点土地活着，如今时兴‘种粮只种口粮’，活得自在就行！”这话出白高官村一位八十六岁的高姓老汉之口。尽管他这样说的时候，脸上显现着无所谓的表情，可这一天不是祭日，也不是节日，他却在老屋前摆放上了家族列祖列宗的牌位，让院子里意外地飘起缭绕的香火…高老汉十分瘦弱，一头白发，一脸沧桑，仿佛有什么力量将他推着跪到一张蒲团上，弓起的脊背微微颤抖，嘴角嚅动着，似是在向列祖列宗诉说着什么。
高老汉白打八十六年前那个冬夜降生在这块土地上，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村子。军阀混战的炮火硝烟，他见过；国民党的大撤退，他见过；
日本鬼子的维持会，他见过；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也见过……他只要一张口就一套一套的，像一部典型的活历史。小时候他读过几年私塾，在这一方算是个“文化人”，写写画画，活得明白，曾有无数次离开的机会都被他放过了，从心里给自己做出了这辈子哪里也不去的决定，认准了厮守着土地这条道。每天黄昏，他吃饱喝足坐在院子里，想着这座养育了几辈人的大院子和院子外面的那片土地。如今他见这守着土地的人越来越少，便在心里感觉对不起列祖列宗…，由此回溯到1987年，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转非潮”悄然降临，在齐河县城乡间掀起轩然大波。平静的乡野燃烧起非理性的熊熊烈焰。
一些先富裕起来的能人富户，掏出一沓沓凝结着汗花的“大团结”，千方百计给孩子买个“公家户口”。那时一个非农业户口五千元到一万元不等，那可是真金白银的价格啊。买到非农业户口的人，再想办法托关系找门路进工厂，脱离“泥窝子”，成为令人艳羡的产业工人。
如今家住华店乡华中社区的刘金英，就是当年“转非潮”中最后一千多名幸运者之一。她爹虽不是村干部，但通过倒腾煤炭发了一点小财，见女儿上学不是那块料，干脆找到在乡派出所干指导员的表兄，求他帮着买个农转非指标。前前后后，总共花去九千多块钱。当表兄把一本崭新的城镇户口本递给刘金英她爹时，老刘翻了几遍没找到女儿的名字，便有些诧异。表兄说：“别找了，是顶替别人的名。”说完，指给他看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只能先挂靠在人家的户口本上，以后瞅机会再单独立户吧，别忘了逢年过节给人家问候一句。”老刘叹口气，改名换姓就改名换姓吧，好赖也是公家人了。表兄说：“现在想办这事的人忒多，通过正常程序根本办不了，即使能办得了，至少也得花到一万二以上。”于是，刘金英就变成了张桂凤，张桂凤不久走进了某棉纺厂的抽丝车间。之后，刘金英就这样张桂凤着嫁人生子，又张桂凤着当劳模选先进，又张桂凤着进入厂子的管理层。
当她这么起承转合地推进着自己的人生前行时，棉纺企业的无限风光却已不再，先是效益直线下跌，接着压锭缩产，紧跟着进入半停产状态，当时挤破头皮进来的工人纷纷离厂待岗。刘金英看着昔日的姐妹一拨拨哭着离开，心里翻江倒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只是，她依然是幸运的，如果不是沾了自己已经进入企业管理层的光，她也就早离开厂子了。
2009年，企业走到了破产的境地。四十多岁的张桂凤又还原成了刘金英，犹如一场春梦无痕来去二十多年。那几天，刘金英心情十分低沉，她憋在自家那五十多平方米的二居室里以泪洗面，老公请假寸步不离地陪着她，以防不测。年迈的老爹也从乡下赶到城里来看她，心疼地抚摸着女儿干涩的头发说：“这有什么好哭的，比你早下岗的那些人不也活得好好的吗？这是命啊！当初咱费了好大的劲折腾出来了，如今看，也不比‘啃土坷垃的’好过到哪里去……”说实话，刘金英倒不这么想，要不是通过当初那番折腾跳出农门，她能在城里找婆家吗？她儿子能在城里读书吗？她能吃饱饭就去逛超市、遛公园吗？说白了，自己今天拥有的一切皆拜当初的“农转非”所赐。
关键是下岗后的日子怎么过，总不能年轻轻的就这样天天熬日子吧？
老爹似乎明白了刘金英的心思，打怀里掏出一个暗红色塑胶皮的户口本，打开一页说：“英子啊，你看，你的户口虽然当初买出来‘农转非’了，可那个真正的户口，现在还在咱村子里呢。”刘金英脑袋里嗡的一声，下意识地反应：“难道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农村？！”老爹解释说：“当初你表大爷给你办的是顶替，本来想把村子里的户口给注销了，后来想想还是保留一年算一年吧，多少还能分些土地，没想到这一保留就到了今天。现在咱那儿正在搞社区建设，村子也要合并到乡政府驻地去了，只要户口在咱村子里的人就有资格要楼房，俺给你报上了名，在那里再要一套楼房吧。”刘金英又是一惊，她早就知道老家在搞社区建设，回娘家时顺路也去看过，那一栋栋漂亮的二层别墅瞧着就爽气，高层的楼房也有模有样，当时就想，要是自己也能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宁愿回来住，也不再窝憋在城里那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了。刘金英揉揉眼，仔细看了看户口本上那三个有些生疏的汉字，不错，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农村小姑娘，蹦蹦跶哒，乐乐悠悠，跟今天的张桂凤一点都不搭边。她不由把户口本压在了心口……
老爹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回去，在乡政府附近找个门头做生意，一点不比城里差，住得还宽敞。”刘金英看着丈夫，丈夫使劲点点头。这一瞬间，她眼里涌满了不知什么滋味的泪花。
不久，刘金英在华店街开了一家快餐店，生意不错。丈夫每天下班后就过来帮她打理，两人感觉挺充实……
早在几年前，大江南北就涌动起一股“非转农”的潜流，毕业大学生不再觊觎一个空头支票式的城市户口，下岗工人也变着法儿地把户口迁回原籍。好马爱吃回头草，生活的第一要义是活着，至于怎么活得更好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农村尤其是城市郊区，那就意味着你有资格分享到丰厚的土地红利，此外新农合报销、贫困低收人家庭保障、农业补贴、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等，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如今，每当我们用审视的目光丈量城乡之间的距离，那一个个被“二元化”着的生命所划出的曲折轨迹，依然令人酸涩满胸，不胜感慨……每一次乡野对城市的冲动，都交织着无数人命运的跌宕起伏，都搅拌着生命无尽的爱恨情仇！
这一段五味杂陈的心路历程，绝非现实的距离所能丈量，它需要的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机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古希腊先哲阿基米德的名言曾震撼过多少庸碌的生灵。撬动广袤的乡土中国的支点在哪里？撬动农民未来的支点在哪里？
2008年10月，齐河人谨慎地锁定了一个撬动“三农”的支点……
城市“初体验”
王庆伦夫妇穿戴整齐，悄没声儿地锁上了门。两人不约而同地踮着脚尖行走，颇有些诡秘色彩地溜出了村子。这对年近六十岁的老人相互看了一眼，露出会心而得意的微笑。
他们此行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之所以偷偷摸摸，只是为了独享内心深处发酵膨大的幸福感。
没多久，他们走进了位于齐河县经济开发区的开泰社区，一进社区，眼睛就不够使了：新楼房神清气爽，花草树木葱葱茏茏，四四方方的中心广场，大理石的坐凳，从没见过、更没享用过的健身器材。老王好奇地踩上一架跑步机笨手笨脚地“走”起来，老伴抢白他：“快下来，别不知丢人现眼值多少钱了。”老王嬉皮笑脸地又摆了几步：“怕啥，过几个月咱就搬过来了，什么都有咱的份儿！”两人围着一栋栋楼房转悠了老半天，路人见怪不怪，从社区开建那天起就没断过类似的“观光者”。老伴扯扯王庆伦的胳膊说：“咱回去吧，心里有底也就行了。”老王的兴致正浓，涎着脸说：“咱找栋还没住人的楼，上去瞅瞅咋样？”说罢，他不管老伴同意不同意，硬拽着她钻进了一个楼洞里。
王庆伦所在的村子已经合并到了开泰社区，这几天关于新社区就要分房的消息挠得他睡不踏实：“这要是摊上不中意的楼层，可够硌硬几年的！”今后要像城里人一样过日子了，可到底住啥样的楼层才更合适呢？
看来只有亲自现场查看一番才好下结论。于是，夫妇二人便来了个“城市初体验”。
他们从一楼分阶段爬上五楼，这气可就不够喘的了，便在心里嘀咕着：“没想到，这爬楼比耪地还累人。”老王心情很好，他贴近门上还没安装猫眼的小洞朝里窥探，里面曲里拐弯的却看不明白。“有人吗？”他带着表演的神情轻轻敲敲门。
“哦，没人，这门咋没上锁呢？”随手一推，果然开了，他戳戳老伴示意进去，老伴迟迟疑疑，他抢先一步跨进去又转过身来，拿腔拿调地说：“孩儿他娘，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快进来，我给你拾掇饭去！”老伴扑哧笑了，有些生分地走进来说：“要是让人家逮住咱，怎么办？”老王说：“怕啥，说不定以后这就是咱家的房子哩。”夫妇二人一前一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转，目测步测，双管齐下，评头论足，信口开河：
“咱这土埋半截的人还能住上楼，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啊。”老王的嘴巴一刻也不消停，“咱俩住这间，孩子回来住那间，这儿放张八仙桌，那儿放排沙发……”他转到洗手间，忽然停下来，瞅着马桶在那里不动了：“你出去给我盯着门口，看有没有人来，我先享受享受这玩意儿……”老伴拿他这“活宝”没办法，走到门口放哨去了。他掀起马桶盖庄严肃穆地叉开两腿，凝神聚力，气沉丹田，愣是没尿出一滴！便大骂前列腺瞎捣蛋，坏了自己的好心情，又嘀咕道：“是不是没见过这玩意儿给吓毁了？”摆弄了好久总算尿出来了，老王浑身立刻通畅舒泰，一伸手，水箱里的水轰隆泄下去冲个干净，他啧啧赞叹：“这才叫‘方便’啊！”那一刻，老王甚至想坐上去再体验一番大便的滋味，又想别得寸进尺还有老伴呢，就招呼老伴快过来，老伴不搭理他，他拽过她一把塞进洗手间。老伴还没行动，外边传来敲门声，吓得老王腿肚子转筋了，他死劲儿地抵住门，眼睛对准那个没装猫眼的小洞向外望，不料外面也是一只眼睛。他哆哆嗦嗦地开了门，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陌生人也吓了一跳似的赶忙说：“敲错门了，敲错门了……”原来陌生人和老王夫妇一样，也是来“转房”的。王庆伦一听，便热情地招呼人家进来坐，仿佛他真的就成了这里的主人。
如今，类似于王庆伦夫妇的故事，每天都在齐河县的各个社区里真实地发生着。王庆伦不是陈奂生，他注定要成为这片楼房、这个城市的新主人。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重新启动了农民的“城市梦”，在乡野的朝霞夕晖里点燃了那份朴素而久远的骚动，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农民去固守那看似诗意实则艰难的生存方式，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扼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止农民走向新生活、改变白我命运的步伐。
那么，是什么选择了齐河，使古老的黄河得以见证这场改写“三农”历史的重大创举？
“齐河式”破冰
据说，早年中国将开放上海浦东的消息是先于国内在境外传开的。
于是，有专门研究东南亚经济的专家就认为，如果中国一开始就不关闭国门的话，上海很可能会一直是世界连接亚洲的贸易金融中心。反过来，如果中国不是先开放城市，而是先开放乡村，或者让乡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这样的设想有些幼稚，会让许多专业人士笑话，如此去想完全是外行人的思维方式。其实，任何事都有一个“破冰之旅”，“破冰”表明一种前行的姿态，春水乍现，涟漪动荡……
如今，乘车沿京福高速南行，过了德州不远，会突然驶入一片绿意汹涌的林海——齐河。
“绿色”是齐河的站牌。
齐河县隶属于山东省德州市，位于鲁西北平原，与省会济南隔黄河相望。官方资料有如此描述：“全县林地面积达百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活立木蓄积四百七十多万方，并以每年一百三十万方速度增长，林业年总产值达八亿七千多万元，林业产业已成为全县支柱产业……”提起齐河，必说黄河。
历史上黄河曾两度流经齐河，奔腾泛滥的黄河，给这片抓一把就能攥出油的土地留下了漫漫黄沙和数不尽的苦日子。1856年，黄河自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人海，自此成为盘踞县境东南的泱泱巨川。为支援天津和德州等地工农业用水，目前齐河境内有四条引黄干渠，它们在源源不断地输送“金色血液”的同时，也以每年一千多亩的速度沙化着原本生机盎然的良田。每个用于沉沙的沉沙池达万亩，而沉沙池的使用年限仅为四到六年，弃用后的沉沙池需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持久改造，但若要恢复到原来的土质几乎没有可能。
风乍起，黄龙舞，眼难睁，尘满嘴，饱受黄沙之苦的齐河人笑称“每年能吃一个坯”。为锁住“苍龙”改善生态，齐河多年来选择了最便捷高效的方法——植树造林。经过近几年不断的努力，齐河有效地扭转了生态走向，赫然进入全国绿化先进县行列，并且依托雄厚的林业资源，趁势打造了“温泉绿都，生态齐河”的旅游品牌。
与黄河遥相呼应，齐河县境北端是史书典籍中有名的“禹疏九河”之一的徒骇河，丰水季节汪洋洪迈，气象苍茫。两条大河犹如一金一银两条丝带盘绕着这片土地，加之境内纵横交织的数十条内河支脉，共同赐予它以北方少有的水乡韵致。得益于便利的水浇条件，齐河向来为全国农业生产大县，总人口六十三万，农村人口五十二万，占总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二。
齐河古称祝柯、祝阿、督扬等，春秋战国时隶属齐国。据文献记载，这里曾出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男高音歌唱家绵驹，是战国齐宣王王后、著名丑女无盐氏的桑梓之地，曾留下骆宾王、元好问、李攀龙、王士祯、“齐河四子”等文豪的吟哦之声。晚清谴责小说大家刘鹗数次盘桓于这里的黄河大堤，吟风弄月，体察时事，把齐河的诸多美景与人事写进传世名作《老残游记》。直到今天，齐河人还津津乐道着他留在这里的《腊月宿齐河城外》的诗篇：
魄落魂消酒一卮，冻躯围火得温迟。
人如败叶浑无属，骨似劳薪不可支。
红烛无光贪化泪，黄河传响已流澌。
那堪岁岁荒城道，风雪千里梦醒时。
当代人中最让齐河引以为荣的有两位，一位是共和国著名劳动模范、淘粪工人时传祥，一位是舍身救人的好军官孟祥斌。这两个平凡的普通人扔在人堆里毫无特点，却支撑起了今天齐河人的两座精神道德高峰。
如今，时传祥纪念馆与孟祥斌烈士纪念碑已成为齐河重要的人文景观。
齐河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冲，广纳八面来风，融汇多种文化态质，悠悠齐风鲁韵与燕赵慷慨悲歌之气云蒸霞蔚，形成了重礼守信、开放务实的人文风貌。齐河县境内高铁、高速、国道、省道纵横交错，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白上世纪九十年代始，齐河工农业开始发力，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合理的工业体系，近年来以物流业与旅游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齐河政府网对此有如下表述：
2010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二百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四。实现财政总收入十七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八亿二千八百万元，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点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百三十五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各项存款余额九十七亿七千万元、贷款余额九十七亿三千万元，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和百分之三十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一万六千元、七千三百元，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十六。主要经济指标中，有十五项列德州市各县市第一位。
齐河县城所在地晏城，因为春秋名相、齐国上卿晏婴之食邑而得名。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此地，悠然想见其人，赋诗日：
彰君赐固服桓子，执彼鞭犹慕史迁。
赢马敝车一时耳，晏城千古属斯贤。
历史的厚重底蕴，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风云际会，交通的一日千里，人文的异彩夺目，城市的日渐成熟……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一个时间的节点，集中指向了齐河人苦苦寻觅的“支点”。白2008年开始，一场关系着五十多万农民命运走向的社区建设正式破题，随即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齐河城乡。凡有井水处，闲坐说社区。一时间“社区”二字带着滚烫的温度被齐河人频频脱口而出，牵动起人们心底最深层的丝丝情愫。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欲罢不能…
作为这场大戏的总导演，齐河县的决策层在谋篇布局、运筹帷幄时可谓慎之又慎、谨之又谨，他们推敲排演，苦心孤诣，决事断谋，把握时机，明察秋毫。那段时间，县委二楼的小会议室里，灯光时常亮到星辰淡去。书记在沉毅地安排分工，县长在严肃地部署工作，有关人员神情凝重，笔尖滑动的声响格外响亮，唯恐漏下一点一滴的“作战要领”。
梳理有关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连篇累牍的材料，所获得的直观印象是这样的：每一个成功都是由无数繁琐、重复、细小、枯燥的细节累积而成，就像一壶水，几乎每一次添柴的动作都是重复单调，一百把柴火，你少添一把也烧不到一百度。其精密度不亚于科学家制造一架巨型天文望远镜。
“社区楼房设计要什么样的式样？修建时用什么样的瓦？什么样的颜色？社区建设的标语口号、居委会选举的口号以及社区选举操作规程等，每一个‘零件’都得精雕细琢，力争把瑕疵消灭到最少。”一位全程参与了社区建设的齐河县领导这样告诉我们。采访时，我们看到了一张关于社区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标准选票，上面“候选人”、“另选他人”、“说明事项”等特别具体，让人从点滴中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分量。此时，我们想到了当年小岗村的“血手印”，想到了任何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但无论如何，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有朝一日这样一张充满细节的小纸条，也许会有资格在国家博物馆里占据一席之地。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之初，全县农民同时收到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建国后三十年农民基本吃上了饭，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基本住上了瓦房，今后三十年如果不搞规划，我们的村庄还将是老样子。
村庄合并和农村社区建设正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重大举措。因为推行村庄合并和社区建设不仅可以减少行政开支，减轻村级负担，而且可以减少各项公用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建设，提高农村公用基础设施使用的规模效率；
可以减少村庄占地，增加耕地资源；可以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我县晏城镇南街村通过村庄合并，每户只交纳五万八千元，就可住上总价十一万八千元、面积二百二十平方米的二层别墅（其余六万元由城乡用地增减挂钩补贴和复垦土地承包金支付）。用当地农民的话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类似的还有琢子张、甄营、务头社区等。
村庄合并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班子合并。就是撤销原行政村的党支部、村委会，建立新村的社区党支部和管委会，设立管委会主要是考虑到新村的干部之间群众之间熟悉不够、沟通不够，直接选举社区村委会的条件不成熟。待条件成熟选出社区村委会后，社区管委会随之撤销。二是财务合并。就是把原行政村的债权债务进行清偿认定，社区建立新账，所发生的经济业务都计入新账。三是居住区的合并。今年年底前县建设和土管等部门将把所有社区的规划做完，社区所辖的建房户就要到新规划区盖房，而社区村民的聚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请大家放心，村庄合并不会损害您的利益，县里制定了“五不变一不降低”政策，即村庄规模调整后，原行政村、组的土地隶属关系不变；原行政村的各项承包合同不变；原行政村的债权债务不变；原自然村村名不变；原行政村村民的各项收益不变。原村主要干部及退休干部工资及补贴标准不降低。
需要我们村民支持和参与的是依法合并。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行政村的规模调整和选举村委会由村民会议表决通过。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农户的代表参加，所做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请您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村庄合并和选举村委会活动，充分行使您的民主权利，投出您庄严神圣的一票……
在社区建设中，齐河县专门从济南、德州等地聘请了规划设计方面的专家，对十四个乡镇驻地和部分村庄进行论证，最终敲定了“区中村人口向城区聚集，城边人口向城区聚集，农村人口向乡镇驻地聚集、向原乡镇驻地聚集、向中心村聚集”的合村主基调。到2009年6月，全县行政村由原来一千零一十四个减少到了三百八十一个，合并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二点四。其中三十多个村实施了迁村、并居、建社区三步并作一步走。
“齐河式”破冰，初现端倪。
县委书记的“社区情怀”
每个乡村都有一个梦想：脱贫致富，走向繁荣。这梦想，一端系着千万百姓，一端系于掌控着地方发展大舵的为政者。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政惠民，是每一位具有民本意识的基层干部的行动指南。近年来，齐河县的经济发展可谓势如破竹，正如县委书记魏洪祥所言：“绿色是齐河的‘站牌’，社区建设是齐河的亮点。尽管任务繁重，但我们有信心蹚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建设新农村、加快城镇化的新路子。”2010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铺天盖地而来，齐河县正在建设中的一些社区楼房遭遇水浸。魏洪祥等县领导顶风冒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与施工人员一起商讨如何强化施工工艺，要求在保证工程建设进度的同时，必须确保楼房质量不出任何问题。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雨水已打湿了他清癯的面颊，本想提醒一声，但发现他眼中满是焦急之色，也就知趣地噤声作罢。
时隔一年，我们见到了这位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的“总推手”——中共德州市委常委、齐河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魏洪祥，就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
笔者：齐河县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魏洪祥：齐河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破解当前“三农”问题的一次积极尝试。在此之前，全国已有一些地方在进行合村并居、建设新农村的试点，他们的做法是把原来占地多的村庄进行合并，按照统一规划建设新村。
2009年，我们按照德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正式开始了村庄合并和社区建设工作。当年的上半年，德州市组织了一次半年观摩，我们的南北社区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南北现象”。实际上，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就是促进城乡统筹步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社区建设是靠土地增减挂钩这个“杠杆”来撬动的，如果没有土地增减挂钩，就解决不了建设社区所需的资金。
笔者：齐河是怎样运用土地增减挂钩这个杠杆的？
魏洪祥：实际上就是利用了一种土地的级差地租，同样一亩地在农村价值为几万或十万，而拿到城区就能值几十万或者一百万，中间的差额可能会达数十倍。也就是说，一亩地在农村不好好利用，它永远是一亩地，而拿到城市来其身价就大不一样了。因此，这种低价值土地资源向高价值区域的流动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笔者：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齐河把握了什么样的原则？
魏洪祥：基本上把握了这样几条原则：第一是充分尊重老百姓的意愿。拆与不拆，建与不建，都是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坚决不违背老百姓的意愿去干事；第二是让利于民。不与老百姓争利益，我们出台了每净增一亩土地给予群众十万元的补偿标准。现在，老百姓建一套二层新房加公共配套费用大概在十七八万元左右，政府拿出十万块钱做补偿，老百姓再拿出四五万块钱来，还是完全可以承受的；第三是政府必须要深入细致地进行引导。老百姓自己愿意把原来的村庄扒了建新社区，这种情况有吗？有，但肯定不全是这样！农村有各式各样的情况，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进行正确的引导；第四是因地制宜，不能干篇一律。我们要求城中村和开发区的区中村必须建设多层或小高层社区住宅，不能再盖那种二层小楼了，乡镇驻地可以是多层楼房，也可以是二层别墅，这由老百姓自己来选择。纯农村社区，像我们的洪州社区、南北社区、塚子张社区等，原则上以两层为主，可以为今后的发展预留部分多层楼房的建设空间；第五是必须依法依规操作，包括土地使用、建设程序、质量监管等，必须符合法规，特别是土地问题。从这几个原则出发，应该说，齐河县的农村社区建设进行得还是比较健康有序的。
笔者：农村社区跟原来的自然村相比，在规划设计理念上有了哪些明显进步？
魏洪祥：社区建设是百年大计，必须做到规划先行。在社区规划中，我们确定了“选址合理、规模适度、房屋设计科学、面积适中”的规划原则，由县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委托省市规划设计部门，编制完成了高标准、高质量的全县社区规划。根据村庄特点、村民生活及民族风俗习惯、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建筑风格及建筑群组合方式，形成了二层和多层相结合、风貌各异、特色鲜明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同时为满足群众需求，社区还规划了老年公寓、农贸市场、农机具存放仓库、畜牧小区等。
笔者：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有没有设置一个预定目标？
魏洪祥：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教授来齐河考察过三四次，当时他就问我，农村社区建设几年能搞完？我说要是按照现在的进度，估计得三十年，他说我看你们齐河有十年时间就够了。说老实话，十年肯定不行。
农村社区建设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操之过急就会出问题，比如大面积搞，大面积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笔者：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方面，齐河县的农村社区建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魏洪祥：从城乡统筹这个角度讲，农村社区建设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农村第一次真正触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联产承包，之后，中国农村改革始终处于一种徘徊和停顿状态，而且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弊端也在逐步显现。应该说，农村真正触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第二次大变革，就是城乡统筹框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不仅仅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原来我们说由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实际上，现在看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样可以带动和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住到楼上以后，原来种的地可能就不愿意再种下去，那怎么办？土地流转也就应运而生，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农业公司和农场，将来种地的可能不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变成了产业化的农民！
农村社区建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公共服务资源开始向农村延伸。原来一个村不可能设一个政务中心，更不可能建一座医院，一个警务室，一个敬老院，但农村社区建设给公共资源向农村延伸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整个社区服务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服务，像学校、医院、卫生所、治安等等，政务中心的服务项目就更多了，劳动、民政、计生等都能办理，而且这些公共服务都是专业化的，乡镇干部、乡镇有关部门下放进社区，直接给老百姓办公服务。另一类是市场化服务，五六千人居住在一个社区里，市场化服务就随之而来，像我们的洪州社区幼儿园，就是济南人投资二百多万元兴办的。还有超市、饭店等，这种服务不用政府提供，完全靠市场化运作。原来总说缩小三大差别，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破题的切口，农村社区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笔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已经走向城市，土地的吸引力在衰减，您认为怎样增加土地和农村的吸引力？
魏洪祥：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村子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这本身就是土地吸引力减弱的重要标志。举一个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或者说就在前些年，要是需要土地建设一个项目，老百姓准会强烈反对，最后需要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才可能把项目放下。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老百姓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再那么高了，不再是离开土地就不能生活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带动生产方式的转变，老百姓住到楼上去之后，男劳力在外打塚，家里剩下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种地不方便，就得承包出去，也就是流转给农业大户和农业公司。齐河距离济南较近，从济南过来不少农业公司，老百姓把土地流转给他们，大多是一年一亩地一千块钱，而且这些公司就坐落在社区附近，居民可以去这些公司打塚，一天至少还能挣五十多块钱，一方面能收到租金，另一方面还有打塚的收入，实际上老百姓已经成了一种新型的农业塚人。
笔者：齐河农村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魏洪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前边说的那几条原则，必须得符合农村实际，农村就是农村，城中村可以先拆后建，但农村必须要先建后拆。
要真正替老百姓着想，所以农村社区建设一定要和农村实际相结合，要符合农民的生活习惯、农民的意愿以及农民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本，不管理论界怎么讨论，老百姓满意是最重要的。
笔者：作为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领导，您认为当前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魏洪祥：当前，农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增收问题，现在农民的收入增长趋于缓慢，通过社区建设并没有减少农民的收入，而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把土地流转出来以后，原来的一笔账变成了现在的两笔账，实际上是增加了收入。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按照规律逐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建设，需要逐步改变过去农民的一些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