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黎风
看到前后都望不到头的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我真是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可刘恩和却利用上课之余的一早一晚，在这条路上往返了近2000公里，硬是用一个小背篓把重达数十吨的钢筋、水泥背上了山。要是有人对我说“只要把同样重量的人民币背上山去，钱就归你了”，我也只有望钱兴叹。而刘恩和那近乎圣徒般的传奇壮举，其目标竟是如此朴素：建一所像样的小学，让山里的苦娃娃都有书读。
——题记
听说刘恩和要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有关教师节的节目拍摄，我也匆匆赶了过去，想再次见见刘恩和，了解一下他们学校最近的情况。
刘恩和还是老样子。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微笑里略带愁苦的样子有所不同的是，他那满是褶皱的脸上堆满了舒心的笑容，像一朵绚烂的野菊花。在进演播室之前，刘恩和和我聊了会儿，聊天的时候他不时拉拉衣领，似乎很不喜欢脖子被什么东西束缚着。我注意到，他穿的还是那件被我戏称为“礼服”的中山装。坐上演播台后，在灯光的照耀下，刘恩和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他的微笑不仅感染了主持人，也感染着台下每一位观众。我能体会得到，从他那舒心的微笑里，透出来的是发自心底的欣慰。
演播室里观众的反应时而静默，时而活跃。我知道，大家静默的时候是为刘恩和的事迹所感动，活跃的时候则是为他身边那群幸福的孩子们感到愉悦。
是啊，没有刘恩和多年的努力，那些大山深凹里的孩子们哪有今天修葺一新的学校呢？哪有那些欢快的笑声呢？
想着那些孩子们，想到我第一次去茨坝村见到刘恩和时的情景，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坐长途客车到达重庆市彭水县县城后，我才知道，从彭水县城开往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后坪乡方向的班车，两天才有一趟。那条山间土路的尽头，在后坪乡的石界村，下车后，要去刘恩和所在的茨坝村小学，还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多公里的山路。
我与后坪乡通了电话，乡政府分管教育的副乡长王廷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已经找人带信给刘恩和校长了，刘校长明天要到石界来接我。
我不解道：“打电话呀，怎么还要带信呢？”
王廷强道：“刘校长那儿不通电话。”
我这才明白，乌山深处的茨坝村不通电话。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去就行了。”
王廷强说：“刘校长说他一定要来接，再说，你又找不到路，路也不好走。”
我就不再坚持了。虽然我在电视上看过报道刘恩和背来一座小学的新闻，但我还是想试试，在没有人介绍的情况下，看我能不能从那些看上去并没有多大区别的山民当中，认出这位感动了中国的山区小学校长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去石界的班车。
盘桓的土路像是一条带子，被人随意地丢在了山间。泥泞溜滑的土路两边，都是千仞绝壁，脚下深涧里的乌江，变成了一条小沟。以前知道的乌江之险，是来自于《长征组歌》里的一句歌词，现在我才实地感受到了，乌江为什么叫做“天险”。头天夜里，山里下了大雪，远远近近的积雪，反射着耀眼的白光。听着车上有人私语：“肯定是去采访刘校长的。”我便和山民们搭话。开车的司机是当地人，他告诉我，我到了贵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了，这山里还有的人家吃不起盐。虽然我知道，沿河县是全国仅有的二十个国家级极贫县之一，但对于现在还有些山里人家吃不起盐这一点，我还是觉得难以想象。
随着山势越来越高，班车逐渐进入乌山深处，汽车发动机的吼叫声，也越来越沉重。有山民提醒我，过了前面那个山垭，手机就没有信号了，要打电话就赶快抓紧。我笑了笑说：“手机就要没有用处了！”我又自言自语：“移动通信公司怎么不在这儿开通信号呢？”山民说：“不晓得嘛。通了信号又有啥用呢？”我这才在心里笑自己的不明事理：这个山民连盐都吃不起的极度贫困的地方，通了信号，又有谁能买得起手机呢？
班车在山间土路上盘旋颠簸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后坪乡的石界村。
我从车窗里向车下搜寻，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刘恩和。他的形象让我绝对不会认错。穿着七成新的中山装，拄着一根竹棍，才55岁的年纪，胡子和头发却已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我脑子中立即就映出了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所不同的是，《父亲》中，所画对象是纯粹从事农村劳作又没有文化的农民。而我眼前的刘恩和，却是一个既要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又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土家族山村的小学校长。
刘恩和的脸上始终都挂着微笑。
第一眼看见刘恩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笑容。一笑起来，他脸上的皱纹就更深了，像是老树皮，也像纵横的沟渠。仔细看，还看得出来，笑容的皱纹里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愁苦，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刘恩和说：“昨天乡上就叫人通知我，你要来。”
我说：“每次有事，都是叫人跑路通知你？”
“都是。往返80公里山路，翻山越岭要走七八个小时。乡上雇山民送通知，山民乐意干。每次40元。以前是每次20元、30元。现在涨了。”
我笑道：“涨价了？这一点与山外是接轨了。”
他也笑了。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说是在大山里边，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我想：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地方。
我们围着贵州火炉子烤火。山民们端出了米子和荷包蛋，都是大碗，和着热情端给我。
我笑道：“你们像是早有准备啊？”
山民们都笑着回答：“你是刘校长的客人呀！”
我实在是又冷又饿，眨眼之间，就吃了两大碗。缓过气来，我才发觉，大家都笑着看着我一个人吃。我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便说：“大家都吃呀！”
山民们还是笑着说：“你是刘校长的客人呀！”
刘恩和不住地劝我再吃些，他说：“等会儿要顶着寒风冒着小雨，爬十多公里的山路，多吃点儿！”
我突然想起了在长途客车上，听那个司机说的话，山里还有好些人家连盐巴都吃不起，我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我拍拍肚子说：“我已经胀坏了，吃不下了！”
大家又是一阵笑，都说我：“你们城里人好斯文哦，才吃那点儿就说胀坏了。”
加了餐，我和刘恩和就准备上路了。
刘恩和问我：“我们走哪条路？”
我觉得奇怪：“我看新闻报道讲，到茨坝小学去并没有路呀，听你这么说，好像还有许多路可以走？”
刘恩和笑了笑说：“没有许多路。有一条我们刚开始修开不久的路，还非常难走，另外就只有那条山路。”
“就是你当初背学校上山走的那条？”
刘恩和点了点头。
我说：“就走你背学校上山的那条路。”
刘恩和借来一个背篓和雨衣，又找来一根竹竿，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了背篓里。他背着背篓，我空手拄着竹竿，我们就上路了。
严格讲，那条山间小路并不能叫做路，什么地方能够下脚，什么地方就是路。天上下着小雨，地上刮着寒风。3个多小时，在风雨中崎岖泥泞的山路上的艰难跋涉，我几乎是如扯风箱般地喘着粗气走完了全程，我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头上流下来的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一路上我摔了三跤，浑身都是稀泥，完全是个泥人。我这个在农村当了多年知青的人，如此狼狈，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
一路上，刘恩和不住地指点我，走什么地方往什么地方下脚，不住地招呼我小心些，好些特别艰难的地方，他还伸手扶着我走。在我摔了三跤以后，他怕我再摔跤，就一直搀扶着我走。
我感叹道：“刘老师，你背着东西都走得那样如履平地，我空着双手还走得这样跌跌撞撞。”
他笑道：“你没走惯，走惯了就行了。”
“你当初背那些水泥钢筋上山，每次背多重？”
“水泥一袋100斤，钢筋就是100多斤。”
“每天背几趟？”
“白天要上课就早晚各背一趟，不上课就背三到四趟。”
我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从石界到茨坝，崎岖陡峭的山路有十多公里长，单边走一趟须花3个多小时，每天背着100多斤的建材，往返两趟或三趟，不说忍受的艰辛和消耗的体力，单说用去的时间，也是十几个小时，一天就只有24小时啊！
刘恩和好像知道我在心里想着什么，便说：“我走得快，花不了多长时间。”
我说：“你就是走得再快，又能快到哪儿去？你背着那样重的建材呀！”
他说：“反正是早上晚上两头黑吧。点着火把走。”
“整整背了4个月？”
“4个月。”
“走了两千多公里？”
他笑道：“那是别人算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怕是没有那么多吧？”
看着前后都望不到尽头的、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我叹道：“我真是‘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啊！要是有人对我说，我只要把同样重量的人民币背上山去，钱就算是我的，我也只有望钱兴叹啊！”
刘恩和说：“要是有人那样对我讲，我就要把钱背上山去，用那些钱资助我们山区的苦娃娃读书，一直读到大学，还要用那些钱，把我们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彻底改善了，就能留住我们的青年教师在这里教山里娃娃了。”
这个时候的刘恩和，完全不像油画《父亲》中的老农。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茨坝小学那座三层的教学楼。一面五星红旗在学校的上空飘扬，我立即就想起了电影《凤凰琴》中的情景。与电影中不同的是，学校处于山洼里一片略高一些的平台上面，那座刘恩和背上山的三层楼房，是这山区唯一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
走近了，我看见学校围墙上写着一条标语：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这条标语，我平时在大山外面也常常看见、常常听说，但在这远离现代物质文明的大山深处，看到这条标语，我心中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在大山的外面看到这条标语，时常都觉得，那只是一句并不动人的空泛的口号，觉得有一种幽默与讽刺的味道。而在这极度贫困的山区，面对着这样一座背来的，即使是放到大山外面去，也是很好的学校，再看到这条标语时，我才感到，是看到了这条标语的本来含义。
刘恩和出生于1949年的正月十五。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时间后来被称为“困难时期”，据说是因为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许多风调雨顺的地方都饿死了人，极度贫困的黔东北山区的饥馑程度，自然是更为严重。
刘恩和的父亲饿死了。饥饿的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没有力气下床，他每天除了昏睡，就是不住地叫喊：“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那个叫声越来越弱小，最后就没有了。
往日带着刘恩和三兄弟在山上挖野菜的母亲，也饿得浑身浮肿，双腿像是两棵粗大的树干，却又无力支撑身体的重量，在床上一躺就是4年。家里煮饭的铁锅，因为没有吃的东西可煮，已经生锈了。刘家三兄弟年岁还小，没有劳力，分不到一颗队上的口粮。有好心人劝说母亲，把三个娃娃抱给山外面有饭吃的人家，也算得口饭吃，留住一条命啊。三兄弟与母亲抱头痛哭：“妈，我们不走！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毫无办法的母亲，对三兄弟说：“娃娃，自己出去讨点儿吧。”三兄弟就外出乞讨。然而，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讨得到的，也就只能是这样一句话：“娃娃，我们都没有吃的，哪有给你的哦。”刘恩和是老二，那个时候10岁出头。
刘恩和就和许多人一样，到山上去吃野菜、吃野草、吃树皮、吃树叶、吃野果子。人们也弄不清楚哪些果子有毒，哪些果子没有毒，反正见果子就吃，面临饿死的人们，没有工夫更没有闲心，去判断清楚了，再决定是否下口，只要今天没有吃到有毒的果子中毒而死，明天就继续吃。刘恩和把山上的野果子吃遍了，被毒翻了两回，都没有死去。
那个时候的刘恩和没有大名，被叫做“小牛”。小牛不仅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衣服穿，有一次，小牛爬到树顶摘果子的时候，下面的人看见树上一个光溜溜的活物，还以为遇到了浑身不长毛的奇怪的野兽，吓得四处逃散。
小牛的年岁还小，想参加队上劳动，却又没有资格。他当时最羡慕的人是会计，因为会计能识字会算账。
于是，12岁了却仍然没有名字，也没有裤子穿的小牛，心底生出了一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孩子生不出来的念头：上学，念书。
小牛把自己省下来的野果子，卖给别人换成钱。他在自己家的墙角掏了一个洞，每卖得一分两分钱，他都投到那个墙洞里。他时时都惦记着那些钱。在攒够了一元钱的时候，他把钱从墙洞里掏出来，细细地数了一遍。那些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他把那些钱紧紧攥在手里，直到攥得手心冒汗，汗水把纸币都湿透了。
他不知道上学的学费是多少，他想当然地认为是一块钱。他攥着那一块钱，就到茨坝村民小报名去了。小牛知道害羞，补丁重补丁的汗褡，用草绳拴在腰上，汗褡下摆，勉强盖住下体羞处。成天在山上草丛里荆棘中窜来窜去，在树上爬上爬下的小牛，甩着赤足，带着满身的伤痕与疮疤，到村民小报名去了。
村民小只有田井银一个老师，教着十多个娃娃。
小牛找到田井银老师，把攥着钱的手心摊开：“老师，这是我卖白刺苞的钱，老师，我要上学读书。”
田老师问道：“你多大年纪了？”
“13岁。”小牛并不知道，13岁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了小学生的入学年龄。
田老师什么都没有说，进屋去了。
小牛心想：老师不收我，这书怕是读不成了。
田老师从屋里出来时，拿着一条半新旧的裤子，田老师说：“小牛，穿上。明天就来上学吧。”
田老师问：“小牛，你叫啥子名字？”
小牛说：“没有名字。”
田老师在学生名册上写上了“刘恩和”。田老师说：“叫‘刘恩和’好不好？”
小牛点头。
小牛就成了刘恩和了。
往日的“小牛”往后的“刘恩和”，双泪长流，两腿弯曲，朝田老师跪了下去。
田井银老师急忙扶住刘恩和。田老师说：“千万别这样。好好读书吧！”
刘恩和哭着说：“老师，谢谢你！”
田老师说：“别谢我。这是老师应该的。”
13岁的刘恩和，成了一年级学生。他是田井银老师班上年龄最大，个子最高的学生，也是最贫穷的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都乱了，乌山深处的茨坝民小也瘫了。
田井银老师对学生刘恩和说：“娃娃，回去吧。”
刘恩和说：“老师，我以后还能读书吗？”
田老师说：“不晓得嘛。”
读了4年小学的刘恩和，回到了家里务农。
那个年月，“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后来又兴“复课闹革命了”，招生机制也改成了“推荐入学”。
刘恩和埋藏在心底的读书梦想，又冒了出来，他找到村支书：“叔，我想读书哩。”
村支书说：“娃娃，去上农中吧。”
1969年，刘恩和上了塘坝区农业中学。刘恩和是班上唯一的赤脚学生。他买不起作业本，就用草纸做作业。他的自来水笔，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倪态素送给他的。
1971年，刘恩和被推荐到铜仁地区农校短训。到地区农校，就不能再打赤脚了，他穿的是一角钱一双的草鞋。他用的还是农中的倪态素老师送给他的那支自来水笔。
1972年，刘恩和又到海南岛学习了制种。回来后，到后坪乡农技站做了农技员。
在刘恩和的心中，粮食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粮食！这是困难时期挣扎在生死线上，尝够了饥饿滋味的刘恩和当时的观念。做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向山民们讲解科学种田知识，这是刘恩和非常乐意干的事情。
农技员刘恩和，向山民们讲解怎样才能使玉米高产。山民们都没有文化。刘恩和为了使自己的讲解通俗易懂，比喻、形容、举例，啥手段都用上了。“授粉授得好，产量才能高。这花粉就像是公子，这玉米树就像是母子，花粉落到玉米树上，就像公子和母子……”
山民们把腰杆都笑弯了：“啥子公子、母子哦，和人一样嘛。”“授粉？不就是男人女人的那个事嘛，我们都懂……”
20岁出头、连对象都没有谈过的农技员刘恩和，被男人女人们说得脸都红透了。
“你是公子！”“你是母子！”就成了男人女人之间调笑的口头禅。甚至只要看见刘恩和来了，人们就说：“公子来了！”“公子来教你们授粉来了！”
刘恩和的心里，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痛。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文化！
农技员刘恩和，想改行做教师了。
1974年，刘恩和被推荐进了有名的思南师范学校读书。
刘恩和又是学校里最穷的学生。脚上是一双草鞋，只有一件劳动布上衣、一条布裤子。同学陈朝武给了他一条裤子。两条裤子总算能够换洗了，但只有一件上衣，就只能是晚上脱下来洗了，连夜烤干，第二天又穿上。隆冬季节，他穿着单衣单裤，打着哆嗦学习功课。班主任谢少碧把带着自己体温的棉衣，披在了刘恩和冻得发抖的身上。
1977年秋天，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年教师的刘恩和，从条件稍好一些的后坪公社完小，调到石界完小组建初中班。
刘恩和除了教数学和音、体、美等课程外，还兼管学校的后勤事务。当时，要做8间教室的课桌板凳，还有8间教室的门窗需要修理，工价要800元，学校只拿得出500元。师傅不愿干。刘恩和说：“500元干这个活是少了点，但学校穷啊，眼下就只能拿出这么多。我给你打下手吧，抵这300元工钱。”刘恩和与木匠师傅一起，用了一年半时间，才做完了这些活路。在这一年半里，他跟着师傅，学会了木匠的全套手艺，从那时起，他就得了“木匠老师”的称号。
后来，刘恩和一人承担了初三年级的数、理、化三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从未教过初三课程的刘恩和，对于学生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分析不透，于是便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赶到塘坝中学向有关的老师请教。打着火把，跋涉80多公里山路，来回8个多小时，有时就为了一道题。
1977年，经人介绍，刘恩和与茨坝村的一位姑娘谈上了恋爱。
刘恩和是个“教痴”，把精力和时间几乎全都投到教书和修补学校的事情上去了。28岁的他，对于谈恋爱，似乎还没有“开窍”。他很少有时间陪伴女友，好几次女友大老远地来到学校，想叫他一道回去看望她父亲，但他都走不开而没有去成。“谈”了3年，女友实在是忍受不了他。
“刘恩和！你一天到黑哪来的那么多事嘛！你是拿教师的钱，管校长的事！”“刘恩和！你是个憨包！哪个姑娘能够忍受你，就是比你还要憨！”“刘恩和！哪个姑娘瞎了眼睛嫁给了你，才要倒一辈子的霉哩！”
姑娘把“憨包”刘恩和臭骂一顿，“拜拜”了，远走新疆去了。
我问刘恩和：“‘谈恋爱’、‘谈恋爱’，要‘谈’才能有‘恋爱’呀！那时候你是真的不懂？”
刘恩和说：“也不是不懂。我确实是不想耽搁时间。”
我说：“我知道‘老师’在你心中是什么概念。”
刘恩和说：“她不理解这一点。她只觉得我冷落她，觉得我憨。”
“喜欢她吗？”
“喜欢。”
“她走了，你难受吗？”
“难受。那段时间，就像生一场大病。藏在心里，没让人看出来。”
姑娘远走了，家中留下60多岁的老父亲。“憨包”刘恩和便担负起了照顾老人的责任。20多年来，他一直把老人当做父亲看待，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刘恩和当时的粮食供应量，是每月30斤，他要拿出15斤给母亲，15斤给老人送去。自己吃红苕、土豆。老人平日的柴火与水，他全都包了下来，为了不耽搁学生的时间，他就在夜里往返几十里山路，回来打柴背水，又连夜赶回学校。老人病了，他背着上医院。过年了，他想接老人到自己家中，老人横竖不去，他便从家里拿来猪肉，做好年饭，提早和老人过年，然后再回去和家人团聚。
2000年9月2日，81岁高龄的老人离开了人世。老人在去世之前，请人把刘恩和叫到床边，要立下字据，把自己的房子送给刘恩和。刘恩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
老人说：“娃哩，女子对不住你哩！”
刘恩和说：“叔，没有哩。只要她过得好，就行哩。”
老人说：“娃哩，20多年了，叔苦了你哩！”
刘恩和说：“叔，没有哩，我该做的哩！”
老人的女儿从新疆赶回来料理父亲的后事，被“憨包”刘恩和20多年悉心照顾老人的行为，感动得泪水长流。临走时，她拿出1000元钱：“恩和，你收下吧。”
刘恩和诚恳地谢绝了。“憨包”说：“别那么讲礼哩。你过得好，我就高兴哩。”
1982年，33岁的刘恩和当上了新郎。妻子是土家族姑娘冉龙梅。
为了照顾母亲，妻子与母亲一起住在家里。刘恩和一个人，住在离家40公里以外的后坪乡完小。
第二个春天里立春的那一天，女儿出生了。妻子临产前，母亲叮嘱刘恩和：“娃娃，山里接生条件差，到时你早点回来哟。”他点点头。可一到了学校，他就又舍不得耽搁学生的时间了。生女儿的时候，冉龙梅难产，头天女儿生下来了，胎盘第二天才脱落。为等胎盘脱落，冉龙梅痛苦难耐地在木凳上整整蹲了20多个小时。当刘恩和上完课，急匆匆赶回家时，妻子再也忍不住了，痛哭着大骂刘恩和：“你这个冷血动物！你这个不通人性的东西！你不在乎我，也该在乎你的骨肉嘛！”在给女儿取名字的时候，心中有气的妻子对刘恩和说：“你好意思让娃娃姓刘啊！”内疚的刘恩和说：“不好意思哩。让娃娃跟你姓吧？”冉龙梅说：“你看这山里人家，哪家娃娃跟妈姓？这个风俗你不晓得啊？”刘恩和说：“娃娃是立春那天生的，就叫‘立春霞’，行不？”于是，女儿就叫立春霞了。
1988年5月，儿子又降生了。和那年生女儿之前一样，母亲又是叮嘱刘恩和早点回来。和那年一样，刘恩和还是不愿耽搁学生的时间，又没有守在妻子身边。和那年一样，儿子出生在夏日里阳光灿烂的一天，名字就叫做了“夏光辉”。和那年不一样的是，妻子冉龙梅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只是寒心地说：“刘恩和！你一次两次地骗人！你只晓得教书，家人的死活你不管，你尽到当父亲的责任了吗？你尽到当丈夫的责任了吗？”再有一点和那年不一样：刘恩和内疚地落泪了。第三个和那年不一样的是，母亲愤怒了，母亲骂道：“生女儿你不回来，生儿子你又不回来，只怕将来你老娘死了，你还是不回来！”
1992年9月14号，刘恩和的母亲病危。三弟刘恩祥托人给二哥刘恩和带话，让二哥赶快回来。在学校里上课的刘恩和，急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但他仍然坚持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刘恩和一面匆匆忙忙往家里赶，一面在心里默念：“妈，妈！坚持住，坚持住！恩和就要回来了！”半道上碰到了同村的人，他们惊异道：“刘老师，你怎么还在这里？你妈妈已经去世了。”刘恩和立即昏倒在地。醒来后，跌跌撞撞赶回家，在场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刘恩和扑倒在母亲的遗体前。刘恩和放声痛哭，刘恩和泪如泉涌，刘恩和长跪不起。他对母亲说得最多的话是：妈！原谅我嘛！原谅不孝的恩和嘛！
回忆起这段往事，刘恩和露出痛苦的神情，他喃喃道：“父亲死得早，母亲把我们三兄弟拉扯大，太艰难了！而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却没能为母亲送终。我没有机会弥补了……”
刘恩和告诉我，娃娃从小由妻子一手带大，这么多年，他从未给娃娃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未给娃娃过过一次像样的生日。他也深感内疚。女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洪渡小学任教。刘恩和说：“女儿也做了老师，我只希望女儿别记恨她做老师的父亲。”
1993年秋天，后坪乡中心完小的骨干教师刘恩和，调回了自己的母校茨坝村小学，任校长。
30多年的光阴从茨坝村小学慢慢走过，在这座山村小学留下的唯一变化就是学校更加破烂了。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宿舍，没有操场，仅有的几间做教室的木房，也是偏偏倒倒，四壁通透，天穿地漏，外面下雨，教室里就成烂泥塘，外面下雪，课桌上就是水淋淋，房梁檩子腐烂得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课桌板凳全是断胳膊瘸腿，黑板斑斑驳驳坑坑洼洼。
最令人难堪的是，一百多人的学校，却没有一间厕所，要解手，就只有按性别分批轮流，到附近的树林里。
娃娃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
走马上任那天，望着破烂不堪的学校，刘恩和心里酸楚疼痛。这个44岁的汉子，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后坪乡中心完小的木匠老师刘恩和，又成了茨坝村小学的木匠校长。
需要木匠校长修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刘恩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理，虽然可以改善一下学校的破烂状况，终究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修一座像样的教学楼”，成了刘恩和心底的一个夙愿。
然而，在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贫困山区，刘恩和的这个夙愿，只能是一个幻想。
1996年初，刘恩和心中的幻想，终于有了变成现实的一点儿希望。世界银行贷款资助中国贫困山区修建学校的项目下来了。刘恩和找到乡文教办领导，想争取在茨坝小学立项。
领导说：“这个项目的要求是三通一平，路通水通电通地平，你那儿三通地平吗？”
刘恩和说：“三不通地不平。”
“那就只有以后再说了。”
刘恩和的牛脾气上来了：“你只要把项目立起，三不通地不平，我也要把学校修好。我用脑袋担保。”
领导知道还有一个“不通”，就是说不通眼前这条犟牛，便将了刘恩和一军：“这个项目有一个条件，接受项目的学校，必须自筹1万元匹配金，10天内全部交清。你若是办不到，项目就只有落到别的学校了。”
刘恩和狠狠地点头：“我一定要办到！我5天内先交一半做定钱，10天内全部交清！”
先交一半定钱，等于花5天时间就把事情“定住”了，这是刘恩和情急智生，他害怕10天时间夜长梦多，花落别家。
然而，话说起来容易，事做起来就太难了。1万元钱，对刘恩和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在这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元的极度贫困的山区，又是这么短的时间，到哪儿去筹集1万元啊。
刘恩和把脑壳都想痛了，睡梦中也喃喃自语：“1万元……1万元……”
他到信用社去贷款。
信用社会计冯应祥说：“刘校长，村级小学不是独立法人，不能贷款啊。”
“那我用工资和住房作抵押，以个人名义贷。”
个人贷款只能贷3000元。他又把家中所有的钱搜集拢，凑了1000元。他当时的月工资是110元，1000元钱就是他9个月的收入。5天的时间要到了，定钱还差1000元，刘恩和便想到了家中仅有的一笔存款。那笔1300元的定期存款，是全家人多年省吃俭用，存起来以防不测的。
他又找到了冯会计。
“我把钱取了。”
“刘校长，八年定期还差两个月就到期了。”
“我晓得。我要取。”
冯会计瞪大了双眼：“现在当做活期取，你要损失1400多块利息啊，刘校长！”
“我晓得。不管它了。”
定钱交了。匹配金还差5000元。交款期限只有5天的时间了。刘恩和找到村支书田景钊：“没有别的办法了，还是发动村民们集点款吧？”田支书说：“刘校长啊，你啥子办法都想了，我也不顾这张老脸了，就再试试吧。”
上一年，村里集资修电站，村民们出了钱，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看见电灯发光。事情黄了，村民们怨声载道，有人公开发誓，再也不参加任何集资了。
集资动员会，成了村民们的出气会。“去年村里骗我们，说是集资修电站，今年花样变了，改成老师来叫我们集资修学校了。”“干脆你们把我们弄去卖啰算了嘛！”“是不是学校的教师们没有烟抽，没有肉吃了嘛，你们明说嘛，我们斗点儿钱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何必要说是修学校呢。”
当村民们听说，刘恩和个人已经想方设法集资5000块钱的时候，大家的气就消了一大半。有的村民态度有了变化：“刘老师是老实人，他不会骗我们。”“刘老师又没有娃娃在茨坝小学读书，他为了啥子嘛，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娃娃。”
刘恩和与集资领导小组成员，走家串户，反复做工作。村民们决定试一试。算下来每个人头出资7块5毛钱。集资修电站的事情黄了，使村民们吃了亏但也长了脑筋，大家要求刘恩和作担保。刘恩和说：“我用工资担保。”大家说：“你有好多工资哟，你就是不吃不喝也还不起。”刘恩和说：“我用人格和脑袋担保。”大家说：“到时候事情又黄了，人格值几个钱哟！你用脑袋担保，我们还敢把你的脑袋砍了么！”刘恩和说：“我用房子和牲畜抵押，事情黄了，你们扒我的房子，牵我的猪和牛。”大家说：“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也还是有人不交，最后集资款收起来，还差1000块钱。刘恩和又以私人的名义，向人借了钱添上，按时把匹配金交了，争取到了这个项目。
世界银行贷款8万元，加上匹配金1万元，共9万元。这个项目的要求是按照上面统一的图纸，修6间教室。刘恩和动了心思，打算多修两间，一间做图书室，一间做实验室。再加上茨坝村三不通，所有建材只能运到十几公里以外山下的石界村，要花钱请人背上来，修建用的水，也要到几里以外的河里去背回来。算下来，9万元钱是大大不够。
这样的赔本工程，根本找不到愿意承建的施工队。乡文教办先后找了三个施工队，人家来茨坝走一趟，眼睛一看，心中一算，有的还说上一句话：“这样的工程，就是找遍全国的施工队，也不会有人愿意做。”有的连话都没说一句就走了，脸上写着的字，谁都读得懂：免谈。
刘恩和决定找董长兵师傅试一试。董长兵长期在后坪乡包工，家住在刘恩和教书多年的后坪乡的街上，与刘恩和较熟识。董长兵家离茨坝40公里。刘恩和便翻山越岭找上门去。
董长兵说：“刘校长啊，你那个工程，我挣不到钱不说，还要亏钱，要不要我算给你听一下？”
刘恩和说：“董师傅，你别算，我晓得。”
董长兵说：“刘校长啊，我们包工的人，总还要吃一碗饭嘛。”
刘恩和说：“董师傅啊，我是希望你考虑一下。我找你商量，我们想办法解决嘛。”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每次刘恩和离开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句话：“董师傅，我还要来找你。”
刘恩和又来了。
董长兵说：“刘校长啊，我又仔细算了，你那个工程，我至少要亏3万。”
刘恩和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想办法解决嘛。”
“随便想啥子办法，你至少得追加1万。”
董长兵的话有松动，刘恩和心中一动，眼睛一亮：“董师傅，你说多了我也拿不出来，追加的1万，我私人给5000，另外5000，我用劳力抵，行不？”
董长兵说：“行是行，但这工程缺钱的窟窿太大，我是担心杀牛扯伙，打狗下场啊。”
“董师傅，这个你放心，凡是我们能做的，都我们自己做，建材我们负责背上来，水我们负责背上来，董师傅啊，我也是木匠呀，除了上课，除了吃饭睡觉，我全部时间都给你打下手，只要工程需要，我们学校的教师你随喊随到。我们尽全力缩短工期，也好减少一些你的损失。”
“刘校长，你自己都集了那么多资金进去，追加的5000元，你哪里还有钱拿给我哦？”
刘恩和说：“董师傅，我立下字据，我就是几年的工资不要了，这5000块也不会黄了你！”
“刘校长啊，你自己投了那么多钱进去，你这把年纪了，头发胡子都花白了，还翻山越岭跑了那么多趟，为了哪样嘛，还不是为了给娃娃修教学楼！你都说连工资都不要了，我也不要工钱了！”董师傅的眼圈红了，“刘校长啊，只有抬不动的山，哪有请不动的人哦！亏本我也做！这个工程我要是还不接，我就不是人呐！”
刘恩和把董长兵感动了。董长兵反过来也把刘恩和感动了。
1997年初，刘恩和就开始背建材。
石界到茨坝，十几公里的崎岖山路上，每天的早晚，都看得到刘恩和背钢筋背水泥背石灰的身影。满脸的皱纹，花白的头发和胡子，拄着竹竿，弓着腰杆，背负着沉重的背篓，汗流浃背，紧咬牙关，一点一点地挪，一步一步地走。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这形象，每天都伴随着天明，又迎来夜晚。
双休日，每天他要背四趟。平常如果全天有课，他就早晚各背一趟。如果只有半天课，他就早晚各背一趟，没有课的那个半天还要背一趟。
刘恩和常年吃玉米、红苕、南瓜、土豆，被戏称为“黄金干部”“土豆老师”。乡文教办主任夏光明告诉我：刘恩和吃土豆从来不丢皮，完全是最充分的利用。贫困的山区，人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每天夜里，“土豆老师”就煮好一锅土豆，第二天带在身上，边走边吃，这就是他的早饭。要赶在上课之前背回来一趟，绝对不能迟到。下午放学后又去背一趟，回家后才能吃晚饭，仍然是做他的“黄金干部”。
村委会曾动员村民们投工投劳，搬运建材，60吨水泥、6吨钢材、12吨石灰，算下来，每个人头130斤。但是起初并没有人去背。刘恩和对我讲：“喊破嗓子不如做个样子。我就一个人去背。背一点总要少一点。”
那个在山路上身负重荷、艰难前行的身影，逐渐打动了山民们。山路上，同样身负重荷、艰难前行的身影，越来越多。到后来，全体山民都出动了。山民们说：“不说是为了娃娃们，就算是帮刘校长一个忙哩。”
背建材历时4个月，刘恩和磨破了5双胶鞋。据计算，仅他一人，就背回来17吨多，行程达2000多公里。
背建材和修楼房过程中的辛苦与劳累，刘恩和不对我讲，他对我的回答，就是笑着说：“大家都累，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累。”
我坚持道：“还是摆两个你的龙门阵来听吧？”
“两个龙门阵？好吧。”刘恩和说，“一个我给你说一下，人昏倒是啥子感觉。看电视上那些演员表演昏倒，都是身体软绵绵地、慢慢地倒下去，实际上人昏倒并不是那样。我那次昏倒，直挺挺地就倒下去了，把头都碰痛了。我头天背了水泥后回家去，倒在床上就睡了，第二天起来，才想起头晚上忘记煮土豆了，但还是要去背，路上没得早饭吃，背完了又上了一整天课，上完课，我就昏倒了。我这才晓得了，人昏倒是直挺挺的，说倒就倒了，眼睛一黑，就啥都不晓得了。”
我开玩笑道：“电视上面演的那些昏倒，都太假了，应该让演员们直挺挺地倒下去。”
他也笑：“那样子倒下去，人家演员咋个受得了哦。”
“第二个呢？”
“我看见了冉龙梅的两种痛哭。第一种痛哭，是她生女儿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她痛哭着骂我没良心，骂我是冷血动物。第二种痛哭，是在修教学楼打水泥板的时候。我头天晚上在几里外的水池边守水，一夜没合眼。这山区蓄点儿水不容易啊，那时正是打水泥板的关键时候，守水是怕别人来把水背走了，影响工程进度。第二天回工地，又接着背砂浆。我让他们给我装得满满的，一桶足有200斤，我一趟趟踩着踏板背上二楼。打完水泥板，我瘫倒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冉龙梅来工地找我，抚摸着我两肩上的血印，痛哭了一场。那血印是背砂浆的木桶带子勒出来的。这次她还是骂我：‘憨老师啊，你不要命了！’她心疼着我哩。”
工程4月20号开工，8月底竣工。
建材背上山了，两层的教学楼修好了，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还差两年才50岁的汉子刘恩和，头发和胡子也全都白了。
背篓校长刘恩和背来了一座学校，传到了山外面。山外面的记者来到了茨坝。
1998年，沿河县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到茨坝采访刘恩和。记者们在石界村下了车，在刘恩和的三弟刘恩祥开的代销店休息。刘恩祥给记者们冲了米子。记者们正在吃米子的时候，刘恩和来了。刘恩和为了女儿立春霞读书的事情，来找三弟借钱。有人对记者说：“刘校长来了。”记者们端着碗拥出门外，却认不出谁是刘恩和。有人指着走过来的比山民还要“山民”的汉子说：“他就是刘校长。”刘恩和背着大背篓，头发胡子全白了，衣服裤子补丁重补丁，断了底的解放鞋用藤子绑在脚上，脚趾头露在外面。女播音员赵凤仙“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接着，男记者们也哭了起来。记者们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是放声大哭。那个场面，把刘恩和与刘恩祥都弄诧了。刘恩祥心想：是不是我做的米子有问题？刘恩和心想：是我穿得太烂了，让记者们难受了。乡长见记者大哭，便责怪刘恩和：“刘校长哩，你看你那身打扮哦，把我们的记者都弄哭了！你咋个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来嘛！”刘恩和就不住地自责：“怪我哩，怪我哩。”
我又想起了夏光明告诉我的话：刘恩和从来没穿过皮鞋，从来没穿过毛衣，从来没买过肉，从来不抽烟，从来不喝酒。我便问刘恩和：“你有好点儿的衣服吗？”
刘恩和说：“有啊，咋个没有呢！你看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好不好？这是我们以前的乡党委书记沈海波给我的，1998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要到北京领奖的时候，沈书记对我说，你没有一件好衣服，到北京去怎么行呢，把我这件中山装拿去穿吧。”
“这件中山装大概是你的礼服吧？我看你外出的照片，和在电视台做节目，都是穿的它。”
他笑了笑说：“是的。我见记者的时候，也都是穿它。”
“你那天怎么没穿呢？”
“我那天不晓得有记者来，要是晓得，我就把这件礼服穿起了。”
我问道：“你现在月工资是多少？”
“1041块。”
“应该说不算少了。”
刘恩和说：“这些年长了几次。在这贫困山区来说，是非常多的了。但我还是觉得，用来买衣服划不着。我省下100块，就可以资助一个贫困生，说不定就能改变一个山里娃娃的命运哩。”
我问刘恩和：“这么多年了，你究竟资助了多少个贫困学生，花了多少钱，你私人投在学校建设中的钱又是多少，你自己清不清楚？”
他笑着摇头：“不清楚。没有记。苦娃娃交不起学费，就记到我的账上，拿我的工资垫。”
我又去问了茨坝小学的副校长田茂侠。田茂侠告诉我，经过比较详细的统计，刘校长把自己工资的80%贴了进来，把这些年获得的国家、省、地、县各种奖励40多次所得的十几万元奖金，也全都用来建学校了。刘校长从教20多年来，资助过400多名贫困生，80多个面临失学的山里娃娃在他的资助下，考上了大中专院校。在茨坝这个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元的贫困山村，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都达到100%。而刘校长自己的儿女却由于无力支付学费，是靠贷款和借钱完成的学业。田茂侠告诉我，附近村寨甚至邻近的务川县、彭水县的孩子也来茨坝上学，学生人数由以前的100多名，增加到目前的300余名。
县电视台的那几位记者发现，刘恩和家的木板房是茨坝村最差的。到了刘恩和的家里，看见他的家实在是太穷了，大家便每人拿出100元钱，偷偷塞给了冉龙梅，要她去买一个贵州山里人家都有的烤火炉。记者们对冉龙梅说，这钱别给刘校长了，要不他又拿去资助学生了。
我在刘恩和的家里，见到了那个烤火炉。炉子没有生火，用来做了饭桌。
教学楼修好几年了，娃娃们的学习环境改善了，但仍然没有教师宿舍和教师食堂，老师们来学校上课，仍然只能“走教”。老师们的住家，最远的有三四十里，最近的也有七八里。
“这个样子，留不住人哩。”刘恩和又开始谋划修建教师宿舍了。
2000年8月，县委书记张观涛到茨坝小学调研，知道了刘恩和的想法。张观涛问刘恩和：“需要多少钱？”刘恩和说：“旧木房拆下来的木头还可以利用，只要8000块材料费就够了。”张观涛说：“我知道你刘恩和的脾气，你也不要太苦了自己，给你1万块钱。”刘恩和用这1万块钱盖了14间教师宿舍和食堂。刘恩和只请了一个师傅。刘恩和既是木工，又是泥水工，又是改料工，更是搬运工。教师宿舍200多平方米的楼板、14扇门、15个窗户、厨房的檩子，所需的全部木料，都是刘恩和走村串户去买，自己扛回来。所用的5吨水泥，他一人就背了两吨。他又用自己家的木料，为每个老师打制了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床。刘恩和对我说：“这样子，才像个家哩，才能留住人哩。”冉龙梅告诉我：“家里的木料，是准备给女儿出嫁用的。”
2002年，铜仁地区表彰了刘恩和，奖励了他2万元，他用这2万元修了学校的篮球场。2003年，省里表彰了刘恩和，奖励了他5万元，他用这5万元再加上自己节俭下来的工资8000元，在1997年修建的两层的教学楼上，又加盖了一层，还修了学校的水泥地面和花坛。2003年，省上又拨给他10万元，他修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
1997年修两层的教学楼打地基的时候，刘恩和就对董长兵说，地基按三层楼房打。董师傅不解道：“为啥呢？你未必还要往上重一层？”当时，刘恩和没有回答。实际上，那时候刘恩和心里，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加盖第三层楼、修围墙、修大门、修球场，使用的钢筋水泥石灰共计是60多吨，也是大家去背回来的。和1997年修两层的教学楼时一样，刘恩和在除去上课的时间里，去石界背建材、去山上打石头背石头、在工地上唱主角，不减当年！
那个时候，刘恩和54岁。
刘恩和对我讲：“到底是岁数又大了几岁，背东西的感觉，不如前几年了，晚上回到家里，觉得很累。”
刘恩和说：“你看这大山，一层重一层的。我们这山里，有的老人和妇女，连汽车都没有见过。这地方穷，是没有路才穷。山里的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东西运不进来。”
我问：“这山里出产啥东西？”
“烤烟。你看山坡上的那些烘房，就是用来烤烟叶的。”
“用啥东西来烤烟叶？木材还是煤？”
“木材。煤太贵了。100斤煤，在煤厂才2块4毛钱，加上水路陆路的运费、转运的装卸费，运到石界就已经是16块钱了，再加上10块钱背运费，背上茨坝来，就投26块了。啥子东西运到了我们这儿，都是运价远远超过了本钱。”
“豆腐也搬成了肉价钱。”
“是哩。”
“就砍树子来烤烟叶？”
“是哩。生态环境又被破坏了。没有路，经济发展不起来。山民们要做点儿交易，也要走几十里山路才有赶场的地方。这种条件，我们的青年教师也很难留下来。”
“于是，你就修路了？”
刘恩和点头道：“人家说，小路小富大路大富，高速公路快速致富。我们这儿山太高了，不说大路高速路吧，小路总得要有一条嘛，总得要有个赶场的地方嘛。”
刘恩和为了修路，给省上和铜仁地区都交了报告。前年，他找到省上的一个副省长，副省长对他说，你把路规划好，把劳力组织好，就来找我。去年上头答应办了。省里给了20万，地区给了16万。学校的工作交给了副校长负责，刘恩和的全部心思和时间，都在修路上面了。
我问他：“这个工程和当初修学校，哪个更辛苦？”
刘恩和说：“体力上修学校要辛苦些，思想上这个要恼火些，这个工程要大得多，头绪更多，更操心些。”
工程去年11月20号开山炸炮，春节只放了两天假，初二就又开工了。修这条公路，政府投的钱，只用在炸药钱和炮工的工钱上面，山民们投劳都是义工。公路从石界到茨坝，长14公里，还有两个村民组没有被公路网进来，为了不丢下那两个村民组，刘恩和精打细算千省万省，省下来一部分钱，又加修两条支路，算下来，总长就是20多公里。公路宽8米，最不好修的地方，宽度也达6米。过了这两天就是大年十五，十五过后，两个村寨的上千劳力，就全部开上工地。刘恩和计划在3月10号通车。
我到工地上去采访。
山民们都兴奋地对我说：“下次再来，你就走这个路了！又宽又平，好走得很哩！”
我笑道：“这次修路，大家都出义工，没意见吧？”
大家都笑道：“老师，你是笑话我们上次集资修学校的事情吧！上次我们是害怕又像集资修电站一样，钱出了，事情又黄了哩！”“刘校长是个实在人，他喊我们做的事情，不会错哩！”“刘校长喊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也要做！”
有年老的山民赞扬刘恩和说：“刘校长是啥子人嘛！开——玩——笑！国大代表！”
老年人说的是旧时代的概念，把我也逗笑了。年轻人就取笑他：“你那个脑筋该弄出来晒太阳了！十六大代表，啥子国大代表哦！”
老年人也笑道：“那个，就是国大代表嘛。”
山民们告诉我，刘校长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查看进度，检查质量，测量每一个炮眼的深度，一天下来，六七十公里路哩！夜晚到这路上来，保证能碰到刘校长。刘校长晚上回去还要记账、算炮工的工钱、想第二天事情哩。还有山民告诉我，就连要来石界接我的那天，刘校长也是一大早跑乡上催炸药钱，中午前又来工地打炮眼，然后又赶来接我。
我离开茨坝的时候，山民们反复对我讲：“老师，路修通了，你一定要来走一走哦！”
（作者附言：在这篇稿子的写作过程中，收到了茨坝的来信，信上告诉我，公路已于3月20号全线通车。）
茨坝小学的青年教师陈涛很有意思，拿了好些他写的诗歌给我看，要我指点指点。其实他不知道，我并不懂得诗歌。我对他讲了，他根本不相信，他说：“老师，你太谦虚了。”
“我不是谦虚，是真的不懂诗歌。年轻时候我也爱好过诗歌，但最终还是没有入门。”我说，“其实，你在茨坝小学工作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写诗。”
“老师，你是说，我有些浪漫了？”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刘校长在茨坝小学就是在写诗，写了非常棒的诗，在这儿工作和生活的青年教师，也是在写诗。”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了：“刘校长写了非常棒的诗，那是没说的，但老师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是有些过奖了。”
我说：“我倒真是想问你一下，为啥放着乡完中的教师不做，要自愿来这留不住人的茨坝？”
陈涛说：“在台面上讲，应该说是受刘校长精神的感召，我说‘在台面上讲’，老师别误会了，绝对是真的，但私下里，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原因。”
“那是啥子？”
“我想来把茨坝小学的环境绿化搞好。我特别喜欢养花种草，喜欢得不得了。我看见刘校长背来的教学楼修好了，篮球场修好了，围墙修好了，花台也修好了，但是没有鲜花绿草，我就要求来这儿了。”
“把女朋友也带来了？”
“她很理解我，很支持我。她来这儿做了民办教师。”
陈涛有双学历的大专文凭，一个师范专业，从贵州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又通过自学，拿了一个法学专业的大专文凭，来茨坝小学之前，是乡完中的教师。他是个诗歌爱好者，时常要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诗歌习作。小伙子模样长得周周正正，头发自然卷，领带打得端端正正，还真是有几分帅气几分洋气。他的家在沿河县最偏远的大山上，离茨坝有200多公里，回去一趟要走好几天。他的父亲拼死拼活，硬是让五个孩子都读了书，家里欠下了3万多块钱。为了还债，58岁的父亲，现在还在江苏打工挣钱，家里只留下多病的母亲。
陈涛告诉我，就在这个寒假中，妹妹去福建打工，他不放心一个女孩子单独出远门，就送妹妹去。安顿好妹妹以后，他也就顺便在一家工厂里打了半个月的工，老板见他有些文化，就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管理人员。
“老板给你开了多少钱？”
“月薪两千。”
我不解道：“你怎么不在那边挣钱，要到茨坝来挣600块钱一个月？多挣点钱也好帮父亲还债呀。”
陈涛说：“那边收入是高些，但花销也大，除去必需的花销，也寄不了多少回来。这山里边收入低些，但花销少得多，我省吃俭用，每个月可以给家里寄500元回去。这里的山民特别好，吃的菜烧的柴，每天都有人放到老师门口，打声招呼就走了，甚至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老师每月只花点买米买肉的钱。但就是去赶场的路太远了，要走几十里山路。”
陈涛告诉我，他觉得在茨坝小学工作，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里舒服，这山里的空气也新鲜干净，城里面没有。业余时间可以散散步，种种花草，写点诗歌。
我心想，这小伙子确实有一些浪漫气质。
陈涛说：“在刘校长身边工作很舒服。刘校长是山里人心中的明星，他在山里人心里的地位非常高，我们这些刘校长手下的年轻教师，也跟着沾光。”
我问：“这地方真的那么好吗？”
“这地方很穷，或许别人看来并不好甚至很糟糕，但我真是觉得有那么好。”
陈涛说：“老师，你下次再来，我就把学校的绿化搞好了，会是非常漂亮的！”
我点头。我完全相信。
离开茨坝的那天凌晨，在黑暗中，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厨房里有响动，因为我长期都不戴手表，手机显示屏就是我的手表，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翻盖，想看看是什么时间了。打开来才看见，显示屏上只有光亮，而什么显示都没有。这大山里没有手机的信号，自然也就没有时间的显示。我这才想起，这是在被现代物质文明遗忘的地方。
我起床到厨房里一看，刘恩和与冉龙梅正在忙活。他俩在推磨子，灶门里火焰熊熊，大锅里热气腾腾。
这时候还不到5点钟。
我说：“你们这是干啥？每天都是很早就起来为我做早饭，今天咋个更早了？你们这么客气，我以后还敢再来吗？”
他俩都说，又没做啥子特别的东西，就只是推点儿豆花。
刘恩和把我推出了厨房：“天还早，你再睡会儿，今天你还要走那么远的山路。”
我回到床上，却再也睡不着了。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厨房里磨子转动的声音，听着灶门里柴火爆裂的声音，还有屋外山风掠过山野掠过树丛的声音，直到天亮。
我起床后，刘恩和对我说：“豆花还要等会儿才好。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说：“好啊！”
我俩便出了门，呼吸着在城市里怎么也无法得到的、干净清新的空气，尽量寻找着平一点儿的地方，非常惬意地漫步。
我想起了有一次，一个与我熟识的从贫困地区来城里挣钱的打工仔，看见我在马路上散步时，对我说的话：“你们城里人是不是有毛病啊？吃饱了饭又要专门去散步把吃的东西消化掉，还不如吃的时候就少吃点！”我对刘恩和讲了，把他也逗笑了。他说：“散步是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才可能有的概念，我们这儿不可能有这个概念。我也是到山外去，才晓得这个概念的。”
刘恩和说：“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
“你还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不是秘密，走拢你就知道了。”
我们来到了在山坡上的一片平地，这片平地大约有两亩多大。这满山遍野的大小石头，如密密麻麻奔跑的怪兽，在这样的山坡上出现了一片平地，而这片平地明显是人为的，不得不使人感到惊异。
我问道：“这片平地是你造出来的？”
他点了点头。
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看。这两亩多地，是由一块块一片片大大小小的石头，组成了三面石坎子，与山坡合围而成，石坎子近两米高，里面填满了土壤。
刘恩和说：“这个事情完全是我一个人干的。你看，我们这儿山坡上全是乱石，说贵州‘地无三尺平’就是指这个。乱石之间有一点儿土壤，种下去包谷，一亩地收获几十斤都得要靠老天爷给个好运气。而我这片地就不同，保住了水保住了肥，种包谷亩产300斤。”
“搞了多长时间弄成这个样子？”
“从1980年土地承包起，我一有空就搞，20多年时间了。我喜欢体力劳动，教书累了就来这儿，打钢钎，背石头，砌石墙，背土壤，也等于是休息。”
我心想：刘恩和真是个怪人，这样繁重这样艰巨的劳动，居然“等于是休息”！
“也没有风钻，那么多的大石头，全都是使钢钎一锤一锤地打，背回来砌好，再把石头间的泥土掏出来，背进去。”
“你这样做，除了‘等于是休息’，还打算用这块地干啥呢？”
“打算种菜。我们这儿想吃菜得要到几十里外的集镇去买。”
“费那么大、那么多工夫，弄这块地种菜，划算不？”
“许多人都觉得不划算，但我觉得划算，菜吃了土还在，这一代吃了还有下一代。”
我开玩笑说：“有了你这块平地，‘地无三尺平’这话应该改写了！”
我俩都笑了。
看着这片空地，看着石头上面都长出了厚厚青苔的围墙，我问他：“花了那么多工夫弄成这样，为啥又空着不种呢？”
“我计划退休后好好种菜，补偿一下家庭，我欠家庭太多了。”
我说：“不要等到了退休以后，我希望下次再来，就能吃上你这地里种出来的菜！”
他笑道：“争取吧。”
刘恩和对我讲，修好了教学楼、教师宿舍和球场以后，他计划还要办五件事情：一是把学校的围墙和大门修好；二是修茨坝的进村公路；三是在茨坝搞个集市，免得村民们跑30多公里到黄家坝去赶场；四是搞饮水工程，让大家不再背水喝；五是引导村民改变观念，把多种经营搞起来。现在已办成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3月10号就可以办完。
刘恩和说：“到我退休还有5年时间，要把剩下的三件事情办完。”
我便知道了，我下次再来，也还是吃不上刘恩和自己种出的蔬菜。
散完步，坐到了餐桌前，桌上摆着一大碗豆花，一大碗腊肉，还有炒鸡蛋。
看到这些东西，使我想起了刘恩和的三弟刘恩祥告诉我的一个事情。几年前，刘恩祥的儿子，假期里有一次到刘恩和家去玩耍，冉龙梅煮了腊肉招待小伙子。妹妹立春霞高兴地对哥哥说道：“哥哥来了，我们终于吃到肉了。”这话把小伙子的眼泪都说下来了。
桌上的这些东西，在城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了，但在这极度贫困的大山深处，在刘恩和家的餐桌上，这些东西明显是对客人的一种礼遇。我享受了这种礼遇，但心里却觉得发酸。
我说：“刘老师，你真是把我当做客人啊？”
刘恩和说：“不是，不是。”
冉龙梅说：“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们这山旮旯头，也辛苦了，今天又是正月十五，我们一起过大年。”
我笑道：“今天是正月十五啊？我简直都忘了。”
“还有，”冉龙梅终于说出了“秘密”，“今天是刘恩和55岁生日。”
“啊，太好了！你们咋不早点告诉我？”我立即就兴奋了起来，“喝酒喝酒，庆贺一下！”
我这才想起，刘恩和从来就不喝酒，我今天要赶路，也不能喝酒。我说：“以汤代酒吧，生日快乐刘老师！”
我们三个把装着豆花汤的碗像酒碗样地碰了一下，然后像喝酒一样，一饮而尽。
吃完早饭，刘恩和在我包里装进了一堆煮熟的鸡蛋，他说：“路上饿了好加餐。”我没有推辞。我知道，我若是推辞，他心里会难过的。
天上又下雨了，和我来的那天一样。说贵州这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确实是说对了。
“又下雨了，路又不好走了。”刘恩和执意要送送我，“不把你送到能赶车的地方，我放不下心来。”
我笑道：“担心我再摔跤子啊？放心吧刘老师，经过这几天的操练，我走山路的技术是大有进步了，今天恐怕是不会摔跤的了。”
刘恩和也笑了，他说：“不是担心你摔跤，就是想，送送你。”
我坚持不要他送。我开玩笑说：“又不是永别，你真要送我，那我就不走了。”
“真的啊？”他立即兴奋了起来，“我还真是想留你多住几天哩。”但他马上又止住了笑说：“你回城里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是走吧。”
一大早就走了几里山路，从学校赶来为我送行的陈涛，对刘恩和说：“刘校长，我代你送吧。”
刘恩和对我说：“你来一趟真是不容易，跋山涉水的。以后有工夫再来吧？我们的路通了，你来也就不会那样辛苦了。”
我说：“我会来的，这地方对我来说，像有个磁场。”
刘恩和笑着摇了摇头。
我发现他今天的这种笑，显得轻松，和我刚来时，见到的那种隐藏着忧愁的笑，有很大的不同。我知道，路就要通了，他才笑出了今天的这种笑容。
陈涛替我背着背包，打着雨伞，又牵着我的手，我在陈涛的扶持下，在山道上一脚泥一脚水，摇摇晃晃地走。
刘恩和把我送到了山脚下要开始往上攀登的地方，我坚持不让他再往前走了。他默默地站着，看着我和陈涛走。
走了很远了，回过头去，看见刘恩和已经显得很小了，他还在雨中，朝着我们走的方向站着。我对他喊道：“刘老师，你回去吧！”
山间回响着我的喊声。
要翻过山头了，我又向他摇着手喊道：“你回去吧，刘老师！”
他也向我摇着手。
翻过了山头，走上了刘恩和带领山民们修的即将通行的山间土路，我像是对陈涛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刘老师真是了不得。”
我心里觉得，这世上，有许多被称作了不得的人其实并不真是了不得，而像刘恩和这样做着平常的事情，却透出了不平常的精神的普通人，才是真正的了不得。
陈涛说：“刘校长是大好人。许多了不得的人，都是高不可攀的，都是很吓人的，而刘校长并不吓人。”
陈涛这个小伙子富有浪漫色彩，这个时候却显出了质朴。
我说：“以后你把学校的绿化搞好了，一定要拍下照片寄给我，还有，你以后写的诗歌别忘了寄给我欣赏。”
陈涛点头道：“一定会的。”
到了上车的地方，陈涛帮我把背包放上了车，看我找到了座位，就站在我坐的那个位置的车窗下面不动了。我说：“陈涛，你回去吧，还要走那么远的山路。”陈涛说：“走习惯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说：“你早点回去，还可以帮刘校长做点事情。”听我这么说，他点了点头。
小伙子到底年轻，又是在山里长大，走山路比我走平路还要快许多。走到很远了，即将在视野里消失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向我摇了摇手。
我也把手伸得高高的，向他摇了摇。
长途客车载着我和一车的山民，在山间土路上摇摇晃晃地爬行。
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叫做刘恩和的山村小学校长，那个55岁的土家族汉子。
连绵不断的群山，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在心里向远山问道：这偏僻落后的山区，还要过多久才能发达起来呢？这些贫困的山民，还要过多久才能富裕起来呢？
我似乎听见了，听见了远山在呼唤。
茨坝一别又是一年，我时常挂念着刘恩和。不想，他主动打来电话。我惊喜地问：“是刘校长吗？你在外地吗？”
“你猜我在什么地方给你打电话？”
“我猜不到。”
“我在茨坝，在茨坝小学，我在茨坝小学给你打电话！”
“啊！茨坝通电话了？学校通电话了？”
“通了，通了！”
“以后找你，也就不用请山民带话了！”
“是哩，是哩！方便了哩！不仅通了电话，而且移动公司10月份就要在我们这儿开通信号了，你再来我们这儿，就能够打手机了。”
“噢，太好了！刘校长，你也该买个手机，联系就更方便了啊。”
“现在暂时还没有条件，等以后有条件了，手机还是要买的哩。”
“刘校长，听新闻里讲，你被评为了全国劳动模范，祝贺你啊！”
“谢谢你哩。其实，劳动模范，就是要更努力地劳动，就是要劳动得更好哩。”
“刘校长，学校现在怎么样？”
“很好哩，我们打算办成九年制，省教育厅给了我们10万元，我们又修了教师宿舍，10月份还要安装远程教育设备，你当初来茨坝的时候很关注的学校的绿化，也搞得很好了。”
“你们是鸟枪换炮，如虎添翼了啊！”
“是哩，是哩！”
“刘校长，你现在怎样啊？身体怎样？还是那样忙吗？”
“我还不错哩，身体也还可以，还是与疾病无缘哩。事情还是多，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
“那样多的时间在外面，是做啥子呢？”
“别人请我去讲演。在外面的时间多了，学校的事情不大照顾得过来。我也是没有办法哩。”
“刘校长，我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讲，你的女儿结婚的时候，你没有钱送给女儿，就送了一副对联给女儿，当时我没能记下来，请你念给我听听，让我记下来好吗？”
“好哩。上联是：简奁陋装嫁闺女羞为父母，下联是：粗茶淡饭待宾客愧对亲朋。女儿三八节结婚，我没有钱给女儿，想起来我心底难受哩。对联也写得不好，让你见笑了哩。”
“写得非常好，让人感动啊！”
“你有机会再来茨坝看看吧，现在我们这里出门就有路哩，你再来就不像上次那样艰难了。”
“也不会再摔跤子了！”
“是哩，是哩，不会了哩。路通了，山外面的东西运进来了，有了市场，大家买点儿东西做点儿交易，也不用跑几十里山路了。就在我们学校的外面，已经形成了一条街哩。”
“啊，那真是方便了啊！刘校长，你造的那块地种上蔬菜了没有？我再来茨坝，能吃上你种的蔬菜吗？”
“没种哩，我没有时间去种。我以后退休了，还是要种哩。”
“刘校长，那这样吧，我要来就提前几个月告诉你，你抽空种上一点点，只一点点，我来的时候，就能吃上你种的蔬菜了！”
“好哩，好哩。”
“那就说定了，刘校长？”
“说定了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