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为肉，信史为骨的大槐树移民故事
李骏虎
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旷日持久、范围广大的迁民垦荒国策，当然是信史，然而正是因为它是一项改变中华格局、影响到数百万人的国家行动，600多年来，在直接移民分布的18个省、500多个县市，和再次移民到达的更广大的地区，有关移民的家族原籍、传奇遭遇、姓氏变化、异地融合等传说或者说野史轶事，就像生发、附着在信史骨架上的血肉，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成为这场中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移民的生动记录和写照。这部背井离乡的血泪史，同时也是造福中华的垦荒史和意义深远的文化传播史，发展到今天，它可能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因此，对这次大移民的研究和书写，远远没有结论，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导致的短命王朝
元王朝统治中华后，施行了一套显然“不服水土”的民族政策，把全国分成四等人制：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从字面上看，汉族人是第三等人，实际上元朝定义的汉人指的是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以及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些地区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并不是南宋的子民。而最末一等的南人，才是南宋治下的江浙、江西、湖广和河南省南部的以汉人为主的人民，他们最后被蒙古铁蹄征服并在元朝建立后遭受最残酷的压迫。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最终颠覆元朝政权的农民起义正是从江淮流域生发，并迅速向北推进。明太祖朱元璋加入的正是由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到1368年建立明朝，历时17年的反抗与镇压的斗争，战场主要以河南、安徽等地的黄淮流域为中心。史实并不像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描述的明教侠客那样的任侠浪漫，也不像评书《明英烈》里记述的那样都是些英雄人物的壮志豪情，战乱把中原大地变成了绞肉机，所谓战胜和战败的标准就是死伤人数的多寡，而双方死伤的其实都是老百姓中的青壮年。
与其蛮横残暴的民族政策同样，元朝统治者不了解华夏民族的特性，一味地以暴制暴，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采取“拔其地，屠其城”的残忍手段，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元军攻克扬州后，杀得只剩十八户。作为主要战场的河南最为灾难深重，《开州志》载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政权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推翻后，因为兵燹、瘟疫、自然灾害的多重加害，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最为平坦宽广的几个省份土地荒芜，发展生产、增加人口，成为摆在新兴的大明王朝面前的最大难题，这就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垦荒运动埋下了伏笔。
国策发端于皇帝对故土的“小私心”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当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享有明君的历史评价的，说他英明神武、雄才大略有神话溢美之嫌，但朱元璋的确是一个励精图治、革新开拓的领导者，能够从谏如流，而且制定国策能够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重农桑、兴礼乐，推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移民屯田、恢复生产，从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地区向田地荒芜、渺无人烟的中原省份大规模迁民。
皇帝也是人，难免有点私心。据说他先行先试的移民目的地就是他的家乡安徽凤阳，作为皇帝的故里，凤阳子弟几乎都跟着他在多年征战中捐躯了，新的王朝建立后凤阳基本上没有了青壮年，就剩了些老弱妇孺守着空空的庭院。为了回报乡梓，报答父老，皇帝下令把江南的富户大贾连人带钱都迁移到凤阳，让家乡父老直接受惠。但是故土难离啊，何况是鱼米江南，那些富户商家想尽办法往回逃，甚至不惜打扮成叫花子，一路走一路打着莲花落发泄他们对皇帝的不满：“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传说和史实多少是有出入的，事实上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富强国家的可行性建议的皇帝，他听取了大臣关于从人多地狭的山西移民的谏疏，并且雷厉风行地作为首要改革发展大计来贯彻施行，目的地当然包括他的家乡凤阳，但移民大多不是富户，而是“无产者”，《明史·食货志》载：“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明太祖实录》也有记录：“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
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被太行、吕梁两座大的山系环抱，因为道路崎岖，地形隐蔽，居然在十几年的战乱兵燹中得以偏安，民生安逸、经济富庶，尤其第一人口大县洪洞，更是人杰地灵、物阜民丰，自有一种堪与江南媲美的丰饶风貌。朝廷也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这才决定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两府为主向中原大规模移民垦荒。
移民的国家行动和政府行为被演绎成骗局
不难推断，移民垦荒作为一项国家行动和政府行为，在具体实施之前，必要的舆论宣传肯定是有的，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不足以做通人民的思想工作。而且对于刚刚改朝换代的老百姓来说，切身的优惠政策比空泛的舆论宣传来得更为实际。当初明政府开出的优惠条件是凡愿意外迁者，每户给十五亩农田，三亩菜地，一头耕牛，并且三年不征税。条件不可谓不优厚，问题是当时晋南百姓原本就安居乐业，况且山西人自古就习惯于看家守业，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抛家舍业跑到千里之外去白手起家？而国家的大政方针，原本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个时候动员失败，肯定是要出动国家暴力机器强制执行了。
在传说中，强制移民被演绎成了一场骗局。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平阳府贴出告示说：“凡不愿外迁者，须在三天之内赶到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登记。愿迁徙者在家等候消息。”于是晋南之民纷纷拖家带口赶往洪洞，三天之内大槐树下蚁聚了数十万人，此时一声炮响，官兵包围了百姓，凡在此之人尽数被外迁。还有一种说法是官府为抑制民怨，布告说不愿意外迁的家户要在自家房顶上放一颗白菜，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放白菜的反而被移民了。不管哪个故事，都把这场国家行动和政府行为传说成了一场骗局，这当然更有文学性，也迎合了人们怨怼的心理，但同时也抹杀和遮蔽了明王朝对复兴中华的贡献，以及山西人民为了国家繁荣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事实上，作为一项强制性的国策，在贯穿从明洪武到永乐凡50年的18次大举移民当中，政府是有硬性规定和科学规划的，基本上遵循的是按照比例抽丁的政策，比如说“三丁抽二”“五丁抽三”，就是说你家有兄弟三个，那么留一个在家赡养父母延续香火，其他两个分别迁移到河南或者山东去垦荒，家里有兄弟五个的，留两个走三个。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的理念，人们对家道兴旺的理想就是开枝散叶、子孙繁多，这个时候要让一个家族分崩离析、背井离乡，那无异于晴天霹雳，有违伦常，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人家为了逃避移民，更改姓氏，隐瞒人口，于是就有了“一姓分四姓”“某某两姓是一家”的改姓暗潮，催生丰富了中华姓氏文化的故事和分野，这是后话。
在移民之时，也有一套正规的办理程序，在何处设局登记，颁发川资凭照，都有规定的分布路线和目的地，其中洪洞城北汾河边广济寺外的大槐树下是一个最为集中的行政中心，大槐树荫蔽数亩，成为四方络绎而来的百姓视野中的标志物，人们在树下乘凉歇息，办理手续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故土，最后消失在眼界中的还是那棵老槐树，故土难离，当时汾水呜咽，大槐树上鹳鸟哀鸣，人们生离死别之际折槐为记，大槐树就成了故乡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那首传唱于五洲四海的歌谣：“问我故乡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代张养浩曾在《潼关怀古》中慨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所以能凡十八次迁徙人口逾百万之众，造成如此世所罕见规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如果说推翻元朝残暴统治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在明王朝建立后因为帝位之争而发动的“靖难之役”或者说“燕王扫北”，纯粹就是统治者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视百姓如草芥的历史局限性。朱元璋传位给长孙建文帝，原本大明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连续发展的机会，但由于削藩引发的内部矛盾，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使刚刚移民开荒安定不久的河北、山东再次经历了一场长达三四年之久的残酷大战。《南宫县志》载：“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为了躲避战祸，百姓纷纷外逃，中原大地再次变得“青磷白骨，怵惊心目”。
燕王获胜，改年号永乐，史称明成祖。有意思的是明成祖在历史上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跟他父亲朱元璋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给中原省份移民，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于是在永乐初年采纳了山西民申处山等人“请分丁于真定、南宫一带占籍为民”的上书，继续以山西洪洞为中心向中原、华东移民垦荒，在他老爸手里刚刚被迁移到某地的百姓，有些人刚扎下根来，又被迫被二次迁移到更远的地方。
在历时半个世纪的百万大移民的万里征程当中，因为疾病、气候等原因造成的减员不可避免，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要逃脱回原籍。为了防止逃民，官兵用一根根绳子把迁民分组绑成一串，为便于行走只绑着手，于是一路之上被绑在一根绳上的百姓互相关照，之间增进了友谊和交情，他们形象地把这种同生共死的兄弟交情称为“连手”。因为每次大小便时需要解开手上的绳子，要叫官兵给自己解手，年深日久，人们把大小便都用“解手”来代称。还因为双手被困住的时候放在背后不影响走路，移民们也保留了背着手走路的姿势和习惯。时至今日，凡把上厕所叫“解手”，下意识地背着手走路的人，基本可以认定就是当年移民的后裔了。
而河北、河南、山东、北京以及安徽滁州、和县等地方的人小脚趾的趾甲都是分成两瓣的复形，相传就是当年为了防止移民出逃，官兵用刀在每个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也足够反映出当时采取的各种暴力强制手段，移民先祖所受的苦难可见一斑。
祭祖发轫于清末民初几位宦游的小官吏
选择在洪洞县城北贾村西面的广济寺前汉代大槐树下设局移民，并不是因为这棵古槐“荫蔽数亩”树干要七八个人合围才能抱住，这棵树后来成为移民思乡的寄托和家山的象征，但官方把移民集结处选择在这里，却是因为交通的便利：广济寺地处南北通衢要道，自唐宋起朝廷就在这里设置驿站派遣官员，接待官道上往来的公差，有现成的人员设备，是理想的去往四面八方的枢纽之地。这里不仅仅是官方的驿站，平民百姓去往太原也习惯于出县城后在此歇脚，在大槐树下吃一碗茶，观赏观赏广济寺宏大巍峨的殿宇，当此之时，汾河水拍岸，鹳鸟翔集，佛号经声，古意盎然。当年苏三解往太原，老解差洪洞人崇公道可怜她，在此为她歇脚卸枷，苏三叩头认老汉为干爹，如今这里还有“苏三卸枷处”的石碑。
而明确在此树立“古大槐树处”来让移民后裔祭祖怀乡，却是清末民初的事情了，是几位在移民省份宦游的洪洞籍小官吏顺应移民后裔的心愿筹建的。最早的发起者是一位典史，典史是比芝麻还小的官，在九品官阶之外，没有品级，但因为主管缉捕、牢狱之事，却是由朝廷直接选任，然后分派全国赴任。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在山东、河南等移民省份担任多年典史的洪洞人景大启，在多年宦游中，他深感移民后裔的思乡情切，“偶与士商过从，略展邦族，闻籍隶洪洞，辄殷殷致询曰：‘吾祖国也。’言之亲切有味若斯。”恰好景大启就是大槐树所在的贾村人，从小听惯移民传说，于是宣统末年辞官回乡一心筹建大槐树移民遗址。他得到了两位同样在外做官的洪洞人的资助，一位是刘子林，在山东筹银300两，一位是贺柏寿，在河南筹钱300吊，至民国三年（1914），建成古大槐树处碑亭、茶室、石经幢、长廊、牌坊等主要建筑，如今依然保存完好。
而为广大移民后裔和游客熟悉称赞的“古大槐树处”石碑上这五个苍劲古朴的隶体书法，以及作为仪门的木牌坊上正反两面匾额上的书法“誉延嘉树”“荫庇群生”，都是出自另一位致仕回乡的知县手笔，这位老先生姓贺名柏寿，字莘辅，洪洞县塾堡村人，光绪十一年中举人，朝考一等，被皇帝派往河南，历任登封、确山、息县、杞县等县知县。贺柏寿是晚清有名的书法家，回乡后参与修编县志，景大启等人筹建大槐树迁民遗址，请老先生书写了“古大槐树处”，并于碑的阴面撰写了六百多个字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木牌坊上的“荫庇群生”四字指的是明末李自成之乱时，义军兵过洪洞，士卒纷纷到大槐树下朝拜先祖，非但没有劫掠洪洞，还不在洪洞征收军饷；后来民初袁世凯命三镇总兵卢永祥进攻山西革命军，兵到洪洞大槐树处，官兵纷纷下马膜拜，自称后裔子孙，非但不抢掠，还把财物堆到树下献祭，当时有一个团长，目睹此景写下一首诗：“南下雄师曾罗拜，北上壮士亦低头。碑亭矗立乡关认，经塔高悬过客游。”
牌坊另一面匾额“誉延嘉树”四个字，自然是歌颂大槐树移民先祖对复兴中华的功德了，但有趣的是贺柏寿老先生却在写这四个字时藏了“私心”：这四个字从右往左念是“誉延嘉树”，从左往右念是“树嘉延誉”，而当时他九岁的小儿子名字就叫“延誉”，字“树嘉”！
虽开枝散叶终究是中华一脉
明洪武初年至今，已有650年，百余年之前民间流行的说法“五百年前是一家”，所指的正是清末上溯到明初的500余年历史，说的就是移民后裔开枝散叶，但终究是中华一脉同根共祖。
所谓故土难离、骨肉难分，用“打断骨头连着筋”来形容移民先祖们的情状是最贴切的，前文说过，因为同姓不能移居一处的政策，移民们为了家人团聚、互相照应，纷纷更改姓氏，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姓氏文化，这里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兄弟同居一处而改姓，另一种是被迫分离但互留物证维系亲情。前者传说较多的如“铜佛刘”，后者如影响力更大的“打锅牛”。
“铜佛刘”的故事载于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说的是洪武二年刘氏兄弟自洪洞县迁居于此，不忍分离，哥哥遂改姓魏，家中有两尊铜佛，兄弟各拿一个为记。迄今，魏刘两姓仍以亲戚相称。相同情况的还有河南扶沟县的“呼、侯、孙三姓同宗”，亦有碑记；永城市古城村“崔、谢、张、陈四姓属一脉”，其族谱中有记：“一姓中分四姓，四姓乃属一脉。既开越制之嫌，更免生离之悲。”
“开越制之嫌，免生离之悲”，明证了移民先祖改姓开枝的原因。
“打锅牛”则有多种传说版本，因地域而不同，但所述故事脉络基本相同：牛氏祖先世居洪洞，膝下有子若干，当日在大槐树下被分迁各处，分别之时，牛老汉怕将来子孙相见不能相认，于是举起一口铁锅来摔成几瓣，叫儿子们各捡一块带走，以后相见以此为凭。从那个时候起，五六百年来，两个姓牛的见面，彼此会问一句：“打锅不打锅？”如果回答“打锅”，那就是同宗，“不打锅”则不是移民后裔了。
据各种正史、笔记、家谱、碑记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已逾1000余个，分布于18个省市600余个县市区，650年来移民后裔遍布全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后裔到大槐树下寻根问祖，而其中台湾同胞中不乏当年随国民党军队去台人士的后代，两岸同根，中华一脉。
近年来，顺应移民后裔的心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得到扩建，研究史料在过去的基础上极大丰富，董事长范忠义先生新编撰了这本通顺易懂的《洪洞大槐树移民轶事》，嘱我作序，不揣浅陋，在认真阅读之后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引述背景，写成此文，请专家多多批评指讹。
是为序。
2016年6月21日于太原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