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家大院》品读
在我们品读了《微神》之后，再读《柳家大院》，第一个突出的感受，会是惊讶这两篇小说竟出自同一作家之手，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出过的杰出作家往往能占有并使用不止一副手笔。第二个感触便可能是，老舍这位出自中国社会底层，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穷，以及由穷而可能带来的恶果，竟写得如此地充满生活实感和生活质感，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少见，罕见。仅此两点，就实实在在地决定了这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老舍对京都大杂院中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从人物到生活，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写起来当然得心应手。柳家大院便是这众多大杂院的一个缩影。按说老舍即使信手写来，也会神形毕肖，精彩纷呈，并不必刻意劳神费力。如果换一个作者去写，写出那些三教九流的原生态，寄同情于其间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会是不差的文学作品，而老舍的视角却超越于此。他捕捉的是：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同为穷人，但并不都善良；穷人中有很坏的穷人，他们不但不同情穷人，而且还以卑劣的手段、不可理喻的动机，去加害于穷人，甚至是自己的家人，老舍写出柳家大院人们的“穷”，以及由穷闹出的种种喜悲剧，最终酿成真正的悲剧！
小说的故事也并不复杂，但却曲折。开篇很突兀：“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很有说书人开讲的韵味，又暂且按下这“人命”不说，而从柳家大院的主要住户“打头儿来”。将读者的兴趣一下吊了起来，非往下看个究竟不可。
这“打头儿来”首先是“我”。大杂院中五行八作都有，“我是个算命的先生”，曾经卖过小食品，现如今在街上摆卦摊，生意好时一天能抓弄三毛五毛的，老伴早死，儿子拉洋车。老王给一家洋人混事，好吹牛，大概只会剪草皮，却以花匠自居。老王的儿子可是好石匠，但“脑袋还没石头顺溜”，遵老爸的旨意揍起媳妇来，手狠得像砸石头一样。十七岁的小媳妇是小说悲剧的主要承载者，真正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处于底层的底层，“永远不乐，一挨揍就哭，还是不短挨揍”。老王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又贼又坏”，“她和她爸爸一样的讨人嫌，能钻天觅缝地给她嫂子小鞋穿，能大睁白眼地乱造谣言给嫂子使坏”。张二也是拉车的，不是个坏心肠的人，但好“穷嚼”，尤其在喝了俩铜子的“猫尿”后，能把大杂院的人说晕。张二的媳妇能说会道，骂起房东来叫全院的人都暂时解恨，也有一定的同情心，必要时还能抚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小说以这三家子概括代表了大杂院贫穷、多事、肮脏、拥挤、争吵、斗殴、瘟疫、死人，循环往复，穷人的世界却难见同情、支持、解难、排忧，穷人的世界有的只是荒唐和悲惨。
《柳家大院》向我们讲述这个荒唐而悲惨的故事，但不是通过一个“上帝”似的作者向我们直接讲述，而是通过“我”这个中介叙述代言人。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不同，采用的是现代小说惯用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和前面品读过的《马裤先生》的“我”有所不同，与马裤同车厢的“我”更像一个道德审视的旁观者，对马裤的卑劣不时给以揶揄、讽刺，但并没有直接进入故事情节，没有推动事件的发展。《柳家大院》中的“我”则不然，“我”仍是个道德审视和审判者，但叙述者“我”不是个纯然冷静的观察者，而同时是被充分戏剧化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叙述代言人，又能影响推动情节的进程。我们看，在交代了大杂院的主要人物重要特色后，“我”掉转头直奔“人命”案了。“我”讲述的这起人命案与许多公案小说不同之处，也就是《柳家大院》的批判锋芒，直指假文明真愚昧，直指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吃人”，决定了这篇小说很高的文明批判价值。
假文明真愚昧的体现者主要是老王父女，推波助澜者是大杂院里的庸众。作为假文明真愚昧的物质基础和铺垫的，就是贫穷。
先看作家写贫穷。“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工夫扯闲话儿。爱说话的自然也有啊，可是也得先吃饱了。”大杂院中没有不漏雨的住房，这个世界不漏的房子自然有，“也得住得起哇！”“晚报上常说‘平等’，铜子儿不平等，什么也不用说。”“我”摆摊弄得好一天只能抓个三毛五毛的，但住的那间狗窝一个月却要一块半钱。人越穷，孩子越多，柳家大院里满院跑、满院爬的孩子“足够一混成旅”。不知是谁家的，也叫不上名字，倒分得清男女，因为没裤子穿。在院里走，得特别小心，一慌就不定踩在谁家的孩子身上，大人间就得闹气，因为穷，大人一肚子委屈，抓住个碴儿就吵。因为穷，特别爱打儿媳妇，因为她们是花彩礼买来的，而这笔钱足以让穷人一辈子还不清。因为穷，儿媳妇被虐待死了，娘家人顾不上伤心先得争回钱。因为穷，瘟疫中死了大批孩子，最爱打孩子的爸爸咧着大嘴哭完也就完了，小席一卷夹出城外，省了吃是真的。谁又想得出什么法子呢？小说中以穷为铺垫，告诉读者：腰里没钱心似铁！穷人不会，也不能同情穷人。
以满溢生活实感和生活质感的穷作为铺垫，作家追根溯源，以骂“文明”、批“文明”为全篇的“文眼”，从前端的“‘文明’是三孙子”，话先说在头里，到终篇的“‘文明’是孙子，还是那句！”只要写到“文明”，作家必加引号，意即所谓的文明，是假文明，真愚昧，是吃穷人——特别是让穷人吃穷人的元凶。假文明真愚昧，是大杂院里以老王为代表的穷人的生命形态。“我”和老王，算是大杂院里最“文明”的人了，但“我”较自觉，不愿以识字看篇晚报就装孙子；老王却大不一样，因“混着洋事”，事事都要学那些“文明”人，欺侮儿媳妇闹得翻江倒海，“派头大了”，“他闹气，不为别的专为学学‘文明’人的派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穷小子单要充‘文明’，这是哪一股儿毒气呢？”“他要作足了当公公的气派”，因为自己的老伴早死了，他就要把婆婆折磨儿媳妇的事自己来包办。他自己呢？“和‘文明’人要是过两句话，替别人吹几句，脸上立刻能红堂堂的，在洋人（按：洋人当然是‘文明’人的典范）家里剪草皮的时候，洋人要是跟他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因自居为“文明”人，公公不亲自动手打儿媳，就挑唆儿子打。因为儿子是石匠，打一回胜似别人打五回。儿媳上吊死了，他并不怕，可以诬陷是张二嫂的挑拨，“你看，老王学‘文明’人真学得到家，能瞪着眼扯谎”。及至斗不过张二夫妇，老王也有“文明”主意，上洋大人家连讨带借带下跪，寻来一百块钱，平息了儿媳娘家的兴师问罪不说，还唬住了别的也愚昧的人，比如房东，也“不便于得罪混洋事的”，到了那儿，反而是主持了公道的“我”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大杂院的穷人，居然没有人说“我”是对的，“他们也说我多事”，因为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文明”是孙子，还充分体现在老王那个“又贼又坏”的女儿身上。这个二妞，不知是给“哪儿来的一股毒气”熏出来的，同时，“她是由那个洋人供给着在一个学校念书，她一万多个看不上她的嫂子”。原来她和她爸都是洋奴才，是鲁迅《野草》中的名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奴才，万劫不复的奴才，穷人中的败类！也不过能穿一双不破的鞋，头发上也戴有一把梳子，“瞧她那个美！”她变着方儿作践嫂子，当爸爸教唆着哥哥打嫂子时，她“虽然常拧嫂子的胳臂，可也究竟是不过瘾，恨不得看着哥哥把嫂子当做石头，一下子捶碎才痛快”。在导致她嫂子最终失去“赖活”下去的可能的“泼饭”事件中，她不折不扣是元凶。看小说中这最悲惨的一瞬：“小媳妇正端着锅饭澄米汤，二妞给了她一脚。她的一锅饭出了手。‘米饭’！不是丈夫回来，谁敢出主意吃‘饭’！她的命好像随着饭锅一同出去了。米汤还没澄干，稀粥似的白饭摊在地上。她拼命用手去捧，滚烫，顾不得手；她自己还不如那锅饭值钱呢。实在太热，她捧了几把，疼到了心上，米汁把手糊住。她不敢出声，咬上牙，扎着两只手，疼得直打转。”就在这时刻，二妞还要大叫诬陷嫂子。直到爸和哥将嫂子打晕在地，她还要上去拧嫂子的大腿，“怕嫂子是装死”。要不是占理不饶人的张二嫂出面当众揭这个丫头的“短”：“三秃子给你俩大子，你就叫他亲嘴”，这又贼又坏的女子还要“横”下去。
这是一个怎样的“文明”的穷人的世界啊？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前文提出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问题。《柳家大院》中的“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进程，并成了道德的审视者和审判者，这是这篇小说的重要特色，使小说超越了传统的市井小说，而具备了现代品格。20世纪初，欧西小说拥入华土前，中国小说家还未能突破他们惯用的全知叙述模式。唐代传奇等虽也采用了第一人称，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大多借用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口吻。直到“五四”时期，现代小说家才真正在西方小说视角理论的影响下，自觉突破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叙述模式。我们品读《柳家大院》，会体味到在其中故事的讲述腔调上，老舍从传统小说中获益甚多，但又由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营养的自觉汲取，又对“五四”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精华承传发扬，使他在叙述视角上做出了重要的“突破”，获得了现代品格。在这篇小说中，采用的是“专由一人”述说的责任描写法，甚至突破了他最尊崇的康拉德的由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述说一个故事的写法，使读者的注意力也变得非常集中，审美非常专注。摆摊算卦的“我”道德指向很鲜明，但并不超越他的身份，那就是他恰到好处地骂“文明”，“‘文明’是孙子”，而他自己并不“装孙子”。在“我”身上，有着穷人最朴素的正义感，厌恶“好吹”和“穷嚼”，尤其厌恶狗仗人势，以洋人撑腰。更珍贵的是，“我”下面这句箴言式的好穷人的价值观：“我就这么琢磨这回事：世界上不应当有穷有富。可是穷人要是狗着有钱的，往高处爬，比什么也坏。”（按：作品原注，狗着，巴结的意思）这批判的锋芒，就是直指老王和二妞。
《柳家大院》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另一个特点，是叙述的间接性。这间接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小说的艺术世界。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我”，往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遭遇，但却和“五四”时期同类小说不同。“五四”时期小说中的“我”，即便不是零余者，但大多是文人。老舍承继了“五四”第一人称限制叙述的现代小说传统，但小说中的“我”与作者在社会角色上的分离，则显示出中国现代小说从第一个十年跨入第二个十年（从20年代到30年代）的艺术上的长足进步。作为文人的小说家，用文人化的“我”，叙述文人的生活和感情，相对容易得多；而作为文人的小说家，用非文人化的“我”，叙述非文人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生活和感情，则会难得多。我们可以将此定位为叙述的间接性。这种间接性的限制叙述，要求作者自己更为隐退（当然，即使不是第一人称，要求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彻底隐退是不可能的）；这更为隐退，并不是消失，而是另一种存在。《柳家大院》即如此，作家老舍是个文人，“我”是个摆卦摊做生意的穷人，但老舍“不能把他（按：指作家自己）的人格放在作品外边”（见老舍：《文学概论讲义》），他的高明，就在于掌握好“显”与“隐”的艺术平衡，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冷漠旁观。我们看到，对大杂院中一干人等，是非恩怨，“我”的同情与支持，无疑是在小媳妇这边，但“我”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倾向的呢？开始“我”介绍小媳妇的外形是：“长得像搁陈了的窝窝头，一脑袋黄毛，永远不乐，一挨揍就哭，还是不短挨揍。”这是丑化吗？在介绍了三户代表性人家后，转入“人命”案时，“我”立即说了：“死的就是王家那个小媳妇。我说过她像窝窝头，这可不是拿死人打哈哈。我也不是说她‘的确’像窝窝头，我是替她难受，替和她差不多的姑娘媳妇们难受。我就常思索，凭什么好好的一个姑娘，养成像窝窝头呢？”“我”多次以“凭什么呢”的“天问”表达了穷人的“人问”，而且鲜明地指出“穷人也真得想个办法”来述说隐退在后面的作者的良知。在骂透批够了假文明真愚昧后，“我”所说的“小媳妇总算死得‘值’，是她享用了活着时想都想不到的‘一身新红洋缎的衣裤，新鞋新袜子，一头银白铜的首饰。十二块钱的棺材。还有五个和尚念了光头三。娘家弄去了四十多块钱……”大院的穷人，除了张二夫妇被迫搬走外，其他穷人都在“等着看”，看二妞能卖多少钱，看小王又娶个什么样的媳妇。一个穷人的世界，本该相濡以沫，共谋生机，但却在种种有事无事的悲剧中循环往复，“我”说的“穷人总得想个办法”，不正是间接性地伏着作者的人格吗？深厚的人道主义温情不是潜隐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吗？
《柳家大院》是老舍短篇小说中口语化色彩最浓的一篇。老舍创作不是当作文人的自慰，而是首先考虑民众接受。他明确提倡现代小说家“必须研究如何才可使民众知道”，也就是使民众接受，而“不知道的原因主要是文法，叙述的方法”（《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1942年《四文月刊》14、15期）。写下层民众，写最穷的人，就要顾及他们的审美趣味，就要充分口语化地讲故事、讲道理，尽可能不让民众望文兴叹，至少也得在读给他们听时能听懂。前面说过，《柳家大院》这样的小说是具备了现代品格的小说，也就是叙述视角的现代性，这和小说是在“写”但更是在“说”一点不矛盾。“我”在交代自己的职业和收入情况时，说的是“好了呢一天也抓弄个三毛五毛的”，这一“抓弄”，就使读者感受到作家是在和受众“对话”，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写张二嫂的嘴“真甜甘，会说话”，尤其在对付房东上。大杂院中没有不恨房东的，因为破烂房子房租还奇高，“可是谁也没有她（按：指张二嫂）骂得那么到家，那么解气。连我这老头子都有点爱上她了，不是为别的，她真会骂。可是，任凭怎么骂，一间狗窝还是一块半钱。这么一想，我又不爱她了”。口语化得幽默俏皮，像“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嫂子不过是花一百块钱买来的活窝窝头”，“哪个王八蛋的‘文明’可笑，又可哭”，“二嫂的嘴就堵着二妞的耳朵眼，二妞直往后退，还说不上话来”……像这样口语化的书写，在现代作家中罕见。
【附录】
柳家大院
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
事情可不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先交代我自己吧，我是个算命的先生。我也卖过酸枣、落花生什么的，那可是先前的事了。现在我在街上摆卦摊，好了呢，一天也抓弄个三毛五毛的。老伴儿早死了，儿子拉洋车。我们爷儿俩住着柳家大院的一间北房。
除了我这间北房，大院里还有二十多间房呢。一共住着多少家子？谁记得清！住两间房的就不多，又搭上今天搬来，明天又搬走，我没有那么好记性。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不说呢，也没什么。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工夫扯闲话儿。爱说话的自然也有啊，可是也得先吃饱了。
还就是我们爷儿俩和王家可以算作老住户，都住了一年多了。早就想搬家，可是我这间屋子下雨还算不十分漏；这个世界哪去找不十分漏水的屋子？不漏的自然有哇，也得住得起呀！再说，一搬家又得花三份儿房钱，莫如忍着吧。晚报上常说什么“平等”，铜子儿不平等，什么也不用说。这是实话。就拿媳妇们说吧，娘家要是不使彩礼，她们一定少挨点揍，是不是？
王家是住两间房。老王和我算是柳家大院里最“文明”的人了。“文明”是三孙子，话先说在头里。我是算命的先生，眼前的字儿颇念一气。天天我看俩大子的晚报。“文明”人，就凭看篇晚报，别装孙子啦！老王是给一家洋人当花匠，总算混着洋事。其实他会种花不会，他自己晓得；若是不会的话，大概他也不肯说。给洋人院里剪草皮的也许叫做花匠；无论怎说吧，老王有点好吹。有什么意思？剪草皮又怎么低下呢？老王想不开这一层。要不怎么我们这种穷人没起色呢，穷不是，还好吹两句！大院里这样的人多了，老跟“文明”人学；好像“文明”人的吹胡子瞪眼睛是应当应分。反正他挣钱不多，花匠也罢，草匠也罢。
老王的儿子是个石匠，脑袋还没石头顺溜呢，没见过这么死巴的人。他可是好石匠，不说屈心话。小王娶了媳妇，比他小着十岁，长得像搁陈了的窝窝头，一脑袋黄毛，永远不乐，一挨揍就哭，还是不短挨揍。老王还有个女儿，大概也有十四五岁了，又贼又坏。他们四口住两间房。
除了我们两家，就得算张二是老住户了；已经在这儿住了六个多月。虽然欠下俩月的房钱，可是还对付着没叫房东给撵出去。张二的媳妇嘴真甜甘，会说话；这或者就是还没叫撵出去的原因。自然她只是在要房租来的时候嘴甜甘；房东一转身，你听她那个骂。谁能不骂房东呢；就凭那么一间狗窝，一月也要一块半钱？可是谁也没有她骂得那么到家，那么解气。连我这老头子都有点爱上她了，不是为别的，她真会骂。可是，任凭怎么骂，一间狗窝还是一块半钱。这么一想，我又不爱她了。没有真力量，骂骂算得了什么呢。
张二和我的儿子同行，拉车。他的嘴也不善，喝俩铜子的“猫尿”能把全院的人说晕了；穷嚼！我就讨厌穷嚼，虽然张二不是坏心肠的人。张二有三个小孩，大的捡煤核，二的滚车辙，三的满院爬。
提起孩子来了，简直的说不上来他们都叫什么。院子里的孩子足够一混成旅，怎能记得清楚呢？男女倒好分，反正能光眼子就光着。在院子里走道总得小心点；一慌，不定踩在谁的身上呢。踩了谁也得闹一场气。大人全憋着一肚子委屈，可不就抓个碴儿吵一阵吧。越穷，孩子越多，难道穷人就不该养孩子？不过，穷人也真得想个办法。这群小光眼子将来都干什么去呢？又跟我的儿子一样，拉洋车？我倒不是说拉洋车就低贱，我是说人就不应当拉车；人嘛，当牛马？可是，好些个还活不到能拉车的年纪呢。今年春天闹瘟疹，死了一大批。最爱打孩子的爸爸也咧着大嘴哭，自己的孩子哪有不心疼的？可是哭完也就完了，小席头一卷，夹出城去；死了就死了，省吃是真的。腰里没钱心似铁，我常这么说。这不像一句话，总得想个办法！
除了我们三家子，人家还多着呢。可是我只提这三家子就够了。我不是说柳家大院出了人命吗？死的就是王家那个小媳妇。我说过她像窝窝头，这可不是拿死人打哈哈。我也不是说她“的确”像窝窝头。我是替她难受，替和她差不多的姑娘媳妇们难受。我就常思索，凭什么好好的一个姑娘，养成像窝窝头呢？从小儿不得吃，不得喝，还能油光水滑的吗？是，不错，可是凭什么呢？
少说闲话吧；是这么回事：老王第一个不是东西。我不是说他好吹吗？是，事事他老学那些“文明”人。娶了儿媳妇，喝，他不知道怎么好了。一天到晚对儿媳妇挑鼻子弄眼睛，派头大了。为三个钱的油，两个大的醋，他能闹得翻江倒海。我知道，穷人肝气旺，爱吵架。老王可是有点存心找毛病；他闹气，不为别的，专为学学“文明”人的派头。他是公公；妈的，公公几个铜子儿一个！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穷小子单要充“文明”，这是哪一股儿毒气呢？早晨，他起得早，总得也把小媳妇叫起来，其实有什么事呢？他要立这个规矩，穷酸！她稍微晚起来一点，听吧，这一顿揍！
我知道，小媳妇的娘家使了一百块的彩礼。他们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可是要专为这一百块钱闹气，也倒罢了，虽然小媳妇已经够冤枉的。他不是专为这点钱。他是学“文明”人呢，他要做足了当公公的气派。他的老伴不是死了吗，他想把婆婆给儿媳妇的折磨也由他承办。他变着方儿挑她的毛病。她呢，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可懂得什么？跟她耍排场？我知道他那些排场是打哪儿学来的：在茶馆里听那些“文明”人说的。他就是这么个人——和“文明”人要是过两句话，替别人吹几句，脸上立刻能红堂堂的。在洋人家里剪草皮的时候，洋人要是跟他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他确是有尾巴。可是他摆一辈子的尾巴了，还是他妈的住破大院啃窝窝头。我真不明白！
老王上工去的时候，把折磨儿媳妇的办法交给女儿替他办。那个贼丫头！我一点儿也没有看不起穷人家的姑娘的意思；她们给人家做丫鬟去呀，做二房去呀，是常有的事（不是应该的事），哪能怨她们吗？不能！可是我讨厌王家这个二妞，她和她爸爸一样的讨人嫌，能钻天觅缝地给她嫂子小鞋穿，能大睁白眼地乱造谣言给嫂子使坏。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坏，她是由那个洋人供给着在一个学校念书，她一万多个看不上她的嫂子。她也穿一双整鞋，头发上也戴着一把梳子，瞧她那个美！我就这么琢磨这回事：世界上不应当有穷有富。可是穷人要是狗着有钱的，往高处爬，比什么也坏。老王和二妞就是好例子。她嫂子要是做一双青布新鞋，她变着方儿给踩上泥，然后叫他爸爸骂儿媳妇。我没工夫细说这些事儿，反正这个小媳妇没有一天得着好气；有的时候还吃不饱。
小王呢，石厂子在城外，不住在家里。十天半月地回来一趟，一定揍媳妇一顿。在我们的柳家大院，揍儿媳妇是家常便饭。谁叫老婆吃着男子汉呢，谁叫娘家使了彩礼呢，挨揍是该当的。可是小王本来可以不揍媳妇，因为他轻易不家来，还愿意回回闹气吗？哼，有老王和二妞在旁边挑拨啊。老王罚儿媳妇挨饿，跪着；到底不能亲自下手打，他是自居为“文明”人的，哪能落个公公打儿媳妇呢？所以挑唆儿子去打；他知道儿子是石匠，打一回胜似别人打五回的。儿子打完了媳妇，他对儿子和气极了。二妞呢，虽然常拧嫂子的胳臂，可也究竟是不过瘾，恨不能看着哥哥把嫂子当做石头，一下子捶碎才痛快。我告诉你，一个女人要是看不起另一个女人的，那就是活对头。二妞自居女学生；嫂子不过是花一百块钱买来的一个活窝窝头。
王家的小媳妇没有活路。心里越难受，对人也越不和气；全院里没有爱她的人。她连说话都忘了怎么说了。也有痛快的时候，见神见鬼地闹撞客。总是在小王揍完她走了以后，她又哭又说，一个人闹欢了。我的差事来了，老王和我借宪书，抽她的嘴巴。他怕鬼，叫我去抽。等我进了她的屋子，把她安慰得不哭了——我没抽过她，她要的是安慰，几句好话——他进来了，掐她的人中，用草纸熏；其实他知道她已缓醒过来，故意的惩治她。每逢到这个节骨眼，我和老王吵一架。平日他们吵闹我不管；管又有什么用呢？我要是管，一定向着小媳妇；这岂不更给她添毒？所以我不管。不过，每逢一闹撞客，我们俩非吵不可了，因为我是在那儿，眼看着，还能一语不发？奇怪的是这个，我们吵架，院里的人总说我不对；妇女们也这么说。他们以为她该挨揍。他们也说我多事。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他们这群男女信这个！怎么会信这个呢？谁教给他们的呢？那个王八蛋的“文明”可笑，又可哭！
前两天，石匠又回来了。老王不知怎么一时心顺，没叫儿子揍媳妇，小媳妇一见大家欢天喜地，当然是喜欢，脸上居然有点像要笑的意思。二妞看见了这个，仿佛是看见天上出了两个太阳。一定有事！她嫂子正在院子里做饭，她到嫂子屋里去搜开了。一定是石匠哥哥给嫂子买来了贴己的东西，要不然她不会脸上有笑意。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出来。我说“半天”，意思是翻得很详细；小媳妇屋里的东西还多得了吗？我们的大院里一共也没有两张整桌子来，要不怎么不闹贼呢。我们要是有钱票，是放在袜筒儿里。
二妞的气大了。嫂子脸上敢有笑容？不管查得出私弊查不出，反正得惩治她！
小媳妇正端着锅饭澄米汤，二妞给了她一脚。她的一锅饭出了手。“米饭”不是丈夫回来，谁敢出主意吃“饭”！她的命好像随着饭锅一同出去了。米汤还没澄干，稀粥似的白饭摊在地上。她拼命用手去捧，滚烫，顾不得手；她自己还不如那锅饭值钱呢。实在太热，她捧了几把，疼到了心上，米汁把手糊住。她不敢出声，咬上牙，扎着两只手，疼得直打转。
“爸！瞧她把饭全洒在地上啦！”二妞喊。
爷儿俩全出来了。老王一眼看见饭在地上冒热气，登时就疯了。他只看了小王那么一眼，已然是说明白了：“你是要媳妇，还是要爸爸？”
小王的脸当时就涨紫了，过去揪住小媳妇的头发，拉倒在地。小媳妇没出一声，就人事不知了。
“打！往死了打！打！”老王在一旁嚷，脚踢起许多土来。
二妞怕嫂子是装死，过去拧她的大腿。
院子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男人不过来劝解，女的自然不敢出声；男人就是喜欢看别人揍媳妇——给自己的那个老婆一个榜样。
我不能不出头了。老王很有揍我一顿的意思。可是我一出头，别的男人也蹭过来。好说歹说，算是劝开了。
第二天一清早，小王老王全去工作。二妞没上学，为是继续给嫂子气受。
张二嫂动了善心，过来看看小媳妇。因为张二嫂自信会说话，所以一安慰小媳妇，可就得罪了二妞。她们俩抬起来了。当然二妞不行，她还说得过张二嫂！“你这个丫头要不……我不姓张！”一句话就把二妞骂闷过去了，“三秃子给你俩大子，你就叫他亲嘴；你当我没看见呢？有这么回事没有？有没有？”二嫂的嘴就堵着二妞的耳朵眼，二妞直往后退，还说不出话来。
这一场过去，二妞搭讪着上了街，不好意思再和嫂子闹了。
小媳妇一个人在屋里，工夫可就大啦。张二嫂又过来看一眼，小媳妇在炕上躺着呢，可是穿着出嫁时候的那件红袄。张二嫂问了她两句，她也没回答，只扭过脸去。张家的小二，正在这么工夫跟个孩子打起来，张二嫂忙着跑去解围，因为小二被敌人给按在底下了。
二妞直到快吃饭的时候才回来，一直奔了嫂子的屋子去，看看她做好了饭没有。二妞向来不动手做饭，女学生嘛！一开屋门，她失了魂似的喊了一声，嫂子在房梁上吊着呢！一院子的人全吓惊了，没人想起把她摘下来，谁肯往人命事儿里搀合呢？
二妞捂着眼吓成孙子了。“还不找你爸爸去？”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她扭头就跑，仿佛鬼在后头追她呢。
老王回来也傻了。小媳妇是没有救儿了；这倒不算什么，脏了房，人家房东能饶得了他吗？再娶一个，只要有钱，可是上次的债还没归清呢！这些个事叫他越想越气，真想咬吊死鬼儿几块肉才解气！
娘家来了人，虽然大嚷大闹，老王并不怕。他早有了预备，早问明白了二妞，小媳妇是受张二嫂的挑唆才想上吊；王家没逼她死，王家没给她气受。你看，老王学“文明”人真学得到家，能瞪着眼扯谎。
张二嫂可抓了瞎，任凭怎么能说会道，也禁不住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人命，就是自己能分辩，丈夫回来也得闹一阵。打官司自然是不会打的，柳家大院的人还敢打官司？可是老王和二妞要是一口咬定，小媳妇的娘家要是跟她要人呢，这可不好办！柳家大院的人是有眼睛的，不过，人命关天，大家不见得敢帮助她吧？果然，张二一回来就听说了，自己的媳妇惹了祸。谁还管青红皂白，先揍完再说，反正打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事。张二嫂挨了顿好的。
小媳妇的娘家不打官司；要钱；没钱再说厉害的。老王怕什么偏有什么；前者娶儿媳妇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又来了一档子！可是，无论怎样，也得答应着拿钱，要不然屋里放着吊死鬼，才不像句话。
小王也回来了，十分像个石头人，可是我看得出，他的心里很难过，谁也没把死了的小媳妇放在心上，只有小王进到屋中，在尸首旁边坐了半天。要不是他的“文明”爸爸，我想他决不会常打她。可是，爸爸“文明”，儿子也自然是孝顺了，打吧！一打，他可就忘了他的胳臂本是砸石头的。他一声没出，在屋里坐了好大半天，而且把一条新裤子——就是没补丁呀——给媳妇穿上。他的爸爸跟他说什么，他好像没听见。他一个劲儿地吸蝙蝠牌的烟，眼睛不错眼珠地看着点什么——别人都看不见的一点什么。
娘家要一百块钱——五十是发送小媳妇的，五十归娘家人用。小王还是一语不发。老王答应了拿钱。他第一个先找了张二去。“你的媳妇惹的祸，没什么说的，你拿五十，我拿五十；要不然我把吊死鬼搬到你屋里来。”老王说得温和，可又硬张。
张二刚喝了四个大子的猫尿，眼珠子红着。他也来得不善：“好王大爷的话，五十？看见没有？屋里有什么你拿什么好了。要不然我把这两个大孩子卖给你，还不值五十块钱？小三的妈！把两个大的送到王大爷屋里去！会跑会吃，绝不费事，你又没个孙子，正好嘛！”
老王碰了个软的。张二屋里的陈设大概一共值不了几个铜子儿！俩孩子叫张二留着吧。可是，不能这么轻轻地便宜了张二；拿不出五十呀，三十行不行？张二唱开了《打牙牌》，好像很高兴似的。“三十干吗？还是五十好了，先写在账上，多咱叫电车轧死，多咱还你。”
老王想叫儿子揍张二一顿。可是张二也挺壮，不一定能揍得了他。张二嫂始终没敢说话，这时候看出一步棋来，乘机会自己找找脸：“姓王的，你等着好了，我要不上你屋里去上吊，我不算好老婆，你等着吧！”
老王是“文明”人，不能和张二嫂斗嘴皮子。而且他也看出来，这种野娘们什么也干得出来，真要再来个吊死鬼，可得更吃不了兜着走了。老王算是没敲上张二。
其实老王早有了“文明”主意，跟张二这一场不过是虚晃一刀。他上洋人家里去，洋人没在家，他给洋太太跪下了，要一百块钱。洋太太给了他，可是其中的五十是要由老王的工钱扣的，不要利钱。
老王拿着回来了，鼻子朝着天。
开张殃榜就使了八块；阴阳生要不开这张玩艺，麻烦还小得了吗。这笔钱不能不花。
小媳妇总算死得“值”。一身新红洋缎的衣裤，新鞋新袜子，一头银白铜的首饰。十二块钱的棺材。还有五个和尚念了个光头三。娘家弄了四十多块去；老王无论如何不能照着五十的数给。
事情算是过去了，二妞可遭了报，不敢进屋子。无论干什么，她老看见嫂子在房梁上挂着呢。老王得搬家。可是，脏房谁来住呢？自己住着，房东也许马马虎虎不究真儿；搬家，不叫赔房才怪呢。可是二妞不敢进屋睡觉也是个事儿。况且儿媳妇已经死了，何必再住两间房？让出那一间去，谁肯住呢？这倒难办了。
老王又有了高招儿，儿媳妇一死，他更看不起女人了。四五十块花在死鬼身上，还叫她娘家拿走四十多，真堵得慌。因此，连二妞的身份也落下来了。干脆把她打发了，进点彩礼，然后赶紧再给儿子续上一房。二妞不敢进屋子呀，正好，去她的。卖个三百二百的除给儿子续娶之外，自己也得留点棺材本儿。
他搭讪着跟我说这个事。我以为要把二妞给我的儿子呢；不是，他是托我给留点神，有对事的外乡人肯出三百二百的就行。我没说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给小王提亲，十八岁的大姑娘，能洗能作，才要一百二十块钱的彩礼。老王更急了，好像立刻把二妞铲出去才痛快。
房东来了，因为上吊的事吹到他耳朵里。老王把他唬回去了：房脏了，我现在还住着呢！这个事怨不上来我呀，我一天到晚不在家；还能给儿媳妇气受？架不住有坏街坊，要不是张二的娘们，我的儿媳妇能想得起上吊？上吊也倒没什么，我呢，现在又给儿子张罗着，反正混着洋事，自己没钱呀，还能和洋人说句话，接济一步。就凭这回事说吧，洋人送了我一百块钱！
房东叫他给唬住了，跟旁人一打听，的的确确是由洋人那儿拿来的钱。房东没再对老王说什么，不便于得罪混洋事的。可是张二这个家伙不是好调货，欠下两个月的房租，还由着娘们拉舌头扯簸箕，撵他搬家！张二嫂无论怎么会说，也得补上俩月的房钱，赶快滚蛋！
张二搬走了，搬走的那天，他又喝得醉猫似的。张二嫂臭骂了房东一大阵。
等着看吧，看二妞能卖多少钱，看小王又娶个什么样的媳妇。什么事呢！“文明”是孙子，还是那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