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梅贻琦先生可谓大家，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梅先生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
清华人没人不“拜”梅校长的。
梅先生细高、长脸、高颧、大耳，虽戴眼镜，两眼仍神采奕奕。一身君子气，座上皆鸿儒。
梅先生喝酒是大家风范。喝酒如雅士吟诗，儒家读经，不紧不慢不慌不乱，儒而有道，凡给梅先生敬酒者，梅先生无一不应，笑而有礼，你说喝多少就喝多少，你说怎么喝就怎么喝，你说喝好了就打住。
梅先生嗜酒，但见过梅先生喝高了的人极少。据中国著名考古大师李济说他见过。
我以为梅贻琦先生“酒范儿”中的君子度其原因有二：一是自身修养颇高，二是酒量颇大。和一般人喝酒如左手托泰山，右手抱婴儿。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又逢抗战胜利，清华学子和各种名人在清华大学体育场欢庆。有说摆了二十桌酒席的，有说摆了十桌酒席的，查不到准确记录。但群情激奋，满场欢乐，为母校庆生，为抗战庆胜。给梅校长敬酒的人排成一长列。梅先生一脸由衷的微笑，双手捧杯一一共饮。还是梅先生的饮酒风格，敬酒者喝多少，他喝多少，然后又一一到每桌还礼，同喜同贺。
梅贻琦校长那天喝了多少酒说法不一，有亲历者云梅校长喝了足有四十多杯，也有人说至少喝了三斤酒。
酒席毕，梅贻琦还陪同北大校长胡适、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走出体育场拍合影留念。
校长有句名言，至今振聋发聩：“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校长中，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台湾的清华大学，君子之饮者，再无梅贻琦也。
20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位大家。“南陈北李”。
江南（安徽安庆）的陈独秀，江北（河北乐亭）的李大钊。
陈独秀可谓中国之大家。现在我们给陈独秀的“桂冠”，我历数至少有十顶：伟大的革命家、卓出的政治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启蒙家、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毛泽东曾经衷心地崇敬过他，自称深受陈独秀的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陈独秀就不可能在那个年代有了共产党。
中国出了个陈独秀。
但陈晚年人生坎坷，生活凄惨，屡遭不幸，我历数陈头上的“帽子”，亦不下十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葬送第一次大革命的凶手、叛徒、特务、托派头子，甚至汉奸等。因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被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关进大牢，几乎死于非命。
出狱后，一无所有的陈独秀飘零回到老家，穷困潦倒，靠卖文勉强维生。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国民政府甚至共产党的组织送去的金钱，陈独秀一概不受，全部退回，宁可受穷受困，但朋友送来的酒全部照收不误。
陈独秀嗜酒。人之困闷之极，何以解忧？何以诉说？陈独秀喝酒是独自一人喝独酒闷酒。陈喝酒是喝文酒慢酒，有时候能从傍晚喝到黎明。月夜如水，江水如天。陈独斟独饮，无声无语。陈独秀为何而酒？为何而醉？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唐山话乐的读音为lào。李大钊娶的是乐亭老家媳妇，夫人赵纫兰比他大六岁，且小脚无文化。但夫妻相敬如宾。李大钊在北京买的四合院，专门为夫人盘了炕。李大钊喝酒亦有规矩，在家只喝一种极便宜的乐亭“土酒”，即乐亭出的一种高粱烧酒。我专程去乐亭找过这种“乐亭白”，老人们还有些印象，县志上都没有记载，失传消亡了。李大钊不是喝不起好酒，当年李大钊是北平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工资加讲课费，一个月大洋要开四五百块，而当时在北京一个四合院也不过卖五六百块大洋。
李大钊极少应酬。回家吃饭，夫人总是四个家乡小凉菜上桌，一壶家乡“乐亭白”，两个唐山瓷酒盅摆好。李不喝闷酒，他要和夫人聊着说着外面的见闻，边说边笑边喝酒，夫人在家闷了一天，他要给夫人解闷。
喝多少酒？是由赵纫兰管着，当赵纫兰把自己杯中酒喝完时——她只饮一杯——就撤酒上热菜上热饭，看似简单有哲理，大家喝酒有学问。
章太炎是公认的大家。只说一句：鲁迅是其弟子。
章太炎做过大官，当过袁世凯国民政府的东三省筹边使，是个权力很大的正省部级官员。
章太炎做过大学问，堪称国学大师，四书五经无所不能，天下学问，可问一人。收鲁迅、周作人为弟子。
章太炎有一“雅号”：章疯子。血气方刚，疯劲上来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最厉害的是不惧权势。
章太炎喝酒出名，是酒后骂袁出名。
他做了袁世凯的官，袁世凯也极欣赏他的才，也想借助章太炎的名，推行他的专制统治。但章太炎不吃他那一套，他发现袁世凯不是“中国的华盛顿”。他“误上贼船”后，勃然大怒大疯，竟然一身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手摇团扇，其疯状如同济公和尚——关键是扇下系着袁世凯亲授给他的二极大勋章——径直奔袁世凯的大总统府。章太炎谁敢挡？袁大总统不敢见，章太炎就大闹总统府。不但在总统府内大厅当中跳着脚大骂袁世凯，而且抡起手杖将大厅内的器物砸了个稀里哗啦。章太炎的胆儿真够大的，东三省的张作霖见袁大总统时都不敢堂堂正正坐在沙发上，只是颠起屁股，恭恭敬敬地坐个小沿儿，累得张作霖出了一身透汗。袁世凯仿佛欠下章太炎了，他把章太炎软禁在北平龙泉寺，依然待若上宾，吃喝随意，每月还发给五百元工资。要知道那个时期，北京二环以里的小四合院一套不过四五百元。下边侍者私下说，这位拄着拐杖的干巴老汉八成是大总统他爹。章太炎每餐必酒，必陈年好酒，两位侍者左右伺候给斟酒，讲究酒要斟满，满到齐沿，又不允许溢出一滴。
章太炎真行，酒一沾唇就开口大骂袁世凯，酒喝得越多，越好，越高兴，骂语就越妙语连珠，历数袁氏罪状，其言要杀“袁皇帝”，把下边监视他的人都吓得冷汗涔涔。喝到微醉时，“章疯子”又是摔盘又是砸碗，还邀侍者共饮，吓得人们齐说不会饮！大家都盼着“章疯子”赶快喝醉了，因为章太炎喝醉了，仰天一睡，鼾声如雷，再不骂他们的大总统了。
原来大家醉酒和凡人醉酒一样。
称鲁迅为大家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
鲁迅给后人的印象是抽烟凶，烟手不离。其实大先生亦是喝酒的好手。鲁迅喜欢饮酒，饮他们家乡的绍兴黄酒。
鲁迅每有喜事必有一醉。每逢有朋自远方来必以酒相待。学生请鲁迅先生相聚必敬酒。鲁迅喝酒是以兴致心情论。高兴了，可以连喝几杯，可以主动敬酒，也经常举杯为敬，干杯为敬。鲁迅很懂得酒场上的规矩。
学生们都愿意请鲁迅先生小酌。因为这时候，鲁迅先生左手持烟，右手擎杯，会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让人受益匪浅，让人有与君一席酒，胜读十年书之感。
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也可算中国文学界的大家，北大著名教授，著作等身。虽然晚节未保，但似乎并未动摇他在中国文学界大家的地位。坦率地说，鲁迅的长相不敢恭维，想当年身为其学生的许广平年轻漂亮，看上鲁迅绝非以貌取人；而其三弟周作人更让周家惭愧，矮个儿、秃额、扁脸、小眼，但确实有才。
周作人深爱日本，留学日本，娶的日本媳妇，喜欢日本料理。周作人嗜酒，和他家大先生不同，他什么酒都喝，且酒量不小，未曾听说他喝醉。但他对日本清酒情有独钟，周作人也是日本酒的品酒专家。
胡适先生喝酒有故事。
想当年，胡适先生曾和曹诚英恋爱，又闹着要和家乡的老婆江冬秀离婚，两边都如火如荼。胡适发妻江冬秀极有个性，把住婚姻底线严防死守，手执菜刀对胡适说，你要离婚，我就先杀了同你生的两个儿子。胡适不敢，又极苦闷，就借酒浇愁，一个人喝苦酒闷酒，曾一气喝下十碗酒，不是十杯，竟不醉不晕，提笔给江冬秀的大姐写信，文字、条理丝毫不乱。胡适先生酒量乃海量，非一般文人能比。
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时任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有些教授同人向胡适请教何为“四而”？胡适之学问可谓学贯中西，但这“四而”却把这位大学问家考住了。胡适好脸面，答应待考。私下打问方知，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酒馆，其名牌“四而楼”，引得一些去酒楼喝过酒的人议论纷纷，但终无一解。胡适反复琢磨终不得要领，到底是什么典故？什么出处？似乎四书五经中俱无。胡先生学风好，择一日，便登酒楼探所以。又不能问得太唐突，便坐下喝酒。这可能是胡适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商家酒楼自斟自饮。悄然问酒楼的伙计，何为“四而”？没想到酒楼的伙计笑而答道：三壶不下楼。原来来此专程打问“四而”之客多矣，故酒楼有一规定，非叫三壶酒不得告知。胡适哈哈大笑，难得悠闲，难得消遣，难得一醉。一人饮酒犹如独自喝茶，也有味道。
胡适万万没想到，“四而楼”取自《三字经》。胡先生请教：《三字经》中未见“四而”出处。答曰：《三字经》中“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有四个而否？取其四而也，意在一本万利也。胡适先生大笑，几乎喷饭，酒步走出四而楼。胡先生一生少醉，这可能是胡适难得的一醉。
二
闻一多先生名成于西南联大，功垂于西南联大，不朽于云南昆明。
闻先生潇洒自由，桀骜不驯，有风度，也有派头。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上课也叼着他的烟斗，冒着烟来，冒着烟讲，还要问他的学生“哪位吸”？极虔诚极平常。那时候不讲究“二手烟”，他一人吸烟，全教室“受惠”。但学生无一怨言，大家都盼闻先生上课前能喝上酒，酒气四溢和烟香飞腾并举。因为闻先生酒后上课文采飞扬，联想丰富，思维敏捷，信手拈来，全不拘一格，讲得龙飞凤舞，彩蝶满天。
闻先生酒量大，当初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曾和梁实秋等人组成“醉八仙”。据梁实秋讲，他们经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轮流坐庄，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先生路过青岛，看到他们如此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带上，请求免战。
闻一多先生不愧为诗人、狂客、酒侠，血气方刚，一腔热血，让人敬佩。他曾在课堂上朗声放言：“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和章太炎并称“疯子”的还有黄侃“黄疯子”。据我考证，黄侃是古今中外谱儿摆得最大，派端得最匀的教授，因为黄教授是闻名遐迩的“三不来教授”：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黄侃脾气大，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疯劲上来，何惧之有？有一次他正和“章疯子”章太炎等几人谈话，因陈独秀突然来访，就回避在隔壁另间。陈与章谈到人才问题，陈说自明清以来，湖北无人才，倒是苏皖人才辈出。陈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黄侃正是湖北人氏，一听此言，勃然大怒，不顾旁人劝阻，破门而入，直冲陈独秀，面对面质问：湖北无人才，但此地有我在；安徽多人才，未必是足下，如若有疑问，可当场一试。疯劲上来了。好在陈独秀知难而退，知黄侃不是好惹的。
黄侃喝酒有讲究，绝不喝闷酒，绝不喝无名酒，绝不去陪酒。要有名人请，请在名楼，有名厨，备有名酒。
据说当年黄侃在中央大学教书，中央大学校长为款待黄教授，留住人才，特地在教授室置一小沙发，供黄侃休息。黄教授也理所当然地端坐其上。其他教授都知道黄的为人，也知晓他确有学问，没人和他较劲。谁知有一日他上课回来，正逢词曲大家吴梅教授完课后回休息室，坐在小沙发上。黄侃进来时一看，小沙发上有人，便有火气，即兴师问罪：你凭什么坐在这里？没想到吴教授绵里裹针地朗声回答：我凭词曲坐在这里。
黄侃深知，在中国词曲方面吴为专家，他不能匹对，窝了一肚子火，扭头便走。回家破了一次例，喝了一顿闷酒。
被后人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眼里不容沙子，谁的账都不买，脾气大是出了名的，蒋介石都不怕，何俱他人？他曾把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刘峙指为：“中央军之有‘峙’者，犹人之有痔也。”骂得够狠的。张公喝酒脾气也大。凉酒不喝，热酒不喝，不凉不热的温酒方可。温到什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张公的心情和环境：顺了，凉点儿烫点儿也凑合；不高兴了，心气不顺了，温了也嫌烫，温了也嫌凉；借酒发脾气，会摔杯泼酒，会拍桌。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两位大家，一位是美术界的张大千，一位是政界书法界的于右任。二位皆美髯公也。中国人的胡须分三类，像鲁迅留的叫髭，周恩来留的胡须称须，张大千、于大佑留的胡子称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髯公”就是关云长。
张、于二位堪称“中华民国”时期的“美髯公”。他们曾在敦煌共度一个中秋。两人都好饮，又赶上中秋月圆，摆酒豪饮，但当时有猜测，张大千和于右任该如何饮？是仰头抛髯而饮？还是分髯露嘴而喝？还是手端酒杯从下巴下，胡须下“兜底”入口？确实不知当时两位大家是如何对饮的，可是中国饮酒史上的遗憾。
袁世凯二十四岁带兵入朝，征战十二年，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奉召回国，显示了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才能。他让李鸿章等眼前一亮，也让光绪皇帝看到了希望。朝鲜是袁世凯的发祥之地。
袁世凯不但在朝鲜连娶两房朝鲜皇室的公主，而且还养成了喝酒只喝自家泡制的药酒的习惯，从此以后，再也不喝其他酒。
袁世凯的秘制酒是陈年老酒中泡制上上等的拇指粗的高丽野参，还要加上天上飞的叫白头鸟，地上爬的叫五爪龙，海里游的叫公海马，泡制五年才启封。
据说，袁世凯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一天到晚绝无丝毫疲劳懈怠，晚上还有娇妻美妾，全靠他的袁氏秘酒。
据说，他调回国任北洋大臣在小站操练新兵时，只有过大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不喝他袁家秘酒，而喝高粱烧酒，为的是和北洋兵同庆同喜，同甘共苦，一个大锅吃肉，一个酒碗喝酒。初五一过，只喝他泡制的药酒。
据说，有一英国外交官看见袁大总统喝自家泡制的好酒，十分好奇，也十分渴望尝尝袁大总统天下独一的酒。那天宴请外国外交官，袁世凯也特别高兴，破例赏他三杯，没想到这位英国使臣半夜就折腾上了，鼻血不止，热汗如淋，浑身燥热，五脏翻腾，方知袁大总统的酒不是凡人能承受得了，那酒看得喝不得！
严复了不得！
梁启超先生曾恭敬地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能让梁启超先生重看的人物不多。胡适先生也曾仰望严复，他称赞严复先生“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是严复先生翻译了《天演论》。
严复先生曾和孙中山先生面对面探讨如何革命，拯救中国。
严复先生不嗜酒，他是无事无愁无烦无喜不喝，严先生喝酒小饮、文饮、官饮则罢，如果喝上闷酒、痛心酒则其酒必醉，其醉则大醉、深醉。严复先生想当初已任北洋水师总教习，总想名正言顺地当状元，没想到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考上。结果严复喝得酩酊大醉，卧床不起。
严复先生名气愈大，酒醉闹的动静也就愈大。据说有一次严复先生喝大了，深醉之中非要去找袁大总统“说明白”，别人不敢拦，又没法儿拦，谁都知道袁世凯想借助严复先生之威望，希望严复先生入“筹安会”，帮助他称帝，因此对严复先生百依百顺，要官给官，给钱给钱。严复先生见袁大总统如见其学生。倒有一仆人聪明，慌忙来报告，袁大总统正在开紧急会议，请严复先生小歇后即亲自前来登门拜访。严复先生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浓浓的酒气，倒头便睡。待睡醒时，有人问何时见大总统？严复一脸严肃地说，他当他的总统，我忙我的学问，见什么见？
严复先生酒后连袁大总统都不怕，但他怕那根“小辫子”。
民国时有两根“小辫子”，一根长在“辫帅”张勋头上，一根留在北大著名教授辜鸿铭脑后。
辜鸿铭的辫子，不仅留在他脑后，也留在民国史上。辜鸿铭不仅中国人称大家，连外国人也顶礼膜拜。老外曾有言为证：来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能不看辜鸿铭。
辜教授精通九国语言，头戴十三顶博士帽。有一次给学生上课，因其脑后拖着条小辫子而遭到学生们的哄笑。辜教授耐心而平静地等同学们笑够后才说，我这小辫子要剪掉容易，你们心中的小辫子要剪掉难！
辜鸿铭真厉害！他死去快九十年了，我们现在许多人心中依然有条小辫！
辜鸿铭先生也喜欢喝酒，喝酒有派。
辜鸿铭先生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仁在北洋，“四洋”干部。其实辜鸿铭先生还有“一洋”，是食在“顺杨”。因“顺杨搂”音暗合“顺洋楼”，故辜鸿铭也称“辜五洋”。据说辜鸿铭每有闲暇，总是自己踱着方步，去离住宅不远的顺杨饭庄吃饭，且只吃顺杨饭庄的杨大厨师的菜，佐以一壶温热的古越老酒。
饭庄中有人小看这位拖着一根小辫子，穿得油里麻花的老头子，就没给杨大厨下单，由别人炒了菜端上来。辜鸿铭还是依然有滋有味地吃，有拍有节地喝，结账时放下双份的饭钱，吩咐店小二买点儿东西代他去看看杨大厨，说杨大厨家中可能有事。惊得“顺杨楼”满堂皆惊。
严复先生喝酒碰上辜鸿铭。
酒过三巡，辜鸿铭先生突然发威，把酒杯重重地蹾在桌上，惊得满桌宾客皆慌。辜鸿铭说，当今之日，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眼睛里果然有几分杀气。有人悄然问道，不知辜大教授要杀何人？辜鸿铭把刚刚斟满的一杯酒平端起，并不招呼任何人，一饮而尽，然后拍案骂道：“杀谁？必杀严复和林纾！”两指一点严复，厉声说道：“自严复《天演论》一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自林纾《茶花女》一出，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仪，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者，不是严林又是谁？”
不知为什么，严复先生忍了，但双手颤巍巍再也没有端起一杯酒，这位连袁世凯的账都不买的人在众人面前板起脸，听着辜鸿铭这位福建老乡，又同为当时学贯中西的一流大家痛批，一字未出，一语未道。回到家中，严复先生喝了一顿大酒，闷酒，又醉得稀里哗啦，灵魂出窍。酒醒如重生，他也未记恨报复辜鸿铭先生。
而辜鸿铭也去了“顺杨楼”，饭庄内的人都奇怪，这位古怪的老先生今天晚上叫了两壶酒，沉着脸，一言不发，一笑未有，喝完晃晃悠悠地迈着方步走了。
辜鸿铭可能有些后悔，不该当着那么多人公开指骂自己的那位老乡，严复毕竟也是位大家。
三
傅斯年是大家。没有人不服气。据说傅在北大读书时因到图书馆借书与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发生口角，争执激烈时，傅斯年曾经打了毛泽东一个耳光。（见中国铁道出版社《老北京那些坊间趣事》）。有人说是因为傅斯年喝酒所致，其实不然，傅一生滴酒不沾，一生只沾过一次酒，却喝得酩酊大醉。那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傅得知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其喜欲狂，看见别人都喝酒庆祝，就立即买了一瓶酒，像喝水一样直灌下去，然后和庆祝胜利的人群一起上街欢呼，可谓声嘶力竭，欢喜雀跃，比年轻人还激奋。但却君子形象不改，喝一整瓶酒，一口未吐，虽然深醉大醉，一点儿丑未出，但从此一口酒都不喝。傅斯年了不得！
我们这代人知道柳亚子先生大都是因为毛泽东有三首和诗答词。“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诗词传得多远多广，柳亚子的大名就传得多远多广。毛主席尊称其为先生，可见柳亚子也可称大家。
柳亚子不知为何曾改名弃疾，字稼轩，想必很敬佩辛弃疾，故自称柳弃疾。但他没有辛弃疾那股冲腾的热血、激昂的热情、无畏的精神，所以在实践中的碰壁终于使他又足踏原地，改回叫他的亚子先生。
柳亚子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情绪，诗人的感怀，诗人的酒醉。
柳亚子先生不平则酒、则醉；喜则酒，悲亦酒；忧则酒，乐亦酒；兴则酒，哀亦酒；有诗必有酒，有酒必有诗，醉则有好诗。
柳亚子先生心有不平、不公、不舒服则饮酒抒忧抒愁抒闷抒其不平。比如他在1949年写给毛主席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一看柳亚子先生的诗，估计亚子先生是喝酒了，很可能微微有醉了，一肚子的牢骚直吐向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百忙之中，1949年4月正值解放大军挥师过长江，江南正在决战之中，新中国尚在筹建中，毛泽东还是给柳亚子写了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最后两句是：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一看毛泽东的和诗，兴致高过丈，于是又给毛主席附诗一首，后一句是：
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据说毛泽东看后轻轻地说了一句，颐和园是人民的。如果属实，我相信，柳亚子先生要“名园长属我”的诗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我可以肯定，柳亚子先生是酒后之言。好像自1950年后毛泽东再未和柳亚子先生唱和过诗词。
毛泽东堪称伟大诗人，但毛一生轻易不动酒。直到1927年春，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中才第一次写到“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那年毛泽东应为三十四岁。三十二年后，毛泽东重返故乡韶山，特意请他自己在私塾读书时的先生毛禹珠一起用饭，席间毛泽东极真诚、极热情地给老先生敬酒。毛禹珠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则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三年前我去江苏常熟一幽幽小巷踏访翁同龢故居。翁老先生应为大家无异，八个字盖棺而论：“天子门生，门生天子。”屋小神灵在，一幅翁先生手书“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立马让人肃然起敬。大家风范！
翁同龢晚年在家亦喜品酒。一小壶酒也能喝得有滋有味，有史有据。那时常熟虞山脚下原有一家酒店叫王四酒店，我去踏寻时早已无踪影，据说翁先生最喜王四酒店自家酿的桂花酒，曾酒后挥毫而题：
带经锄绿野，留露酿黄花。
你能看见翁先生的笑容，你能闻见桂花酒飘香。
老舍先生酒量大，也喜欢喝酒。每年菊花盛开时，老舍先生都要请北京文联的同志去家中赏菊喝酒。据说只见客人喝高时，未见主人喝醉过。老舍豪饮是出名的。那时还有著名作家赵树理，赵树理先生也喜酒善饮，常常自己买酒请基层干部和老乡们喝酒，据说也有句话，只见客人扫醉归，未见主人尽兴时。这两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喝酒划拳，且拳划得“贼精”。不能说从未输过，但绝对是输少赢多。老舍兴致上来还常常能打关，一般不出三拳即“过关”。但赵树理亦有一绝招儿，两手出拳，左右开弓，让人眼花缭乱，忙中出错。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先生曾经在北京老舍先生家中喝酒，有人记得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酒至兴头，两位大家、文豪、“酒徒”豪饮后就斗拳一论高下。据说那拳划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划得你来我往，杀得昏天黑地。赵的双拳左右开弓，让老舍难以适应，虽为伯仲间，终有胜负。有在席上的人总结，说赵喝酒不见得能喝过老舍，但老舍拳没赢过赵。
大家有大家的风范，“酒范儿”。
七年前，乔羽乔老爷住在钓鱼台为钓鱼台国宾馆写馆歌。他请我去钓鱼台品酒赏月。不知为什么，每当我走进钓鱼台，总难免想到当年毛泽东的高论：钓鱼台无鱼可钓。但那日我们却有鱼可食，吃的是东南糟鱼。
乔老爷七十多岁，精神矍铄，才思敏捷，挥洒自如。一人仍能饮多半斤标有“钓鱼台”的陈酿。
乔老爷酒兴高，谈兴更浓。他是山东济宁人，爱喝清香型白酒，汾酒是其所爱，每每我至，总要携一瓶老白汾酒。乔老爷说当初他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歌，给他的报酬就是两瓶汾酒。那时候人情如酣酒。他到杏花村写歌，题一首诗：“劝君莫到杏花村，此处有酒能醉人，我今到此偶夸量，三杯入口已销魂。”他的特别待遇是畅开怀喝，随便喝。乔老爷酒后文采飞扬，意气风发，返老还童。
乔老爷讲，诗歌要有酒助兴，它和写理论文章做报告不同，《难忘今宵》就是醉后之作。乔老爷说，他一生喝过多少酒？见过多大的酒阵？恰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有一次却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那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志愿军的英雄模范。据乔老爷说摆了一百桌，由周恩来总理带着各方人士，每桌都要走到，每桌都要敬酒。
乔老爷说，从头桌开始敬酒，一桌不漏，桌桌敬到，那些可都是出生入死，拼过命流过血负过伤的战斗英雄，酒都敬得认认真真，毕恭毕敬。敬到最后的，只有两个人，唯总理与吾也！
让我听得心潮澎湃。
不知不觉月上枝头，湖水倒映，天上繁星。
乔老爷高论：给英雄敬酒、给老师敬酒都必须心诚如一，酒净如心。给领导敬酒就不一样了，可谓心情复杂，可谓居心叵测，可谓表里不一，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乔羽可谓大家，其高论可谓“开篇一壶酒”，酒深道理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