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其实践形态还是就其理论形态来说，生态文明都有久远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流行的学术术语，它是在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被明确地建构起来的。作为一个响亮的政治口号，它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被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总体上，尽管生态文明集中体现了人类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探求文明发展的未来等方面的艰辛努力和科学探求，但是，在实质上，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的原创性问题。
一、全球问题的文明悖论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反思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就自己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做出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回答。全球性问题是指人类所面临的那些性命攸关的、决定着人类发展方向的一系列问题的总称，如人口爆炸、土地荒芜、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粮食短缺、贫困加剧、军备升级等。只要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它们就会以其严重的后果威胁着作为整体的人类未来。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自觉地建构新的生态文明。
（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条件
人口、土地、粮食、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军备和贫困等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是由全球化决定的。
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导下的世界一体化的现象。大工业之前的历史是地域的民族的历史，工业文明却凭借市场经济、殖民贸易和殖民战争等力量开辟了“世界历史”。这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在此基础上，各种力量促成了全球化。
（1）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出现的经济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统一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其标志就是跨国公司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大量的经济集团的涌现。
（2）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是全球化出现的科技条件。
除了现代交通工具外，信息革命正在使地球成为一个网络，再加上其他高科技的发展，就使地球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地缩小了。
（3）战争的国际化是全球化出现的军事条件。
由于核技术被大规模地、集成化地运用于军事上，使现代战争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水平。现在地球上的地区和民族的冲突也具有了国际性的意义。
（4）国际政治组织的涌现是全球化出现的政治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性的政治组织迅猛增长。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推进世界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作用。
（5）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是全球化出现的文化条件。
随着民族交往的普遍化和扩大化，大家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只不过是地球村里的村民而已。现在的文化交往决不是西学东渐的单向过程，同时也存在着东学西渐的方向。其实，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平等化或均一化，而是加剧了不平等的发展（依附）。事实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只是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经济的一种工具，例如，美国在IMF中拥有19.66%的表决权，在WB中拥有20%左右的表决权。显然，全球化在实质上是资本扩张尤其是金融资本扩张的结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球上人们的行为具有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人们的不当行为使局部的、区域性的问题放大成为全球性问题。
（二）全球性问题的主要表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活动的破坏性效应也在全球性的水平上得以扩展，这样，就形成了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是一种总体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人口失控。
由于缺乏适当的人口控制机制，导致了全球人口的指数式增长。公元初期，世界人口大约2亿-3亿人；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全球人口还不到5亿；19世纪初达到10亿，20世纪30年代达到20亿，60年代达到30亿，80年代达到50亿，90年代末达到60亿。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至100亿。随着人口激增，资源缺乏、能源紧张、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将愈加严重。
（2）资源枯竭。
随着人类活动的发展，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问题。自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已进入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时代。与地球史上前五次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大灭绝所不同的是，人类在这场过早到来的第六次危机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就是，由于人的活动，把其他物种的自然灭绝速度提高了100-1000倍。据预测，如果按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到2050年，地球上1/4-1/2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
（3）能源短缺。
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以粗放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矿物燃料等不可再生的能源，致使能源储备大量下降。21世纪的世界人口比19世纪末期增加了2倍多，但能源消费却增加了16倍多。目前世界上常规能源的储量有的只能维持半个世纪左右的需要（如石油），最多的也只能维持一两百年人类生存的需求（如煤）。现在，由于能源危机引发的国际争端，已经成为威胁世界持久和平的重大问题。
（4）环境污染。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污染使环境污染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例如，人类自工业化以来向大气中排入的CO2等吸热性强的温室气体逐年增加，大气的温室效应也随之增强。在过去两百年中，CO2浓度增加25%，地球平均气温上升0.5℃。科学家预测，今后大气中CO2每增加1倍，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1.5-4.5℃，而两极地区的气温升幅要比平均值高3倍左右。海平面上升对人类社会具有十分严重的影响。如果海平面升高1m，直接受影响的土地约5×106km2，人口约10亿，耕地约占世界耕地总量的1/3。
（5）生态恶化。
由于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加大，导致世界生态状况持续恶化。例如，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垦殖、过度樵采和不合理地利用水资源等原因，使沙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现在，地球上受到沙漠化影响的土地面积有3800多万平方公里，全世界每年约有600万公顷土地发生沙漠化。
（6）灾害频发。
现在，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安全。例如，2000年至2006年的自然灾害数量比20世纪70年代多4倍，平均每年经济损失达830亿美元，比70年代高7倍。未来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经济损失可高达1万亿美元。自然灾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打击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自然灾害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20倍，家庭经济生活因自然灾害而下降的可能性高80倍。更为要命的是，这些问题是缠绕在一起的。
可见，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性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全球性问题的识别标尺
全球性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事实上是一个问题集合体。
全球性问题既不是单纯的社会学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生态学问题，而是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国际问题和人自身的问题综合发挥作用而产生的大问题，是在“人（社会）—自然”这个复合系统中产生的巨问题。它具有以下特征：
（1）全人类性。
全球性问题是涉及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是与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这些问题的威胁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是与发展水平无关的。尽管这些问题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但这些问题的威胁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需要全人类的合作。
（2）威胁性。
全球性问题源于人类社会生活中诸如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等各种危机，对全人类具有明显的威胁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对整个全球构成严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3）整体性。
全球性问题是由各种不同的问题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些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盘根错节的关系，结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全球性问题的整体性呼吁一种整体性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法论。
（4）协作性。
为了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要求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协作，要求世界上的各国政府、国家集团和国际性组织的协调行动。同时，解决全球性问题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科技等一系列的手段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可见，全球性问题是“如此具有范围上的广阔性、性质上的深刻性和相互作用上的关切性，以致人类的任何事情都被它们打乱，而变得更加危险”[2]。事实上，生态危机、生态环境问题等说法都是对全球性问题的描述。全球性问题就是广义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
（四）全球性问题的发展动向
尽管人类为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性问题已付出了诸多的努力，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全球性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1.从其规模来看，已经从中等规模向大规模发展
由于人口激增、经济活动迅速扩展和消费水平向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全球性问题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广大的南方国家贫困加剧，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不得不加大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步伐，从而加速了资源耗竭；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需要，加剧了对自然的索取，并增加了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这样，就使得环境污染、森林减少和荒漠化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2.从其破坏性来看，已经从宏观损伤发展到了微观毒害
由于化学工业和核工业的迅猛发展，在发达国家中，公害的重点已经由工业化早中期造成的烟尘和废弃物的污染，转变为有毒化学废料和核废料的污染。而这两类污染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是长期的、微妙的，并且使全球性问题的涵盖面和辐射面越来越大。尤其是核废料的处置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即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已结束多年，它所造成的危害仍然是存在的。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贫铀弹也造成了同样的问题。
3.从其转移方向来看，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
为了转移国内公众的视线和获得剩余价值，在援助和人道的幌子下，发达国家将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和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和债务危机，加速本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不惜以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引进了这些企业和项目。
4.从其影响范围来看，已经从“由点到面”的危害发展到“由面到点”的威胁
由于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所引起的臭氧层耗竭、温室效应、酸雨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性的规模上发生的，其危害性也是直接针对整个人类的。这些全球性问题，是目前人类面临的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新特点的集中体现，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总体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进一步表明，“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3]。这样，面对和化解全球性问题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自觉发生的现实领域。
二、生态科学的理论提升
新科技革命的生态化趋势，不仅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改变了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方式。
（一）科学技术生态化的历史趋势
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是以科学的生态化为先导的。“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整体科学。但是，由于缺乏专有的固定的概念以及定量分析不够等原因，它始终处在“前科学”水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很微弱。从新科技革命爆发的前后开始，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生态系统”概念是科学技术生态化的概念基础
针对当时生态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演替”和“机能整体主义”等反唯物主义的思想，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莱（Tansley）在《植被概念和术语的使用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在生态演替论看来，特定区域中的植物“群落”的发展的演替阶段是与某种居于统治地位的物种“顶级”或成熟阶段相关的，而生态机能整体主义是生态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包含了与种族线相关的自然的生态的区分的机能整体主义。坦氏则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立场出发指出，我们对生物体的基本看法是，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其环境分开，而是与其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在自然意义上，整个系统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包括所谓环境的全部复杂的自然因素。坦氏之所以能够在生态学领域中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其师兰基斯特（Lankester）。兰氏是当时最有生态学意识的思想者之一，曾写过一些论述由于人为原因而引起物种灭绝的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并且探讨了伦敦的污染问题和其他的一些直到20世纪晚期才被发现的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兰氏一直是出入马克思家的一位常客。马克思及其爱女艾琳娜也曾去兰氏在伦敦的住宅拜访过他。兰氏曾说，自己被“《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所吸引，它带给我无比的喜悦，受益匪浅”。显然，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兰基斯特的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上存在着“马克思→兰基斯特→坦斯莱”这样的学术图谱。显然，从坦斯莱对生态学的贡献可以看出，“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辩证法的这种分析，必然为理解生态学和社会、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提供一种更为有力的洞察工具。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视野就是与这种方法联结在一起的”[4]。这样，凭借生态系统概念，生态学才走上了从经验性的描述说明到科学性的数量分析的道路。
2.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是科学技术生态化的方法基础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态学也开始采用现代的一些数学的、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界的观测；在取得进展的同时，生态学又使其显得陈腐的研究工作复兴了。首先，生态学极大地提高了数学水平。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5]。现代生态学几乎运用了现代数学的全部成果。它通过运用矩阵代数、差分和微分方程、集论和变换等现代数学手段来描述和说明生态系统，建立起了很多适用而有效的数学模型。这样，现代生态学不仅可以从单因素分析过渡到多因素分析，所获得的知识具有概率—统计性质，而且通过集中运用数学尤其是现代数学成果将自己提高到一个成熟化的水平。同时，对各种试样的正确分析已能在实验室中，或在汽车式的活动实验室中，或在野外的实验室中顺利进行。此外，由于人工气候室和试验园地的出现和利用，生态学已成为一门可以进行实验的科学了。在这个过程中，光电管、质量化学（光谱测定法、比色法、色层分析法）、遥感、自动监测、计算机技术等科技成果都为生态学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工具。正是在集成地运用现代科技方法的基础上，生态学才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领头学科。
3.全球性问题是促使科学技术生态化的现实根源
全球性问题具有典型的生态学特征，反映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波动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域限，这就要求人们要扩展生态学范围，使生态学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管理大自然的一种手段。其中，由美国女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不仅开启了生态学研究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进程，而且预示着生态学春天的来临。该书要求人们要在大尺度的视野内来看待环境污染问题，认为污染存在着一个滞后性的过程。“在大自然的尺度来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调整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像涓涓溪流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6]。这就要求人们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以此为契机，关注和研究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生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例如，在国际生态学界先后开展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等研究。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学在走向社会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学科边界，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头羊。
（二）生态化科学技术的现实成果
由于生态学将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用生态系统的概念概括了这种内在的联系，这样，就在有机运动和无机运动之间架起了桥梁，从而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又一场“哥白尼革命”。这种“范式”的转换是通过以下形式表现出来的：
1.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在实质上具有典型的生态特征，反映了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同作为其环境的自然的矛盾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因此，生态学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建构和实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又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全球性问题是岩石圈、土圈、生物圈、大气圈、科学技术圈和社会圈等圈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社会）—自然”这个复合系统的各个方面，这样，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就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对象。例如，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始，国际生态学界一般将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森林问题和可持续生态系统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显然，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而要进行这些研究就必须要动员生态学各层次的研究（从个体与群体生理生态、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到全球系统），巧妙地把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结合在一起，同时又要紧密地把生态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在发挥生态学作为核心领域作用的同时，促进了生态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流和合作、协作和渗透，最终推动了新的交叉学科的发展。
2.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被移植到了不同的领域之中
由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涉及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因而，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就成为科学体系中的一种共同“范式”。今天，几乎每门科学都在运用生态学的概念，“生态系统”成为科学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每门学科都在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思维，如用有机体和环境关系的整体原则来考察事物；每门学科都在运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如生态设计、生态论证等。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只有当每一门学科都能自觉地按照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思维和工作时，它们才有可能自觉、有效地避免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才能增强和优化其正效应，这样，科学技术就不仅能够在控制全球性问题的扩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可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事实上，“生态系统发展的原理，对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有重要的影响：生态系统发展的对策是获得‘最大的保护’（即力图达到对复杂生物量结构的最大支持），而人类的目的则是‘最大生产量’（即力图获得最高可能的产量），这两者是常常发生矛盾的。认识人类与自然间这种矛盾的生态学基础，是确定合理土地利用政策的第一步”[7]。显然，生态系统概念不仅可以说明一切与有机体和环境关系有关的问题，而且甚至可以说明一切具有主客体关系的事物。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发展这一概念中又补充了一个新的内容：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这就是说，随着科学，技术和工程学的发展，人类反而进入到了一个较困难的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如同世界人口的增长一样在成倍地增加。但是食物（可更新的资源）的增长未能跟上，而不可更新的资源又日趋耗尽。”[8]事实上，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最初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这主要表现在1980年颁布的主要是由生态学家们撰写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该书从生态学的角度强调人类对生物圈的管理，认为如果自然和自然资源得不到保护，作为自然组成一个部分的人类就是前途渺茫的；而如果不进行发展，减缓数亿人的贫困，就不可能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
3.生态学成为科学体系中的一组学科群
众所周知，生态学最早是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现在，它却超越了这个学科边界，已经成为一个学科群。在科学体系中，已出现了一系列生态学化的新学科。除了作为生物学分支学科的生态学的客体在不断扩展、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发展成为生物学中的一种基本观念和方法、生态学从生物学扩展到了其他自然科学、生态学和横断科学发生了交叉和渗透、在生态学的支撑和牵引下出现了像环境科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等表现形式外，生态学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和渗透的趋势已经成为当代知识发展的重要现象。（1）生态学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在与社会科学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生态经济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人口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史学等学科。生态学还与这些学科中的分支学科结合了起来。例如，生态经济学已成为一类或一组学科的总称。它包括农业生态经济学、草原生态经济学、森林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经济学、工业生态经济学等学科。（2）在哲学的层次上，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哲学不仅是指对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分支学科，而且是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进行研究的哲学部门学科。假如将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而人又是处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复杂关系中的，那么，可以将生态哲学、社会哲学、个体哲学看作是哲学的部门学科。可见，现代生态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层次分工明确的一系列学科的总称，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结构和门类，成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等相平行的科学——生态科学。
科学生态化在应用科学尤其是技术科学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标志就是出现了“技术生态学”这样一门新学科。近年来，在国外的技术哲学和生态哲学文献中，形成了“技术生态学”的概念。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这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9]。这里，马克思将环境改善看作技术进步和产业进步的结果，将之看作文明的成果。而技术生态学概念的出现，就使马克思关于技术生态化的思想成为技术发展的自身逻辑。
总之，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是指，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日益渗透到了科学技术体系中，使科学技术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场全面生态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了科学技术活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自然生态环境的共同的协调进化。
正是在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和生态化的科学技术形成的辩证张力中，才为生态文明从隐性走向显性提供了科学技术的支撑，而它们自身成为了生态文明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生态科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科学基础，而且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生态文明则是生态科学成果的理论提升。
三、生态战略的实践整合
在对全球性问题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日益意识到，全球性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折射的是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为了彻底而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在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上来一次彻底的革命性的变革。
（一）把握环境和发展关系的整体性视野
为了有效地解决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精心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大会提供了一份背景材料，即众所周知的《只有一个地球》。因此，“只有一个地球”成了这次会议的口号。会议最后通过了《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大家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
会议要求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看作一个整体问题。这次会议在发展战略上的主要思想是：
（1）环境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是不尽相同的。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同时要牢记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性。在发达国家中，环境问题是与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的，因此，其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缩小发展差距的努力。由于环境构成了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要保护环境。
（2）确立关于环境统一性的知识是建立新战略的第一步。
由于人类不知道地球是一个整体，不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整体性而一味地强调国家利益，这样，就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产生了环境问题。因此，建立保护地球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各国以集体的责任感去发现更多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以及自然界与人类活动如何相互影响的知识。同时，应该进行广泛的环境教育。
（3）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法。
现在的环境问题的威胁是针对整个人类的，这是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无关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不可否认地存在于全球的大气层、海洋和气象体系中，这三个领域中的问题都需要各国领导人采取全球性的解决方法。一种体现出更多地了解人类和环境关系的具有集体责任感的全球战略，必然能为解决大气、海洋和气象问题开辟道路。在承认各国对自己国土内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前提下，各国应该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支持和保证国际组织在保护和改善环境问题方面所起的协调、有效和能动的作用。
（4）解决环境问题需要价值观上的革命。
只有将环境问题扩展到地球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使我们对共享的和相互依赖的生物圈的理解日益深刻，才能触动人类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珍视的多样性感情，并不影响我们企图发展全球性思想的努力，这就是要培育一种对地球这个行星作为整体的合理的忠诚。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10]。其实，这里提出的地球伦理学也就是生态伦理学，要求将作为整体的地球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必须担负起地球管理员的责任。地球管理员当然意味着为其他一些人服务。
人类环境会议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国际会议，因此，国际社会将会议召开的6月5日确定为国际环境日。这次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在环境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确立了整体性的视野。但是，在民族国家和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今天，所谓突破国家主权的说法只能是一个神话。
（二）把握环境和发展关系的长远性视野
人类环境会议以后，尽管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全球性问题仍然呈现出扩大的态势。在进一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开始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1.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为了有效地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南北问题和裁军与安全问题等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分别组织了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南北问题委员会、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就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其最终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共同的危机》和《我们共同的安全》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之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由《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中给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具体来看：
（1）环境与发展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的。
环境与发展决不是两种孤立的挑战，它们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资源基础为条件。如果以破坏环境作为代价，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
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它具体包括恢复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等具体要求。可持续性要求对决策的后果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要求对法律和机构进行改革，以强调共同的利益。
（3）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为了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保证公民有效地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在自力更生和持久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剩余物资和技术知识的经济体系；为不和谐发展的紧张局面提供解决方法的社会体系；尊重、保护发展的生态基础的义务的生产体系；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技术体系；促进可持续性方式的贸易和金融的国际体系；具有自身调整能力的管理体系。这些要求更多地体现在目标的性质上，重要的是追求这些目标时的真诚性和纠正偏离目标时的有效性。
显然，可持续发展将人类利益关注的视野从眼前扩展到了未来、从当代扩展到了后代，高度地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尽管它通过“需要”和“限制”对自身做了补充和限制，但是，其立足点仍然是代际公正。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公正。
2.可持续发展的完善
为了进一步推进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纪念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20周年，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的重要文件。
里约会议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会议将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11]。具体来看：
（1）人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
人类处于普遍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有权利过健康而又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不过，这种生活同时又是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消除贫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依赖于广大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可见，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2）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发展进程中来考虑，应该将环境保护看作发展进程的一个内在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加强环境管理和规划工作，对于拟议中的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实现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国际社会的良好合作。
在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这并不是要否认和否定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而是以承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为前提的。同时，应该看到，和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必须阻止战争这种破坏力的发展。
可见，在确认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性视野的同时，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地将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要求国际社会在解决环境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共同而区别的责任。可以说，这种看法进一步完善了可持续发展。但是，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推行这种思想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突出的问题是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傲慢立场，挫伤了国际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性。
（三）把握环境和发展关系的现代性视野
在国际社会对环境和发展的关系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检讨。其中，生态现代化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种选择。
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在198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办的环境与经济会议上，胡伯等人对生态现代化在德国的发展作了评述和解说，得到了与会的英国、荷兰等西欧专家的响应。后来有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荷兰的莫尔等人。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他们运用系统理论、论证分析、制度化理论、结构理论和新社会运动分析等方法，对环境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生态化和现代化是可以包容共存的，并且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在一些论者看来，生态现代化的世界观是一种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其实，根据胡伯的观点，生态现代化的精华是“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双重过程。资本主义的动力能够被用来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绿色资本主义”），而国家的作用只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引起环境改革的多样化议题和战略中的一个要素。事实上，生态现代化是现代性的一种辩护。
1.生态现代化是生态化和现代化的互利耦合
对于生态现代化的概念，生态现代化论者有不同的认识。大体上有以下观点：
（1）生态现代化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不断增长的和谐共存性或兼容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和目标指的是生态型的现代化。即，它所指的现代化社会不仅有着发达的经济水平、高素质的人群和合理高效的社会架构，而且应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
（2）技术是任何形式的现代环境变革方案的关键，即生态现代化是通过技术进步而减少资源消耗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议程（environmental discourse）。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现代化。即，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生态理念的贯彻、生态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过程。
（3）生态现代化是促使社会实践和现代社会制度围绕着生态利益、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而进行的过程，这里，环境（生态）利益、环境（生态）视野和环境（生态）理性是理解生态现代化的关键。综合这些意见，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生态现代化致力于防止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改变，以求实现生态上健全的工业的发展；它依赖于清洁技术，资源回收利用，以及可更新的资源；为了把这一概念引进经济，必须协调工业、财政、能源、运输和环境政策等各个政策领域。可见，在生态现代化问题上是存在着不同的模式的。就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来看，“生态现代化是更为普遍流行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更明确的阐释”[12]。在一般的意义上，可以将生态现代化看作是西方现代化向生态化的转型。
2.生态现代化是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
一些论者认为，可以在发达国家推进生态现代化，但是，它在第二、三世界国家不是环境议程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是这些国家的关键术语。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看来，生态现代化只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一种生态学修正。这样看来，生态现代化只是属于一种技术性的方案，具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和实用主义的色彩。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在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前提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才可能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的统一。
可见，人类在反思机械发展观的弊端、探讨实现环境和发展的协调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方案。这样，就需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创造性的整合。生态文明就是在综合各种生态战略的过程中实现的战略创新。
四、生态思潮的话语融合
全球性问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引起了震荡，从而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绿色”（生态）思潮。生态文明就是在科学地考察生态思潮之思想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的。
（一）生态悲观主义与生态乐观主义的争论
围绕全球性问题的成因和后果，罗马俱乐部（1970年成立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性的未来学研究中心）和赫德森研究所（于1961年成立的一个重要的美国思想库），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最后形成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个阵营。
1.生态悲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一观点集中反映在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中。在该报告中，美国学者丹尼斯·米都斯等人将系统动力学引入自己的研究中，列出人口、经济、粮食、环境和资源五个影响全球系统的因子，并探索了其反馈回路结构，最后形成了“零增长”的结论。他们发现，全球系统中的五个因子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属于无限制的系统；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统。这样，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进一步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全球均衡的战略。这就是人口和资本要保持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者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即，要按照“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方式来约束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2.生态乐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围绕着“零增长”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大讨论。其中对《增长的极限》提出系统批评的是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在其职员的协助下，卡恩于1976年完成了《下一个二百年》的报告，提出一种有异于“零增长”论的乐观主义理论。从长期性的视野出发，他认为，人类目前正处于大过渡的转折点上，而全球性问题正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上产生的暂时性问题。同样，现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差异，上述问题是贫穷地区向富裕过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日益发展，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总之，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有机会增长，如果能运用合情合理的经营技巧来处理目前的种种问题，那么，对人类有益无害的经济增长必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罗马俱乐部的“有机增长”和“新人道主义”理论
针对卡恩等人的批判，罗马俱乐部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在其后来的一系列报告中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74年，他们发表了由美国学者M·梅萨罗维克等人撰写的第二份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该报告比第一个报告有重大的突破，突破的核心就是提出了“有机增长”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增长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的，一是无差异的或指数式的增长，二是有差异的或有机的增长，这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前一类增长只是数量的增长，忽略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持续下去，那么，一切增长将不得不停止。有机增长就是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承认在决定世界发展的进程中物理、生态、技术、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从而立足于地区的相互依存来描述世界体系，立足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寻求摆脱人类困境的良策。这种增长是注重质量的增长。因此，有机增长是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唯一出路。在罗马俱乐部思想发生转向的过程中，其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又译为佩切依）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独立的反思，最后提出了“新人道主义”的理论。这就是要将以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上来。
显然，悲观派和乐观派都有自己的片面性。悲观派只看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阴影，而乐观派只相信光明的未来，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暗示人类放弃努力，人们不应该上当。最后形成的“有机增长”和“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于解决问题有一定的价值。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应该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注重质量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交锋
在西方学界，深层生态学被看作是激进生态学（Radical Ecology）的典型，但是，它遭到了同样作为激进生态学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的批评。这种批评事实上折射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新的交锋。
1.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深层生态学是由挪威哲学家阿·奈斯（Naéss）于1972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对于浅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主要突出了生态智慧的重要性。生态智慧是关于生态和谐或生态平衡的一种哲学。作为智慧的哲学显然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它包括规范、准则、基本原理、价值优先权的判定和关于我们世界的事态情况的假设。
其一，最高原则。深层生态学有两条最高原则：
（1）自我实现。这里的自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这就是要把自我扩展到人类共同体和大地共同体中去。
（2）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和实体，都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平等的。最高原则构成了深层生态学的内核。
其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最高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包括八条原理：
（1）人类的福利和繁荣以及地球上非人类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同义词：内在价值、固有价值）。这些价值不依赖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的有用性。这一原理包括生物圈，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圈。
（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实现了它们自身的价值。这一原理更为技术性地阐述了关于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3）除了满足生命的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的需要”这一术语，允许在判断的范围中有更多的选择。
（4）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稳步减少是相一致的。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减少人口。
（5）现存的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冲突是严重的，情形正在急剧地恶化。根据这一原理，保护和扩展荒野或荒野周边地区的战斗应该继续下去，应该关注这些区域的一般的生态功能。
（6）政策必须得到改革。“自我决断”、“地方共同体”和“全球性的思考、地区性的行动”将在人类社会的生态学中成为关键性的术语。
（7）意识形态变化的主要问题，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有固有价值的境遇中生存），而不是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有一种对大量和伟大之间区别的意识。
（8）同意上述论点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有一种实现必要的变革的义务。此外，深层生态学还包括一些规范性的内容。在一些论者看来，深层生态学可能会被确定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本体论的规则。其实，自然既是价值的源泉，也是人类在将“自我”扩展的过程中赋予自然的。
2.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现在，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潮。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恢复女性和自然的联系。针对现代性所确立的二元论（dualism，绝对的二分法）的立场，生态女性主义在哲学上是主张彻底的非二元论的。非二元论的最低要求是：人与其他实在物从本性上讲是自主的实体，它们以某种与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彻底的非二元论走得更远，其断言存在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将“盖娅”（Gaia）或“伟大的母神”（The Great Mother Goddess）作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等级体系，而是人与人、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相互关心、和谐互利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沃伦进一步从八个方面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历史的、概念的、经验的、符号的、认识的、政治的（实践的）、伦理的及理论的。例如，在伦理的层次上，其发现，“主流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他们或者具有成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或者具有令人绝望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13]。在总体上，环境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女性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和深层生态学进行了批评。在父权制中，女性往往被分派于从事人类生物性再生产以及与自然直接相关的工作（如饲养家禽、家畜，取得柴薪、处理食物等），这使得女性被认为是较接近自然的。而男性主导着主要的社会“发展”历程，因而，相对于女性，男性自认为是较接近“文化”的。在这种“发展”的格局中，就形成了“女性—自然”“男性—文化”的历史与社会的连接。本来，这是自然分工的一种体现。但是，在早期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发展被二分地认为是逐步以人类“文化”（“文明”）克服自然限制的历程，因此，“文化”被认为是高于且优于自然的。这样，在文化高于自然的社会价值之下，男尊女卑的价值也被对应地建立起来了。根据这种认识，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进行了批评。在其看来，深层生态学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的构成机制，“自我”的概念包含着父权观念。其指出：“深层生态学将人和自然关系中的关键问题置于了一种分离人和自然的境遇中，将在自然界中进行自我‘识别’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识别’经常被有意地模糊起来，相应地对自我的解释也不是首尾一贯、始终如一的。”[14]在总体上，取消权力的中心位置是更有希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态女性主义揭示了女性和自然联系的哲学意义。通过对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的考察，其认为恢复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1）在历史联系方面表明，从关于妇女、发展和环境的社会科学中获得的资料对于哲学的许多领域是重要的保证。例如，在伦理学中，这些资料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这样的重要问题。可以从主流的规范伦理学的理论中产生一种不带有男性偏见的环境伦理吗？
（2）在认识论上，关于妇女在采摘、取水、耕种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本土技术知识”的事实，提出了妇女在“认识上的优先权”和确立“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的需要等问题。
（3）在形而上学方面，关于妇女—自然联系的跨文化变异性质的资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至少在主流西方哲学中，关于女性和自然、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等概念的社会建构的问题。
（4）在政治哲学上，基于全球妇女处于社会下等水平的事实提出了以下政治理论问题：什么在不平等的分配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特权在维护支配妇女和支配自然的系统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是如何影响政治理论的内容和政治理论化的方法论的？
（5）在哲学史方面，将女性和自然均看作是卑劣的资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哲学理论均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
（6）在科学哲学尤其是生物学哲学方面，这种事实提出了女性主义和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主流哲学的传统领域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生态女性主义的问题。这事实上是要在颠覆主流哲学的基础上要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的方式重构哲学。例如，在环境伦理学方面，“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的目的是发展一种不是以男性偏好为基础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理论和实践，并要为前女性主义提供行动向导。这可能包括发展一种关爱的和适当互惠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的血亲关系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权利立场，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的生物区划主义”[15]。显然，在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平行线。
生态女性主义也将自己的主张引向了实践，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例如，美国学者斯普瑞特奈克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态后现代主义。这种思想以自然里的自由代替了自然外的自由，要求人们尤其是第三世界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现代性的经济增长万能论和完全自主的个人的概念的陷阱，应该走向生态社会。在生态社会里，身体、生态和社区是有机统一的。显然，这些努力有助于克服生态女性主义的单纯的理论色彩。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展示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内在连接，从而有助于对“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是，其将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作为了产生支配的最终根源同样没有发现问题的真实根源。事实上，只有在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消除父权制并进而实现性别解放和自然解放。
3.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社会生态学是由默里·布克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氏长久以来一直是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政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看来，“作为社会性存在物的人们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方式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肯定看不到等级意识和阶级关系是如此彻底地遍布于整个社会，以至于最终产生了支配自然世界这样一个绝对的观念”[16]。具体来看：
第一，从辩证自然主义出发，社会生态学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辩证自然主义就是承认自然本身是发展的，具有主动性或能动性。人类不仅隶属于自然，而且是自然的长期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获得了革新、远见和创造等一系列的品质。显然，辩证自然主义是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内在价值”不加区分地将人与甲虫等同起来，确实是犯了还原论的错误。同样，把自然浪漫化为“荒野”（wilderness）、把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排斥在自然之外，要么会陷入极端的二元论，要么会走向极端的还原论。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都具有神学的假定前提。
第二，从等级和支配的角度出发，社会生态学揭示出了生态危机的原因。决不是单纯的阶级、国家这样的政治问题造成了生态危机，其实，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在等级制基础上产生的支配观念。在一个“无阶级”或“无国家”的社会中，等级和支配照样存在。这里，等级制泛指文化、传统、心理上的屈从和命令的制度，支配指的是老人对青年、男性对女性、城市对乡村、白人对黑人、以“社会利益最高代表”自居的官僚对大众的控制。事实上，等级和支配是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制造的病态现象。它不仅使人类陷入战争、种族灭绝、无情的压迫当中，而且肆意地掠夺自然界中一切美丽的、有创造性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随着等级和人类支配地位的上升，不仅将自然作为世界存在的独立部分的信仰、而且将自然看作分等级组织起来的并能被人类支配的观点，就产生了。
第三，从理性和自由的角度出发，社会生态学揭示出了走向生态社会的途径。生态社会就是要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就是要使人类重新融入自然界的进化当中。这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人道主义化的过程，而不是人类的自然主义化。为此，必须要彻底铲除等级和支配。理性和自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这里的理性和自由当然是要恢复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例如，在经济上尤其是财产关系上，应该是高度自治化的，而不是国有化的或私有化的；在政治上，民主应该是恢复公民权的面对面的直接参与的民主，而不是成为国家合法化的空洞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现今的把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按照等级界线划分为尊贵和卑劣的思想状态，将让位于以一种按照生态方式即按照互补性的道德标准来解决差异性的思想”[17]。这样，在消灭人对人的支配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就可以消灭人对自然的支配（自然自由）。正是在这种社会自由和自然自由的生态性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态社会将得以形成。因此，社会生态学事实上是自由生态学（Ecology of Freedom）。可见，社会生态学的社会不同于其他思想流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于，等级、支配、理性和自由是社会生态学的独有的概念。事实上，社会生态学就是无政府主义生态学。
总之，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之间的交锋给我们的重大启迪是：必须从社会支配的角度来认识自然支配，必须从社会解放的高度来促进自然解放，必须在实现社会自由的过程中实现自然自由。但是，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都不懂得阶级分析的价值，这样，就要求我们从绿色的思潮走向红色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三）生态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的分别
由于全球性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着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他们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问题的关注和价值诉求，这样，在传统社会运动之外就产生了一种新社会运动——生态（环境）运动。
1.欧洲的生态运动
继20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之后，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兴起，成为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此外，生态运动也深入到了国际的层次。其突出标志是“绿色和平”和“地球之友”的形成。作为这一现实的反映，在欧洲生态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绿党等新的“生态—政治”现象。
绿党是生态运动制度化的重要形式。继新西兰“价值党”成立之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绿党。绿党是生态运动的制度化部分，但不是生态运动的唯一部分。生态运动还存在着草根（grassroots）的形式。各国的绿党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但是，它们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生态学。这里的生态学不仅包括普通生态学，而且包括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尤其后者对绿党影响较大。根据这些思想，绿党突出强调的是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和永恒发展性，要求人们阻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阻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避免放射性元素在生活环境中的积累。
（2）社会责任感。在绿党看来，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在更多的情况下，绿党将其看作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强调不能由于按照生态学的要求重建经济体制和消费社会的行动，使穷人和工人阶级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民族受到损害。
（3）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意味着要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绿党认为，在原则上必须优先考虑基层的决定，应给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立和自治的权力。在绿党的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循基层民主的原则。
（4）非暴力。绿党崇信甘地非暴力思想，反对统治者使用暴力，尤其是反对核军备竞赛。同时，它们自己也不实行暴力，甚至不赞成“正义暴力与非正义暴力”的区分。这些就构成了绿党的“四大支柱”。德国绿党是第一个在国家性选举中进入国家议会的绿党。但是，在将生态运动制度化的过程中也引起了传统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2001年，德国绿党决定保持在联盟政府中支持德国加入2001年阿富汗战争，这样，就与其非暴力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冲突。
尽管欧洲生态运动具有一定的改良的和空想的色彩，有时会成为孕育生态法西斯主义（绿色暴力）的温床，但是，它们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美国的生态运动
尽管美国在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像“五月风暴”那样的洗礼。但是，以《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为契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态运动，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环境正义运动是美国重要的基层生态运动。
1982年，北卡罗来纳州华伦县的居民，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在一个黑人社区附近建造多氯联苯废物填埋场，500多名黑人示威者试图阻止填埋场的施工，遭到逮捕；由于声援并参加了市民们的抗议活动，一位众议员也遭逮捕。获释后，该议员要求有关当局进行调研，分析环境污染与少数民族社区之间的关系。美国会计总署于1983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东南地区四座最大的填埋场有三座建在穷苦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这次游行示威和这份报告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种族歧视新现象的关注，由此正式拉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
1991年10月，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上通过了《环境正义原则》。它主要由以下原则构成：
（1）环境正义承认大地母亲的神圣、生态统一和所有物种的相互依存，并有权从生态破坏中解放出来。
（2）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建立在对所有人民的相互尊重和正义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或偏见的束缚。
（3）环境正义要求，为了作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栖息地的地球的可持续性，人类有权利以伦理的、平衡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土地和可再生资源。
（4）环境正义要求从威胁到人类对清新的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的核试验，有毒/有害废物及毒药的提取、生产和处置等方面中得到普遍的保护。
（5）环境正义确认所有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自决权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6）环境正义要求，停止所有有毒、有害废物和放射性材料的生产，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生产者要严格为人民负责，要解除危害和关闭所有有害的生产点。
（7）环境正义要求每个人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在各个层次上参与决策的权利，包括所需的评估、规划、执行、实施和评价。
（8）环境正义承认所有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的权利，而没有被强迫在不安全的生计和失业之间作出选择。它也承认那些在家庭工作的人们免受环境危害的权利。
（9）环境正义保护环境不公平的受害者得到充分补偿和赔偿损失以及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10）环境正义认为政府的环境不公正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1）环境正义必须承认，土著人民向美国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协定、协约和盟约等方式达成的，肯定其主权和自决权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和自然的关系。
（12）环境正义承认，为了以一种与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区的文化完整性和公平地给所有人提供资源，需要关于清理和重建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态政策。
（13）环境正义呼吁知情同意原则的严格执行，停止对有色人种的实验性生殖测试、医疗程序和预防接种。
（14）环境正义反对跨国公司破坏性行动。
（15）环境正义反对军事占领，反对对土地、人民、文化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压迫和剥削。
（16）环境正义呼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教育应特别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应建立在我们的经验和对多元文化观点赞赏的基础上。
（17）环境正义要求，作为个人的我们要能够作出低消耗、低污染的个体的和消费方面的选择；为了当代和子孙后代并确保自然界的健康，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和应该采用的生活方式。[18]
显然，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体现，而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生态学路线——“穷人生态学”。
第二，美国绿党是美国生态运动中有特色的部分。
为了建立一个健全、民主和可持续的世界，美国绿党于1984年成立。
尽管美国绿党没有像欧洲绿党那样进入议会，但是，作为其组织原则的“十大核心价值”构成了其重要的特色。
（1）草根民主。每个人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上都有发言权，任何人都不能屈从他人的意愿，因此，应通过将公民直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来扩展参与式民主。
（2）生态智慧。人类社会必须按照将我们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分离的知识来运作，为此，必须按照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方式生活。
（3）社会正义和机会平等。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从社会和环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中平等地受益，因此，必须清除那些在法律的名义下拒绝公平的待遇和平等的正义的障碍。
（4）非暴力。必须寻求一种能够有效地代替目前存在的从家庭到社区、从国家到世界的各个层次上的暴力模式的方式，并将人类的行动引向持久的个人、社区和全球的和平。
（5）地方分权。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助长了社会和经济的不正义、环境破坏和穷兵黩武，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而较少官僚政治的制度。
（6）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和可持续的、能够为所有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并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保持健康的生态平衡的经济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地方社区必须正视经济发展。
（7）女性主义。必须用尊重不同的意见和性别的互动的更加合作的方式来替换支配和控制的文化伦理。必须以更具有道德良知的方式发展像性别平等、人际关系的责任、诚实等价值。
（8）尊重多样性。重视文化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别的、宗教的和精神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必须承认和鼓励那些尊重其他生命形式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行动。
（9）个人和全球的责任。必须鼓励那些既改善个人福祉又加强生态平衡与社会和谐的个人行动。
（10）未来焦点和可持续性。行动和政策应该建立在长远目标的基础上，必须鼓励大家承认所有生命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并及时去了解和欣赏这个世界自身、其社区和高尚的美。[19]
虽然美国绿党只是一个小党派，但是，自从1996年和2000年绿党成员参选美国总统后，该党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
在总体上，尽管美国的生态运动没有达到欧洲那样的程度，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的出现和绿党绿色价值的提出雄辩地表明，生态中心主义即使是在美国也不是生态文明的唯一范式。
3.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
在生态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情况下，一些左翼人士开始认真总结生态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调整自己的战略。生态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
生态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生态运动中，一些运动分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提供根本出路。这样，就形成了生态运动中的激进派——生态社会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它既包括参与生态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参与生态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生态社会主义看作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任何反全球化、赞成环境著述或抗议示威中最经常出现的主张，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它们包括：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不是主要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面向地方需要的地方化生产；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显然，“生态社会主义试图证明，这些主题不多不少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条件，而且，它们恰恰是解决晚期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与社会难题所需要的”[20]。在总体上，生态社会主义不同意将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工业主义和技术主义，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不是一般的生态环境危机，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因此，建立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
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或一个发展阶段。在严格的意义上，二者是不同的。从地域来看，欧洲生态运动中具有“红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分的派别一般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而北美尤其是美国生态运动中的“红色”派别一般被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内容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探讨的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将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生态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方案的问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实践倾向来看，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的关系较为密切，但是，运动成员的身份较为复杂，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学理的层面上展开的，成员的学术色彩较浓厚。当然，在实际发展进程中，二者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生态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接近。
尽管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绿色”（生态）思潮，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态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它们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同时，这些思想不仅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指向（新社会运动并非能够超越阶级利益），而且在哲学上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倾向。因此，我们必须对西方“绿色”（生态）思潮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自觉发生的对话领域。
五、特色理论的开拓创新
生态文明决不是将外部资源机械地引入到中国的，也不是将历史资源简单地延伸到现实的，而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一个创新成果。
（一）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优良传统
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潮流之前，我们在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意识到了妥善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建构起来的。通过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和追求。在付出血和泪的代价的过程中，我们才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样，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这样，如何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成了一个历史高难度问题。在这个艰辛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终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自然生态环境情况是国情的基本要件。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在制度变革完成以后，如果将生态环境问题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的“文明病”，或者天真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会自动地避免这个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会付出生态代价甚至是沉重的生态代价。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1）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认识到了人口多具有二重性，提出对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应该实行计划管理。在20世纪50年代的设想是，“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21]；同时提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22]。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明确地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2）在资源问题上，我们对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有清醒的意识，要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厉行节约，认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23]。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根据之一，就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国情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24]。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资源高消耗尤其是土地资源高消耗的发展道路。
（3）在生态问题上，我们认为森林是宝贵的资源，应该做好绿化工作，这对工农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要注意水土流失造成的灾害问题。在农村地区，“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25]。在转向经济建设中心的同时，我们明确提出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6]。这里，将植树造林看作造福后代的事业，事实上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4）在环境问题上，我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西方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弊端，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三同步”方针，并且在国务院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积极开展了环境外交和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工作。例如，1972年，我国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学者还参与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制定的有关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确地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开始颁布相关的法律，并在政府机构设置中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事实表明，我们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开始人口控制、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在我国现代化起飞的过程中，这种干预和治理事实上就是要预防自然生态环境等问题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响，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
在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中，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积极主动参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础上，根据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判断，我国于199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发展战略。这充分履行了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27]这样，我们就将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一同确立为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并列，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8]这里，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就揭示出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内在关联。
在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重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就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也作出了科学规定。这就是要努力做到：
（1）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不是要阻止发展，而是要促进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也要看到自然物质条件在生产力发展尤其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要通过可持续发展带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总体上必须认识到，“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9]。这事实上就将生态化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一个基本规定和要求。
（2）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潮流的新形势下，要看到：“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30]这样，就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系起来。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通过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导向，也要通过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来丰富先进文化的内涵。在总体上，这就是要注重环保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工作，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人口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3）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搞好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目的和归宿。我们要看到：“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环境保护搞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疾病流传。对于已经产生的严重危害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环境污染，必须抓紧治理。”[31]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抽象地谈“全人类利益”或者自然的“内在价值”，都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在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可见，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重大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三）生态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境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继往开来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在科学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实现了发展观上的革命变革，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事实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指导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生态文明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重大成果。
1.生态文明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在应对国际挑战和解决国内难题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受机械发展观的影响，为此也会付出一定的生态代价。因此，在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始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2003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我们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科学的整体。科学发展观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32]这里，生态文明是目标，可持续发展是手段，人与自然和谐是灵魂。在党的十七大上，将科学发展观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进一步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2.生态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形态上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2004年9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我们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200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我们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基本特征和建设途径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样，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更明确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起来，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33]。显然，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是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一致的。
3.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生态方面，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34]这表明，我们将作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的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上升到了生态文明的高度。
总之，生态文明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科学思想。
（四）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
尽管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但是，只有科学发展观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尽管苏联有关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全球性问题的理论文章运用过生态文明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只有科学发展观才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上升到了国家意志的高度。显然，生态文明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部分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创新成果。
1.在实践上，生态文明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生态文明是立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而独立地自觉地提出来的，突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构成的系统工程，社会主义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构成的立体系统。这样，生态文明就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经济富强（物质文明）、政治民主（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社会文明）和生态良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的途径，建立起社会主义文明系统，我们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
2.在理论上，生态文明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观从总体的角度突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但是，经济建设是以自然界提供的自然物质条件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而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因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全面发展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的完整性，而社会系统既包括社会要素也包括自然要素，因此，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生态建设。
（4）协调发展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机制的有机性，社会有机体事实上是由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身的关系构成的有机体，因此，坚持协调发展，就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
（5）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条件保证，只有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物质条件相互协调的情况下，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6）统筹兼顾，包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的要求，而这恰好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显然，生态文明是渗透在整个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就是科学的生态文明观。
其实，将生态文明第一次明确地写进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本身就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它向世人昭示：生态文明将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永续未来，社会主义将开辟生态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
总之，没有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洞察、没有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没有对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思、没有对民族传统的高度认同、没有对西方经验的科学借鉴、没有对科学理论的自觉实践，我们是不可能提出生态文明这一科学概念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美］詹姆斯·博特金等：《回答未来的挑战》，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Issue 96, Winter 2002.
[5]转引自［法］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5-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7]［美］E.P.奥德姆：《生态学基础》，26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8]［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32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美］芭芭拉·沃德等：《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前言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见《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29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12]Arthur P.J.Mol,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Frontier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7, No.1, 2006.
[13]Karen J.Warren, Introduction to Eco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p.261, 263.
[14]Val Plumwood, Nature, Self, and Gender: 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293.
[15]Karen J.Warren, Introduction to Eco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 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261.
[16]Murra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p.354-355.
[17]Murra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Zimmerman etc.，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3, p.355.
[18]Cf.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from the Proceedings to 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
[19]Cf.The Greens/Green Party USA，TenKey Values of The Greens/Green Party USA，
[20]［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前言3-4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9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毛泽东文集》，第6卷，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江泽民文选》，第2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8]《江泽民文选》，第3卷，5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0]《江泽民文选》，第1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1]《江泽民文选》，第1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8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7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