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注重学生的知识训练。美国的教育，则注重学生的人格发展；而体育由于是培养人格的重要手段，常常被抬得比知识训练还高。这个传统，严格地说不仅是美国的传统，而且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追根溯源，还是要从奥林匹克的故乡古希腊讲起。
美国精英教育的主课之一，就是体育。在“二战”前的常青藤，体育甚至比知识训练还重要。冷战开始后，苏美展开激烈的科技竞争，逼得美国的学校不得不重视学术。但是，体育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运动队的教练，一般比教授挣得高得多，有时会高出数倍之多，超过校长的工资。美国的大学一般有两张面目，一是在学术上的排名，一是在各级大学橄榄球、篮球等联赛中的成绩。比如康州大学，本是一个一般的州立学校，但由于其女篮连拿全美大学联赛冠军，名声大噪，校友纷纷慷慨解囊，州政府也拨款，一时间财源滚滚，又盖实验大楼，又招募学术精英，百业俱兴。该大学即使有两个教授拿了诺贝尔奖，也顶不过这支球队的厉害。这种对运动的崇拜，又远非仅限于大学。美国的学校，从小就训练孩子从事体育运动，除了学校的体育活动外，这个班那个班没完没了地上。美国职业体育的运动员和观众，都是被这样的教育塑造的。而打开报纸，看一些新闻人物的介绍，比如被提名的大法官、刚刚露头角的重要政治人物、企业领袖等，在涉及他们学生时代时，常常有他们在球队里的照片。
言必称希腊
为什么会如此？这还和基本的教育观念有关。中国的教育，注重学生的知识训练。美国的教育，则注重学生的人格发展；而体育由于是培养人格的重要手段，常常被抬得比知识训练还高。这个传统，严格地说不仅是美国的传统，而且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追根溯源，还是要从奥林匹克的故乡古希腊讲起。
古希腊由众多独立的城邦组成，彼此战争不断。一个公民，必须是个战士。出于实际的考虑，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必须有强壮的体魄。古希腊人打仗，并不像我们武侠小说描写的那么浪漫，其军事组织非常理性化。比如，古希腊人对盔甲十分讲究。这是他们能够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败波斯帝国的庞大军队的关键。有历史学家指出，在希腊与波斯决定性的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士兵身着60磅重的盔甲。读者们大概还记得，《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号称使用着82斤的青龙偃月刀。这已经算是文学中的夸张了，而且描写的是一个所向无敌的超人。希腊士兵在战场上盔甲就60磅，合现在的50多斤。
扛着这样重的负担终日厮杀，不是学几招儿武功就行的。不经过特别训练，没有人能受得了。现在的人谈起马拉松来，只知道传说中的那个希腊战士费迪皮迪兹（Pheidippides）。他在打败了波斯人后，从战场跑回雅典（距离根据现代的测量大概是225英里），到达后喊了一句“我们赢了！”就精疲力竭而死。于是有了现代的马拉松比赛。但人们忘了的是，那些穿着一身重甲的1万希腊公民战士，在马拉松打败15万到2万人的波斯军队，杀了对方6400人，自己仅损失192人，随后马不停蹄地火速赶回雅典，以阻止波斯舰队的攻击，吓得刚刚到达的波斯舰队根本不敢登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雅典的战士，个个都有着十项全能运动员的体能。
不仅如此，古希腊社会最尊重士兵。希腊的士兵，实际上是城邦的中上层阶级。当兵是一种特权，一种荣誉，而不是负担。打仗是保卫自己的财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是为主子效力。比如，这60磅的盔甲，要公民自己置办，没有一定的财富，是不可能承担得起的。一个人能否加入军队，是他社会的阶层以及对城邦的贡献的一种标志。为此他不仅要投资置办盔甲武器，还要不停地训练。结果，体育在人家那里成了上等人的运动，代表着公共的美德。而在古代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大家信奉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打仗是为君主而非为自己的信仰。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的就是干粗活的，是被逼得没有办法。这样的文化，在教育中当然会表现出对体育根深蒂固的蔑视。
更重要的是，希腊军队打仗的基本阵法是方阵：由许多步兵（hoplite）肩并肩地组成长方形的队形，共同进退。前排的步兵用宽大的盾牌组成坚实的防护屏障，后排士兵运用的超长的长矛从盾牌后伸出，攻击敌人。这样的阵法，需要大家严格配合，而不是几个武功好的人独立逞能。所以，希腊的步兵之间讲究严格的平等和忠于职守的精神。当时的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形容一个理想的步兵：“短粗的身体结结实实地放在两条强壮的腿上，内心充满了勇气。
那两条腿一旦扎根在地上，就谁也别想把它们拔出来！”亚里士多德称这些步兵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逼得找人打仗的城邦统治阶层让步，结果有了希腊的城邦民主。此话虽然有夸大之处，但许多历史学家们认为，这种步兵之间的平等和忠诚，是塑造希腊城邦民主的核心力量。柏拉图也曾经讲过，希腊的体育，是建筑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之上。波斯帝国统治的地区，因为专制权力笼罩一切，弘扬平等与个人自由精神的体育就受到压制。在古希腊的雕塑和浮雕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希腊人赤身裸体疯狂地锻炼，波斯人穿着长袍、留着长胡子在那里奴才般地拜见君主。其中传达的信息无非是：我们希腊人是骄傲、刚强的自由人，以自己的身体为荣耀。而那些东方的人是软弱、卑微的奴隶，以自己的身体为耻辱，要用长袍掩盖任何可以彰显个性的东西。
也就是这样，体育成为古希腊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体现着平等的人追求荣耀的最理想的规则：不管你是谁，什么出身，脱了衣物，大家都是一样的公民。只有在这种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最令人信服的。所以，从梭伦，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希腊人把奥林匹克的冠军视为最幸福的人。竞技场上的英雄，因此也最有品格、最有领袖魅力。这也怪不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当城邦的统治者所获得的精神快乐和奥林匹克冠军的心理满足相提并论。
美国的建国，实际上是基于这种古典精神。美国的建国之父，如亚当斯、杰斐逊等，都是受希腊、罗马文化的训练长大。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大学主要还是教希腊文和拉丁文。也难怪，虽然美国主要是英国移民建立的，但那些建国之父认为自己离古希腊、罗马更近。这不仅反应在从最高法院到国会大厦等一系列公共建筑上，也反映在教育和体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