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一个男人才能成为男人。
我，四十二岁，据说这样年纪的男人很多，希望我跟他们不一样。这不是追求个性，事实恐怕也是这样：我不会骑车，也不坐公共汽车，养了二十五条好心的热带鱼，慢慢就有了鱼的特点。所以别人给我的评价都是“摸不透”、“摸不着”之类的。从外表看，我是个和气宽容的人，这样的男人谁见过很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还有个一官半职，还掌握着一点点小权力。
有一天我老婆会发现，像我这样有点小权的男人，已经不和气，已经不宽容。
我先介绍我和我的周围，这样对你有好处，进入故事之前你可以对我的周边有个大概的了解，就像了解城市先了解它的郊区一样；这样对我也好，至少在你面前我看上去还是可靠的，是想说心里话的，是不打算用别人的故事骗你的。当然看完小说之后，仍然存在这种可能，你无论如何都觉得受骗了，那你就把我的心里话全当废话吧，像我老婆那样。
我和我老婆没有孩子，这是她常常在我面前恶声恶气说话的原因，也许是原因之一。要知道，天底下女人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就是对男人不满意的原因。在我老婆用各种语气（敌视、挖苦、讽刺、嘲笑等等）表达对我不满的时候，我就像鱼那样闭着嘴。我终于让她明白：她对我的不满跟我无关，她怎么表达我都不会改变，因为我对她也非常不满，可我从不唠叨。
有两次，她虚伪地夹起尾巴，把她的悲伤和期望搅和了一下，差不多是温柔地对我说：“人家说这个能治，我们也试试吧？”她说的是我的不育症。
“算了吧。”我也和气地说。
“为什么？”她大声责问，忘了刚才的温柔。
我说你可以离婚但别问我为什么。那以后她没离婚也不问我为什么了，我也就此感到满意，过日子不就这么回事嘛！
女人也是这么回事，你吓唬她，她就怕你，不然你就得永远怕她。当然，如果你不幸属于另一类男人，那么这规则就不适合你。这类男人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打死你。即使这样，他们也可能在这话的尾音里挨上一个耳光。
他们一辈子里挨过的耳光可能都是由女性送过来的，女人是他们的天敌。
不育，是我的另一个特点，一个不让女人怀孕的男人而已。如果上帝捏造我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成为不育的男人，可能我会问问他老人家想把我扔到什么地方，如果他说中国，你说我还能说别的吗？！上帝每天都得做几个不育的男人，而我又想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一拍即合。有位老作家说，只有两件事可以使人口增加一一照镜子和交媾。这两件事我都好久没做了。
今天以前，我是一个县城的副县长，主管文教。现在，我步行去新岗位，一个文化研究所的所长。
我看着大街上的景象，漂漂亮亮的小汽车排着队往前挪，整个大街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常空气中混合着汽油的味道，五十。年后，汽油会不会成为一种香水的成分？如果以后的香水闻起来跟汽油似的，肯定会有人跳起来赞美：香水，这古老而庸俗的行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革命。
可惜，五十年后的事总是让我激动不起来，所以我爱看热闹。那些有车族抱怨堵车，对我来说就像女人穿高跟鞋抱怨脚疼一样，能给我心中带来阵阵窃喜。以前关于这个，我还爱说说风凉话，后来偶尔听见有车族讽刺这样的人，说得也很犀利，我就把讽刺改成窃喜了。他们说：“穷酸是必须制止的倾向，你可以酸，如果你不穷的话；你也可以穷，但绝不能酸。穷和酸弄一块儿了，就是文化的大敌。”
我加快了脚步，奔向我的新岗位，就像奔向文化的海洋。
一个只研究文化艺术的地方，会是怎样的？
一缕带我登场的长发。
带着这样的悬念，我来到了研究所的跟前。
研究所的全称是××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这牌子让人想起那种什么病都治的补药，可惜我不知道它们都叫什么。
一进门的前厅空着，收发室在走廊口上的第一个房间，我经过时通过玻璃窗往里看一眼，没人。走廊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门口挂了两块牌子：论丛编辑部。
会议室。
我知道研究所的大事都发生在这儿。
我从门口看见，里面有三个男人在聊天，其中两个人看见了我，但都没打招呼，好像经常有人这样从外往里看，他们对此已经烦了。
我走到一个角落，打开随身带的一份报纸，遮住自己。他们继续聊着，从始至终我叫他们男人一、男人二、男人三，名字对谁都不重要，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
男人一说：“昨天我看了一条新闻，有一个老师提出了关于月球形成的新理论，说月球不过是地球在某个时间甩出去的一块石头。可惜那些月球专家都不认可这一说法，所以弄得那老师特孤独。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高处真是不胜寒。”
男人二说：“地球真是很潇洒，连想都没想就把月球甩出去了，那自己还剩什么了？”
男人三说：“下次中国人登月，肯定会劝月球回归，就像港澳回归大陆一样。”
我听他们说话，心里有的感觉到现在我也描写不出来，真是很抱歉，也许只有鲁迅能把他们说话时的那种状态以及那状态下产生的气氛传达出来。我不是为自己开脱，这么多年的确也没再出现鲁迅这样的人。
我依旧拿着我的报纸，又有人陆续走进来，他们不看我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有人注意我时，我就看报纸。一个多年来我见过的最瘦的女人坐到了我的旁边。她也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打招呼。她枯瘦的身体让我想到防火。后来的工作中，我和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叫邓远，一个好听的女人名字。
“哎，哎，今天我可是真的给吓着了。”一个年轻姑娘说着走了进来，她伸着一只手，朝我身边的邓远快速滑行过来。我发现她只想让邓远听她到底是怎么给吓着了，所以声音不高，也没过分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你总是给吓着。”从邓远老大姐一样的语气中，我猜测她们关系不错。
“哎，你听我说。今天我刚从我妈家出来，碰见一个男的，他从我对面走过来，什么都挺正常的，穿着上衣也穿着裤子，但把我吓坏了。”
“哎，我说黑丽，你今天没发烧吧？”
黑丽长着一张鸟脸，尖尖的下颚，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多少有些神经质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机敏的小动物。
“我从来都不发烧，你听我说！哎，你从正面看那个男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可是他突然弯腰系鞋带儿，我的天，我都看傻了。”黑丽又留了一个悬念，终于引起了邓远的兴趣。
“他一低头，头顶上的一缕薄薄的头发就慢慢地滑了下来，滑到了一边儿，你知道吗，那缕头发就是从那边儿长出来的。那缕头发就飘起来了，我看见他那特亮的秃顶。”
“好多男人都留这样的发型。”
“我知道他们留这样的发型，可我从没见过那缕头发飘下来。真的，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那头发飘下来会是那样。”黑丽说得无比诚恳。
“听说，这样的男人性欲极强。”这话是邓远附在黑丽耳朵上说的，但也让我听见了，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重要。
我用报纸挡上自己，并且发誓，即使我的鞋底掉了，我也不会低头去管它，至少现在不，不！
有多少男人有这样的发型？没人统计过，因为它既不给社会带来好处，也不带来坏处，属于不影响任何人任何事的私人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我头上的那缕跟黑丽描绘的差不多一样的长发，引着我登上了研究所的舞台。
武打开始前的几个文雅瞬间如果你坐在那儿没什么事情干，就像我现在这样，用报纸挡着自己，等着开会，或者等着电影开演；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自我卖弄的人，你就会看见好多好玩的事情。
当戏剧室的鲁先生和舞蹈室的吴女士一起走进来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看了一阵，好像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某个凶手。我只好再一次用报纸挡住自己，尽管我知道，即使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凶手，他们也没胆量告发我，胆小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鲁先生说他昨天看了一本书发现了一个新观点，说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想骗一个姑娘或者必须骗一个姑娘。
“这叫什么新观点，骗姑娘是男人的天性。”吴女士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好像她是上帝派来专门让鲁先生不高兴的女人。
她虽然年近五十，但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她的人也得承认。
鲁先生很委屈地说：“把天性第一次说出来也算是新观点吧？”
吴女士不客气地提醒鲁先生：“如果别人一次也不说你是人，你就不是人了？”
鲁先生最后小声说，他好像前辈子就得罪过吴女士。可吴女士却走到男人一二三那边去了。
他们之间发生的小故事，以后你会读到，我一定记着写。
其实我还是爱听那三个男人的聊天。他们又换了一个话题：改革。
男人一说：“要改革了，把现在的每周上一次班改成每周上两次。”
男人三说，这叫什么改革。
男人二立刻问：“多给钱吗？”
男人一摇摇头。男人三马上生气，认为这不是改革。他说：“改革都是先给一点甜头：比如医药费不报销了，但每年要给你千把块钱的；房费涨价要先给补贴的。这么多年我身心都习惯了，一听说改革，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男人二说：“钱是多给了，可还是不够花。”
男人三说：“这是肯定的，但这属于党和国家和我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是穷人。”
男人一问：“那你怎么办啊？”
男人三说：“等着下一次改革。改革是这样的，既然开了头，就得改下去。”
男人二说男人三挺有信仰的。男人一说这就叫“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男人一还接着告诉他们，这句诗是那个叫汉人的马原写的，那家伙是他的同学。
“哎呀，哎哟，哎哎哎……”男人三和男人二乐完蛋了，那慢慢弯下去的腰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再直起来了。
“那个叫汉人的马原－…”
冷汗前奏曲。
研究所现任所长张道福进来了。一想到他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前任，就觉得他很亲切。他是一个看上去胖而软的男人，但是脾气不校他经常让我想起邓远，如果我像他这么软而胖，如果她不反对，我会拥抱她一下，不带任何欲念和邪念，只是让她感受一下肉的柔软和温和。
张道福坐到他的固定位置上以后，男人三也坐到了我的旁边。他问我：“你等人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所长还没介绍我呢。
“一看你就了解我们所，今天谁都来，等谁都能等着。”男人三说。
张道福终于看见了我，对我点点头，我也小心地点点头，希望他能像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先正常开会，然后再介绍我，让我对研究所多一点感性上的认识。
张道福说：“都来齐了吧，现在开会。几件事，咱们一件一件来，先说分房的事。我现在把暂定的分房名单念一下。”
屋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看上去每个人都有极好的教养。在这个瞬间里，我对我将要领导的研究所充满了希望。
在张道福念分房名单时，有一只鸟落到了敞开的窗台上。它旁若无人地朝屋里看看，和竖起耳朵听分房名单的人比起来，鸟立刻显露了一种人才该有的气质：即使我什么都没有，最终也得不到什么，我还是超然。名单念完了，鸟也飞走了，我一个名字都没听见，我在想鸟的一生，拥有的那么少，甚至比一个穷人所有的还少，而且，在飞行中它们还有随时被击中的危险。可它们还是能优美地飞，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把思绪从鸟的身上收回来，考虑着被作为新所长介绍时，怎样站起来，怎样向大家点头，怎样控制着点头的幅度。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意让黑丽和邓远现在就认出我的发型，让我也有的那缕薄薄的长发现在就飘下来。
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于奎站在门口。他，六十多岁，男。
“我不是偷听厂于奎的一根手指指着张道福，”我是站在门口听完名单的，但这不是偷听！是你逼我进来的，因为分房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０
于奎是个爱用虚词的男人，在他的指责下，张道福像一个三流的反面演员那样慢慢靠到椅背上，用夸张得近乎温柔的语调轻声说：“这次分房不包括离退的，请你出去。”
“姓张的，你少跟我打官腔！你明知道我那套房子带笼头下来的，装什么蒜！”
“你姓什么？”张道福突然提高声音问。
“姓于！”于奎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他恨自己让张道福给耍了一下。
“姓于的，请你出去。只要我还是一天所长，你就别想分到房子，出去！”张道福又像话剧演员那样厉声说道。后来我听说张道福在六十年代是专演工人的好话剧演员。
“我是得出去，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得给你扒扒画皮！”没听说于奎也是演员出身，但他演得也不错。
我同情地看着我的前任，他的目光却不与任何人做交流，他好像在望着另一个世界。女人们开始低声议沦，男人们用各式各样的鼻息表示蔑视，对姓于的或者姓张的。好像这事落到他们身上就会表现出另外的样子。
“我们的这位张所长不过是副处级，却把自己当成了处级以上的干部，居然让所里给他报销他家里的电话费。难道你打出的每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们革命群众的吗？都是打给局领导的吗？都是打给文化部的吗？”
寂静。
“不是！当然不是！那凭什么报销！”于奎大声喝问！
笑声，稀稀落落。
“还有！张所长去南京开会，居然用公款给自己买了一个推拉式的旅行包！不过几百块而已，你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所里养活你啊？”
笑声和比笑少些的唏嘘声。
“上个月六号，所里让老雷回来研究年鉴的事，来回的打车费是二十元，可我们的张所长却在财会那儿报销了二十四元！空白的出租车票是可以随便填的，但你能对这四块钱做出合理的解释吗？”
“我，我，我……老雷当时没烟了，我给他买烟花了四块钱，难道这还算我的不成？”张道福终于急了，于是也失去了六十年代演员的风度。
“当然不应该算你的。但是我敢肯定，在你把那盒烟递给老雷时，也没有说这是所里给老雷买的烟。他领的是你张所长的人情，这叫什么？”
“我操。”张道福气得说不出别的。
“大家都听见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文化水平！”
张道福突然站了起来，一身软肉仿佛听到了战斗的号角，立刻集中成了肌肉。张道福灵巧迅速有力地冲向于奎。他一手推着于奎，一手拉门，一眨眼一使劲，于奎就像从没进来过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所长脸色同样铁青着走回座位。途中他的一只手配合着一个大幅度的甩头动作，把刚才撕扯中落下的一绺头发撩了上去。那是一缕和秃顶男人不同的头发。大家都很安静，肯定以为于奎摔在地上死了。张道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不安渐渐地爬上了他的脸。如果再有一分钟还没有声音传过来，他会站起来，走出门去看看究竟。
“啊一一”
前不久《收获》发表了一个长篇小说叫《怀念狼》。那有名的贾平凹在小说里至少描写过几十次狼叫，各种情绪下的狼叫，我读了之后，一直都没在想象中把他的描写变成真正狼的叫声，尽管我喜欢一切描写声音的文字。可能是狼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但是，于奎的这声大叫清除了我头脑中的障碍，把各种狼叫，从我身体的四面八方引出来，弄得我眼前一片漆黑。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于奎活着，而且与狼无关。
“姓张的，你敢打我！你敢在全所职工面前打我！我告诉你，我不会让局里管这事的，因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因为你有好关系！但是，我告诉你……”
声音中断了，我看见那挥赶不去的无奈又回到张道福的脸上。
“我告诉你，我的三个儿子会让你的下半生在出冷汗中度过！我说到做到！姓张的，你的噩梦现在开始了！”
这就是我即将要领导的研究所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当张道福终于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我只是站起来，做了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点头动作，但是黑丽还是惊讶地捂上了嘴。
她现在已经能从人群中认出所有跟我发型一样的男人，不管他们是轻轻地点头，还是大幅度地弯腰系鞋带，还是既不点头也不弯腰系鞋带，只是正常地走在风中……
黑丽认出了我的发型。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再说一遍，我也是用一缕长发遮住秃顶的男人，像你在大街上看见的一样，像你在商店里看见的一样。
即使你不喜欢这样的发型，我还是无辜的。我不是为了故意气你才这么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没多想我就把那缕长头发留了起来。在听黑丽说之前，我从不了解，这样的发型会吓着某些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什么样的发型会讨年轻女人喜欢？现在我很想知道了。
我爱你家。
一个人的归宿是在他自己的村庄。
他自己的炉火，他妻子的烹调。
落日时，端坐在自家门前。
看看他的孙子，他邻居的孙子。
在尘土中一起游戏。
一一艾略特。
家，是各式各样的。假如我一不留神说，我爱你家，请原谅，请别当真。我知道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
我家的房门挨着厨房。每次我用钥匙打开房门，都忍不住往厨房看一眼，如果我老婆在那儿，我每一次迎上的目光都是质询的，仿佛在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即使我在县里偶尔才回家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人有很多到死也搞不明白的事情，几年来我一直没搞明白的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往厨房里看，看完后悔，后悔以后还是往里看。
听说，女人做出过分的事，都是男人害的，是迫不得已。一这么听说之后，我对她不友好的目光就变得无所谓了。自从我拒绝和她一起为了不育去看医生，她就再没对我发出过微笑。慢慢地我都习惯了。可是，今天我没迎到她的冷漠的目光，突然想：“要是有一天，她忽然不这么看我，反而给我一个微笑，我该怎么办？”
我从不觉得自己缺少过微笑，尽管没什么人经常对我发出微笑。如果我不在意，微笑和蔑视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不同。
我祈求老天，别总是在我这儿打破习惯，让我老婆这样对我挺好的，我不抱怨，因为没用。
我老婆在卫生间里，我当然也不会像少了一道菜那样为了少了这样一道目光而失落。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把那盘我听了无数次的《安魂曲》放进我很廉价的音响里。音乐响起来之后，我去卫生间洗手。
“你在干吗？”我问她，因为她撅着大屁股久久地摆弄着浴盆的水龙头。有我老婆这么大屁股的中国女人不多，有这么大屁股却不性感的女人更少。有很多次，我站在她后面，尤其是她撅着屁股的时候，我都很冲动。但她一转身，我就完蛋了。她长得不难看，但她的脸有一种类似干粉灭火器里面的成分，能立刻把我对她的欲望或者说是对她大屁股的欲望杀死。这也是很神奇的事，属于我到死也弄不明白的那种。
“你说我在干吗，你没听说吗，水要涨价了。每户四吨水，以外的都是议价，贵得要死，你没听说吗？”
我看见水龙头在往浴盆里滴水。
“你别看这么慢，滴到睡觉前就能洗个澡了，我买了一个‘热得快’，可以直接在浴盆里加温。”她指着滴水的龙头说。
我告诉她我不明白好处在哪儿。
“这么滴水水表不走字儿。”她说。
“水涨价是让人省水不是让人省钱。”我说。
“干吗非得我省水，浪费水的人到处都是，工地常流水的，大马路上洗汽车的，谁管了？”我老婆说得理直气壮，她是老师，理直气壮是她的职业玻
她说的也是道理，于是我说另外的道理：“要是有一天没水了，什么都晚了。”
“天塌大家死！”我老婆说。
我只好关上我的屋门，回到莫扎特的《安魂曲》中。我得说明一下，我不是发烧友，也不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就喜欢这盘碟。听它的时候，我可以看报纸，可以看鱼，可以什么都不干坐在音乐里，这时我能看见所有的神都睁开了眼睛，看各路死亡浩荡地经过。我听不懂歌者唱出的歌词，却愿意想象它们是人在死亡面前的各种样子。我喜欢人们安详地接近死亡，就像小溪拐了个弯儿流进丫山洞。我不希望自己像另一些人一样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有时，我能看见那些绝望的手伸出了音乐……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类似的想象让我丢了许多头发，所以我留着让黑丽不喜欢的发型。这么乱想只能耗费我越来越少的头发，却不能让我成为作家，就像我知道，最终死去的都是人，永远不死的是死亡本身。
滴答，滴答，滴答……
如果有一天，死亡说不跟我们玩儿了，于是，人能总活着，活一千年一万年，那么世界就会真正乱套。坏人不能再说，给我钱，不然我就杀了你；好人也不能再说，别再做坏事，不然雷会劈死你。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的二十五条热带鱼谁也不碰谁地游着，坐在它们面前瞎想，是我的快乐。有两条调皮的家伙停在我面前，一律用右面的眼睛看我，好像在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不跟老婆睡觉。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先去查查防水的鱼字典，知道一下什么是性阴冷。”我低声对它们说。
它们对我摇摇尾巴，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好像在说，算了吧，这年头都是各说各的理儿，我们也不用往心里去了。然后它们又一前一后地游开了。
滴答，滴答，滴答……
是水龙头的滴水声，我再也不能装作听不见的样子，她肯定让家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滴了起来。我不能再享受我的乱想，这一点点生活之外的生活。
滴答，滴答，滴答……
这声音直接迈进了我的脑子。我的房间和我的脑子一起，让滴答声震得轰鸣起来。我再也听不见音乐，只觉得身体里面升起一股我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
门被狠狠地推开了，就像我要冲出去那样，我老婆先冲进来了，她站在门口，大声问我：“你为什么老听这死人的音乐？！”
我和她一样愤怒，但没说什么。她说得对，这是关于死人的音乐。
“你就不能换点别的听听，弄得屋子一股死气！”她说。
我走出房间，经过她，然后把家里所有滴水的龙头都关上，最后回到我坐的地方。
“你干吗把水龙头关上？你有这份闲心还不如出去多挣点钱厂她十分蔑视地说。
我身体里面的那股疯狂的力量还在，我拼命控制它。
“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么不回家，回家不是看报就是看鱼，要不就听死人的音乐。你以为这房子里就你一个人吗？”
我老婆的这些话就像是奇异的花粉，扑进我的嗓子里，好像给我的愤怒盖了一个盖子，憋住了我身体里面的那股力量，让我变成一个快要爆炸的球体。只剩下呼吸困难了。
“你为什么总听这盘该死的碟，就是为了让我不高兴吗？”
“你不听邓丽君的我能理解，可是人家最近都听蔡琴的，人家说蔡琴跟当年的罗大佑一样，文化人听了也不掉价儿。”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闭上眼睛感到自己身体里面的那股力量在发作。用力，用力，我在眼皮后面看见自己的手掐在老婆的脖子上。
她还在说啊，说碍…
我在用力，用力……
汗水先从手心渗了出来，接着浑身的紧张就慢慢松弛了。我睁开眼睛，掐在老婆脖子上的双手消失了，我身体里面的那股力量也消失了。老婆还在说着，我已经变得跟鱼一样从容。
让她说吧。我想。她愿意说多久就说多久吧。我又想。
她一旦发现我无所谓了，就会更加被伤害。她会在睡觉前一直说下去，有时还会落泪。但她在说的同时也会做晚饭。我为她感到难过，却帮不了她。
晚饭好了的时候。张道福来电话，让我无论如何跟他一起吃晚饭。他说他的处境糟透了。按理说我不能拒绝，可我也不忍心在这种情形下对老婆说不吃晚饭了。跟她一起吃饭是件难受的事，可我无法开口，于是我跟张道福说，我可以在晚饭后跟他出去喝酒。
我走进厨房，四下看看，然后问：“晚饭好了吗？”
“你不吃一顿我省一顿。我一个人吃饭更不错。”她说。
“谁说我不吃晚饭？”我问她。
“那你就吃，吃饭的时候噎死。”她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她常常这样，我甚至担心她教的那些学生。
我知道她其实不希望我吃饭时噎死，可我听见了她说的话，胃口也没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去找张道福之前，给自己找碗面条。我还知道，在我关门的那一刻，她会流泪，可她就是这么硬着。
喝不喝先倒上洗不洗先泡上。
我第一次跟张道福出去吃饭，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天上滚着闷雷，但没有下雨。他让我等他，可是下班时，他却不见了。我在所里到处找他的时候，发现只有财会室的灯还亮着。我拢了拢头发，敲门。
“请进。”是黑丽嘹亮的声音。
“是您啊，胡老师，这么晚了还没走？”我推开门，黑丽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我好像一头撞进了热情的雾里，心里觉得她不该这么快就对我这么热情，我毕竟还留着和前几天一样的发型，一个不甘心秃顶的男人。
“要下雨了。”我说。
“我早就不听天气预报了。”她一边说一边整理办公桌上的各种账簿。
“你看见张所长了吗？”我问她，心里却不希望她回答。
“肯定走不远，他就快没电了。”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挺愿意给领导下结论的啊？”可我不太喜欢给别人下结论。
“像我这样的人研究所有很多。”她说话的时候还在低头忙着，刚才的热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看她这样子，我对她的印象突然又好起来了。她既不聪明山不笨，比俗气多一点的幼稚让她还可爱。
“你好像不太喜欢研究所的人。”我考虑了一下才这么说的。
“不喜欢也得在这儿干。”她说，“研究所的人都有文凭，但没文化。 比如说，进来的人从不敲门，有时候就我一个人挺安静的，总是给吓一跳。”黑丽说这话时的表情让我心动了一下。
这也许就是年轻姑娘的特质，她们能在施展魅力的时候，让男人想到信任，尽管什么都是不可靠的。
“以后，我让他们都敲门。”我说完，黑丽开心地笑了，露出白白的牙齿。
“是不是当官的感觉特别好？”黑丽问我。
我笑了，笑得有些忘形，她也笑了起来。我的感觉突然那么好，肯定有好多年了，我没在任何女性面前这样放松过。即使我现在嘴上说着蠢话，心里也不觉得羞愧，而且还快乐着。这是什么呢？
“可惜我这辈子是当不上官儿了。”黑丽说。
“别这么说。”我还想往下说的时候，她的一支钢笔从桌子上滚到了地上，落到了我的脚边……
出于下意识，我们两个人同时弯腰去捡这支钢笔。我太急于献殷勤了，所以弯下的速度也快于黑丽，于是，我的那缕遮盖秃顶的长发在黑丽的眼皮底下滑落了。
我捡到了笔，接着极其缓慢地直起腰。先用手不慌不忙地把那缕长发撩亡去，然后把手中的钢笔放到她的办公桌上，然后真诚地看着她的眼睛，然后对她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让她不舒服。
我想，机器人也不过如此吧。
“别这么说。”她好像被感动了，又好像没明白我为什么道歉。
“我听见你对邓远说过，你不喜欢留我这样发型的男人。你说，街上的那个男人把你吓坏了。”
黑丽的脸红了，她像小姑娘一样慌乱地说：“你在说什么啊？！”而且她把刚进门时称呼我的“您”换成了“你”。
“我能理解你的感觉。”我为变化高兴。
“第一次看着有点怪，第二次就见怪不怪了。”她说话时流露出的那种诚恳，一下子把我们拉近了。
门再次突然地被推开了。张道福站在门前。
“老胡，我在到处找你。”他说完看了黑丽一眼，然后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刚想提议带黑丽一起去，就听张道福对她说：“今天你就别去了，我们还得谈事。”这是父亲对女儿的口吻，我听傻了。
黑丽顺从地点点头，我更傻了。张道福的话好像是武林高手飞出的一脚，把我踹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紧接着滚过三个闷雷，仿佛在为我送行。
带着对黑丽的同情，我和张道福走进了一个叫“云天外”的酒店。点菜前又响过几个闷雷，张道福说，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下雨居然成厂悬念。天气预报总说下，可老天爷就是不下。他这么说让我对他的印象好了许多，我喜欢那些把毫不相干的事情往一块儿瞎扯的人。
“我们少点菜，主要是让你尝尝这儿的饭后甜食。”他一边看菜谱一边说。
“少来甜的，我胃不好。”我的胃真不好，可他笑了。
“我吃甜的不舒服。”我的补充说明让他大笑起来，这时我也就明白了他所谓的饭后甜食是什么。
“你不是玩幽默吧？”他对我说。
“距离产生误会。”我说，“我当副县长的那个地方对这道菜有另外的叫法儿。”
“喝不喝先倒上，洗不洗先泡上。”张道福说，“本质是一样的。”他说完又大笑起来，好像他已经习惯因为自己而大笑。
我发现他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爱笑的一个。他要去的那个新单位的旧领导，去加拿大定居，我猜测这是他心情好的原因。可他说他早就发现自己比从前爱笑，尽管现在并不比从前更开心，也没有从前那么多开心的事，但总是想笑。管他呢，笑比哭好。
我记得，笑比哭好是过去一部老电影的名字。
“人家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张道福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对等在一旁的女服务员说了四个数字，二、三、六、七，服务员点点头离开了。然后他又接着说，“我现在总是笑，你说，是不是上帝就该思考了。”
他说完我们都笑了。
“上帝肯定开始琢磨了，哎，这人都怎么了，怎么笑起来没完了，他们变聪明了吗？”张道福说，“上帝拿人没办法了，人都成精了。”
张道福点的数字菜一起端了上来，原来是大虾海参什么的，我们就不再谈上帝，大吃了起来。这是我不当副县长之后第一次吃类似的贵菜。
“味道不错吧。”张道福看着我说，“这就是我对权力的全部理解。”
我减慢了吃的速度，他的话题太认真了，如果我听他说这些话还继续大吃，就显得不礼貌了。
“我年轻时做梦都想有权，我那时候对权力的理解是你轻柔地发出一个指令，所有人立刻行动，而且诚惶诚恐，唯恐出点差错。”他说着把一块又肥又大的海参小心地夹进嘴里，“现在的情况是，我轻柔凶狠或者诚惶诚恐地发出指令，而且还对他们说是上面的指令，也没人睬我，他们傲慢得让我吃惊。我不止一千次一万次想过，他们这些白丁凭什么这么傲慢？就凭他们不是所长？”
“在我当副县长的那地方不一样。”我想安慰张道福。他的眼睛果然一亮，急急忙忙地问我：“怎么不一样？”
我讲了一件我经历过的事，不是很情愿，但我吃了人家的海参和大虾。
那是我刚到县里，县委的几个人和我一起吃晚饭，其中的一道菜是烤好的一只整鸡。服务员用盘子托了上来。一个办公室主任在大家开始吃之前，把鸡头和鸡屁股拧下扔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也觉得挺浪费的，就说其实鸡头是可以吃的。但是，鸡头已经被扔掉了。谁也没说什么，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我并不爱吃鸡头。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一个老农民拎着大土篮子来找我。
“听说胡副县长爱吃鸡头，人家让我送过来的。”老农民对我说。
他把土篮子亡的布掀起来，是一百多只血淋淋的鸡头。
张道福呆呆地看着我，仿佛变成一张戳在我对面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就能把人讲呆，我知道的另外的事比这些震撼多了，我还要往下讲吗？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张道福突然爆发出一阵比雷声清脆得多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也是说县长的。谁说县长都是流氓？县长都是相声表演艺术家。你听过这个笑话吗……”张道福问我。
我对县长的笑话当然感兴趣，但预感告诉我，他要讲的这个，我肯定听说过。
“讲吧，估计我没听说过。”我这么说话，还是那海参和大虾起的作用。吃人家的嘴短，我什么时候都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
“有一个县长，去找小姐，又喝多了。回家时打不开门，就按铃。他老婆出来给他开门，他进去，回手就把门带上，把老婆锁到了外面。他躺到床上，听见有人使劲敲门，就对门口大喊，敲什么敲，钱不是给你了嘛，还追到家里来了！”
这个夜晚并没有在一堆笑话中结束，也跟县长没多大关系。雨还是迟迟没下，雷声慢慢也消失了，它们一定觉得这雨过分矜持，所以就不为它们打雷了。
我们没有等来雨。但是等来了饭后甜食一一大燕二燕，她们一进来就用各种甜蜜的骂人话爱抚张道福：“哎呀，你好狠心啊，上次对你多好啊，居然这么久不来，真是让人想死不偿命埃”话是她们两个人一起说出来的，仿佛是共同的心声。
“慢点慢点，今天有贵客。”张道福摆手让两位小姐坐下，然后指着我说，“这是新所长胡先生。”
“胡先生，以后多关照了，张所长知道我们的服务，都是国际水准的。”大燕说。
“价格是国内的。”二燕补充着。
她们就这样分别坐到了我们的大腿上，还没等我表示反对，坐在我腿上的大燕说：“老二，你看胡所长的发型多聪明。”说着，她轻轻抚摸了我的头顶，我激灵了一下。正在跟张道福接吻的二燕百忙中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恨不得立刻掐死我腿上的大燕，但她根本不给我时间，接着又说：“人和人就是不一样。那帮大傻帽儿，几千几千地花钱，不是吃生发灵就是抹生发膏，还有的去种头发。这帮傻×还以为头发是庄稼呢，一种就长。你看胡所长多聪明，用自己的头发这么一遮，秃顶不秃了，而且用的是自己的头发，羊毛出在羊身上，既自然又省钱。”
“就是，省下的钱找小姐多划算，摸得着还看得见。”
一声清脆的雷声响过来，吓得大燕二燕叫了起来。终于下雨了，我心里一阵清爽。我婉转地把大燕从我的腿上挪下去，尽管她发表的关于我发型的观点很新颖，也没让我真的动气，我还是决定离开，心情突然就变化了。
大燕拉着我不让走。大燕说还没开始怎么能走呢。
“我老婆很厉害，跟张所长没法比，我在家里做不了主。”我还是要走。
大燕又说：“胡所长，您这可是太扫兴了。”
二燕说：“就是，胡所长你得消费啊，不然怎么拉动内需呢？！”
一打听。原来是个精神玻
偶然是命运中最起作用的一个因素，那些经常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改变你的生活，不是吗？你天天上班只意味着退休，你天天吃饭只意味着延续生活，你天天跟老婆睡在一张床上，只意味着你们彼此越来越没兴趣，这些都是常数，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它不起作用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早上因为解大手不顺利，晚出门五分钟，碰上了一个女人，你们互相看了一眼，于是，她问你，有一个叫王老五的人是不是住在这个楼上，一年后她没找到什么王老五，却成了你的第二个太太……你能说这样的故事都是瞎编的吗？有多少人亲眼看见自己的朋友成了这种故事的主角。
我信这样的故事，所以害怕偶然。
又是一连几天闷热。早上的天气预报说傍晚有雨，晚上的天气预报对傍晚没下的雨不做任何解释，直接说第二天有雨。这几天我上班都带着雨伞，于是，下不下雨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银灰色的天空看上去雾沉沉的，好像正谋划着把人类闷死。好几天都没照耀一下的太阳仿佛正在逃避这场阴谋，希望事发后自己能拿出不在现场的证明。
我走进研究所的大门，看见张道福刚刚走进他办公室的门，就加快了脚步，我想和他单独谈谈。这时从我身后传出一个女声：“你好像是研究所里不多见的聪明人。”女声说。
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回身看见一个女人坦然地站在大厅的角落里，脸上的笑容既像微笑又像嘲笑。
“为什么？”其实我想问她是谁，却顺着她的话题走了下去。这可能是我犯的一个错误。
她梳着过肩长的马尾辫，脸上的皱纹很清晰，平常的五官，但这一切都让这个表面很衰老的女人看上去有年轻人的气质。我估计她有四十多岁，如果说邓远属于枯瘦，那么加给她的形容词就该是精瘦。任何看见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
“因为你现在还带桑”她说，“天天说有雨，天天不下，连天气预报都不那么肯定了，它已经改口说傍晚可能有雨。”
“是么？我没注意。你找人吗？”我发现她身边立着一张折叠床，还有一捆没打开的被褥，还有暖瓶、电炉、一口不锈钢的高压锅和一个红色的脸盆。我已经明白了这个女人的目的，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不良预感。
她又那样笑笑，可能是嘲笑可能是微笑。
“看情况了。”她看着我的眼睛说，眼神里既没有暗示也没有挑逗，却让我不安。她的年纪应该比我老婆小一些，皱纹却比我老婆多很多。但如果不从皱纹去判断，我老婆看上去就像她的姥姥。
“今天大家都不来，找人不方便的。”我说。我不反感这个女人，所以说话就友好。
“那些今天不来的人我都不找，天天来的人我也不全找，我只找其中那部分有权的。”她说着打量我一眼，然后接着说，“你看上去不像是没权的，但也不像是有实权的。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新来的。”
“你除了聪明还挺狡猾。不过没关系，我只要看你进哪个门，就能知道你是千吗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有点发坏。
在她的目送下，我拎着雨伞走进了厕所。
她叫刘托云。名字是她父亲给她起的，有把她托付给云的含义，父亲希望女儿活得飘然，哪怕因此多些坎坷少些实惠也不是坏事。
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事，不过，先说出来也没什么妨碍。
她的父亲是我们省最有名的话剧演员之一，他演了三十几部话剧，其中十几个角色是正面的领导形象，而且通常是省级的大领导，这样，他就认识了许多真的省级大领导。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他每次都真去找那些大领导，所以没有一届剧院的领导喜欢他。即使他不去告状，也怕他去告状。
有一天他和剧院的领导闹翻了，大吼一声，我操你家户口本！从那以后再也不演戏了。人们模仿他的声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最后的台问，用它去骂那些让他们生气愤怒的人。
那一年他六十二岁，大家叫他话剧表演艺术家或者疯子。两年后他去世了。刘托云说她的父亲的确疯了，已经分不清台上台下了。
刘托云是研究所的在册职工，至于好几年没上班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她住到所里来的目的是要房子，她说，四年前所里已经同意给她的房子，她现在想要。
我向张道福的前任打听过这件事，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所长确认有这事。他说，分房方案通过以后，就看不见刘托云的影儿了。打电话去她家都找不到她，后来房子就给别人了。
那以后，她还来过几次所里，我们跟她提房子的事，她也不说什么，就冷笑。
“她跟她爸一样，疯了。”退休的老所长最后说。
张道福显然比我更先知道了刘托云的“进驻”，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痛苦地对我说：“我真的很抱歉，帮不了你什么忙，我可能还得提前几天去上任。”
“没问题，抱什么歉！”
“我看你是想得太乐观了。分房能把研究所变成炼狱。”
“没那么严重吧？”
“没那么严重？！你了解门口那位吗？”
“你了解？”
“你还是自己慢慢了解吧。”张道福不肯多说，其实我也不想通过他多知道什么。我希望自己去了解刘托云。
我劝刘托云采取正常手段要房子。她说，在研究所，正常手段就是没手段。听她这么说，我就笑了。她问我笑什么，我坦率地告诉她，我想起了她爸爸的那句著名台词。
“操你家户口本？”刘托云问我，我想，她真的疯了。
我没说话，但是，刘托云说：“现在人们都不这么说了。”
“他们怎么说？”
“狗日的，杀了他。”她说得轻松还有点愉快。
樱桃树吃不到樱桃。
那是我第一次主持所里的大会，主题是分房。分房是当官儿的既爱又恨的事，这是过去县上的一个人跟我说的。 别人说他是在分房中洗过桑拿的人，意思就是享受了，也出过汗。
他说，爱的是，你能捞到点什么，管它是什么。跟谁睡一觉，柜子里多出几条好烟，都是可能的。恨的是，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碰上一两个疯子，哪怕你就拿了他一条烟，他也能让你一看见他就跟洗桑拿似的，烦死，越烦越出汗，越出汗越烦。
于是，我决定在夏天来之前把房分下去。
可是，我没什么新主意，说实话，也不想有什么新主意，就把张道福在时讨论过的分房名单在全所大会上公布了。
我念过名单之后的几分钟里，会议室一片安静，没人出声儿，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分房名单满意得不得了。我看看坐在门口的于奎和离他不远的刘托云，他们都在微笑地看着我。
分房名单上没有他们。
我一时晕了，心想，要是这样，我很快就可以把手里的七间大小不等的房分下去，轻松地迈进夏天，就像我们迈进二十一世纪那么轻松，多好啊！不过，我毕竟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呆了多年，已经不会因为任何事高兴得跳起来。
“分房小组的人留下来。”开完会我说。
分房小组成员有男人一、二、三，还有我开头介绍过的吴女士和鲁先生。无论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毛病，共同的优点是不要房。
和分房小组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于奎和刘托云。
于奎是必须先说话的那种人，所以，还没等我说话，他就站起来对大家点点头，拉开了大说一番的架势。我本想制止他，转念一想，听他说说也许没坏处。这时我看见，刘托云悄悄地离开了，她狭窄的背影所透出的果断，把我的思绪拖住了几秒钟。
于奎清了清嗓子，显然他是在等我。我看看他，他就开始了。
“分房名单上没有我，这也在我意料之中。我想，新领导还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我先介绍介绍。”大家都没说话，拿不准他要介绍谁的情况，他的，还是所有的？
“我呢，现在住着两间房，按我的级别还欠缺几米。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这几米房我是不会要的。我的特殊情况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
“老于，你这是不是有点不妥了？”男人一打断了于奎的介绍，“我们是要讨论所里整个分房方案，不是光讨论你一个人的。”
“有什么不妥，全部方案还不是由每一个具体的方案组成的！”于奎说得很有逻辑，然后又看看我。我看看男人一，对他点点头。
于奎又开始说了。
“我这特殊情况就是家里有两位老人，两个老太太，我老伴的妈和我自己的妈，一个七十七，一个八十二。她们两个的关系就跟当年美国跟越南似的，所谓的和平就是互相瞪眼睛怄气，不然就是没完没了地打。”
“真动手打？”吴女士认真地问了一句。
“不真动手也够呛，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于奎做解释的时候很不高兴地白了吴女士一眼，看上去，他怀疑吴女士是那种看热闹不怕热闹大的小人。
“我还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老太太。”吴女士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哎，对，”于奎接着说，“所有的事都能成为她们打架的理由。我妈说晚上早点关灯睡觉。她妈说，你想让我摸黑走路摔死？她妈说，今天想吃饺子。我妈说，昨天都说好了，今天吃米饭，明天吃饺子就等不了？她妈说，啊，你这是咒我明天就死。我妈说，你要是明天死，那我们今天就吃饺子吧……”
“她们真的是一点人的感情都没有了，还是你为了要房在这儿夸张？”
“我夸张？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我夸什么张啊？！她们这是站在坟墓前吵架，别说人的感情，就是阶级感情也没有了。
“她们过去都是穷人，属于一个阶级的，她们什么感情都没有了。除了打架……”
“给她们买个电视看看。”鲁先生插话。
“买电视干啥，家里有电视。她们不看电视还好点儿，一开电视就更恐怖了。要是我妈开电视看电视剧，她妈就说换台，换台看NBA或者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我什么招儿都试过了，不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一个电视剧，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能让她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哪怕是看五分钟。我是再也受不了了。”
“有个办法准行，”男人二插话，“让你老婆跟她妈睡一个屋，你跟你妈睡一个屋，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
“不行，”于奎说，“你以为我没试过吗，结果是她们两个不吵架了，我老婆跟我吵个没完。我老婆的话比老太太的更厉害，害得我直犯心脏玻说我没能耐，没用，失去做丈夫的意义了，我真是难死了。”于奎说到这里动容了，两滴老泪流了下来。
“老于，你这不是给我们分房委员会施加不正常的压力嘛，你别这样埃”男人三说。
“我没办法了。”于奎对任何讽刺都敏感不起来了，他说，“这样吧，所里给我解决一个小间，或者插间也行，我把一个老太太挪出去。一旦两个老人中的一个没了，我就把房退给所里，你们看我老于不是胡搅的人吧？”
大家都不说话。于奎急了：“你们真不相信我？是不是看我跟张道福吵架，就以为我是那样的人？这人也有许多方面对不对，跟张道福那样的人你根本没别的办法可想。你们看，我为什么不跟新所长那样啊？”
大家还是不说话，于奎更急了，转身对男人三说起来，好像他是新任的所长：“替我设身处地地想想吧，两个老太太，她们都快把我逼疯了。”
“行了，老于，大家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你吗，你恨不得再有三个老岳母。”
“你怎么知道我恨不得再有三个岳母呢？”
“从你脸上看出来了。”男人三说。
“我心里都没这么想，你咋看出来的呢？”于奎差不多喊起来了。
“那你心里咋想的？”吴女士认真地问。
“我要是有三个老岳母，就不用要房了，我就给她们腾房了。”于奎的脖筋都鼓起来了。
“那你上哪儿住啊？”吴女士再次认真地问。
“我早就被她们气死了。”于奎说。
于奎的演说淋漓透彻，谁还能把话说到这份上，别人即使插上嘴，说出来的也是废话。他走了之后，分房小组的人好一番慨叹，我突然就没有再说什么的兴致。他们觉得于奎不容易，我也有同感，可是谁都没深想，到底是什么不容易？
我像老师布置作业那样，让分房小组的人回去考虑考虑，过两天我们再议。我这么一说，他们也没情绪再谈下去，于是陆续离开了。我回到办公室还没到一分钟，吴女士进来了，没敲门，就像黑丽抱怨的那样。
“所长，我得跟你谈点事儿。”她说。我好像说过一次了，虽然四十多岁了，她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
“我希望不是分房的事儿。”我请她坐下。
“我才不要房子呢。”她说到房子时的表情在中国很少能见到，很不屑的，跟一提分房眼睛就大的国人绝对不同。可惜我没去过国外，只听说他们从不分房。
“有那么多房子纯粹是累赘。”她又说，我又吃惊。后来我才知道，她丈夫是市房产局的副局长。我是艺术研究所的所长，按照这逻辑，我老婆很快就会拿艺术不当回事儿的。一这么想，我差一点笑出来。
她递给我一张折叠过的小纸条。我不解地看着她，她说：“你先读读。”
条子如下：“她出差了，你来吗？来吧，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我们都不再年轻了，尽管你看上去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为感情而在的好时光不多了。来吧，什么都别想。我已经换上了干净的床单，一切都在等着你，我还有我的一切。在所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会给你做我的拿手好菜一一松鼠鱼。来吧，来吧，来吧。”
“谁写的？”我拿着这纸条，小声问。不管是谁写的，我都有点被打动了。“为感情而在的好时光不多了”，估计写这句话的人跟我的年纪相仿佛，只有我们这年纪的男人才会这么珍惜这最后的时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大价钱。
“老鲁。”吴女士说。
“可是上面没有署名。”我又看看条子。
“还用署名吗？是他亲手交给我的。”吴女士有点急了。
“好，你别急，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他还会做鱼。”我说。
吴女士坐在我对面，盯着我看，好像应该由我来决定她去不去吃鱼。
“我不喜欢吃鱼，因为我养鱼。”我对她说。
“你想怎么处理？”她不听我的东拉西扯。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我把纸条交给你了，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你把纸条拿回去，或者你把纸条放我这儿。”
“这叫什么啊？”她对我的提议十分不满。
我一时没话可说。
“别人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以为我暗示过老鲁什么，不然他怎么会给我写这样的纸条？天地良心，我除了骂他损他，从没给过他任何暗示。”她激动地说，“别人会误解的。”
“我不会。”我说。
“别人会以为我跟他有过什么呢，你看他写得多模糊，什么‘十年前’、‘一模一样’之类的话。”她越说越不能自控。
“不会的。”我的声音更低了。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她说得有道理，看见条子的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他们十年前有过什么，现在是旧梦重温。
“十年前我还不认识他呢！”吴女士好像看见了我的心理活动，一边说，一边敲了敲我的办公桌。“这叫什么啊？”她重复了一句，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她的口头禅。
“要不你把条子还给他？”我建议说。
“怎么还？”她气愤地问我。
我笑笑。
“在大会上朗读之后还？”看得出来，她真的生气了。
“你看着办吧。”我说。
“所长，你这是怎么说话啊？”她说着站了起来，“我把条子交给你了，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这时，我也认真了。我是得给她一个说法，因为我是她的领导，可是我真的没什么说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于是，我老实地告诉她，如果她能帮我出个主意或者想出个办法，我会替她办的。
“我要是有主意就不找你了。”她一把从我手里抢过纸条，走了。临出门时说：“你怎么能这样当领导呢？！”
她走了以后，我给自己沏了杯茶，安慰自己：她是来找主意的，不是来找领导的，而领导未必都是有主意的人。
喝完了这杯茶，我又对吴女士泛滥起同情，我想，她是害怕那干净的床单还有松鼠鱼，因为她被它们所诱惑。
一场不幸的性事听说，好多男人在情人刚刚开始变化的时候就能发现，敏感一点的男人甚至能在情人想变还没变的阶段洞悉一切。我没有情人，和另外那些男人一样，如果不是老婆变化太厉害了，恐怕一辈子也发现不了。
那天晚上，所里没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没有和公事有关的饭局，我收拾一下办公桌，就准备回家了。回家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美好的含义，家，是我的鱼，是放在鱼缸旁边的报纸，还有那把坐上去就嘎嘎响的老藤椅，还有我老婆对我说话时的恶声恶气……
在当副县长那两年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回自己的住处。
渐渐地我明白了：回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含义是离开办公室，离开他们，无论是我的下属，还是我的领导，一个人呆着。
所里的司机好心地问我，要不要他带我出去放松放松。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等等等等。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心里想，那得多傻的傻干部，才会和司机一起去放松！他接着要送我回家，我没有反对。坐在车里，我看着司机的后脑壳，心里想，就是我出去放松，也不会和你一起去。司机的后脑壳看上去比司机憨厚，什么都没说。于是，我又嘲笑自己，到底谁傻，我还是那些和司机一起放松的干部？
晚饭后，我老婆没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里看那些或者唠唠叨叨或者哭哭啼啼的电视剧，客厅不正常地黑着，卧室却过早地亮起来，而且卧室的门虚掩着。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感到了这变化，但没有多想。这之前，我恍惚记得，她好像买过新衣服，还换了新发型，但都没引起我更多的注意。老实说，最近我的心情不坏，一方面是我越来越喜欢上班，另一方面是，她说话不再那么恶狠狠的。
我坐到藤椅上，跟我的鱼打个招呼，它们前后左右有序地游着，就像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们，已经决定了不闻窗外之事，所不同的是，我的鱼躲不进象牙塔，但对我给它们提供的鱼缸也相当满意。
有时，在我看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也在看我，带着不同的表情，嘲笑的，关切的……今天它们个个看上去都是无所谓的。即使我现在一头倒地，它们也不会惊慌，好像从它们出生那会儿就知道，在我这儿它们能得宠，在别人那儿也能。
我把报纸放到腿上，以防我老婆突然进来，发现我在出神儿。如果她发现我出神儿，就会厉声问我，在想什么。我从没告诉过她我在想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她问我。有一次我回答说：“我想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她听了，摔门走了。临出门，她说了一句我没听清楚的话。后来又有一次，她想跟我谈谈，事先为了让我重视，也为了强调她的痛苦心境，她又对我说了一遍这句话。她说，如果你对我不那么冷漠，我是不会那么说话的。
当我们终于谈起来的时候，她还保留着一股恶毒的情绪，她竟然小声说，希望我出一起致残的车祸。
她接着又解释说，那样她就会一辈子伺候我，绝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无情地离开我。
据我所知，有和我老婆一样爱情观的女人非常多。
当然，听了她这样的坦白之后，我就不跟她谈了，心里堵得慌。现在看来，坦白从严是有道理的，恶行在坦白之后只是更加昭彰。
引起别人注意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咳嗽，咳得别有用心和连续不断地咳都行。我老婆在卧室传来的咳嗽属于后一种。它不仅引起了我的注意，也牵动了我的心。那咳声让我担心她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气管儿。我连忙冲到卧室，也许是我在报纸上读过太多的这类抢救事件，我甚至想马上拨120.她微笑地看着我，当我出现在卧室门口的时候，她脸色平常，刚才剧烈的咳嗽居然没在她脸上留下半点红色。她说是喝水呛了，可没人能像她这样安然地刹住由于喝水呛而引起的咳嗽。如果她不解释一下我都怀疑我刚才是幻听。我很难过，因为她的微笑让我浑身发冷，这笑容经常 被那些比较傻的姑娘挤在脸上，现在出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微笑的妇女脸上（至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微笑），我既不感到亲切也不感到温暖，也属人之常情吧。
“你干吗呢？”她问我。
我抖抖随手带着的报纸，没有回答。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半躺在床上织毛衣，而是坐在一把新藤椅里。我敢保证昨天我来卧室睡觉的时候还没这把椅子呢！藤椅旁边还有一盏乳白色灯伞的落地灯，在那柔和的灯光下最不能让我相信的是她居然在看二十元一本的《时尚》杂志。尽管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我不能说我亲眼看见的这一切不是真的。
“你想现在就睡觉吗？”她又问我。
我含混地摇摇头。
“今晚我想晚点睡，你要是觉得灯光打扰你，你就在你那屋的沙发上睡吧。”她说着又用手做作地推了一下头发。这时，我看见她脑袋上挂满了个头很大的卷发用的那东西，蓬蓬松松的，看上去像是一个顶着无数个弹簧的大沙发。
如果我稍微善良一点儿，我就会对她新添置的东西和她的新发型说上哪怕一句话。可我转身就走了，心里希望，不是每天晚上都上演这样的恐怖剧。
我老婆不觉得在我面前如此忸怩，是什么残酷的事。许多残酷的事情都没受阻挠就发生了，可能就是因为，看的人觉得残酷，做的人不觉得残酷。
我也不觉得自己对她的态度有什么残酷，我受不了她这个样子，尽管对她的老样子我也不满意。坦白地说，跟她的老样子我还能过下去。
我回到书房看了一会儿书，就坐在藤椅里睡着了。等我醒来回到卧室时，借着墙角的地灯，我看见她背对我躺着。我脱衣躺下，不想再看书，觉得马上就能人睡。这时，她的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身上。我转过身，她仰面躺着，闭着眼睛，还顶着那一脑袋大弹簧。我没说什么，继续看着她。她朝我侧过身来，看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我抱住她，心情复杂得不得了。我脱下她的睡衣，她也抱住了我。
我激动起来，我们毕竟好长时间没有过这事，但这激动不是别样的，不是所谓的久别胜新婚的激动。当然，我不会在这会儿多想的。我进去，发现她闭上了眼睛。我控制着自己，尽量不马上就出来。她突然发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先是被这突然吓了一跳，她做这事，从来都是没声的。接着就觉得这声音不对劲，好像什么把她弄疼了，又好像不是；好像奄奄一息了，又好像不是。
“我弄疼你了？”我必须得问她了。
她闭着眼睛，晃晃头，但声音没有停止。我试试不去听，就像我试试不去看她头上的“弹簧”一样。可惜我失败了。我和一切属于我的都撑不住了，我无言地从她身上滑下来，她也停止了那恐怖的声音，但是晚了点儿。
“你怎么了？”她有权这么问我，我们虽然少有性生活，但每次还是能够进行到底的。她说着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
我没说话，无话可说。
“你有别的女人了？”她又问我。
在她这么问我之前，我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她这么问我，我就一脚把她踢到床下去。现在，她像我预想的那样，公然地问了，我却没有了踢她的愿望。
“少说废话。”我说完朝看不见她的方向侧身，准备睡觉。
左眼写着“分”。右眼写着“房”。
在来研究所之前，我所做的接任的准备都是和文化艺术有关的。虽然庸俗文化泛滥，所谓的艺术也处在低迷状态，我还是想做点什么，不是为了政绩，真的不是。关于艺术，我一直有些想法，可能我想当一把内行的艺术领导人。
但是，自从我接任以后，还没摸到艺术的边儿，就扎进了分房。分房，分房，除了分房还是分房，分房已经以它独特的方式走进了每个人的心中，走进了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缕空气。有时，我看见人们的左眼写着“分”字，右眼写着“房”字。要房的人死死地盯着房子，感谢老天爷，房子是不能吞下去的，不然他们现在已经把它嚼烂而且消化了。那些不要房的人死死地盯着要房的人，看他们如何丟脸，同时又是那么理解他们，好像轮到他们，他们也会竭尽全力。
公布分房名单后，有一天傍晚，刘托云走进我的办公室，看见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顺手就把门上的暗锁锁上了。她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她笑笑，提醒她这很不正常，她对我笑笑，告诉我：“不会太久。”说完朝我走过来。我紧张了一下，看见她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又放松了，然后又为自己刚才表现的幼稚懊恼。
“喝茶吗？”她问得很亲切。
我以为她要喝茶，就起身给她倒茶。她摆摆手，示意我坐下。
“我不想喝茶，就是问问你喝不喝茶。”她解释说。
“埃”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也表示我喝茶。
“咖啡呢？”她又问。
“爱喝，就是喝完了睡不着觉。”
“是这样。”她意味深长地说。
“有什么问题吗？”我感兴趣地问。
“你将跟女人发生麻烦。”她拿出女巫一样的口气。
“是嘛！”我强调的口气，好像在说，太好了，我很愿意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国外最可靠的心理测试，茶代表你的婚姻生活，咖啡代表情人。你对咖啡的态度就是你对待情人的态度。一测一个准儿。”
“有意思。”我真的开始感兴趣。
“知道这方法是谁引进的？”她又问我。
我摇摇头。
“贾平凹，认识吗？”
“听说过，是不是专门写狼的那个作家？”
“也写过人。”
“写人的那些我都没看过。”
“不看也罢，他写人或者写猪什么的，都写得太黄。只有写狼他才能写得崇高一点，就像那个布老虎编辑部倡导的那样，崇高崇高，再崇高一点。”
听她这样议论文学，我笑了。同时也在心里承认，这是一个懂文学的女人。
“你用这个方法测试了多少人？”我问她。
“多了。”她说。
“结果呢？”
“千奇百怪。”她说，“有人说，爱喝咖啡，但是咖啡太贵买不起；这种人收入有限，明白吗？有人说，白天喝茶晚上喝咖啡；这种是怕老婆的，晚上喝咖啡，表示情人都是暗的。有人说，喝茶，偶尔喝咖啡；这种人的婚姻跟鸡肋差不多，离不值得，不离又觉得缺点什么，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婚姻。有人说，有啥喝啥，这种人一般是青春期的时候苦得狠了点儿，生活好转了还是矜持不起来，饥不择食渐渐地变成了天性。”
“那你呢？”我问。
“都喝，但不跟你们玩儿。”她超然地说，好像自己是仙女一个。
“自己玩儿有意思吗？”
“至少可以保持水平。”她说。
我怀疑那些说她有精神病的人都是别有用心，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我提醒你提防女人。”她指指我，好像我的命运正好写在我背后的墙上。
“那我就从你做起了。”我开玩笑说。
“应该，”她说，“虽然我像男人一样精瘦，但是，这年头骨感的女人又有市场了。”
“可还是没房分给你。”我说。
她停了停，想了想，然后说：“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你比那些嘴上说考虑考虑，心里已经决定不给的领导好一些。”
“张道福是什么样的领导？”我无心地问了一句，没想到刘托云慌乱了一下。在她接下来看我的眼神里，我相信她和张道福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但是她却对我说了另外一句话：“房子我肯定要。”她说完走了出去，在开暗锁时，她费了一点劲，弄出了很大的响动。当她又把我的门关好时，我想，要是我手里多有几套房，我愿意给这个女人一套，因为什么我还说不清楚。
一声无边无际的叹息。
每到星期三，研究所全体聚会的这天，只要抬头看看，就能发现空气在颤抖。研究所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心里都装着事。经常有人把我办公室的门推开一道小缝，发现里面已经坐着一个嘴角都是白沫的说者，只得小心地再把门关上。谁都想跟我单独谈谈，渐渐地我开始烦。
有人敲门，让我好奇地朝门口看了看。我想黑丽的看法是对的，研究所的人不喜欢敲门，当然也不是粗暴地一下子把门撞开。他们小心地抬着门（我猜测是轻抬着门，不然怎么会不发出声音），把门开一条小缝儿，稍稍探一点头进来，发现没有另一个人坐在我对面，就一闪身进来，迅速回身关上门。
现在，这个敲门的人，很可能不属于研究所，也许还跟艺术没关系。
“进来。”我声音嘹亮地邀请这个人。
进来的是我过去认识的老冷，老编辑，一个跟研究所毫无关系的人，但却是一直鼓励我写这篇小说的人。
“哎，你怎么这么闲？”我忙忙叨叨地请他落座，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询问，稍稍过分的热情，就像业余作者面对专业编辑常常 表现出来的那样，真不是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是喜欢和他们保持交往，得到他们的指点，尽管背后偶尔也觉得他们并不聪明。
“别忙了，我去文化厅办事，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你。”
文化厅离我们这里有一公里的路程，他说顺便，还是让我心里挺热的。
“你最近忙什么？”他喝上第一口茶之后问我。
“嗨，瞎忙。”
“你说要写的那个小说怎么样了？”他鼓励我写这个小说至少有一年半载了。
“不好意思，刚过来，就忙着分房。我倒是一直在想这事，就是没大块时间动笔。”
“你写官僚题材的，再加上分房，更好了，一点不矛盾埃”
“是埃”我敷衍着，虽然听他说很容易，心里明白，做起来会很难，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刘震云写的那个鸡毛，你瞧，在全国红成什么样啊？”他又喝茶，“你跟我说过的那个想法，不比他的鸡毛差。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哪能跟人家比，我这个能发表就不错了。”
“发表的事，你根本不用操心，有我呢。我担心的是，你不能升华上去。”说着，他吱喽吱喽连喝了几口茶，我怀疑他是口渴了才到我这儿来的。“你知道，能让小说升华上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写梦。前一段，我听一个作家说，哪个作家我给忘了，他说，梦对他的创作太重要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记梦。”
“是啊，做梦很奇怪的，有时候从梦里醒了，以为能记住刚做的梦，可起床后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最近做什么梦了？”
“我……”
“说说，我可以帮你把它跟小说串起来。”他喝茶。
他的真诚打动了我，我也想起了最近做的一个奇怪的梦。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说说这个梦，就把这个梦压在心底了。可我知道，我是忘不了这个梦的，就像现在常常 被提起的那个词，预感，我总觉得，这个梦想暗示我点什么。
“这个梦是我前一段时间做的。”我这么说好像在问，过期的梦他是不是也要听。
“说说。”
“我梦见我老婆抓我的这缕头发。”说着，我对他低一下头，让他看清楚我的发型。
他点点头，小声说了一句：“我知道，就是那种‘秃顶遮’。”
我差点儿笑出来。“秃顶遮”，这是一个杀了我我也想不出来的词儿。
“接着说。”他催我。
“我警告她，不许抓我的头发。她全然不听，还试图打我。我又警告她说，打我可以，不许抓我的头发，尤其是那缕头发。她还是不听，我开始打她。我还非常狂暴地踢她，她就是不放手。她越是不放手我越是狂暴狂暴狂暴……
“最后她被送医院去了，我记不清是谁把她送到医院去的。一个男医生告诉我，她的肾被踢坏了，不能排尿。那是一个空空的病房，非常大，只放了一张床。出去进来的只有一个男医生，我也没见过别的病人。我站在她的病床边，她依然仰面躺着。我有些居高临下有些傲慢地对闭着眼睛的老婆说：”‘如果你不抓我的头发，我是不会这样对你的。我从不首先这样做。可你抓我的头发，我警告过你也没用，我这才动手……’“可能是因为她一直都闭着眼睛，我才把这话反复说了几遍。我心里觉得说得太多了，但是停不下来，就是不停地对她重复这句话。
“过一会儿，那个出去了又进来的男医生走到我跟前，笑眯眯地看着，突然一拳打在我的脸上。我用手去摸脸，满手都是血。
“我从没见过自己出这么多的血，给吓醒了。”
听了我的梦，编辑老冷什么也没说，他那样地看着我，好像我真的那样打了我的老婆。他走了以后，我有种说漏嘴那样的悔恨，但一想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能把这个梦捡回来，塞进我的心里，多少也就坦然些。我想起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她总是高高兴兴的。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十岁了，又有一天，她妈妈告诉我另一个故事。
英语老师讲解“秘密”这个词儿。她说，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小姑娘举手说，老师，我没有。
我得控制自己在这里不用感叹句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真的很羡慕这个小姑娘。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管我多大，十个月，十岁，还是一百岁，我都不会成为小姑娘这样的人。我也没有什么秘密装在心里，但我永远也不能举手声明，我没有秘密。熟人或者陌生人，谁看我都会觉得我一肚子秘密，即使事实完全相反。世界上有很多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你不爱主动说话，别人就会认为你有秘密。
由此，我想到了命运。
我永远也成不了小姑娘那样的人，命运。
即使我发表很多作品，也只能是一个偶尔在杂志上露面的小作者，命运。
那个冲进办公室开枪打死同事，然后开枪自杀的美国疯子，命运？
士兵踩上地雷，命运？
男人找小姐，命运？
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太不唯物了，太不像话了。我是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命运，想到这儿，我开始瞧不起自己，我要么太傻，要么太软弱。我必须马上切断这样的思路，命令自己立即离开办公室。
临锁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平静下来。我知道，我对命运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每次遇到麻烦，我这么想，都能让我安静。
下班半小时后还亮灯的办公室是多年机关生活中最吸引我的一件事，那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刻。门虚掩着的时候，我撞见过一个很丑的女会计独自对着镜子发出差不多是我见过的最妩媚的笑容，以至于让我在瞬间里忘了她的长相。
一个行业报纸的副主编在女编辑伸手从高处取东西的时候，把手放到了她的屁股上，这是他亲口向我描述的。同样是发生在下班以后。他说，他等待着她抽自己一个耳光，没有继续行动。可是没有耳光扇过来。他说，原来你是同意的，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时，女编辑把耳光抽到了他的脸上。此后，他总是对女人下这样的结论：全是他妈的疯子。
还有那些有实权的领导，也爱在这段时间里暗示他已经观察多时的部下，他将提升他……
我在走廊里看见黑丽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于是敲门。得到里面的允许后，我走进去，发现黑丽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怒目而视，我想立刻退出来。
“嗨，所长，你别走。”黑丽气呼呼地对我说。
黑丽给我们做了介绍，她说我是她的所长，他是她的男朋友。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美中不足的是小伙子的眼神不太柔和，有点发直。我想起张道福对黑丽男朋友的评价，他说，黑丽这姑娘不错，就是找的男朋友都有问题。于是，我就多跟他聊了几句。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地铁司机。”他说。
“开地铁挺轻松的，没什么行人需要注意。”
“是。”
“是不是有时候都能闭着眼睛开？”
“我都是睁着眼睛开。”他认真地说。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不用想着往哪儿开吧？反正往前开就是了。”
“怎么不用想，我都是想着的。”
“想着往哪儿开？”我好奇了。
“往下一站。”
“对啊，肯定是往下一站开，不过前面总是黑乎乎的一片，怎么想都无所谓吧？”
“打开灯就不黑了。”他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
“什么想法，你是说打灯7”
“不是，我是说，你总想着往下一站开，这个想法很好。”
“这不是我的想法，是规定。所有的地铁都得往下一站开。”
“没错，我太……”
还没等我的话说完，黑丽突然对小伙子大喊一声：“你走吧。”
“你不走了？”小伙子聪明地问。
“你没看见所长找我有事吗？”黑丽转身背着小伙子给我递了一个求救的眼神儿。
我狡猾地对他们说：“工作明天再说，你们先谈。”
黑丽说还是先把着急的工作做完，不然心里不踏实。小伙子立刻对我们说了再见，然后就像一列地铁一样径直地走了出去。
黑丽趴到办公桌上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我慌了，劝她别哭慢慢说，她哭得更厉害了。看着她一耸一耸的后背，我很想把手放到她的头上，安慰她一下。可我毕竟是她的领导，不是她的亲人。最后我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拿过一卷手纸，用手纸捅了捅她的肩膀。她抬起头，泪流满面地接过手纸，蒙着泪光的双眼把我的心弄得从没这般软过。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全碰上这种男的，我的命太苦了。”黑丽一边哭一边说。
我安慰她，说那小伙子挺好的，长相比研究所的谁都强。
“你都看出来了他有病，你只不过有修养不明说罢了。”
我说请她吃晚饭，她立刻就不哭了。
至于我怎么跟黑丽吃的晚饭，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以后我还要跟她一起吃很多次晚饭，我不能像祥林嫂那样，把听故事的人都讲跑了。其实祥林嫂的故事很惊险的，不过，有些事女人就是做不好，比如讲故事。
可我是一个男人，所以跟黑丽吃饭时，心都晃荡了。吃完饭，她说要回家，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而她父母家离饭店只有几百米远。我真不愿意离开那个乱糟糟的饭店，就使劲对她微笑，用那种能让她产生误解的眼波看她，那目光差不多在说，误解我吧，误解我吧，别在乎我是已婚男人，暗示我吧，暗示我吧，别看我是你的领导，领导也是人埃
可她很少看我，老是难过地叹气。
“为什么，我总是碰到这样的男人？”这句话，她说了至少有二十遍，好像我应该告诉她答案，可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碰到这样的男人。
“难道我也是这样的男人吗？”离开她以后，心里突然这样问自己。于是，我回到刚才的那个饭店，在洗手间的破镜子前照了半天。我对着镜子又做出送给黑丽那样的微笑，结果自己吓了一跳。
怪不得黑丽急着回家，镜子里是一张根本没有微笑的苦脸。我想起伯尔的那篇小说《卖笑的人》，我原以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他因为职业性卖笑，所以不挣钱时，就笑不出来。现在看，我是最惨的那个人，我想微笑，好像也能笑，可这微笑在由心往脸上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什么微笑了。
走在大街上，我看着一个又一个从我身边过去的人，很想拦住他们，试试他们会不会笑，可又怕男人打我，女人骂我。一对恋人经过时，那个女人仰头大笑，男人低头窃笑，我想，一定是那个男人给这个女人讲了黄段子。这么想的时候，我自己先找到了答案：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别的女人，尽管我和老婆的关系糟糕。
一个像我这样不会微笑的男人，只能吸引像我老婆这样的女人。在县上的时候，县委的一个小伙子曾经对我说过，一旦女人走进你的微笑，你就应该知道，在她们不需要你的微笑时，你该把什么留下。
我感到空虚；这话听上去多虚伪，可我想再说一遍，我感到空虚。
我搂住一根电线杆，不见起色。
我去找按摩小姐了。
按摩。最贴近你的“三产”。
也许好多女人认为，有教养的男人去找小姐按摩，是巨大的悲哀。她们好像从没想过，那里可能是让男人真正放松的地方。她们欣赏由职业演奏员演奏的音乐会，职业的芭蕾和职业的球赛，却不能想象职业的女人。
当然，我不会蠢到跟女人讨论这个题目，那将破坏小姐按摩的全部意义。
这是第三次，我带着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坦然，走进这家按摩院，迎接我的是比往日更加热情的笑脸和招呼。
“你好啊，老胡，有日子没来了，忙吧。还去张小姐那儿吧？”一个中年妇女，把这套话说得自然亲切，也是职业的水平。
我不用说什么，点头就行。
上楼，左转，第三个门，不用敲门就可以进去，但我喜欢敲门。
“你好。”张小姐把我迎进来。她穿着一套白色的连衣短裙，看上去像打网球的运动员，但脸上带着任何网球运动员都不会有的微笑。
我喜欢她的微笑，它可以首先被理解成纯职业的，告诉你她对谁都这样笑，你不必担心被小姐格外地记住了，进而有心理压力。
它告诉你它明白，你们出去还有正儿八经的生活呢。付了钱，从这里出去，所做的一切就成了过去。
没有责任，更没有负担。你可以用放松过后的好精力去爱老婆，去爱情人，去工作，去赚钱，去行贿，去受贿，去干你想干的一切，去还原你的已经选择的生活。
我看她取来专门为我准备的那顶软帽，心里一阵舒坦，走进了淋浴间。当我重新裹着毛巾躺在她面前时，她就顺手把那顶软帽戴到了我的头上，把那缕我翻身时容易滑落的长发，用软帽紧紧地压到了头皮上。
现在我已经能用对我发型的态度，把我认识的人分类：黑丽是一类，总要对我的发型做出半强迫性的理解。
那位叫大燕的小姐是一类，把对这种发型的嘲讽，说得幽默而真诚，让你恼怒，同时得承认她的聪明。
这位张小姐是另一类，她自然地忽视它，就像她也能忽视一块牛皮癣一样。
碰见和我有一样发型的男人，是另一种“自然”，我们互相没有反应，既不把对方引为同志知己，也不因为对方有和自己一样的发型而排斥。
“胡先生，好久没来了。”她说着把按摩膏挤到我的背上，然后用柔软的手把它擀匀。这清凉感开始让我的神经放松，一定有什么神奇的东西随着她的双手浸入了我的肌肤，直达神经末梢。我不再是刚才那个沉重的人，仿佛被充了气，一闭上眼睛就有飘的感觉。
她抹来抹去，抹来抹去。
我不忍心睡去，想清醒地享受这会儿远离困难烦恼尴尬歉疚无聊的时刻。世界和我在小姐的手下有了合适的距离：我理解了所有要房子的人，但是眼前他们谁都跟我没关系。
“手太重了？”她问我。
“哪里厂我回答得很肉麻。
就这样，我像微风吹拂下的水面，任凭小姐把我翻过来再掉过去，把我的腿拉直又折起。最后，她的双手果断地推到了让我不停涌口水的区域，使得我刚刚彻底放松的神经立刻绷紧。我的全部注意力这会儿都集中在嘴里，我控制自己不把突然增多的口水咽得山响，考虑着是把口水一口全咽下，发出一声巨响，还是分几小口咽，可能不发出响声，也可能发出几声巨响。我脑子里全然忘记了引来这些口水的原因。
“完了。”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慌忙中咽下了全部口水，被呛得狠狠咳起来。她又把我翻过来，帮我捶背，然后问我：“你得经常给自己放松一下。”她说。
“那样就不会被口水呛着了？”
“你可真幽默。”
我没说话，默默中希望自己今后能更幽默些。
“你好像挺有压力似的，想得太多吧？”
“你怎么知道？”
“靠感觉呗。天天在这儿什么人都能碰上。”
我没说话。
“别想得太多，好多事，想也没用，想明白了也没用，该怎样就怎样。”
“你这样过得不错吧？”
“哼，”她无奈地笑了笑，“谁家都有难唱曲儿。”
我翻身，把心里突然出现的对这位张小姐的异样的好感压下去。
“在这儿能碰见好人吗？”我问她。
“能啊，比如说，你就是好人埃”她说，“你挺实在的。”
“你是说，我告诉了你我的真实姓名？”
“这是一方面，还有，你是软心肠。”
“你这么夸我，我还得把我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告诉你。”
“不用了，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没再说什么。
“要不要再消费一点儿？”
我没有说话；再消费一点是我前两次都没做过的事。我很想但又很担心，担心什么自己又不知道。
“外面开始刮风了，现在出去多惨埃”
我也听到风起的声音，风带给了我力量。我不咳了，口水也正常了。我说：“那多谢了。”
她说不谢，接着往自己的手上挤了一点按摩膏，让我浑身都紧起来。很快就什么都过去了。
我走进了乍起的风中，像一个刚刚从天堂给踢出来的多余的人。还没到穿风衣的季节，因此也没有任何可以竖起来挡风的领子。心情有些古怪，浑身却很舒服。我把电话留给了张小姐，同时觉得这个懂事的女人不会联络我。我想结结实实地拥抱一个女人，像男人拥抱女人那样拥抱。我不能拥抱张小姐，尽管她为我做了那样的按摩。可我想现在拥抱一个女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拥抱的女人，此时此刻，我只有回家去，拥抱我的老婆。这么想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可是，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