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滕教官走的那天，我们一群人都哭了。我当时特别为老滕伤感，听说他家挺穷的，其实年纪不比我们大几岁就出来当兵了。记得以前听我爸说过，有些时候部队里面的新兵蛋子常常被欺负得特别惨。我不知道老滕那张傻乎乎、不会拍马屁的薄脸皮究竟能否在部队吃得开——甚至想得更远一些，他指挥教训的这一群人，在两三年后将会迈入高等层，深造，好工作，好收入，好房子，好生活——而那时候，他在哪里？
这种想法被我妈听见又会被斥责为幼稚，而我爸则会呵呵一笑来原谅我的愚蠢。
我妈看问题永远从“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角度出发。她的世界容不下弱者，也不存在什么“起跑线不一致”的不公平。你过得不好，票子少、房子小，那就怪你自己没能努力爬到高人一等的高度去过好日子，是你活该……
而我爸，则会从他那用《参考消息》和政府内参培养出来的宏观角度去宽容我这个小屁孩微观的偏激。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均是暂时现象，而一个社会对于竞争和效率的追求大于公平，是发展阶段的需要，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过好日子，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说……
全是废话。
我讨厌他们的冷酷。成人的冷酷。
我只记得老滕对我们说，他羡慕我们能读书能有好工作。
然后挥挥手，说：“好好工作。”
我哭得一塌糊涂。舒曼低着头，抿着嘴，不说话。
于是，我们开始了正式工作。
一大早上，李纯就把我们这些坐在后排的高个子男生都叫出去搬文件。一摞一摞用文件夹码的整整齐齐被他们运进办公区域，我很兴奋。
每次有新的挑战，我都兴奋。从小开始我就这德行，一年的实习期不知道能否被留下。这时的我竟然想的这么远。
和账本一起发的还有几本员工准则和几本金融类的书籍教材。每次发新书我都特别期待。每个新学期发教材，我都兴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这德行，教材是从第一排往后面传的，我那时候很羡慕前排的同学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剔除掉所有页边折损或者有污点的，挑出一本最新的留给自己，剩下的传给后桌——然而后来我的一个小伙伴万分苦恼地说，她当时被分到一本破了的书，于是就重新挑了一本，把破的塞回去继续往后面传，被老师批评了。
当众批评。然后班里面一个很受老师喜爱的男孩子站起来，主动领取了那本破书，得到了全班的热烈鼓掌和老师的表扬，哦，还有一朵小红花。
我那个小伙伴非常非常痛苦，她盯着我，很认真：“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朝那个男生要那本破书，他不给！这样下去，老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我拍拍她的肩，真心地为她难过。
被老师记仇，还是一辈子，多可怕啊。
后来我也不知道那本破书的归属，是不是被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带回家用相框装饰起来了。
教材不便宜。作为消费者，怎么会抢着要一本破书？维权意识真他妈差。
我正在胡思乱想，教材已经发到了手里，爱不释手地翻看，感觉到舒曼很诧异的目光。
“怎么了？”
“你……第一次看见金融辅导的教材吗？”
“对啊，不是刚发下来吗？”
她耸耸肩：“对，对，没事了。”
然后，我就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武器——卷成筒后包裹上废报纸的旧挂历。
我不喜欢文教店贩卖的那种花花绿绿的书皮纸。书皮只能有三种——棕色牛皮纸、白色挂历纸、蓝灰色绘图纸。
除了挂历纸外，另外两种严重仰赖你父母的职业属性，而我爸妈的工作性质，估计能拿到的只有发票账本和政府工作报告，而这两种是断然不能拿来包书皮的。
当我喜滋滋地打算开工的时候，看到了舒曼那副眼珠子几乎要掉在桌面上的惊讶表情。
“没见过包书皮啊？”
“你从哪个年代过来的？现在你还包书皮？”
“我不喜欢书磨损得脏兮兮的。”
“花拳绣腿。”
“你管我？！”
我慢慢从包里掏出剪刀和透明胶，舒曼的叹息也越来越沉重。
包好了之后，拿出钢笔慎重地准备在封面上写标题和姓名，我虔诚得就差净手焚香了，突然想起来我的字写得很丑。
以前包书皮都是我爸给我写名字的，我爸写字特别好看。我说了，他放假在家的时候就喜欢养花养鸟写毛笔字，跟离退休老干部似的。
我的笔尖悬空很久，终于被我放下来。
“怎么不写了？”
“我写字不好看。”
“形式主义。写上书名和你的名字，你自己知道哪本是哪本，别人知道是你的就行了，你还想拿相框装起来啊？”
和我当年对那本破书的恶意揣测如出一辙，我笑了，把舒曼吓愣了。
“对了，”我突然想起“最好时光”，所以很激动地揪住他的袖子，“舒曼，你帮我写吧，你好像写字很好看啊。”
舒曼被恭维了后就不好意思继续谴责我的形式主义，别别扭扭地拿起钢笔。
“写得不好看不许怪我哦。”
不照镜子我都知道我笑得很狗腿：“不怪不怪，写吧写吧。”
于是，她大笔一挥。
“英语”。
空两行。
“央行”。
“19年金融司实习生”。
“舒曼”。
然后，我们俩面面相觑了很久，她脸红了，挠挠后脑勺。
“那个……一不小心写成自己的了，我就是顺手……要不你重包一遍？哦，我还有涂改液！”
我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反而有点儿高兴。
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心里轻飘飘的。
“就这样吧，”我把书收进桌洞，递给她下一本，“接着写，写谁的名都行。”
李纯指定了临时实习班干部——就是让大家举手自荐。舒曼毛遂自荐当了体育委员，而韩明明则被李纯指定为学习委员——我不知道小白脸原来入学成绩那么好。
班长憨憨厚厚的，脸很黑，也是男孩，叫陈亮。
舒曼坚持认为这是李纯的阴谋，因为全班只有陈亮比他还黑，这样李纯以后和班长一起站在讲台上，就能衬出嫩白的肤色。
韩明明依旧面色沉静如水。他就坐在我和舒曼这一桌的右前方，隔壁一组的倒数第二排。平凡犹如小媳妇一般坐在他身边，平凡的那个朋友，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泼辣女孩，坐在平凡身后，和我一样是最后一排。
我想起分座位时候的一幕幕，傻笑起来。
今天是吴峰代班辅导我们工作加学习。他长得又瘦又高，架着一副眼镜，肤色很白，眼睛细长，颧骨有点儿高，看起来……有点儿刻薄。
而且很冷，和李纯完全相反，根本不笑。我抱着看热血友情大团圆的心态等来吴峰的开场白，竟然只有一句：
“大家好，我叫吴峰，从今天开始由我来教大家国际金融法律。”然后翻开书，“今天我们来进行第一章的第一节，给大家介绍一下国际金融概述。”
“他真没意思。”我趴到桌子上。
“人家是来上课的，你以为演电视连续剧啊？”舒曼瞟了我一眼，从包里掏出笔记书。
同一版本，但却是用过的旧书，当然，没有包书皮。
于是，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大包里装的都是些什么——用过的教科书、练习册、演算本。
“为什么是旧的？”
“假期的时候提前学了国际金融法律的课程，所以先买了，”她随意地翻了翻，补充，“大部分人都提前补课了，或者自学。听说，像杨林他们一心想留下的都开始提前请教前辈了。”
我不知道林杨是谁，也没有问。只是当舒曼也不听吴峰讲课就开始自顾自地翻起《国际金融法律》的时候，我悲哀地发现，我无意中闯入了那美克星的超级赛亚人国度。
大部分人都提前学过。
于是，我无意中就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极端分子。
翻开新买的漂亮笔记本，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儿，我开始认真地抄黑板上吴峰给出的集合定义。
“那东西都没用，书上全都有，抄它作甚，浪费时间。”舒曼头也不抬，就甩给我这么一句评价。
“我乐意。”脸上有点儿挂不住。虽然我知道她说得对。
“好心提醒你，无用功。”她耸耸肩，继续做学习她的法律知识。
我知道舒曼这种提醒是为我好，可是我那点儿大男子主义的自卑心理让我不想承认。有时候宁肯别人在心里笑话我不懂高效的学习方法，但是面子上一定要笑嘻嘻地对我说，哎呀，你的本子真好看。
一开始，我就知道，舒曼是个尖子生。
也许因为她破破烂烂的书都被吸走了一精一华。
也许因为她看研究生的《国际金融法律》。
也许因为她在报到那天听到别人怎么优秀时候不屑又向往的表情——你知道，差一点儿没得到，会令人不忿，而差得很远，就会令人平静。所以，我平静，她激动。
而后来的后来，舒曼终于不害怕会伤到我的薄面子，承认，她也是从一开始就判断出我不会是个尖子生。
我问为什么。
她不正经地哼了一声：“因为你包书皮。”
很多年后一个阳光的下午我终于懂的了阳光的含义。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用相机拍了几张关于阳光的图片，然后对着图片发呆。在失眠的深夜拿出来静静浏览，看着蓝色背景上刺眼的光亮，孤独的享受这黑夜里盛放的阳光。阳光是免费的，阳光是珍贵的，阳光是唯美的，阳光是色彩的混合物。我像一个贪婪的小孩子，毫不羞涩的给阳光一个拥抱，然后占有它的温热。就像我给舒曼拍的那张照片，虽然亮瞎了我的狗眼，可是我还是想把手指从阴暗伸向阳光，一瞬间便感受到温暖四散开来，无须语言只要用心慢慢体会那种感觉，让发了霉的阴暗角落重新充满阳光的味道。有时候，泛黄了的往事也该拿出来晒晒太阳，不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