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篇尽见门修斯
“门修斯”大抵已经成为中国翻译工业的代名词，该词源出胡宗泽和赵力涛所译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一书对“Mencius”（孟子）的译名，一语既出，举国哗然。然笔者本着深爱中华语言的热忱，依旧不懈购买中文翻译的西方学术与文学书籍，当然也就经历了从哗然到哑然，从默然到勃然的情感历程。
比如近年来在中国翻译出版界爆红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已经有了近十本译著在中国出版。然而奇怪的是，惯于拿来主义的中国学界却甚少引用齐泽克的文章和理论。这一度使我疑虑重重，甚至怀疑齐泽克理论对于中国状况的可行性。随后我便渐渐发现了一个关键：大多数译本根本无法卒读（为了不打击一大片，我必须剔除季广茂的译本）。首先是术语混乱：不但不同译本所译的术语不同，连同一个译本，假如有不同的译者合作翻译，译名前后不一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更离谱的是错译连篇，到了不对照原文完全无法理解的程度。
我拿来举例的是手头这本《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这本书的译者一共有四位，因此对于齐泽克的“pervert”一词在同一本书里就有了“性变态者”、“倒错”两种完全不同的译法；“drive/Trieb”一词译成或是“内驱力”或是“本能”；“hysteric”则有时译成“歇斯底里”，有时译成“癔病”。
如果说这只是混乱不是犯错，如果说把“as such”译成“这样的”还只是字词理解造成的出错，如果说像“意识形态只是非意识形态的表象、真实扭曲、取代形式”或许改成“意识形态只是非意识形态的外观，是它形式的扭曲或错置”更确切，那么对于基本术语的乱译就是对原著产生根本伤害的错误了。尽管我们不能要求译者对所译的所有内容都深入知晓，但至少对其基本思想应当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将“objet petit a”（小它物或小对形或小对体）译成“原始对象”，我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所幸我们的译者们往往有一个很不错的习惯，就是在吃不准的情况下附上原文。这也是为什么我哪怕不去对照原文也能发现许多错误。比如，当译者为所译的“事物”一词附上括号里的“the Thing”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词指的绝不是“事物”，而是“原物”或“大写物”（专业的译者甚至应当为这样的术语作详细的注解）。同样，当译者为所译的“不祥”附上括号里的“unheimlich”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词指的绝不是“不祥”，而是“怪异”或“无家可归”。
但不能原谅的是严重漏译所造成的意义截然相反。这是我到了译文实在不能理解的时候把原文拿出来对照才发现而恍然大悟的。比如，我实在不懂怎么会“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的‘反恋母情结’的激进化是一种我们无论如何都该避免的陷阱模式：一种完全符合现存权力安排的错误的颠覆性模式”。而原文说的其实却是“这种精神分析的‘反恋母情结’的激进化……”，指的是拉康所批评的德勒兹的精神分析。紧接着的下一句也完全令人迷失：“换言之，拉康认为这些哲学家的‘激进’（他们不怕质疑前提条件）是一种违反的激进模式。”刚刚还在反对，怎么一下子又在赞扬呢？查原文，却应当是“是一种虚假的违反的激进模式”。“虚假”一词不知为何被省略了（奇怪的是，在同一页上方的另一处“性变态者的违反”也是省略了“虚假”的误译；更不要说把“transgression”译成“违反”是否准确了，因为“trans-”首先包含的是“越过”的含义）。往前翻一页，又是一句不知所云的：“只要他对痛苦的来源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们就认为他是癔病的。”而原文要表达的应是“只要痛苦的来源对他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们就认为他是癔病的”。这似乎只是中文的表达问题？
类似的情形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齐泽克文集”丛书的另外几本中也时有发现。比如《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胡大平、余宁平、蒋桂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中把“socializing”（社交）译成“社会化”，就是没有顾及语境的误译；把“pervert”（变态）译成“颠倒”，也让人无法理解它为什么是“歇斯底里—变态—精神错乱”三元组的一份。顺便一说，“hysteric”在拉康理论中的反抗性地位也与中文“歇斯底里”含有的绝对贬义有极大的差异（译成“癔症”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很早就有过写这样一篇短文一吐不快的愿望，但都因为觉得这样不厌其烦地数落实在有点无聊而克制下去了。直到昨天买了一本题为《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洛伦茨·耶格尔著，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的书，我终于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了。因为这本书居然白纸黑字写道：“策兰是赞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的诗人”！我手头没有德文原著，但查英文译本（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用的是“confronted the question of……”（直面……的问题），其中绝无“赞同”之意。无论如何，策兰这个在纳粹时期饱受犹太人身份苦痛、双亲死于纳粹集中营的诗人怎么可能“赞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如此离谱的错误，我以为是因专业懈怠而造成的不可饶恕的道德过失。这个译本的低级错误还发生在译者在对西方文化史上的许多重要名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克尔凯郭尔（或基尔凯郭尔）译成了“基尔克加特”，勋伯格译成“舍恩伯格”，纪德译成了“基德”，普鲁斯特只留下了原文“Prousitische”未译（还印错了，估计原文应是Proustische），而荷马居然译成了“休谟”！
应该说，我举例的这两三部书只是当前中国学术著作翻译的小小缩影，我所读到的值得一提的绝不止这区区几本。我也深深同情包括齐泽克在内的原著者，他们在毫不知情也难以掌控的情形下遭到了扭曲和误导。尽管我绝对无意说，中国的学术翻译出版事业应当停止，但我必须高声呼吁它应当在有责任感的基础上有质的长进，而不是在牺牲读者基本权益的情形下如此粗制滥造误导读者的“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