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真实域的挫败
国族主义可以说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从未间断的中国主流思潮。而对于中国国族主义话语的探讨，正如中国国族主义论述本身，长久以来也一直是一个热门和响亮的话题。石静远的英文论著《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Failure，Nationalism，and Literature：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1895—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意图并不在于探索中国国族主义思潮的源流和脉络，也不在于总结中国国族主义研究领域的成败得失，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观察中国国族主义的精神动力和修辞策略。
这个“不是……而是……”（not...but.../rather than.../instead of...）的句式似乎也是贯穿了《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全书的基本句式。当然，根据阿多诺的说法，修辞本身就是站在辩证法的内容（而非仅仅是形式）这一边的。可以看出，石静远的论述首先是对国族主义话语的重新阐释，所以她在行文中必须一次次地打破固有或隐在的思维定式。因此，本书的方法与其说是解构主义的，不如说是辩证法的，因为她不时从反面来观察那些通常只从正面看到的东西。
不过，《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一书所依据的，与其说是阿多诺式的（Adornian），不如说是法农式的（Fanonian）辩证法。在本书的结语部分，石静远把她的方法溯源到法农在《地球上受苦的人》中所阐述的道理：拥怀自己的低迷，为的是唤起一种相异的、未被指定的理想性。因此，石静远将挫败感视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因为所有的现代化理想性，或乌托邦，都是首先通过对国族自身的负面理解被激发的，而中国的国族身份也正是借此形成而发展的。换言之，中国国族主义主要是基于某种危机意识，或者通过强化、夸张甚至操弄这种危机意识而发展起来的。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一书的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国族主义形成的早期阶段，也就是从1895年到1937年之间的文献，但研究的出发点却无疑与当代的背景密切相关。书中所提到的中美撞机事件、电视剧《河殇》、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都是当代中国国族主义的重要契机。而中国国族主义的起源论述，用某种拉康式的起源学视角来看，也可以说是由于当代国族主义的响应而创造出来的。尽管本书并未提及拉康，但精神分析的视角对作者探究文化心理如何构建社会现实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作者在作为引言的第一章里，便用一种近似拉康的口吻断言：“正是国族主义才使得国族成为可能。”
当然，《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并不是观念的随想，也不仅是理论的铺陈。作为一部探讨现代国族主义文化的研究著作，本书所涉及的材料跨越了不同的文献领域，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社会哲学，到林纾的翻译著述，到潘光旦和张竞生的优生学以及性学理论，到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小说写作，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本书始终围绕对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自我否定倾向展开论述。而不同的文化表达，则是这种倾向在不同领域中的显现：它们以各自的形态，但类似的思维样式，参与到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来。
石静远对早期中国现代性的考察旨在说明现代的国族主体是如何由耻辱感建立起来的，进一步来说，对“不知耻”的挞伐，构成了唤醒民众国族意识的强大动力。以此为出发点，本书探讨了清末思想家对种族落后性的初步论说，包括康有为、唐才常和梁启超以肤色为标准的种族等级论如何设想通过与白种人通婚来实现种族进化，以及浅色人种在未来世界的主导权，着重发掘他们在论述中如何游移在种族衰亡的危言与种族复兴的信心之间。因此，国族衰落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国族强盛的契机。而在林纾那里，基于种族论的国族主义则着眼于黄种人如何努力规避黑色人种受奴役的命运。
《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还讨论了“黄祸”观的源流和脉络。一个最初由欧洲人使用、表达对蒙古蛮族入侵恐惧的修辞，后来由西方作家构建为对亚洲崛起扩张的想象，反过来满足了中国人的国族建构欲望。石静远分析了叙述黄种人与白种人大战，最后以黄种人胜利而告终的晚清小说《电世界》中对中国强盛的想象，或者说，对“黄祸”的复仇式正义性的叙事铺展。因此，这种做法实际上只需要挪用原先的黄种人原型，换上中华国族主义的角度，就能将灾难转换为想象强大中国的未来乌托邦。而另一部晚清小说《新纪元》则通过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外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国别加以对换，便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歌颂了未来中国的凯旋，满足了复仇的幻想。《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试图说明，晚清作家对中华国族强盛的想象恰恰建立在曾经被西方认作是兽性的修辞基础上。
本书对种族话语的探讨并未局限在文学与哲学的范围内。对20世纪20年代科学话语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现代民族性。由于异族通婚的文人式想象不易实现，到了20世纪20年代，对科学的崇仰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等对如何从科学的角度，或者说，通过科学地改良人种来振兴中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潘光旦所提出的方案与前人不同，对他来说，疾病不是隐喻，而是现实；精神的病症必须首先由身体的治疗和种族的卫生来解决。不过，石静远也指出，不但对于周建人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身体改造的工程并非以舍弃精神运动为代价，而且即使是潘光旦这样的中国优生学者，实际上也不得不回到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因为根据潘光旦的说法，对疾病的无知才是最大的疾病。这样，潘光旦的理论便与“新生活运动”的官方话语发生了关联，而“新生活运动”正是意在振兴衰落的中华民族精神状态。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潘光旦又将他的理论改造成一种振奋民族士气的理论，并为原先负面的民族性概念注入了相当程度的正面肯定。无论如何，这样的改变似乎并不仅仅是时代强力的作用，也是理论逻辑自身发展的结果。《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对优生学论述中内在的错综意味的发掘并未止于此。作为对照，张竞生的优生学强调了美对于改造丑恶民族性的重要。不过本书试图说明的是，尽管角度不同，但张竞生对于种族优化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应和了潘光旦，并且在细节上同样契合了“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理念。而张竞生对“新女性”概念的阐述，更是包含了改造传统国民性的内容。不过，有意思的是，对张竞生来说，如果“美制”是人种改良的关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监察和操控却是重要的一环。本书并没有深究，但读者似乎更有兴趣的是：净化的理念不禁令人想起纳粹主义，对除杂的吁求与压制之间究竟有多远？而这个问题也从中国现代种族论的开始就可能暗含了复杂的答案。而知识分子的优生论话语与官方话语的关系也应当是一个相当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当然，将鲁迅也置于致力于发现负面民族性的论述系列中，并不出人意表。但也正因为此，本书对《阿Q正传》的评说并未提供太多的创意。不过，在文学考察的方面，本书的最后两章似乎是全书的高潮，将焦点放在现代叙事所表达的内在苦痛上，意在探讨这种个人的苦痛如何蕴涵了对国族的悲愤与忧思。由五四时期作家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出发，石静远评析了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言说，尤其是对“受虐”的理解。对郁达夫小说《茫茫夜》的详细解读则是从具体文本内寻求自残过程的主体建构性，以及它如何通过对败落和羞辱的描写来探索民族尊严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作者敏锐地指出，受虐的变态心理与行为并不是对偏离的肯定，而是通过对痛楚的自我掌控，重新唤回了主体的力量。同样，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精神自卑和忏悔只能被认作国族自强的反动力。同时，本书还讨论了厨川白村的“苦闷”概念如何转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观，或者说，鲁迅如何将苦闷理解为一种受苦、一种批判现实的工具。由此，作者认为，苦闷不是主观型或感伤型作家所垄断的，也是茅盾和叶圣陶这类自我定位为写实主义的作家们所常用的，以内在的心理痛楚对应外在的社会政治压迫：“苦闷不仅包含了性的折磨，也提供了革命的动力。”作者还指出，钱杏邨用集体政治话语来升华或统摄个体性苦闷的规划反而揭示了革命激情中的性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精彩线索未能获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通过揭示失败话语在现代中国国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以成功的辩证策略发现了中国现代性符号体系背后的那个拉康意义上的真实域。在这个具有拓展意义的开端下，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当然是：究竟有多少创伤性的真实域幽灵出没于宏伟的现代性话语的缝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