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诗，革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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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置疑的是，毛泽东在延安的著名论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在今天的东方依然有效，尽管对“阶级”的具体分野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阐释。无论如何，从这段毛语录的意义上说，每一行诗都是一次阶级经验的倾诉，一次阶级想象的展示，一次阶级疾病的呕吐。无产阶级，不但是丧失生产数据的人，而且通常也是丧失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生命）的人，这便是诗歌在语言和物质现实的“他者”之间建立起最个人化的，同时也是最阶级化的关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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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谈到诗的时候，我是以这样一种诗作为模板的：它们洞察了现实贫困中的戏剧性因素，这种戏剧性作为彻底不可解的、赤裸裸的冲突悬宕于词语与词语的危险瞬间，显示出一种革命的潜能。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铸造了这样一种潜能，因为它是戏剧性的承载者，是获得了自我意识而参与到世界舞台上来的革命主体。因此语言的阶级意识便蕴涵在它永远的缺失状态中：一种对可能性的渴望，或者一种对罅隙的残酷展示。没有终点的诗，亦即永久革命的诗，是乘着眼睛飞翔在黑暗中的语言；它既不在，又永远以其不在的形式痛哭着在。这便是“丧失”一词的全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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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是对形而上的罅隙的有力的社会化证明。断裂在现实中的，也同样断裂在诗的语言中：分裂便是主体对“他者”的不可及的诉求。说出一行诗，就是抛出一片没有回声的花粉，在那里阶级以欲望的形式牺牲了自己。然而，牺牲本身是同获得辩证地堑合在一起的，语言在此所充当的略带绝望意味的赎救仪式便表达了特定阶级的乌托邦向度。这种乌托邦向度之所以基于一个否定的语言方式，是因为本原意义上的罅隙是不可逾越的；阶级意识，借助符咒的力量展示了自己，同时也展示出这种语言的深渊如何威胁着在虚假的希望笼罩下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历史在每一步上的陷阱都是语言设立的，因而另一种语言以自我揭示的场面反过来警醒了历史：这是诗在对一个阶级历程的经验和洞察中所必然要遭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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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以同样无法弥合的语言空间（更确切地说，是语言伤口）暗示了这个阶级的历史语境。革命的诗，不是抹杀阶级意识，而是使这种意识彻底形式化、现象化。在这种情形下，诗的对象变成愤怒的阶级意识的对敌，成为这种意识的历史渴望的阻碍物。当然，诗的优势也恰恰在于它能够直接将语言伤口转化为语言锋刃而无须通过“意义”的中介。在隐喻的意义上，基督显示了类似的策略：以被戕害的姿态赎救人性的力量。因而，我们有理由指望诗在一种“伟大的卑微”中道出阶级的肝胆欲裂的真理，为丧失的惨剧而欢欣鼓舞，唱出赤裸的、速朽的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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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俗的群体结构，阶级是被历史地、权力地模塑而成的。于是，阶级意识也毋宁应当看作对这个起源的认识，它在诗中以感知“我们”与“他们”（或“它们”）之间的错迕为其基本的运动形式。因此，不管具体的诗以“我们”还是以“我”的形象出现，它总是在阶级的音响背景上萦回，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所断言的那样。语言在此凝聚了一种显示人的历史突变的动力，这种动力无疑是由阶级这个作为差异的现实结构提供的。革命的诗，从这个普遍的现实结构出发，拒绝被媚俗的梦幻所麻醉，用撕碎的想象启示出唯物主义的精神风暴。诗由此成为对世俗性的最内在化的洞察，它对阶级张力的语言构筑几乎是历史的最有力的见证或预言。换句话说，革命的诗也就是形式化的革命意识，它以穿透时代的视野否定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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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阶级意识以其不妥协的精神成为语言艺术的尖锐、刺耳的冲击力。当现实张力依旧处于决定性的险境之中的时候，语言张力将是唯一可能的革命形态，它以武断的毁灭性说出末世学的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最冷峻的哲人阿多诺曾经断言：“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粗野的了。”现实与诗的关系以这样的连接显示出一种倾向性的先锋主义，它对阶级意识的有力说明包含在语言的极限冲突中，以这种冲突的有效真实揭示现实恐惧的阴影。因此，对阶级性的有意识的驱动就是把历史容纳到诗歌语言与现实的间离中，以形式的戏剧性宣谕革命。这种革命撕破了历史的面具。这种革命把赤裸的未来留给新鲜阶级的成长。从这个角度看，诗的启示将有可能成为纯粹的历史事件：不管世上其余的耳朵是否听见，它为那些能够听见的耳朵奏响了革命的雷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