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先锋意识
关于诗歌的先锋意识，我以为，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或者说是一种非日常语言的艺术，所以它必须是先锋的，是要和现存语言疏离的。我说的“非日常”当然不是反对口语，因为诗中的口语在表层之下也必然是非日常的。换句话说，诗歌语言必然是既挪用又疏离了现存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东西。所以我的看法一直是，诗的先锋性是一种形式的、语言的先锋性。这并不是说诗就没有观念上的先锋性。但是它不是去表达某种观念，而是通过语言形式上的变化，体现出文化上的独特意味。这种新往往更加深刻，更加不妥协，因为众多文化观念上的新，实际上都落入了旧的表达形式的窠臼。而形式，是那种取消了本体的本体，只有它才能使诗成为诗，而不是别的什么。
当代诗歌史就是一部先锋诗歌史。我的意思是说，它可以被看作汉语在表达形式上的不断变化、不断更替的历史。相对来说，小说，除了个别极优秀的作者之外，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明晰的总体脉络。而诗歌的发展（如果说“进展”可能有人提出异议）几乎是不停的，我认为它在近三四十年的变化相当于过去几百年的变化速度。比如王昌龄的诗跟杜牧的诗最多也就是风格上的差异；而郭路生和肖开愚的差别，或者黄翔跟臧棣的差别，就远远不止这些。我刚才虽然强调了诗歌先锋的语言因素，但我同样认为，这种变化从根本上体现了文化意识或社会精神的变迁。
最近在网上的论坛里，臧棣引起的关于“新”和“旧”的问题讨论得颇为热烈。“先锋”和“后现代”的关系也是“新”和“旧”的辩证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先锋是一种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对旧的否定。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后”，比如后现代和现代的关系；从创新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先”，它先于通常所期待的东西。虽然这也常常像一种“回到未来”的感觉，因为纯粹的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对于文学先锋来说，这种“回到未来”也很可能是对过去的遗忘，虽然我说的遗忘只是意识层面上的，而在深层的无意识中，被遗忘的可能恰恰是决定性的历史感受（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换句话说，我其实并不看好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对旧的“继承”，但是那种“旧”的强行侵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是诗的动力的一部分，哪怕它无法被明确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