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阳光地带：经验（与）批判的旅程
把诗集的标题又挪用到批评文集的序言上，无非是为了表明，作为写作的批评和诗，可能是对同样一种历史经验的不同方式的描述。同时，这多少也带有对这样一个疑问的测试：批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诗？
我无法确切地回答为什么要用阳光作为中心意象。对于同代人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感到恐怖和兴奋。不过，那或许正说明了阳光的无时不在、不可驱逐的力量：流动在血液里、如刺刀般炫目的阳光。
始终令我惶惑的是：一种把批评写成诗的企图是否必定遭遇失败？而一种矫枉过正地把批评写成哲学的企图是否必定令人不悦？如果诗和哲学以同等的艰涩拒绝了慵懒的读者，批评怎样承担它的命运？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批评语言的诗性（具象）和哲学性（抽象）必然以各自的方式同现实保持了间距。在这里，批评/批判的间距意味着面对外在和内在现实的不妥协精神。这种不妥协，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继承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我愿意把我们这一代看作“文革”哺育的一代。我们喝的是阳光，吐出的是卡夫卡的虫豸。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会相信，那的确是阳光滋生的虫豸。当然，对虫豸的敏锐察觉标志了我们这一代也是为后“文革”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所染色的一代。
要为这一代人找到他们的（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范型并非难事。我们没有经历过“再教育”，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开始时刚刚领受“教育”，而等到“再教育”的年龄却已世事沧桑。我们最初所受的教育纯粹、简洁。1971年，我学会写的第一句中文是：“毛主席万岁！”1974年，我学会说的第二句英文是：“Down with Lin Biao！”
我们每天所需要背诵的神话无不关联着“东风压倒西风”的辉煌主题，在课本上、报纸上、收音机里以及电影院里。扮演“东风”的是工农兵、革命领袖、英雄烈士、地下工作者、红卫兵/红小兵，扮演“西风”的是“地富反坏右”、“帝修反”、“走资派”、鬼子、特务、土匪。我们最能理解的感性历史是从《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白毛女》、《艳阳天》、《金光大道》、《李自成》、《火红的年代》、《青松岭》获取的。历史就是永不闭幕的政治舞台，人人都被安排了各自（代表凯旋或惨败）的角色。
我们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沐浴了红色风暴的洗礼，为第一批戴上红领巾而无限自豪。当我们自己被指定为最幸运的、代表着未来希望的角色时，一种内在的神话便外在化为现实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来说，纯粹的知识从来就不可能存在，知识仅仅是历史戏剧的表演指南。的确，没有比自己来扮演历史主体更令人振奋的事了。哪怕只是少年儿童，哪怕一无所知，只要你参与到革命的时代话语中，便能超越年龄、知识或才能等一切限制，将自己同化于至高的历史主体。对于错过了20世纪60年代“造反运动”的我们来说，只有到70年代中期，教育界的“反潮流”潮流才推动了这样的想象，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学生或多或少获得了“翻身做主”的权力。
精神的狂欢节，并不是只有极乐的高潮。我们同时目睹的是，被历史主体无情地打击的另一方，如果有幸尚未遭到消灭，则蜷缩到社会的角落里去孤独地战栗。这些人为制作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或经典诗词所称的“魑魅魍魉”——出现在现实和艺术的不同领域，使乌托邦的前景变得过于遥远，难以捉摸。昨天的神祇今天被唾弃为魔鬼：现实自身变幻莫测的历史戏剧使神话知识变得不合时宜、不知所措。
这样，知识指明的只是实践的迷宫。一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往返穿梭在迷宫里的历史主体：没有比这种景象更荒诞的了。既然知识是易变的、可颠倒的，它当然就不具备任何普遍性。一代怀疑主义由此诞生。
现在看来，怀疑主义的精神向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正是“文革”哲学的延续，尽管是变异性的延续。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所武装的头脑必须洞察一切似是而非的形象。革命文艺成功塑造了各种披着羊皮的狼。有一个风行一时的动画片揭露了某个为儿童慷慨解囊施舍糖果的老人是宣传“读书无用论”的隐藏敌人。更著名的是样板戏《海港》里的钱守维，企图通过对年轻人施以小恩小惠来破坏国际主义的伟业，而终于被剥去了伪装。敌人无处不在，需要我们戴上有色眼镜去识别。
不过，阶级斗争的神话哲学到了后来变异为连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都无法想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错愕。“警惕”的意识形态被推到了极端，因为历史的事实一次次告诉我们，反面人物往往是那些最不可能是反面人物的人。当法定的继位者和第一夫人相继被剥去伪装的时候，面具和真相之间的区别就几乎不存在了。既然每一个亲友都可能是身边的“赫鲁晓夫”，既然每一个路人都可能是白骨精的化身，有一天我们终于彻悟：在神祇和魔鬼之间，也许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或差异。价值的可置换性也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斗争无疑是神话的一部分，所有的神话都包含了斗争的中介。但斗争的多变和自反，尤其是历史现实表达的吊诡，使整个神话的逻辑具有强烈的自我解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或更宽泛地说是后结构主义）从80年代起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广泛散播并不是偶然的。显然，结构主义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的地位，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从神话体系中总括出来的统摄性结构，始终无法赢得理论上的确认，因为那种根据神话安排的固有结构早已在实践中遭到了质疑。
对于由超级历史神话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来说，西方现代主义的出现既不可思议，又恰逢其时。真理的真空有不同的填补方式，而由一种本质上是批判的、怀疑的文化精神所替代，可能是最合适的了。在80年代，学院内最初的启蒙读物是袁可嘉等人编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中T.S.艾略特的诗和卡夫卡的小说尤其能够提供幻灭后的沉思。
必须承认的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迷恋在当时不无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而这种进化把西方几百年的文学流变压缩在“文革”后的十几年内。对于新一代文人来说，现代主义成为理所当然能够超越或废弃法定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武器，而这种武器是我们的前辈所未曾拥有的。不幸的是，现代主义的确首先起源于对一种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想象。正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共产党人一样，80年代的文学现代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隐含了左派激进的意味。
回到标题，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行为（动词）而不是意象（名词）置于言语的中心，那么是“穿越”而不是“阳光”概括了我们生命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