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或醒：评一种陌生的小说意态
用一种佯狂的姿态去参与现实，这是当今一小部分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意态。我们从残雪的梦魇般的小说里，从徐晓鹤的关于疯子的故事里，或者从刘索拉、莫言等人的一些揭示这一代人的某种焦灼感的小说里，会发现某种神圣的东西因为这种佯狂而渐渐隐匿。那些悲剧性英雄主义或者人性崇拜的胚芽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了别一种形态。然而是什么激发了这种迷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心理学的问题，而更首要的是一个美学—社会学的问题。
残雪小说中的这样一类意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只牛角在板壁上捅了个洞伸进来（《公牛》），苍蝇从门洞里伸出头来（《公牛》），邻居用煤耙子在墙上捣了个洞、风从洞里往房里灌（《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窗子上会看到被人用手指捅出的数不清的洞眼（《山上的小屋》），等等。被捅穿洞眼的梦，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是贞操被夺去的象征。这是隐藏在每个女人心中的内在威胁。不过我无意于从这种角度为作者的私人经验制造神话，我只想强调，如果有神话的话，那肯定是一个集体的神话，而对这一类意象的精神分析学的探讨同时也是对它的社会学的探讨。也就是说，这种被奸污的感觉不是建立在自然的肉体的基础上的，而是对某种曾经在现实中发生的骇人暴行的隐秘恐惧。如果说处于一种贞洁自然状态中的原始宁静仍然是残雪的深层理想的话，那么对这样一种失常感受的揭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是对自然人性被蹂躏的最深刻的抗议。洞的意象是在一种恶的描述中所呈示出的残酷的感觉图像。同样，肿的意象也可以看作残雪小说中的基本意象：脸部肿起老高，整天渗出黏液（《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母亲早上脸也不洗，眼睛总是肿得像个蒜包（《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被母亲死盯住的头皮发麻而且肿起来（《山上的小屋》），等等。肿，作为肉体遭到鞭笞或蹂躏之后的必然反应，很自然地构成了一种被肆虐、残暴所引起的意识紊乱状态中的刺目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残雪的感受一定来自“文革”十年的疯狂现实的记忆痕迹，她把痛苦令人作呕地揭示出来，而同时她又童话般地向这个噩梦的边缘游去，遥望着某种超现实的浪漫世界。在《我在那个世界的事情》的结尾，残雪想象着那个有着燃烧的冰雹、洁白透明的大树和肉感的海水的世界，人与人牵着手在海上沐浴着冰的光焰，唱着圣咏般纯洁的歌；在《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中，残雪所憧憬的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尽管尚未到来，但却是暗隐在污浊现实背后的自然而充满童趣的境界；在《公牛》的结尾处，那挥动大锤向着映照出人世间扭曲异化的镜子的奋力一击，更表明了残雪从混沌朝清醒的幻景超越的强烈欲望。当然，这并不是说残雪的小说蕴涵了某种对于理想的清醒追求，而是说上述的那种欲望正是徘徊于醉和醒之间的矛盾所在。事实上，残雪的小说也启示性地体现了德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理论：现存的那种残垣断壁的废墟、崩溃的精神碎片恰恰是赎救的寓言。通过对这片废墟的否定的理解，我们能够重新获得过去的经验，即那种非物化的人与自然的冥契。在《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的最后，残雪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写道：“今晚要是刮起风来，那围墙一定会倒下来，把我们的房子砸碎。”
尽管我们认定从残雪的迷狂的噩梦幻象中会透视出清澄的自然境界，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把对这场噩梦的展示仅仅作为手段。其实不难发现，残雪似乎依旧是痴迷地和那些涂满骇人油彩的角色们饰演一出又一出荒诞戏剧。这实在是某种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似乎残雪意识到了，那种对扭曲世界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放弃，艺术当然也不是某种为未来的超度而进行的苦修；相反，艺术作为拯救的努力正是将这些扭曲的妖怪呼唤出来，让人们在一种赤裸裸的变形生活中尽情体验自身的淋漓尽致的宣泄。这就是残雪的内在矛盾：她想醒，却又宁愿沉溺于醉之中，因为这种醉对于她来说的确是一种极度的快乐，只有通过迷醉状态才能把自身的荒谬无情地剥露出来，而这种剥露，对于任何真诚而敏锐的作品来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位湖南青年作家徐晓鹤把精神变异者放回到现实中来，尽管仍旧赋予小说一种非现实的妄诞气氛。通过和疯子一起体验迷狂来刺破现实的荒诞是徐晓鹤的灵感。这里，徐晓鹤的显而易见的佯狂与残雪在噩梦中的无法自制的心理变态有很大的不同。在《疯子和他们的院长》中，他把乌压压的一群疯子布置成处在恒久的兴奋快悦中的闹剧人物。这里所有的角色，包括院长、院长夫人张金娥的娘共田八、立早章、双木林、圈吉周、林大汉、古月胡、口天吴、弯弓张、言午许一股脑儿都被某种莫名其妙的热情所驱使，不知疲倦地进行着所谓的“著名的东征”。徐晓鹤一面毫不吝惜地使用诸如“艰苦卓绝”、“心潮澎湃”、“沉着坚毅”，或者“悲怆忧愤”之类的语汇，一面又尽情地通过描写院长和疯子们的种种无效的卑琐事件把浮在这些事件表面的崇高语言滑稽化。比如，在描写张金娥的娘加入“东征”队伍的情景时，他这样写道：
不小心门板拍在她肚子上，只觉得腹中荡漾了一下，裆里立刻湿了大片，这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弯下身把门口又压了一块冰凉的麻石，朝茅屋望了最后一眼，扭头加入了疯子的队伍。
这段描写的魅力存在于那种由“坚定了她的决心”及“望了最后一眼”之类的描述所引起的悲壮气氛与前前后后的可笑行动之间的语言张力。再如，小说描写到一个疯子的鼾声时有这样一段：
鼾声突然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一吼，忽又出人意料地微弱下去。有几声几乎一点也听不见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消灭，而是于无声处积蓄力量从零开始从弱到强重又打得它气壮山河。
这当然绝不是对鼾声的赞美，甚至也不是对它的嘲笑；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对痴狂者的感受的戏拟，戏拟的要点不在于模仿，若仅仅惟妙惟肖地呈示疯癫，就只能造成与疯子的同化；而戏拟则通过将那种无效的激情置于荒谬境地来达到批判的内省。徐晓鹤把这种批判作为小说本体的语言形式反讽地游戏化，使这种语言形式超越了作为内容载体的职能而成为内容本身。这样，他把强烈的反讽意味在作品内部凸显出来，而不是像残雪等作家那样使之产生于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于是徐晓鹤似乎是随着那些可笑的疯子沉陷到愚痴的深渊中，但实际上却流露出他对这种愚痴的清醒意识，这是一种自嘲式的癫狂姿态。如果没有这种在胡闹的、粗鲁的同时又被以为是一本正经的情境中翻滚的阅读经验，我们当然不可能掉入徐晓鹤为我们设置的荒诞游戏的陷阱，当然我们也就无法从这种胡闹中了悟到生活世界的状态并且否定它的荒诞面。
徐晓鹤在小说《浴室》中同样用一种看似迷醉的氛围来警醒我们，不过这一次，与某种变态的热情不同的是正常社会里的无聊乏味。浴室被选为背景显然突出了展露在读者面前的角色的赤裸。在梦一样荒诞不经的寂静里，每个人都在享受着某种“乐趣”，而这种乐趣，在徐晓鹤的反讽艺术中，是和乏味同义的。年轻后生“先从脱袜子做起，再脱裤，再脱衣，果然势如破竹”，唱歌的“捂着牙痛，矫健地走了一个来回”，秃顶者则“将胯下洗得豪情澎湃”。这里，用“豪情澎湃”、“势如破竹”或“矫健”与它们所评价的对象相配合显然是很荒唐的。在徐晓鹤扮演的“我”的迷狂感觉中，不但崇高和卑琐难以分清，甚至视觉感受也是无法确定的：
年轻后生……只是最后一件汗褂子扯下来，方看出他年纪起码过了五十七岁。
一些看起来很胖的人出人意料地瘦。一些看起来很瘦的人反而比胖人还胖。
呼哧一声，水里射出一颗人脑壳。起先以为是到处长毛的人，后来才晓得确实是到处长毛的人。
徐晓鹤就这样有意识地混淆着一般生活状态下的清醒和迷蒙，甚至把二者奇异地等同起来，通过种种语境的暗示，我们发现这个浴室恰恰象征了生活中的某种困境。
徐晓鹤的方式和残雪的有很大的不同。它提供了另一种宣泄的可能：一种在无情的自嘲中获取的释然的了悟。
“醉或醒”的第三种模式是刘索拉的小说。相比于残雪和徐晓鹤，她出奇地写实（我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行动和超现实的意象。从《你别无选择》到《蓝天绿海》，到《寻找歌王》，再到《跑道》，永远有一种焦灼感逼迫你，让你随着这种滚石乐一样的节奏沉醉到现实中去。她小说中的角色总是被命运追赶，既无法如愿又无法逃脱，从而揭示出生活中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蓝天绿海》中的歌星“我”和《跑道》中的丑角“我”显然是同一类人。他们似乎都是事业上的莫名其妙的成功者，在生活的激流中不知疲倦地奔忙和烦恼。在歌星“我”对好友蛮子的回忆作为意识中的潜流不断冲击的同时，现实中她所面临的却是录音棚里无休止的强烈音响。刘索拉大概相信，沉浸在这种现代流行旋律和节奏中让人继续那个感伤的回忆会是一种诗意的享受，但无论如何，这种回忆已经丧失了淳朴的浪漫情调而变成玛多娜小姐式的凄厉的哭叫了。正像《蓝天绿海》的开头引的一段英文歌词里说的：“当我发现自己遇上了麻烦，玛丽妈妈来到了身旁，她说着智慧的语言，由它去吧。”“由它去吧”，这句反复唱的歌词真切地表明了某种无力感和豁达感，似乎人是注定要在命运中被掷来掷去的，除非他无所企望，否则那种满足与不满足、渴欲与失落、快乐与焦虑之间的磁力将永远吸附着他。
《寻找歌王》和《蓝天绿海》的结构同样都安放在两条平行的线索上，如同音乐作品中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一面是现时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世的”生活，是一个歌星在喧嚣的城市里流星般划过的轨迹；另一面是纯粹的回忆或幻想，但似乎不是作为现实的补偿，而是作为对现实的努力超越而施展的精神魔力。对蛮子的无法断绝的回忆和寻找想象中的歌王有着同样的动机，同样是对某种价值目标的恋恋不舍或不倦追踪。在这里，女主人公尽管已经外在地近乎一个“朋克”歌手式的嬉皮士，但内心却仍然怀有某种真诚的理想和情感。从表面上看，现实生活是清醒的自我所在，而联翩的想象则始终处于迷狂的潜意识中。然而事实上，小说产生的艺术效应也许恰恰相反。现实中的自我完全丧失了主体性，被录音通知、黑压压的观众、美容师、贺信、老师、伴奏员、演出合同、电话等扯得晕头转向，而灵魂唯一的宁静的栖身之地是想象，是回忆，是梦幻。就这样，梦幻反而转化为“清醒的”自我的寓所，尽管这种清醒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实在的根基，也不再是古典型的理性存在了。它只能嵌在纷乱的生活平面中，成为在这幅后现代派拼贴画里隐隐透露的神秘、鲜艳的部分。
因此，刘索拉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在佯狂的行为背后蕴藏着某种否定荒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索拉小说中的现实，无论怎样与幻想对立，仍然是体验生活的快乐意义的场所，这种快乐就存在于用狂放与焦躁来戏弄生活困境的行为本身。当然，这种行为并不是达到宁静的幻想彼岸的必由之途。在《蓝天绿海》的末尾，主人公无目标地走到街上，没有警察，也不知道十字路口在哪儿，心里充满了一种失落感（在陈村的一篇风格类似的小说《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的结尾，主人公“我”也同样在匆匆的、放任的生活之后感到一阵苦涩）；而在这里，意识到并且展示出自身的迷惘无疑是对处于迷惘中的茫然无知的彻底否定，这正是“醉和醒”的辩证的历史体现。
在此，我无法略去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这篇作品在我们论迷的这个系列里是独特的，通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记录了一个高考落榜的二十四岁青年齐文栋在自杀前的意识流动。这里没有任何理智的叙述，他的意识流虽然不是《喧哗与骚动》里的班吉的愚痴的呓语，但也不像昆丁那样忧郁冷静，他始终处在一种狂躁不安的变态心理中。小说的标题是“欢乐”，小说里主人公的乳名叫永乐，但欢乐仅仅存在于舍弃世俗的那一瞬间，这是值得深思的。当然，在整个意识流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欢乐”二字，不过那种“欢乐”似乎是比痛苦更刺痛人心的感觉：
干燥、滑腻的药粉愤怒地喷出去，如烟，如雾，似压抑经年的毒辣的情绪。你用力、发疯般地摇动把柄，喷粉器发出要撕裂华丽天空的痉挛般的急叫声，你感到一种空前的欢乐！欢乐！欢乐！欢乐！
莫言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嘶喊着，喷涌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焦灼，狭义地看是心理能量的释放，而从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它更是对某种压抑的解放。简单地看，齐文栋之死只是由于高考落榜的缘故，然而那种人际间无形的世俗规矩，即围绕着这个事件的一系列家庭、社会的意识锁链（不但有希望和责任，还有轻蔑和嘲弄），却是更深刻的历史结构背景。它超越了个人际遇的范围，从深层意识上推向了普遍化的内心焦灼。因此，莫言所摹写的感觉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个人表现，而是许多人共同面临的一种寻求解除心理压抑而又难以遂愿的激情。
莫言的《欢乐》和我们先前论述的几位作家的作品的不同在于，后者展示了荒诞，并且把荒诞作为一种否定的游戏去体验它，从中获得反讽的快感。而《欢乐》中的齐文栋——由于小说使用第二人称，主人公又似乎要让读者自己去扮演——却完全缺乏这种超越意识。他过于执著，即使在让荒诞意识占据的时刻也饱含泪一样的辛酸。比如，莫言写到他前往考场的路上：
你不敢走神了，已经是第五次参加高考了，胜负在此一举。成则王侯败则贼！
另一处，莫言又这样来描写苦涩和玩世不恭的奇妙混合：
让我们用一张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告慰马老师的灵魂吧。复习班全体同学放声大哭。座中泣下谁最多？宋家丰年青衫湿！你泪水满腔，热血沸腾；你知道在班长举起拳头那一瞬间，全班同学都是泪水满腔，热血沸腾。但是，墨写的谎言遮不住血染的事实，一接触到课本，你知道，起码有一半同学与你一样，沸腾的热血逐渐降温，最后停留在冰点上徘徊。
齐文栋的意识完全让那个不断逃逸的欢乐蛊惑得发狂，在毒药的药性发挥到极点的末尾，他自问：“什么是欢乐？哪里有欢乐？欢乐的本质是什么？欢乐的源头在哪里？……请你回答！”于是他在迷狂达到顶峰的一刹那突然清醒了，看见了出生时的光明，看见了蝶群般的黄麻花，看见了鱼翠翠丰满的乳房，看见了大地、树木、沙丘、云层……这种清醒是以无可挽回的迷醉为代价的，通过自嘲、自虐、自杀获取了尘世间的瞬间快乐。他没有勇气用反讽的力量去消解不幸，哪怕这是一种无休止的努力；他也不是戴上了疯人的面具，而是通过真实的、狂乱的内心活动来打破现实的压抑，这的确是当代文学中表现了醉和醒的两难性格的特异角色。
无论是残雪式的妄想狂、徐晓鹤式的疯子、刘索拉式的现代嬉皮士，还是莫言式的自虐狂，都不再有一般意义上的正常或清醒了。也许，将这种反常和迷狂揭示出来，为的是能在痛苦中醒悟人生。因此，这里没有绝对蒙昧的“醉”，也没有绝对无知的“醒”，这是另一种困惑，而在这醉与醒之间，似乎展示了当代文学中另一部分作者的思考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