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沈兼士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25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7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和哥哥沈尹默一起倡导并写作新诗。1926年，他随鲁迅先生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29年，他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这一年5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重见了当年的老友，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鲁迅信任，曾任《鲁迅全集》编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兼士先生以“饿死也不为侵略者服务”的气节，严词拒绝敌伪所有聘任，甘守清贫。他与同人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后又改为“华北文教协会”）进行抗日斗争。他们的抗日行为，最终为敌寇所闻，沈兼士是文协主任被列入黑名单中第一位，被宪兵追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沈兼士于1942年潜出北平，辗转于西安、重庆，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他接运流亡青年，辅导他们升学就业，不求名位，殚精竭虑。虽贫病交加，仍以“礼乐非吾好，干戈未定时”的诗句，拒绝出任国民党礼乐馆馆长。
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辅仁、北大两校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文献馆馆长、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等职。
在文字学方面，沈兼士是我国1800年来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研究汉字的第一人，他首创文字画和意符字（初期表意文字）这两个文字发展起源阶段学说，打破了传统的“六书”说，构拟了汉字发展过程的全貌，多年来为研究文字学者所依据。
沈兼士还是一个诗人，有《和樊樊山消夏诗》、《1941年登高和少陵诗》等近百篇诗作，手稿被毁于“文革”时期。1947年8月2日，沈兼士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
◎故事感悟
沈氏三兄弟均是文化大师，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兄弟三人互相学习，共同努力，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种兄弟间互相砥砺、扶持的精神值得学习。
◎史海撷英
孙中山北上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南方时，孙中山正在广州，他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对北京政变的方针。收到冯玉祥的邀请后，他非常高兴，毅然决定放弃武力北伐的计划，在10月27日致电冯玉祥和段祺瑞，表示准备北上，共商国事。
临行前，孙中山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政治立场；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装，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等重要主张。
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严重不安。段、张两军阀先后抵达北京，争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立即施展各种伎俩，排挤冯玉祥，阻止孙中山北上。
张作霖背弃了原先与冯玉祥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大批奉军开到了京郊，并以武力为后盾，插手北京政权。在《北上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张作霖赶到天津，14日进入北京。到京第二天就与冯玉祥、卢永祥等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共同执掌北京政权。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前，对于段祺瑞、张作霖二人的军阀本质认识不清，以为可以合作共事，及至见面后才深为懊悔。当时，冯玉祥的部将胡景翼、孙岳主张杀掉张作霖，除掉后患。冯玉祥说，请人家来再杀掉，怎么向国人交代？始终不忍下手，最后反而以“谦谦君子”的姿态，自己离京到天台山“修养”去了。行前，他向张作霖辞行，张作霖还假惺惺地说：“你可不能走！我要是让你走了，我就是混帐王八蛋！”可冯玉祥真走了，他和段祺瑞又暗自高兴。
段祺瑞、张作霖挤走了冯玉祥，又全力对付北上途中的孙中山，段祺瑞以“执政”的身份！一次次发表有悖于《北上宣言》的言论，又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用以激怒孙中山。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17日抵上海，受到上海群众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与此形成对照、帝国主义则千方百计刁难孙中山。英国人办的报纸竟然叫嚷“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大陆报》更发出叫嚣，“要驱逐孙中山出上海”，“决不要理睬孙中山所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法租界捕房公然阻止并捕去欢迎孙中山的群众领袖四人。可见国内外反动派对坚持革命的孙中山多么惧怕。
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孙中山立即予以回击。他声明，“上海为中国之领土，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飞扬跋扈！”他对新闻记者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
孙中山得知北京政局险恶，更急于北上。无奈当时陆路阻断，赴天津船期又远，只好乘船绕道日本。路经日本各地时，都有成千上万群众锣鼓喧天地欢迎他：孙中山在神户东方旅馆发表演说，指出：“日本若能真心与中国亲善，务先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地位，复中国人之自由，两国于是方可言亲善。”赢得了侨胞和日本人民的欢呼。
11月30日，孙中山乘“北岭丸”从神户向天津出发，在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人民对他寄予厚望，可这时的孙中山已经不幸身患绝症了。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时候，人们已发现他面容略现黑暗苍老之象；连日来在日本奔波呼号，渡海又遇风浪，更显疲倦之态，到了天津，身发寒热，肝区发痛，精神又不如以前；段祺瑞、张作霖的倒行逆施，尤其使孙中山气恼，病情更加重了。18日，段祺瑞派了两个代表前往天津欢迎孙中山，谈及段祺瑞最近对各国公使表示尊重与各国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时，孙中山大为震怒，厉声说：“我在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北京政府据何理由，傭欲尊重之？既欲尊重外人，何必来欢迎我？”张作霖也到天津，用“外国人都是不好惹的”来威胁孙中山，要他放弃联俄联共政策，还说愿意替孙中山“疏通外国人的感情”，并大包大揽说：“这件事就包在我张作霖身上。”孙中山听后，非常气恼，病情更加沉重了。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京，受到首都十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段祺瑞更加强了反孙活动，不仅在不平等条约上与孙中山针锋相对，还以召开“善后会议”和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相对抗，让封建余孽赵尔巽当了“议长”。孙中山极为愤怒，宣布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要另筹国民会议。
到1925年1月下旬，孙中山病情恶化，竟至不能进饮食，26日，经协和医院手术，确诊为肝癌，已无治愈的可能了。
2月中旬以后，孙中山神志渐不清楚。24日下午，病势已臻绝境，生命垂危，随行的汪精卫等遂请孙中山预备遗嘱。由汪精卫执笔，孙中山口授了著名的《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 文
1925年8月12日晨9时30分，中华民族一代伟人，中国革命先行者，中华良国缔造者孙中山先生阖然长逝，时年59岁。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不幸去世，是个巨大的损失。这对全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北洋军阀的政权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南方国民党内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文苑拾萃
沈尹默作品的艺术特色
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学书家沈尹默》一文中，称沈尹默“楷书中我认为适合他书写的，还是细笔的楮楷，真是清隽秀朗，风度翩翩，在赵孟頫后，难得一睹。”已故浙江美院陆维钊教授评沈老书法时，云：“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
沈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多发表于1949年以后，包括1952年的《谈书法》，1955年的《书法漫谈》，1957年的《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8年的《学书丛话》，1960年的《答人问书法》，1961年的《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以及《和青年朋友们再谈书法》，1962年的《谈中国书法》和《怎样练好使用毛笔字》，1963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64年的《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二王法书管窥》，1965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78年的《书法论丛》，1981年的《沈尹默论书丛稿》。沈老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人民的喜爱。特别是1981年出版的《沈尹默书法集》，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他20岁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书法嬗变的全过程。1999年的《沈尹默手稿墨迹》则为他的草稿书札精品40余件，以行草为主。近年来故居在海峡两岸收集到沈老书墓志铭八种，从1921年到1960年，横跨40年，可以看到沈老楷书从北碑、唐晋风味演变到自成独特风格的过程，乃为研究沈氏碑帖及学书者临摹之范本。其中一种为沈老在1921年为蒋（中正先生）母王太夫人书墓志（现陈列于台北中正纪念堂）。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写祭文并书“蒋母之墓”四个大字。此帖碑即将付印。
乌镇沈氏两兄弟
◎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
茅盾（1896—1981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坛著名的文学巨匠、政治活动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代表作《子夜》，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显示了现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实绩。此外，还有大量文学评论、神话研究、散文、杂文、历史故事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之一，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骁将。他将自己短暂而闪光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文学事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沈泽民原名沈德济。兄弟俩都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茅盾生于1896年，沈泽民生于1900年，两人相差4岁。父亲沈永锡是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1906年，父亲病逝。童年时代，茅盾与沈泽民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之后，兄弟俩先后在故居隔壁的立志小学和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过书。在校时，茅盾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沈泽民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
1916年，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开始工作谋生，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次年夏，沈泽民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茅盾和母亲一起把他送到南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它的影响下，茅盾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翻译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沈泽民在南京则参加学生集会，上街宣传，提出“拥护国权，发扬民主”的口号，并于11月与杨贤江等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学会”南京分会。同年假期，茅盾昆仲在家乡与表兄卢奉璋、同乡曹辛汉等，发起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学，提倡白话文。此后，沈泽民创作和介绍了《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发动机》等白话文小说和一些科学小品，还写了揭示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新诗《五月》。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沈泽民青年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才能，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意义，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沈泽民最早的作品。
在学习之余，沈泽民还一度担任该会《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编务工作，同时，与同窗好友张闻天一起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科科员（即撰稿人），著文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