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生活杂忆——石西民新闻文集》的编者姚北桦、王淮冰同志在寄给我此书的同时，附函道：“你既是老报人，又是石西民同志的知音，应该有义务读此书写点读后感的。”“老报人”和“知音”谈不上，但对石西民其人其书，确实有其不能已于言的理由。
石西民在“文革”中受难的“罪状”之一就与我有关，大字报上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打了×一同出现，指控他包庇了“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我。对他的这一连累使我长时期深深负疚，直到1984年他途经上海，解放前几个新闻界老同仁在南京路扬州饭店宴请他的聚会上，才有机会向他表示歉疚之意。他却宽容地笑道：“不关你事，我罪孽深重，有你没你一样。”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如果要上纲上线，说他包庇过我确不是无因的。1963年我在宁夏拉了几年板车，患重病不堪劳动，濒于绝境时，以“病笃乱投医”的惶迫之情，写了一封凄苦求告的长信给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工作的石西民同志。我和他其实没有特殊关系，除了解放前曾给重庆《新华日报》和上海《群众》周刊写稿的这点渊源以外，只于1946年做记者时经范长江介绍，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见过一次，估计不会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真没想到呼吁信发出几天以后，立即收到了他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上海向出版局报到。事后我才知道他曾特地到出版局关照，立即将我从宁夏调回安排。如果没有他的援救，我多半是死在腾格里沙漠中了。回上海后，我打电话要求他约见，向他面申感激之意，他说：“不必感谢我，我是为党做知识分子工作，感谢党好了。”我想也是，他和我谈不上私交，要说“包庇”，那是党“包庇”了我，使我能存活下来，好歹给社会做点事。
1958年从上海分到宁夏、青海两地的文教宣传系统的人有好几百，据我所知，在那个严峻的年代被明令调回上海的，只有尚丁和我两个人，可说是“异数”。尚丁是民主党派的活跃人物，和北京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的被调回有统战政策上的意义；而我，则是一个小人物，只是他任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书记领导下的单位中的一名小卒，如上所说也谈不上有什么私交。他在本书中追述在重庆《新华日报》时的艰辛斗争时感慨地道：“我常常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认识朋友的可贵，而当他忘记了朋友时，他实际上也就忘记了革命。”他显然是以这样的怀抱和心情才给我以无私的援助的。在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这样紧的时候，先前我的出事都在他任宣传部长时期，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倒霉身份，向我伸出援手，从他本人来说，是有害无益的，诚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不是以革命者的坦荡无私的胸怀，一个共产党员的物与民胞的风义，他就不会如此关心我的命运。这种高尚的情操是私心甚重的“文革”好汉和庸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就理所当然地被上纲为“包庇”罪，要分辨也无从分辨起，没有共同语言和讨论基础。
我在窘急中之所以向他投书，不仅因为他是市委书记，更因为他是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在蒋管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和范长江、孟秋江等有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样，社会联系很广，很能理解旧社会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不像一些对当时的情况隔膜的干部那样，对旧社会过来的文人情有定见。再则，知道石西民是正直、热情、知情达理而善于为他人设想的热心人。最后，我也依仗着相信他大概还记得起我，因为解放初期我曾打算写电影文学本《冼星海传》，此意告诉了在南京的一个朋友，那时石西民还在南京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南京的朋友在闲谈时偶尔向他提起此事，他说他还记得1945年冬我曾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一曲《冼星海悼歌》的事。
他的记忆力也真不平常，《报人生活杂忆》所收的都是他晚年回顾一生新闻工作历程的文字，所记的历历往事都能勾起读者对过去年代的追忆，真挚、朴素、不求华美而自然，文采斐然，完全可以当作抒情散文读。这里面有他当年所接触的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伟人的风采，有对新闻界、文化界不少知名文化人的缅怀，更多的是他本人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在解放前蒋管区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许多事件的曲折遭遇。他以一个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身份，既概括又形象地娓娓叙述着历史，有生动的描叙，有经过反思的评价，也有深长的感慨。他以他的经历照亮了时代生活的许多方面，绝不仅仅是报人生活的回忆，各界读者都将对本书感到兴味而且获益。
石西民曾在我十分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但我却并非以这层关系的感激心情评述此书，而只是以一个诚实的读者的眼光。读了这本《报人生活杂忆》，感受到益处，才说了上面这番话。倘若只是由于受惠的私情而讲些虚美之词，那就对不起读者，也更对不起施援于我时也是毫不由于私情的石西民同志了。记得1984年最后一次见面后我曾寄他一诗，中有一联云：“我自经危仍故我，君言谢党莫怀君。”故人的佳言，区区此心，当中心藏之，何敢一日忘之？
《解放日报》1991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