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最早把我吸引住的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因此我最早读的是《野草》，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开头。说实话，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哪能真正读懂鲁迅？只是觉得读来很够味而已。接着便读《呐喊》《彷徨》两本小说，其中最令我动情的是《故乡》《社戏》等带有浙江乡土风情的诸篇，当然《阿Q正传》也读得津津有味，但当时还不能读出它的沉痛。《伤逝》则因我的一个亲戚有类似的经历而感到十分亲切，《肥皂》也因我周围的大人中不乏这类人物而深有会心。可是，远没有认识到读鲁迅就是在听他解说中国人、解说中国——这要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几年流浪阅历渐丰时方有所觉悟。
此后，我陆续读了从《坟》《热风》起到《且介亭杂文》等鲁迅的全部杂文集。最后的一本《且介亭杂文》还是用很不光彩的方法弄到的。那是1939年，我在西安。当时谢冰莹在西安主编一本《黄河》杂志，我糊里糊涂去投了一篇稿，把这事告诉了陈守梅（阿垅）。守梅正色道：怎么可以给他们投稿呢！告诉了我那是军方作后台，骨干就是鲁迅所批评过的“民族主义文学”派黄震遐那一伙。我赶紧去找谢冰莹，托故取回了稿子。正好见到她桌上有这本《且介亭杂文》，据说是沦陷区的上海寄来的。我就向她借了，而且，借的时候就存心不还的，结果就赖下来了。这当然是不道德的，至今我仍感到愧疚。
鲁迅所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论，包括译文结集《壁下译丛》和《译丛补》，也是30年代陆续读完的。1944年春天，在桂林又因广西省立图书馆有熟人之便，通读了一遍《三十年集》。鲁迅的作品很少遗漏了。
1946年复员回到南京后，我立即拥有了一部布面二十卷本《鲁迅全集》。那是我最珍爱的镇宅之宝，随时要翻阅的。但1961年，没奈何只得出让给宁夏中卫县的文化馆。当时我是流放在那里的罪人，不得不割舍。好在从那时以后直到1978年，我连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有没有《鲁迅全集》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1978年我被召回重执旧业，得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请回鲁迅。于是又有了如今还陪伴着我的人文版十六卷本的全集。遇事我得请教它；哪怕再忙再懒，我也要课责自己，定时一卷一卷地温习，不敢懈怠。
从20世纪20年代起，有好几次学者们向读者推荐必读书目，有的学者甚至将自己也未必通读过的书籍列入必读书目之中。我的有些朋友也常要我为他们的后辈开列书目，我的回答始终是：《鲁迅全集》。不论学任何专业，从事什么职业，如果要读书，有所追求，想理解人，理解中国，乃至立身处世少招尤悔，就得读《鲁迅全集》。
唯《鲁迅全集》才是中国人各界各行、各种年龄段的必读书。
因为阅读鲁迅，我也留意人们对鲁迅的评论。早一点的、影响较大的鲁迅评论者有三位：蔡元培、瞿秋白和冯雪峰。蔡元培被鲁迅视为前辈，发言是有分量的。他并未作专文评价鲁迅，只在为最早版《鲁迅全集》作序时给鲁迅的学术业绩作了概括：“乾嘉学派之后劲，新文学之开山。”原文无书可查，大意不会错。这一评论是公平的，但只就鲁迅的治学和文学上的贡献而言，没有彰示鲁迅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人文贡献和人格价值；亦即鲁迅逝世时国民所公意定谥、覆盖在他灵柩上的“民族魂”的丰姿。当然，蔡氏是为《全集》作序，自难免就书论书，他对鲁迅在学术、文学的定位是相当切实的。
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也见于书序，即《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见解确比同时代人高出一头，尤比在此以前围攻鲁迅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为有卓识和公正。他对鲁迅是传统文化（即鲁迅所说的“摆人肉筵席”的“吃人”文化）的叛逆，以及鲁迅所抨击的貌似私怨者也是人民的公仇，都说得十分中肯。但此序也对鲁迅的思想和价值观提出了一个既悖逆逻辑也与事实不符的论断：说鲁迅前期是进化的，后期是阶级论。其所以悖逆逻辑，因为进化论属自然科学的范围，而阶级论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两个属性不同的思想价值范围是无法由此臻彼的。如将进化论移为社会科学范围，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于鲁迅是完全不合头寸的。鲁迅虽曾自陈相信进化论（从生物进化观点论，鲁迅始终相信进化规律），但只是一般地认为后来居上，世界不断向前发展之意；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它通向沙文主义）无涉。这种“前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之说影响极坏，以后不断有论客引述，将鲁迅的一贯人格割裂。鲁迅的思想当然有发展，日益丰富，日益深化，但他观察事物，立身应世，提示中国弊害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坚韧战斗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言行是毕生一贯的；其独立特行，不阿附某种意识模式而坚持其独立思考的道路是毕生一贯的。从他早期著作到晚年的议论在变化中保持同一性，从《全集》就可覆按。从早期收于《坟》和晚年收于《且介亭杂文》的议论的旨趣，从《阿Q正传》到《阿金》的对国民性的刻画何其一致！“吾道一以贯之”之说，我闻其言也，未见其人也；倘有，鲁迅便是。在那个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敢于将自己的毕生文字巨细不遗地公之于世者，鲁迅的同辈人中恐也不多。这并非悔少作的稚拙，而是有些文字实在难以见人，有损形象。这足以证明鲁迅凡文字均无愧无悔的永葆独立人格的不可及，也证明他改造吾土吾民的思想的一贯性。
冯雪峰在鲁迅去世后写过不少回忆文章，总的精神是称颂鲁迅如何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路线，也勾勒了一些鲁迅待人处事的人格风采。在题为《党给鲁迅以力量》的这本回忆录中，给人的印象是鲁迅（通过他的中介）如何积极地配合民族解放事业的各种举措，是一位顾全大局的伟大斗士。这原是事实。但人们理性地根据事实，也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鲁迅的作用来评估，书题的主语和宾语应该倒换一下位置才切合实际。鲁迅当时在国民党统治格杀一切进步力量的艰苦环境下所起的无可代替的旗帜作用被淡化了，鲁迅在拥护抗日救亡政策的同时也从不放弃独立见解的人格风采也未被强调。作为政治宣传，这样的写法固然未始不可，但作为反映伟大人物的品格和人生执着，读者宁愿读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样的书，这样的回忆更能显示鲁迅的人生道路，更能说明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的本真。
瞿秋白和冯雪峰两人和鲁迅的交往是一种很特殊的遇合。鲁迅一方面曾给予两人以很大帮助和庇护，使他们得以在黑暗环境中有所作为；一方面也因为在一群不晓事和别有所图的人群中可以交流的对手难得，在某些方面瞿、冯俩还算是可人，故而尚能投契。特别鲁迅不久前受到了善于奥伏赫“变”的英雄的围攻和继起的新进好汉冷箭的侵扰，即鲁迅自诉的“横站着作战”的时会，更珍视与瞿、冯的交往，相应地也更易受他们的影响。同时鲁迅为了顾全大局，在权衡利弊之间，也徇情参与了若干本来不必参与的活动，如对某些中间人物的批评，长远看来效果不佳；当然被批评的人物自有其应该批评之处，而且大都是被批评者先发难，鲁迅只是反击。但以鲁迅的威望和应珍惜的精力，多少有些浪费。是以瞿、冯对鲁迅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即使说“给鲁迅以力量”，也无法全部从正面来估价。当然，给鲁迅的损害也远远不及后来“文革”时期肆意扭曲鲁迅，将鲁迅塑造成造反派守护神之烈且贻害之久。
将鲁迅拉去为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也并非从“文革”始。20世纪50年代起的历次运动之涉及文学领域者，鲁迅都曾被文学掌权者用为打击异己的胜牌，直到这些权力人物被他们更恶劣的好汉所超过、所黜落为止。后一批好汉所用以排斥先行者的仍是鲁迅牌，鲁迅之被坏货所糟改，盖亦不止一番矣。
20世纪末迄今，鲁迅仍是不曾冷落的话题，这事的本身就证明，鲁迅远不像那些喊叫“告别鲁迅”的人们那样容易打发，也不像某些一厢情愿地想“超越鲁迅”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超越。人类历史上有些伟人是无法超越的：但丁、达·文西、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鲁迅也是不能超越的巨人之一。至少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堪与鲁迅比肩并论。那些想贬抑鲁迅的人，白痴式的低能儿的叫嚷不必费神去评论，即使那些貌似公正的研究家，所采用的方法也常是取同时代的某些人物作比较，或就鲁迅对某人某事的争执，用以责鲁迅为多疑、爱发脾气骂人、偏激。这些议论大抵是将人物置之于一个无何有之乡，脱离了具体语境的书斋空论，所执的空洞的伦理标准本身就和踏踏实实在吾土吾民的现实基地上奋斗的鲁迅的人生标准了不相干，连和“真理都是具体的”这一常识命题也相违拗。比如，小品文、幽默闲适，有何罪过？鲁迅偏要以此批评林语堂？而从不讲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环境，提倡这类貌似无害的情调实等于扯时代之淡，在救亡事亟的当时只是为残民媚外的反动政权粉饰太平。如果说这是偏激，则中国人民多么希望能多一些如此的偏激！
也许是我特别钝感，也许是鲁迅所说的人心不能相通，我反复读鲁迅书，从他的议论、书信、日记，只能感受到他的温厚、博大和直道，慷慨愤懑甚至尖刻也从温厚、博大、直道中来。我常以为，鲁迅的仁慈宽厚，在他和周作人反目一事上表露得最为显著，细读早年的日记，鲁迅对这个兄弟的呵护，可谓无微不至，友于之情无可复加，而这个枭鸱成性的周作人，这个孽畜，一旦羽毛丰满，竟自私信谗，背义如此！世上如真有黄衫客这样的侠士，真会愤怒而将周作人揍扁！旁人尚且为之发指，鲁迅竟能隐忍。究其用心，仍在于自己的退让能让这个不义的兄弟好做人。烈火真金，品格斯现。直到晚年，仍由鲁迅承担供奉母亲的责任，并不时接济三弟周建人。从私人道德看，鲁迅也是可风可式的。
鲁迅对待朋友也宽厚有节，不为已甚。可以几乎要涉讼的李小峰的感受为例。20世纪50年代，我曾一度和李小峰相当熟稔，向他问起当年因稿费和鲁迅发生纠纷的往事，李小峰除了作些解释外，诚恳地连声道：“先生为人厚道，厚道！”李小峰表露的是由衷的真情，我曾在《记李小峰》一文（收在《沙聚塔》一书中）记述此事，李小峰的感受当然要比局外人对鲁迅的评论过硬得多。
至于鲁迅的对公对私，做人的道理和对朋友的道义，我以为晚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最能说明问题。既不屈从压力，坚持独立见解，又对战友承担道义责任，对指斥的一方也留有余地，给予自新的机会。此文不仅充分呈示鲁迅的人格风采，而且是文学史上头等重要的文献，发表时就引起了远不止是文学界的震动，20世纪50年代更搅得不少有关人等大动肝火，乃至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大做手脚。它确是鲁迅暮年生涯中的一大光辉，值得人们特别是治文学的人反复阅读。治现代文学史的人如不从此文汲取智慧，从中理清文学阵营中的脉络，那么写出来的文学史肯定难称信史。
此文又搅动了此后数十年文学领域的纷争，大批人的沉浮泰否的命运都与此文相关联，乃至像我这样当时尚是一个文学小学徒的少年的人，20世纪50年代后的折腾都须追根到与此文的关系，这绝非“蝴蝶效应”式的模糊哲学的理解。1962年我从宁夏回沪治病的间歇中，曾阐释此文写了近五万字的长文。原稿在“文革”开始即被抄没，但当时意绪的点滴，还保存在本书的若干篇之中。当时被抄没的文稿中，还有论《阿Q正传》的一篇。本书中所收的论《阿Q正传》的一篇，仍循着当时的思路，是本书中唯一以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字。
诗人绿原常说：“英国人每年要读莎士比亚，中国人每年要读鲁迅。”评论家耿庸说：“鲁迅是大海，我们只能舀取大海中的一瓢水。”我每年读鲁迅，也仅能从大海中舀得一瓢水。这是既欣然也是惘然的。
《世纪》200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