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却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至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入孔庙，借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庑（正房对面和两侧的小屋子）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想吃，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二十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鹓鹚刍乌（古书上说的凤凰一类的鸟）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四库全书提要》载：“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撰，敞发明正学，在朱程前，所见皆正，徒以独抱道经，澹于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抑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之间，卓然醇儒也。”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中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赞扬雄，诋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三）宋儒之缺点
着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他们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直，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诚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方刚，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细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数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畔。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其脱籍，仲友沮之，亮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同“仇”）。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符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着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陆九渊），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着《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悟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着《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贷，与安定争，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地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得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因为吾人之心，至虚至灵，着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之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见，于是放眼一看，就觉得苏东坡种种不合。晦庵胸中，有了一个程伊川，放眼一看，就觉得象山、龙川、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是就像目中着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伊氏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就是讲世间法，也当如是。然后知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东坡问伊川，“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亦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笔谈中，俱含妙谛。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观于“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场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着一个诚敬，却绳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为着太执着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无滥路可补，无贫穷来周济，回想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张口呼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责，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咎。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走入程朱途径去了，奈何！奈何！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之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之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决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何下手？曰：从“量”字下手。
中西文化之融合
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者，乃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非中国学说酿成的。这就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的明证。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一面又痛恨战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把中国学说发挥光大之不可。
（一）中西文化冲突之点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来，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人培养身，中国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斯密士（今译亚当·斯密）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孜孜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异的地方。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犹这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
西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起走，基础未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
孔门的正心诚意，我们不必把它太看高深了，把他改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做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门的精义，不过如是而已。然而照这样做去，就可达到“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如果讲“自由竞争”等说法，势必至“己所不欲，也可施之于人”。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了，中国人的路，并没有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凡人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善心长则恶心消，恶心长则善心消，因此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这份良知良能搜寻出来，在家庭中培养好，小孩朝夕相处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就叫他爱亲敬兄，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扩充出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了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世界，所以说：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
（二）中国学说可救印度西洋之弊
西洋人，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它拿在手中，造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污浊到极点，自己的身子，也是污浊到极点，总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世界舍去，把这个身子舍去。惟老子则有一个见解，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说：“多藏必厚亡。”世界上的金银，他是看不起的，当然不做抢夺的事，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他舍去身子，并不是脱离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与众人融合为一。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陆行不避兕（古代指犀牛）虎，入军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污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众人熙熙”的世界。
以返本线言之：西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头。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绝不回头。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莫得印度那样精，讲治世法，莫得西人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