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习讲某种科学，初时一二十分钟，还莫甚么趣味，这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后来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久，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满了，又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也耗废了，精力也疲倦，所受的长益，还是莫可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同，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科学，使脑筋一变，才不受损伤。这个说法，我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我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曲折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乡下农人，以挑担为易，写字为难。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学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我们忽然换一种科学，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埋头前进，然后有了障碍，不得不折而他走一样。又学生津津有味的时候，顺着他的惯性，叫他前进，自然是很便易的，为甚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我们下细考察那种办法，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同？明明是紊乱学生脑筋，何得谓变换脑筋？即使说学生用功久了，脑筋应该休息，所习科学，应该难易相同，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我不能入学生之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强制他，他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工场的管理法，以最少消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大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夫作工的时候，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我们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劳力与时间的虚耗，前面已经说明了，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随在皆是，姑举一二件来说。我曾说过：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用他的时候少，为甚么不把他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
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莫得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法，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金钱不教书的。四川全省设省视学十人，是拿钱不教书的。百四十几县，每县教育局长一人，是拿钱不教书的。每县设几个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一百几十个，是拿钱不教书的。全省高小校校长几百个，很有些未担任学科，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行，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拿钱不教书，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尽都喊他不消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收支雇员书记人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有点舆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这么多，教育经费哪得不支绌？
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
我把他所有的组织法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发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外国的法令制度，只要能够适合我国的需要，我们仿办起来，一定是推行无阻的。例如中国男子辫发、女子缠足，相沿也是很久的，如今男子学外国男子，把发剪了，女子学外国女子把足放了，未见发生何种流弊，这就是所服之药对了症的缘故。现在的学校，弊端百出，人人一谈及此，不是骂学生不好，就是骂管教员不好。依我想，如果少数学校不良，我们可以怪管教员，可以怪学生，而今则多数学校，都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在学制方面考虑一下。
要改良教育，可以采用古人改良政治的法子：战国时候，兵伐扰攘，人心险诈，与现在的情形是一样。嬴秦继起，政令烦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乱，也与现在的情形一样。到了汉朝的时候，人心忽然淳朴起来了，这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异，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就把元气培补起来了。汉高祖的谋臣是张良，他是讲黄老之学，约法三章，当然是他上的条陈。惠帝用曹参为丞相，曹参奉盖公为师，盖公是黄老专家，所以曹参为相，专主清静无为，文景沿用他的法子，就成了三代下顶好的时代。这可说汉初所请的医生，与所害的病相合了。诸葛武侯说：“秦的政治很苛细，人民苦极了，所以高祖立法很宽，刘璋暗弱，人民很疲玩，所以我立法很严。”真是通达治体的话。武侯淡泊宁静，他的性情，很近黄老，后来治蜀，却纯用申韩，我们试把他的本传读一遍，又把韩非子研究一下，就见许多举动纯是韩非家法，他并且手写申韩，以教后主，真所谓对症下药，可算名医，宜乎后人称他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改良教育，就有办法了。
现在关于教育的条令，非常苛细，教育界排挤倾轧，无所不有，学生凌厉嚣张，动辄就闹风潮，教育紊乱的状况与战国嬴秦的政治相似。依我的主张，要想改良教育，最好的是仿汉高祖约法三章的办法。学校中规定：凡有嫖赌偷盗与夫吸鸦烟的，严重处罚，其他苛细的规则一切删除，遇有应该救正的地方，临时酌定，学文景之世，休养生息，可断定学潮就会平息，教育就会发达，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黄老之术，表面上看来，是莫得甚么道理，其实有绝大的道理。汉初取他的法子去治国，所得的效果，是彰彰可考的；养生的人，用他的法子去治身，无不享高寿，是人人知道的。我主张用他的法子去办学，可断定必会办好。斯密士一部《原富》，主张放任，听其自然，这明明是黄老之术。斯密士用之于养字方面，既已收了绝大的效果，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教字方面，一定也会收绝大的效果。
现在中国的政治，一方面政令苛细，人民愁苦，一方面又是执政暗弱，人民疲玩，武侯所说的两种现象，同时并存。那执政的暗弱，算是中国有的，那苛细的法令，是从外国抄袭来的。所以我们改良政治，当黄老与申韩二者并用，改良教育，也是如此。校中把嫖赌偷盗鸦片烟悬为厉禁，犯者严重处罚，绝不徇情，是用申韩之术。把苛细规则一切除去，是用黄老之术。主持教育的人，对于教育事业，持放任主义，是用黄老之术。考试时极端严格，舞弊者严重处罚，无丝毫假借，是用申韩之术。教育上能够如此办去，自然可望整顿，政治上一切事都如此办，自然也会整顿好。
庄子是尊崇黄老的人，他主张治天下要除去害马者，因为害马者是有碍自然的。斯密士谈经济，主张把营业上的障碍物去了，才能自由发展，其用意与庄子同。斯密士主张关于交通的事项由政府办，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的事业由政府办，其余一切放任，听人民自由去做，政府不必过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是清查商标，不许冒充他人招牌。遇有不履行契约，意图赖骗的人，政府依法惩办就是了。我们把他的法子，应用到教育方面，为种种的设备，使人民随在有就学的机会。高级点的学校，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由政府办，其余一切放任，政府只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学生。这考试制用意，就是不许他冒充招牌，不许他任意赖骗，照这样办法，教育自然会发达。人非饮食不能生活，人无知识不能在社会上立脚，其切如果一样的，所以人的知识欲，与饮食欲是相等的，二者都于人的生存上有关系，政府替他筹划，不如听他自己筹划，还要周密得多。斯密士在经济方面，窥破了此点，故主张放任，听其自然。我们知道：人民的知识欲望，与饮食相等，所以教育事业，也该放任，也该听其自然。
放任主义，施之经济方面，还有流弊，施之教育方面，不会有流弊，因为经济上一切放任，就生出自由竞争的现象，外国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竞争产出来的。金钱的数目有限，他占多了，我就要少得点，我占多了，他就要少得点，所以自由竞争，就造成贫富的阶级。惟关于知识则不然，断莫有你把学问操好了，我的学问就操不好的道理，所以放任主义，施之教育，不会生流弊。
有人说：放任主义，施之智育方面，或许要得，施之管理方面，如何要得？我说：管理方面，采用这个原理，为甚么要不得？中国因为国家贫弱才变法，才改书院为学校，中国贫弱，有他贫弱的原因，其罪过并不在学生，并不是由于学生在书院中放任惯了，害了国家社会，为甚么要设些严厉的规则，把学生拘束起来？这也是药不对症，并且是对于无病的人妄加针砭。
欧洲行征兵制，全国人民，皆有当兵的义务，厉行军国民教育。故学校之内，纯以兵法部勒，校长是个司令官，学监仿佛是个营连长，学生的起居动作，都是军营式的组织，处处取整齐严肃，使他养成习惯，将来入伍当兵，自然容易，西洋学校用意在此。我们中国并未行征兵制，学校之中，也用军营式的组织，学生在校的生活，也带有军营生活状态，这也是无谓的事。
有人说：学校之中，施行这种规则，目的在养成学生守时间守秩序的习惯，这种训练是不可少的。我说：施了这种训练，能不能够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还是个疑问。川省兴设学校，二十多年，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却也不少，请问成效安在？即如四川省议会的议员，是人民选他出来，那些人都是进过学校，受过这种训练的，并且很多是当过校长教员的，曾经拿这种规则去范围人，何以这些人聚在一处，全不遵守时间，往往无故不到，开会之时，不足法定人数。讲到秩序一层，更说不上，打墨盒，飞板凳，报纸登载，不一而足，请问养成的良好习惯安在？因为一毕业出来，莫得司令官管束他，他就回复未入校以前的状况了。会场之中虽然有个主席，却莫得校长的威权，不能记过扣分，不能悬牌斥退，他们不守时间，不守秩序，也无怪其然。
所以我说：施行严厉规则，不过校中形式上好看点罢了，其实莫得甚么成效，在社会上不会发生何种影响。有人说：西人受了那种训练，毕业出来不会忘去，依然能够守时间，守秩序，中国人在校中受了同样的训练，毕业出来，还是不守时间，不守秩序，这是由于中国人道德观念缺乏的缘故。我说：这不是道德上的关系，是行征兵制与不行征兵制的关系，欧洲行征兵制，全国皆兵，即以全国为一军营，全国的组织，是一个军营的放大形。校中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一致的，人民守时间，守秩序，校内校外是一样的，故学生入校遵守规则，不感何种痛苦，毕业出来不会把校中养成的习惯抛去。
中国从前也行过征兵制，也是用兵法部勒全国，后来进化了，依分功之例，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民与兵既经分开，无须乎再用兵法去部勒国民。兼之大一统之后，战争的事渐渐减少，所养的兵，也渐渐少，需用兵法的地方，既经少了，社会上造下军营式的组织，就逐渐消失。人民一切动作，纯任自由，养成了习惯，所以一入学校，受军营式的训练，即感觉痛苦，随时发生风潮，一出学校，即与社会同化，校中所施的训练，就等于零了。这就是由于欧洲的社会有拘束力，中国的社会莫得拘束力，欧洲养成那种习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涵濡渐渍。中国养成这种习惯，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涵濡渐渍，所以要改良中国人的习惯，当另想法子，不是区区厉行校规，所能挽救的，更不是空言道德，就能生效的。
现在各校关于请假点名，晚间熄灯，早晨起床，清查学生上堂人数，与夫其他事项，俱由学校职员管理，往往因此等事项，学生与管理人生出恶感，酿成极大风潮。我想：此等事，可改归学生自行料理，教职员将此等规则的必要，向学生剀切（切实）。说明，使他们自立公约轮流担任，管理人从旁襄（帮）助，不必取司令官的态度，用强力去干涉他。因为用强力去干涉，学生居于被动地位，将来走到莫人干涉的地方，他就依然不规则起来了。如果使他们自立公约，养成自动的习惯，将来毕业出来，到了议场这类地方，大家感觉有守时间守秩序的必要，自然就能够定出公约，互相遵守了。
关于学生的操行，只好用儒家的旧学说，注重人格感化。当教师的，果然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利用学生的摹仿性，自然不知不觉，一切行为，就同教师一样了。
凡人作事，关于心理，心想做就做，心不想做就不做，所以要改变人的行为，当先改变人的心理，心理改变了，生出来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有人出来提倡某种学说，始而少数人心理改变，少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继而多数人心理改变，多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到了多数人的行为改变，就成为一种风气了。这个道理，曾国藩的那篇《原才》，说得很明白，要想改良学生的操行，应该采用这个法子。
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地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本是很粗浅的，他的教能够推行得那么广，不是他的教理足以折服人，是他那种人格，足以感化人，他那种毅力，足以转移人。现在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用商鞅行政的法子，并且是秦始皇箝制人民的法子，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此处。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察学生的知识，不能考察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我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就是现在的学校那种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的操行，当格外想法，所以我才有上文的种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