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金圣叹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时，心境突然变得苍凉起来。他有一段文字记录当时的感受：
为儿子时，蚩蚩然只谓前亦不往，后亦不来，独有此身，常在世间。予读《兰亭序》，亦了不知佳定在何处。殆于三十四五岁许，始乃无端感触，忽地惊心：前次犹是童稚蓬心，后此便已衰白相逼，中间壮岁一段，竟全然失去不见。夫而后咄嗟弥日，渐入忽忽不乐苦境。（《杜诗解》卷二《三绝句》批语）
中间壮岁一段，竟“全然失去不见”，这已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光阴变灭、浮生若梦的一般感慨了，其中显然含有隐情。事实上，这十几年本应该是人生最好的岁月里发生的事情，不仅在金圣叹的著作中极少提及，而且在他的心中，也似完全被否定，原因究竟何在呢？
另外还有一件事，更能引发我们对圣叹这段岁月的好奇。崇祯十五年（1642）的秋天，友人圣默法师想要介绍徐增去见圣叹，被断然拒绝。徐增后来回忆当时情景道：“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如是者数年。至壬午秋，遇圣默法师，欲导余见圣叹，才说‘圣叹’，余急掩耳曰：‘怕人，怕人！’”（《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徐增，字子能，号而庵，长洲人。是圣叹平生最重要的友人，为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做出许多贡献。但是在二人订交之前，当友人提及圣叹的名字时，他居然掩住耳朵连说“怕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金圣叹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何等不堪。
那么，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现“人尽骂圣叹为魔”的现象呢？与圣叹同为苏州人、有“三吴才子”之称的尤侗所著《艮斋杂说》中，有关于圣叹的一段文字：
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后坐事见法。牧斋为《泐子灵异记》，盖亦以异人目之矣。
食狗肉而登坛讲经，在金圣叹而言，并非是没有可能。《水浒传》中鲁达出家后，下山喝酒，闻到狗肉香。庄家道：“我怕你是个出家人，不吃狗肉的，因此不来问你。”圣叹批云：“相传有此言，而实非也！”可见寻常戒律，并不足以范制圣叹。因为在他看来，佛祖制定不食肉的戒律，固然有他的考虑，但相对于“大慈悲”而言，却有末本之分（《寺警》批语）。可恨的是很多僧家借守戒律而掩饰自己“伪铺坛场，炫招女色”的大恶行。圣叹吃狗肉而登坛讲经，应是憎恶世人之伪的愤激行为。
但是，这仅仅是圣叹狂放不羁行止的一个小小的侧面，金圣叹被视为“异人”的主要原因，要从尤侗提到的钱谦益所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一文中寻找线索。《灵异记》中记载了一位泐法师，是佛教天台宗祖师智（538—597）的弟子智朗，自称“泐庵”，人们又尊称他为“泐公”、“泐师”、“泐子”。泐法师的后身，是一位陈氏女子，十七岁时早夭，其鬼魂归于慈月宫。这位陈夫人的职司，是掌管东南各路人鬼祸福运命，因为与金圣叹有婚姻之缘，经常附体于金圣叹，为世人解说因缘，劝谕世人行善积德。（《牧斋初学集》卷四三）因此，我们可以说，钱谦益文章的真正传主，其实就是金圣叹。当然，这个说法可能不太严谨，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泐法师是人们对金圣叹被鬼神附体后所托称的法师的尊称。文章中叙述的金圣叹玩的把戏，就是中国传统民间很流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扶乩降神。这种活动，“假借神鬼名义，两人合作以箕插笔，在沙盘上划字，以卜吉凶，或与人唱和，藉以诈钱。因传说神仙来时均驾风乘鸾，故名”（《辞源》）。在明清时盛行于士大夫之间，当时很多著名文人诗文集中都有相关的记载，即是以不以为然的口气谈到金圣叹“异人”行径的尤侗，他的《艮斋杂说》也录有很多与降神附体的鬼神唱和的诗作，其实“连篇累牍皆卟语也”（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金圣叹在钱谦益家扶乩降神的时间是崇祯八年（1635），这一年金圣叹28岁，从事扶乩活动已经有八年之久。也就是说，从天启七年（1627）五月，金圣叹20岁时，就自诩鬼神附体，开始在吴中一带扶乩降坛、广行法事。钱氏文中还说，泐法师自称他降神附体于金圣叹，“以十二年为期，后四年而大显”，且“时节因缘，皆大师所指授”。“十二年”取一纪之成数，崇祯八年正是金圣叹开始扶乩活动后的第九年，而其降神行为之大为轰动，正是经过身为东南文坛祭酒的钱谦益的品题之后。所以，这里泐法师神秘的“大显”预言，其实是金圣叹对自己获得钱谦益注目之后一举成名的预期，而这两句基本可以视为金圣叹全部扶乩活动盛衰走势的实录。至于所谓“时节因缘，皆大师所指授”，说他降神附体的行为和显晦的运势都是受智祖师指授，这与他为附体于己的这个无中生有的“神”精心虚构的复杂的宿生因缘一样，也都是假托之辞。
《灵异记》以设问形式，将慈月之事以及时人的疑惑议论作了比较详细的交代。从中我们可以了解：
一、 钱谦益之相信慈月之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慈月通过宣扬天台宗教义以节制流行的“狂禅”风气的佛教思想，与钱谦益接近。天台宗祖师智提倡“教观相资”的修行观念，也就是闻教与修观相结合来参悟佛法真谛。明末高僧智旭曾借用《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说明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只做工夫，不以教义义理相印证，就是盲目修炼，如同思而不学，难免误入歧途；只学义理，不知道反思，又会学无所得，茫然无见。（吴正岚《金圣叹评传》）晚明“狂禅”之风盛行，人人思而不学，钱谦益对此深恶痛绝。金圣叹为慈月拉上一个天台宗祖师高足的“前身”，显然是降神之前，预先做足了功课。二是钱谦益被“慈月”在降神过程中显露出的丰厚学问和杰出才华所折服，即所谓“妙达三乘，博通外典。微词奥义，尽般若之笙簧；绮句名章，总伽陀之鼓吹”，既表现出对佛法真谛的超凡见解，又辅之以清词丽句。这样的附体之神，其文化水准迥出侪辈，当时流行的神君、紫姑之流，根本无法跟“她”相比。总之，在此次降神行为中，圣叹一方面投其所好，一方面才惊四座，终于打动钱谦益，为之作传传名（陈洪《金圣叹传论》）。然而钱氏还是自矜身份，下笔极为谨慎，给出相信慈月之事的理由，不离理智范围，其实并未完全被圣叹的装神弄鬼迷惑。
二、 在钱谦益写这篇传记的时候，金圣叹已经因其扶乩行为面临着怨谤丛生、无力弥缝的困境。从文中可知，金圣叹给附体于己的这位慈月宫陈夫人设计的冥间职责，包括“病则以药，鬼则以符，祈年逐厉、忏罪度冥，则以笺以表”，则他通过降神，与世人的交流，已经越出了彰显天台宗教义的范围。而且他为了动人视听，还诡言祸福，并渐渐不得不应和世人求功名富贵之贪念，种种行迹与圣叹本人所坚决反对的邪祠淫祀的作用已没有本质区别。钱谦益为之辩护的理由是，他欲借诡异之津梁宣扬严肃之宗旨，即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但这其间的分寸没有把握好，则不免面临“求而不相得，则怨与谤从之”的境地，也就是说，金圣叹的降神行为应该有并不灵验、露出破绽的时候。
由此可见，圣叹获“异人”之目可谓“名至实归”，他的“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佯狂玩世，而是别出心裁，且用力过猛，玩世过了头，自伤其身，引来世人谣诼，并最终将其形象“妖魔化”了。只不过在崇祯八年，正处于声名最胜之时，沉浸在求名得名的喜悦中，金圣叹对此事带来的严重后果还估计不足，他仍然带着他的“团队”四处降神。
这一年，除了在钱家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夏初，降乩于名宦姚希孟鹓止堂。姚与钱谦益是挚友，早在万历末年就有来往。金圣叹降乩之举，有可能是姚、钱之间相互介绍。姚希孟所著《风唫集》，前有崇祯八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天台泐庵智朗降乩题于鹓止堂”的序，文末还有“智朗之印”、“天台泐子”两方印章，实际上这个序是金圣叹在扶乩降神的时候创作的。（徐朔方《金圣叹年谱》）
这一年中，金圣叹还应吴江叶绍袁之邀降乩其家。这可能是他所有降乩活动中，文献记载最为详细，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一次。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号天寥道人，吴江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娶妻为同邑文学世家沈氏女，名宜修，字宛君。绍袁在京城为官数年，崇祯四年（1631）就辞官回乡，整日与妻子儿女吟咏唱和，安贫乐道。绍袁与宜修共生八男五女，皆才貌双全，但多寿年不永。在崇祯八年前后，叶氏家难迭生，先是崇祯五年（1632）十月，三女叶小鸾在婚前五日由偶染小恙而竟至不治，年方17；长女纨纨因为痛心妹妹之死，哀伤过度，也在这一年除夕去世，年仅23。到崇祯八年二月，次子世偁因为科举考试失意，抑郁而亡，年才18；三月，叶绍袁的母亲冯太宜人因为心伤爱孙之死而去世；四月，五岁的八子世儴夭折；到本年九月，叶绍袁的妻子也呕血病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家与“泐大师”金圣叹有了多次往来（全部过程载于《午梦堂集》）。如果说钱谦益对泐师行径尚在信疑之间，由于性情和处境的不同，在遭受亲人接连去世的巨大打击之下，在“泪痕相续”、悲痛难禁的心绪中，叶家对能够沟通神鬼、往行天人之间的“泐师”，是信任甚至在精神上是依赖的。叶绍袁《午梦堂集》中记录的金圣叹降乩过程恍惚迷离，与钱氏之文设客问难、反复推问的理智客观大不相同。
最早的记录见于崇祯八年四月。叶绍袁的八子世儴患了惊风痫疾。在幼子罹患急症的情况下，沈宜修“迷途仰望垂哀怜”（《呈泐大师》），把希望寄托在泐公身上，让三子世傛去求救。但这一次金圣叹并没有应请而来，而是让世傛告知：不但世儴的命保不住，而且叶家的孩子中还有人有不测，倘若要有所解救，就要朝夕礼拜准提菩萨像，并一直坚持持诵准提咒，也许还能有所挽回。（《天蓼年谱别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金圣叹投身于其中的这个游戏逻辑的无理性，正如钱谦益在《灵异记》中已经指出的，如果真有鬼神，鬼神真有超凡的力量，那么他也不可能满足世人祈求富贵荣名的贪念，因为无法以“一神（其实还是凡人）之力”，“敢侵朝廷之权”，代替应天命而生的帝王行使职权；同理，他也不能僭越上帝之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在面对一个绝望的母亲的求援时，金圣叹也无能为力。只不过他擅于藏拙，且能用两可之辞为自己预留退路。叶氏为地方大姓，人才辈出，叶绍袁的子女又如此聪慧出众，事迹应已传播人口。金圣叹想必是从叶家子女敏感多情又身体孱弱这些特点出发，大胆作出这个令人惊惧的预言的。叶家当时即遵照泐师之嘱礼拜持诵，但是并没有能阻止噩运。金圣叹的预言居然变成了现实：世儴不久夭折，五年之后的崇祯十三年（1640），带回这个预言的世傛也因咳疾早逝。叶绍袁叙述此事时称：“迨九月，内人亡。又越年，而儿辈怠于诵礼矣。不意庚辰即自傛当之，伤哉！”（《别记》）叶氏痛悔自责，将世傛之死归因于没有坚持诵礼，可见金圣叹的故弄玄虚，在信奉者眼里，反而成了泐大师能预知生死、不违天命的表现。
本年六月上旬，泐师率“弟子”戴生、顾生、魏生等人（也是他降神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至叶家降神。叶绍袁在《续窈闻》一文中记录了全部过程。
从记载看，金圣叹的出场非常隆重，给人以“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到了约定的日期，叶家先陈设了“香花幡幢”，恭恭敬敬等待泐师仙驾降临。等到中午，先有“女史傅遥遥”前来通告，说泐师傍晚时才会到。叶绍袁和参与这次降神会的其他人丝毫不敢懈怠，屏气静候多时，泐师才姗姗而至。
降临之后，泐师当即要求借观《彤奁》集。叶绍袁在三女小鸾、长女纨纨去世后，不忍爱女的风雅遗致就此淹没，将当时名媛才士以及家人亲友为二女写的悼挽辞章，编成《彤奁续些》二集。泐师看过之后，问叶绍袁是否想要通过自己的揄扬使此集传世不朽。叶“泣而请之”，泐师于是为之即兴题辞，就是今日所见冠于文集之首、题署为“天台无叶泐子智朗槃谈撰”的《彤奁双叶题辞》。
叶绍袁记录的这个细节，写出了金圣叹为人自负、好发大言的性格特点。只不过，其自负大言是有所恃的，这就是他令人惊艳的才华。叶氏这样描述他题辞时的情景和文风：“精言丽彩，挥洒错落，笔不停手，应接靡暇。鸿文景烁，灵篇晖耀，真上超沈、谢，下掩庾、徐也。”用沈约、谢朓、庾信、徐陵等人作比较，显然是因为泐庵此文有六朝之风，与上文钱谦益“绮句名章”的评语，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金圣叹本人此时诗文创作在风格上的统一性。《题辞》盛赞二女“瑶情蕙质”、“雾骨烟姿”，又言二人本为仙品，非凡世所能留。这对于心伤爱女早夭的叶绍袁夫妇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安慰吧。叶家二女的事迹和《彤奁》早已传播于好事者之口，金圣叹的“即兴”创作，文理周密，对句工整，未始不是宿构。但他用降神的独特方式，设置了匆匆浏览之后当场挥笔的情境，以耸人视听。而经过泐师的这番做作之后，叶小鸾之事为人称羡，至今不绝，也的确是达到了“不朽”的目的。
《题辞》署名中所谓“无叶”，是泐庵的堂名。无叶堂是泐师于虚空中所设幻境，专门收录生前灵慧且有宿根的女子死后之魂，自己主持其中，因此用之为堂名。这与他虚构的慈月宫一样，都是上不归玉帝，下不归阎罗，漂浮于天地之间的“游魂野鬼”的灵魂栖息之地。
这一天题辞之后，天色已晚，泐师也即返驾。第二天一早，再次降临，并首先让人拿来纸笔，“为画牡丹、芙蕖、菊花、水仙四幅，生色映人，墨韵飞舞。挂置佛前，作天女曼陀华供，观者咸赞叹不可思议功德焉”。据文献记载，金圣叹“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崇祯十六年（1643）夏天，金圣叹为他的同乡、明代著名的书画家邵弥（字僧弥，号瓜畴）所画的山水长卷作跋，还说自己与邵弥既是同乡，年岁相差也不多，倘若邵弥不死，与自己较一长短，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可见对自己在绘画上的造诣一直颇为自负。这次他自然没有放过展示自己绘画才能的机会。从观者的反应来看，他获得了很大成功。而叶绍袁笔下的“观者”，也告诉我们，金圣叹的每次降神，恐怕都不会是仅仅由至亲参与的纯私人性活动，慕名而来的“观众”想必也不少，那么，金圣叹声名的迅速传播与此有关，而其形象终于晦暗难明也应该与此有关。
供画之后，进入正题。先有叶绍袁询问已逝亲人的现状及往生因缘，由泐师一一解答。其中最有戏剧性、最曲折离奇的是关于世偁、纨纨、小鸾的往昔因缘。摘引如下，与读者共赏。
叶世偁：
偁之前身，生于云间，已聘一女，将婚而死。因悟世法无常，遂出离家俗，为高行律师。女于梦中，时往视之，觉而邪心萌动，动即墮戒，遂至于此。然此事甚奇，因缘在三世以前，本皆女也。偁为奚氏，顾为杨氏，俱武水人，中表姊妹，以才色相慕悦，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终不能成其志，为各选婿。二女不相期约，俱于一日剪发成尼。父母亦无可奈何，遂创立梵舍，听其同处，精参内典，勤求佛法，可云美矣。后一女先卒，终时谓其一云：“我生生世世必不舍汝，然我计之，为兄弟则各有室，为姊妹则各有家，不若迭为夫妇可耳。”然而数载薰修，人天证明，不容破戒，于今三世矣。三世俱定盟为夫妇，愿力也；三世究竟不成夫妇，戒力也。
叶纨纨：天下最有痴人痴事。此是发愿为女者，向固文人茂才也。虔奉观音大士，乃于大士前，日夕回向，求为香闺丽质，又复能文。及至许从其愿，生来为爱，则固未注佳配也。少年修洁自好，搦管必以袖衬，衣必极淡而整。宴尔之后，不喜伉俪，恐其不洁也。每自矢心，独为处子。嘻，亦痴矣。今归我无叶堂中，法名智转，法字珠轮。
叶小鸾：张郎（注：叶家为小鸾所择婿）前身姓郑，浙中一巨卿公子。郑之前身，固参宗师，亦龙姿也。当其为郑生时，少年高才，自谓曾修玉京女史。寒簧（注：金圣叹虚构的叶小鸾前身，是为月府侍书仙女，名寒簧）偶闻斯言，即于其读书楼下，花架之中，一现仙女天身。郑生见之，亦诧本处闺质，初不意神仙示影也。此天顺二年三月初三事。张之今有是缘，盖前以未得详观奇丽踪迹，悒悒不遂，故又寻至耳。……（但）寒簧偶以书生狂言，不觉心动失笑。实则既一现后，即已深悔，断不愿谪人间，行鄙亵事。然上界已切责其一笑，故来；因复自悔，故来而不与合也。
金圣叹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惊叹，其编织的因缘虽然荒诞不经，但这生生世世的纠缠，生而不合、死又不解的业缘，在诡异中包含了故事编排者对人类情感欲念无法解脱的无奈感悟和命运弄人的象征性喻示，令人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而生悲悯恐惧之心。这些因缘故事，应该是金圣叹受到佛教思想影响后的人生观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是可以当做《百喻经》来读的。
沈宜修在本年因世儴之病，向泐师求助时所作诗中有“幻境亦知难解脱，虚花不定更依违”之说，现在听到子女的苦恼因缘，在悲痛中想必也能理解泐师的劝喻苦心。
解说因缘之后，叶绍袁请求泐师招归小鸾之魂。泐师以仙府路远推辞，叶再次求恳，到午后泐师才答应招魂，一直到夜里，小鸾之魂终于降临。礼佛之后，拜祖母灵位，然后在泐师的示意下，令人以香灯引进内室，见过母亲之后，出来作诗呈父母，但只写出“帏风瑟瑟女归来，万福尊前且节哀”两句，就哽咽不能继续。鸾魂又表示想到她的闺房中去看看，并且在沙盘上写出生前侍女红于的名字，要红于拿着香灯，带她进自己的卧房。在这个过程中，叶氏夫妇“对视空中，共相号泣，悲恸酸楚，几欲断肠”。鸾魂从房中出来后，叶绍袁又问她死时光景，死后是否见过祖母兄弟姐姐，当鸾魂告知父亲此刻世偁和世儴就在门外时（这一天夜里叶家同时为死去的二子做道场），叶问：“八弟幼，有人抱邪？”魂答：“扯着二哥。”这一问答，写出了叶绍袁对五岁即亡故的幼子的无限疼惜牵挂，令人为之泪下。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香烟迷漫、烛影参差、幡影拂动的情境中，一盏香灯引着不可见的早夭的亡魂，与深爱自己的父母相见对答，就不难感受当时场面有多么阴惨凄凉。
最后，叶小鸾的亡魂表示愿跟随泐师至无叶堂修行，不回仙府去了。于是发生了如下一段精彩问答：
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汝仙子曾犯杀否？”女对云：“曾犯。”师问：“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女云：“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师又审四口恶业，问：“曾妄言否？”女云：“曾犯。自谓前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曾绮语否？”女云：“曾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辞。”“曾两舌否？”女云：“曾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曾恶口否？”女云：“曾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师又审意三恶业：“曾犯贪否？”女云：“曾犯。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鸾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曾犯痴否？”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师大赞云：“此六朝以下，温、李诸公血竭髯枯、矜诧累日者。子于受戒一刻随口而答，那得不哭杀阿翁也。然则子固止一绮语罪耳。”
这一段问答，在所问罪业之严重和所答实行之轻倩之间，构成了独特的审美张力，自然是心性活泼、思维跳脱的金圣叹的杰作。最难得的是他能够将闺中少女扑蝶登高、画眉刺绣、惜春怜香、下棋品文的娴雅日常生活，以尖新清丽的语言，细腻传神地表现出来，并藉此塑造了叶小鸾灵慧、多情、敏感、娇稚的形象。据传，叶小鸾三四岁时，就能背诵楚辞，十二工诗，十四下棋，十六善琴，又善画，父母钟爱，“呼为小友”（一行道人《叶夫人遗集序》）。沈宜修在《季女琼章传》中，描写女儿相貌是“体质姣长，十二岁发已覆额，娟好如玉人”，又记一细节：“一日晓起，立余床前，面酥未洗，宿发未梳，风神韵致，亭亭无比。余戏谓之曰：‘儿嗔人赞汝色美，今粗服乱头，尚且如此，真所谓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矣。’”种种记录，勾画出这位少女貌美如玉，韵度天成的风姿，令人神往。而金圣叹设计的这一段对话，更可称摄神之笔，因此打动了无数文人为之传诵不已。
问答之后，泐师对鸾魂大为赞赏，答应其皈依门下，并为她取名“智断”，字“无际”，收入无叶堂中。
这次降乩之后，金圣叹虚构的这一在异时空中存在的无叶堂，给了叶家人以很大的慰藉。想到两个女儿在世外仙府相聚，活着的人的悲恸也能够稍稍得到减抑。只不过，对叶家来说，悲剧还在继续。本年八月，沈宜修病入膏肓，临终前派儿子求救。这次泐庵还是没有来，只致信叶绍袁，表示无计可施。函到人亡，时在九月初五。病重的沈宜修有《病中上泐大师》（原题注“乙亥八月，绝笔”）诗云：“四大幻身终有灭，茫茫业海正深时。一灵若向三生石，无叶堂中愿永随。”表示死后想要追随泐大师，到无叶堂忏悔罪业。虽然劬劳未报，儿女牵衣，但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只能退而谋求死后相聚了。
妻子逝后，叶绍袁悲痛难禁，曾多次恳请泐师沟通人鬼，想要了解妻子死后的情况。本年十月，泐庵给叶绍袁回信。信中一方面宽慰叶绍袁，说沈宜修也是蓬瀛仙品，不同凡胎，同时又劝叶氏学佛，忘情离恨。（《叶天蓼自撰年谱》）时至今日，我们翻开《午梦堂集》仍可见“肠断”满眼，泪痕迭湮。叶家以小鸾之死为序幕，家难频生，叶绍袁分析沈宜修病因有“哀深婴疾”之说，其实无论是小鸾，还是纨纨、世偁，其死都跟心结不开有关。金圣叹劝叶绍袁不要“以爱根缠杀佛根”，应该是针对叶家人用情深、悲心重的特点而发。
但是，叶绍袁始终不能忘情，从这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一直与金圣叹有书信往来，恳求他前来扶乩。终于，在崇祯九年（1636）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金圣叹再次到叶家扶乩，为叶绍袁招来他妻女亡灵。这时，沈宜修之魂也已皈依无叶堂，泐师为她取名“智顶”，字“醯眼”。两个儿子虽然因为是男子，不能入无叶堂，但也归于无叶堂外宫，得以与母亲姐妹相依。这次泐师为叶氏招来小鸾、纨纨、宜修三人之魂，音讯问答之外，还与三人联句赋诗。过程仍与上一年招魂一样，排场浩大、“剧情”曲折。
总之，从记载看，金圣叹率领的降神团队，行动时大都仪式庄严，时间长，设计人物多，剧情复杂，整个降神活动已接近小型的戏剧表演，而且是演员与观众充分互动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表演。剧情虽然事先精心预构，但因“观众”参与而带有即兴性质。其得以圆满落幕，与金圣叹的善于揣摩人心，且应对敏捷有很大关系。而从金圣叹对叶家的各种请求，有时答应有时拒绝来看，他的降神与否，是经过慎重选择，对自己的力量范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所做的事，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咨询疏导，或帮助问神者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如对钱谦益），或疏导内心郁结，提供安慰（如在叶家）。
但是，尽管金圣叹本人“有所不为”，世人并不因此而谅解。首先，正如本章开头引钱谦益文时所分析的，降神行为本身包含着逻辑上的困境，并不以金圣叹的意志为转移，世人求之不得，必然会怨谤丛生；其次，在正统文士眼中，“扶鸾降仙，道家戒之，决不可为，惹魔也，金若采全坏于此”（冯班《钝吟杂录》卷二）；再次，推崇者对他预知未来的能力的夸张附会，又推波助澜，给他的形象蒙上了诡异色彩，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正人君子的“惹魔”说。
我们从后来的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金圣叹降乩行为一直余波荡漾，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如释戒显《现果随录》中记载，金圣叹有个学生叫戴星归，他的父亲曾经就儿子将来的功名叩问泐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做父亲的非常高兴，经常跟亲朋好友说，将来孩子要在工部为官。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负性痴狂，行多荡捡，大不利于乡党”，深受其害的人很多，大家就收集他的罪状，向工部控告。工部调查得实，对其严刑审讯，最后死在监狱中。而金圣叹降乩时的判语，却被人们附会为仙谶：原来泐师的话是含着隐语在其中，所谓以“工部终身”，不是“官于工部”，而是“毙于工部”。《现果随录》作者释戒显，俗姓王名瀚，太仓人，入清后出家为僧。王瀚也是金圣叹降神演出的“观众”之一，金圣叹为戴家降乩，是他亲眼所见。当时戴星归只有七八岁，到其康熙四年（1665）死于工部，近30年过去，王瀚还想起金圣叹当年的判语，可见对其印象之深、笃信之诚。
再如，南明弘光元年（1645），叶绍袁身处鼎革之际，又回忆起崇祯八年“泐公曾有言，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今乙酉，正十一年也”。在风雨飘摇、物是人非的战乱中，经历着预言成真的震撼悲痛，金圣叹当年对时局的敏锐分析，也因此变成了仙家神迹。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关于“乩仙”的记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金圣叹当时的处境：
请仙之法，世多有之，大约文人才士精神之所托。有金生者，通于其术……无行生某某，因之为利，筑宫塑祀，造为礼忏文。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
郑敷教与金圣叹是同乡，崇祯三年（1630）举人，崇祯十四年（1641）曾参修《吴县志》，他关于降神活动的记载，应该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圣叹登坛扶乩之举持续时间甚久，其全力以赴、完全投身其中的时间并不长。“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说明了其鼎盛时期，也就在崇祯八九年间。而“儒服道冠”四字，正暴露了金圣叹的身份之尴尬，他以儒生身份为道家之事，这种惊世骇俗、旁若无人的姿态，必然会引起卫道者的痛恨。而且他以炫才为目的，以与叩神者精神心理的交流为特点，既与士大夫无伤大雅的仙坛唱和不同，也与无知愚民的低劣骗术不同，其蛊惑力更是不同凡响。另外，郑氏之文，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圣叹被神魔化之后，有人借其名声获利，甚至有筑宫塑祀，将之作为神来祭祀，承受香火的举措。而其恶果，不仅导致不少不明真相的正人直士避之唯恐不及，关于其降乩活动的目的和举动，也越传越加不堪，如本书引语中所引归庄《诛邪鬼》一文中所说：“至考其生平，则尝奸有服之妇人；诱美少年为生徒，而鬻之于巨室为奴。”圣叹创无叶堂，收录古今名媛之魂，自居主持，而每次降神，排场浩大，弟子成群，“邪淫”之传闻，虽是捕风捉影，但其言行之间风影宛在，也是事实。对圣叹而言，最初之兴之所至，却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恐怕也是其所料不及的。无论是其崇拜者还是憎恨者，都无限夸大了他这十几年的所作所为。
那么，金圣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呢？促使他开始扶乩降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对此，邓之诚先生曾下按语云：“丁卯为天启七年，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注：实为二十），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故以钓名耶？二者或兼有之。”（《清诗纪事初编》）从金圣叹主观动机而言，年轻气盛时愤世嫉俗并借此钓名，的确是降神活动兼而有之的目的；倘若将内外因结合起来考虑，金圣叹以此钓名，又是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择。试分析之。
《第六才子书·闹简》【石榴花】夹批云：“斫山二十年前曾与圣叹诗，早便及之，曰：‘风雷半夜吴王墓，天地清秋武相祠。一例冥冥谁不朽，早来把酒共论之。’”《第六才子书》批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这首诗如果写于二十年前，则正是圣叹扶乩降神活动最为人瞩目的时候。“一例冥冥谁不朽”，吴王阖闾、伍相子胥，已成祠墓，在与友人把酒论英雄的时候，金圣叹开始考虑不朽的问题了。其评杜诗《黄鱼》时曾说自己“为儿时，自负大材，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止我一人独沉屈者”，因为自幼多才自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更为迫切吧。
但身处渐趋破败的国家和文化中，如何实现不朽呢？从金圣叹最终选择语怪而钓名来看，他的同乡前辈们一定给了他不少启发。正如《明史》所说：“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金圣叹所生活的苏州，是一个思想和文学相对早熟的地区，是个盛产狂士才人，并能接受和欣赏放诞异端的地方。文人“坚癖自好”（《明史·徐祯卿附杨循吉传》），而时俗不以为忤，反而“声光所及，到处逢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风气熏染，甚至有人从古人文献中将不守礼俗、放诞骇世的行为一一摘取出来，分门别类，刻意仿照而行（《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太学献翼》）。金圣叹也没有辜负他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而是在这个奇人辈出的时代和地区脱颖而出，以惊世骇俗的降乩方式开始游戏人间，成为奇中之奇。其降乩钱谦益家时，“求椽笔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亦道人习气未除也”，虽借道人习气自嘲，但毫不掩饰自己求名的急迫心情，他请求钱谦益为自己作传，就是为了出名。
之所以选择降乩作为其行怪诞之事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明末清初吴中一带扶乩降神者很多。金圣叹的友人吴江吴晋锡就说自己“广有仙缘”，王阳明、唐伯虎等人都曾降临其家（《半生自纪》）；尤侗也说李白、苏轼等人都曾降乩其家，互相唱酬的诗文都记录在案，还有两位神仙，甚至“朝夕教诲，如临师保”，干脆在他家里当起了特殊的“塾师”了（《艮斋杂说》卷六）。当时缙绅士大夫之家流行这一套游戏，金圣叹最终“倾动通国”，证明了这是一条成名的捷径。另一方面，也跟吴地民风民俗有关。吴俗尚神而信鬼，生病之后，不问医而问巫，“竟日彻夜，大排牲醴。舞蹈歌唱，以为禳解。巫师神婆，听其判断。今日请一神，明日送一鬼”（民国《吴县志》卷五二）。而庙宇崇焕，香火兴旺，民间所祀各种名目和等级的各路神道，不胜枚举。钱谦益说泐师“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也可以看作金圣叹是有意迎合巫咸之风，在求名之外，未尝不兼有劝善的宏愿。钱氏记录其言论云：“鱼虾之属，方下箸时，犹唧唧悲鸣，入喉方止。惟天耳能听之，而人与鬼神皆不知也。现身鬼神道中，劝诱血食者俾受佛戒，虽未尽奉行，亦有为减膳者。”（《题刘西佩放生阁赋后》）语虽荒诞，但情实痛切，悲悯好生之心，不难体会。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好诞之风、尚巫之风、求名之风共同促成了金圣叹的特殊选择。最初也许只是为这种游戏的鬼魅气氛和浓郁的想象色彩所吸引，或如郑敷教所言是作为“精神之寄托”，但通晓其术之后，却被他变成了“名山事业”。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足够耸人视听的才华和足够细腻敏捷的心思，使他能够坐稳这个“神”的位置。他成功地扮演了神的形象，并且让那些等神谕者为之倾倒沉迷。他甚至为此虚构出无叶堂这个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幻境世界。他系统化了、持续化了这个行动，最后把它变成了一个传奇。在这一点上，圣叹无疑成功了，但他成功得太彻底，以至于今天想要了解他人生中精彩的壮岁生涯，我们找不到圣叹本人，只能看到他所戴着的这个面具，只能从这个面具下来体念他的真性情真面目。这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