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二年（1639），金圣叹32岁。我们将这一年作为金圣叹人生又一个阶段的起点，一方面因为这是金圣叹为自己“示现以十二年为期”的降神行为预设的下限，另一方面因为参与金圣叹降神行为的友人戴之杰（即其降神团队中的“戴生”）在本年八月去世。戴之杰与金圣叹同为长洲人，其人才高学富，思维敏捷、见解新颖，风采出众，还是知名的书法家（戴绵生《明清故诸生从伯叔祖石房俟庵戴公合传》）。可想而知，这样一位优秀的助手在金圣叹的降神活动中，会给予他多么难得的辅助。金圣叹降神活动轰动年余之后渐渐寝息，跟戴之杰的猝然早逝应该不无关系。虽然对于金圣叹来说，终其一生，其聪明透彻之心，都使他无法像其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将对佛理的哲学思考转变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或者重返主流文化，为自己飞扬跳脱的心思套上儒学的辔头，但是游戏人间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恶果和友人的壮年逝去，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其在意气消沉中沉静下来，寻求人生的价值和真正不朽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贯穿他此后生涯的文学批评活动，即“才子书”的批点。
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金圣叹的友人申垣芳和王希离开苏州去金陵，圣叹作诗送别。诗中说自己“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刚过而立之年，已经生出白发，而“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一起谈文论道的朋友纷纷有事外出，自己的一生事业却还没有头绪（《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其一）。吴江友人吴晋锡在崇祯十三年（1641）考取进士，次年赴任永州推官一职，金圣叹送别诗中又说“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由此可知，无论圣叹出于何种考虑曾夸口几岁评《水浒》、《西厢》，但真实表露心曲的诗歌创作却道破了他一切文学批评活动的真正起始阶段，即33岁前后，扶乩降神活动渐渐沉寂下去之后。
“众经”当中，最早刊行的是《水浒传》评点，即《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时为崇祯十四年（1642），圣叹34岁，也就是他反思前半生而“无端感触，忽地惊心”之时。《第五才子书》前有序一篇，题为“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这是金圣叹伪托施耐庵之名而写的序言，开篇就说：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
序言下笔就直接略过人生前30年，从30岁数到60岁，句式由缓渐急，让人立刻产生局迫之感；接着写庸常人生令人急不得躁不得的种种琐事，短句琐笔，文字的流动仿佛沙漏的变化，看得到时间无情恒定的流逝。一日如此，百年如此，逝去的岁月却无从寻觅，“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这是何等令人心痛的事！
而在第14回回评中，金圣叹笔下的人生算术更为惊心动魄：
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经过几次减法，人生真是难得快意之时，不能不及早打算了。而在中年苍凉的心境中，金圣叹产生了用违其时、不再求用的意识，不但少年狡狯难以为继，就连功名富贵也看得渺茫，剩下的选择就只有著书了。
在《第五才子书》序一中，金圣叹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书契之作”的世势升降阶段图：第一个阶段是“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者的著述，如周文王作《易》；第二个阶段是“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者的著述，如孔子作《春秋》；第三个阶段是天下已无圣人的时代，是“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的时代，如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等人的创作。在金圣叹看来，“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因此，他想要在天子之治、圣人之道之外，另辟空间，建立一个才子之文的“自治”世界，作为文人的“安身立命”之处。
“安身立命”一词，屡见于《水浒传》正文和批点中。如第一回中王进受到高俅排挤打击，回家跟母亲商量，想要投奔边廷，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金圣叹在此批道：“普天下想来，只此一处。读之令我想，令我哭。”确实，对此时的圣叹而言，功名无望，自然不得其位；扶乩降神成“魔”，也无德可言；可恃的只有“才”，能够让他“安身立命”之处也只有“才子书”了。
在《水浒传》批点中，我们已经多次见到他以“圣叹”自称。这个新的字号的出现，是否也表达了一种人生抉择的决心呢？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记载：
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里，孔子要诸位弟子“各言其志”：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金圣叹的眼光越过了好勇躁进的子路、谦恭温良的冉有、公西华，引不求为政、潇然自得的曾点为同道，而以己道难行天下、说出要“乘桴浮于海”的牢骚话的夫子之“叹”作为字号，不正说明了他已将建功立业的雄心转化为冷眼旁观的疏离了吗？他大书特书“才”字，将才人之作与天子之作、圣人之作并置，完成了他以“才”为核心价值的人生观的论证。但是，在金圣叹波诡澜翻、辩才无碍的强悍论证背后，应该隐藏着不欲人知的悲凉、激愤吧。
在将施耐庵的《水浒传》纳入才子之作的范围之后，金圣叹在序三中表示要将他批点的《水浒传》作为儿子学习写文章的范本。金圣叹之子，名雍，字释弓，生于崇祯五年（1632）圣叹25岁时。金圣叹对这个儿子很看重，认为是能传自己衣钵的，在儿子的教育上也很尽心。金雍五岁时，就让他随侍来客，旁听父亲与友人谈文论道，并且开始教他识字。《第五才子书》批点完工的时候，金雍十岁。这时金圣叹已经教儿子作诗了。《沉吟楼诗选》有《改儿子诗吟此》，后四句为：“童子兴殊异，晨朝篇已尽。得题随属草，多恐失章程。”刚刚学作诗歌的金雍兴致勃勃，一大早就忙着吟诗，做父亲的给他修改，看他是否掌握了基本的规范，父子都乐在其中。金圣叹认为十岁的孩子，如日升东方，光明照耀，“神智生矣”，这个时候对孩子不能用瞒和骗的教育，而应该让他接触各种书籍，只要能够教会他读书的正确方法就可以了。于是他将自己批点的《水浒传》拿给儿子，希望他“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并由此“以之遍读天下之书”。
被时人“妖魔化”的金圣叹，居然是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慈父。一直到今天，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书籍，在孩子读“闲书”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还是令很多父母头疼的问题。金圣叹这种将阅读方法和阅读作品一起交给儿子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在他以后的不少评点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教育意识。他的批点最为亲切的目的，就是给子侄辈和学生们写文作诗提供教育的范本。其实，除了从事评点工作外，金圣叹赖以谋生的职业就是做塾师，而且至少在他30岁左右时就已经开始。上一章里我们提到的被金圣叹降乩判“以工部终身”的举人戴星归就是他的学生。他的批点中，与科举和作文有着直接关系的《大题才子文》、《小题才子文》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很可能就是塾师这一职业的自然产物。
但无论是评点书籍还是坐塾授徒，好像都没有改善金圣叹的经济情况。《水浒传》第5回，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去的途中，肚子饿了，不得已抢瓦官寺几个老和尚的粥吃，又因为肚子饿没有力气，打不过占寺作恶的“生铁佛”和“飞天药叉”，直至遇到史进，合力打死二人，吃了他们留下的酒肉之后，才吃饱了。金圣叹批道：“始得一饱。饱之为道，不亦难乎。”这句感慨中应该包含了现实的体会吧。
崇祯十四年（1641），在连年天灾人祸之后，江南又遇大旱。上海姚廷遴自撰《上浦经历笔记》称这一年三月至九月，旱灾加蝗灾，草木皆枯死，到了冬天，每天饿死在城门口的人数以百计，人们在西、北、南三门外，挖掘巨大的土坑作为义冢，不几天尸体就把土坑填满。而桥头路口，年幼的孩子被无奈的父母遗弃的不计其数。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续纂》也记载，这一年五月，米价已经贵至二两六钱，到了冬天，又涨至三两以外，是“数百年未有也”。叶绍袁居吴江，姚廷遴为松江府上海县人，两地都与苏州城毗邻，他们所叙述的情况也可以看做是苏州的实況了。而对金圣叹来说，米价腾贵，要求一饱，更加艰难了。《沉吟楼诗选》有《辛巳大饥，无动惠米致谢》一诗，自比因饥饿向友人“乞食”的陶渊明，“彭泽妻孥相对饿”，幸而金圣叹也和陶渊明一样幸运，朋友慷慨救济，主动送米上门。“叩门无故闻儿笑，洗釜当知说尔恩”，妻子儿女一边洗锅淘米生火，一边在说着感谢朋友的话，可见在朋友来之前家里早已断炊。金圣叹对朋友的无限感激之情，通过这一朴素的生活场景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1644），这一年，江南还在南明弘光朝的统治之下，金圣叹的生活还跟往常一样，讲经论道，舞文弄墨，仍是他日常生活的主要节目。写于正月的《赠顾君猷》一诗中，描写自己登坛说法的情景：“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譬如强秦负函谷，六国欲战犹逡巡。”将自己和辩难者之间的关系比作强秦与六国一样强弱悬殊，可以想见他运思圆转如意，辩论疾若风雷、其锋难撄的风采。
这一年春天，徐增与金圣叹初会于苏州西郊的慧庆寺。这时距离崇祯十五年（1642）秋天，圣默法师第一次想要向徐增引进金圣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在这期间，徐增通过与圣默法师的接触，渐渐怀疑有关圣叹为“魔”的耳食之言，终于决定去见圣叹。这是二人正式缔交的开始，徐增这样描述对圣叹的第一印象：
至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这个描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推崇圣叹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将他神化，因为他确实有这种吸引人、蛊惑人，使人不知不觉为他的思维和风采折服的力量。
然而，“天下大乱殊未已”（《赠顾君猷》），偏安的南明小朝廷也不能真正“偏安”。“米船塞江”征收而去，却并没有“捷报连夜”而来，登坛拜将，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民生已凋敝不堪。写于本年秋天的《甲申秋兴》组诗，圣叹难掩激愤之情：“今冬无米又无菜，何不作官食肉糜。邻舍纷纷受甲去，独自饿死欲底为？”又对梁间准备出发到南方过冬的燕子，发出凄凉的叮嘱：“燕子燕子汝竟去，莫拟春至还来归。雕梁绣户都在眼，微命未知何处飞。”以圣叹的敏感，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与时屈伸、独善其身的日子也不长了。燕子来春倘若飞回，见到的已非旧时江山了。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南下，士绅迎降。闰六月初八日，下剃发令。八月，金圣叹的友人戴之儁、沈自炳等起兵抗清。九月，清朝督学御史陈昌言按临常州，举行岁考，戴之儁的堂弟、金圣叹的弟子戴之儦（即上章提及的戴星归）变姓名为“吴悦”，参加了新朝的岁试。除夕，金圣叹的另一位友人王希（字公晋，号知我）自尽，遗言要求家人在墓碑上刻上“故明王知我先生”。在这一年中，国破家亡，眼见的有人成烈士，有人仕新朝，金圣叹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虽然没有找到金圣叹参加抗清活动的资料，但从他这几年创作的诗歌里，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抵触新朝、同情反清的倾向。如友人叶奕荃（字元晖）的父亲叶国华，曾任杭州钞关榷税使。清兵破南京、下杭州后，叶国华与当时任钱塘知县的同乡顾咸建，渡过钱塘江，想要向南追寻当时在台州的明鲁王朱以海。叶奕荃担心父亲的安危，曾往返四次渡江寻找父亲。金圣叹写作了《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诗各一首，为朋友在“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的时候得以生还而庆幸。《上元词》跋语自称在“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的时候“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是仿陶渊明作诗自娱，发泄“适遭兵革，欲哭不敢”的郁愤之情。《题徐松之诗二首》，第一首后四句为：“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却因为击错车驾而失败；《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楚国人民怜君受辱，恨秦入骨，哪怕只剩下极少的力量，最终也能复仇。现在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显见抗清活动是没有希望了。从这两个典故的使用，不难体会金圣叹对抗清失利的失望和沮丧。
顺治五年（1648），年过不惑的金圣叹曾写下一副行书对联，内容是：“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将见人作揖的唯唯诺诺和纵酒贪杯的昏昏噩噩，与特立独行的铮铮傲骨和名山事业的壮志雄心对立起来，并以不甘于傲骨雄心被“消磨”、“洗发”，来表白自己不愿屈服和沉沦的心态。
这一年，徐增第二次见到金圣叹。在暌隔四年之后再次见面，徐增从第一次见面时如同中魔的心理体验中清醒过来，加深了对金圣叹的了解，开始相信圣叹“非魔”，并且“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结果却引来一片责骂之声，“一时至友辄怪予，曰：‘徐二园着魔。’”一直到十几年之后，天下骂圣叹的声音渐少，有人请徐增把自己引见给金圣叹，徐增还这样说：
子若见圣叹，则世之人必相诧曰：“此又一徐二园也！”余病废，家贫将老，余方自弃，不妨使人共弃，奈何子亦欲效徐二园也？且令余介绍，而世之人必益罪余曰：“二园不自作人则已，而并欲使堂堂某子不作人也！”（《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与圣叹订交，就要抱着被世人共弃的决心，可见圣叹为人所共“恶之忌之、欲痛绝之”的处境。圣叹在世人对其骂声正烈时写下上面的对联，其中包含了多少际遇感慨呢。
不过，国家破亡和世人的不谅解，都没有使金圣叹停下手中的笔。他在现实生活中被消磨、洗发的傲骨和雄心，转化成了著述的勤奋和热忱。顺治四年（1647）六月，开始撰写《童寿字制》，这是一本大型字典，原计划一百卷，后来虽然没有完成，但圣叹为此耗费心血，“须发为之尽白”（《南华字制》序）。佛学著作《西城风俗记》也大概写于这一年。顺治六年（1649）五月，写作《圣人千案》。夏天，又应友人之约，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南华字制》的写作，这也是一本字书，应该是专门为阅读《庄子》而编写的字书。由此可知，金圣叹还是文字学家。只可惜《童寿字制》没有完工，仅存十一则，《南华字制》仅存序言，正文已经失传了。
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评点王实甫《西厢记》，命名为“第六才子书”。在金圣叹写于15年前的《第五才子书》序文中，被视作“作书以才”的代表的，有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董解元。排序第五的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被称为“第五才子书”，排在第六的是董解元。由此可见，“六才子书”的观念早已经横亘金圣叹心间，而且在他最初的“六才子书”的观念中，是没有元杂剧《西厢记》的，原定的“第六才子书”，可能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徐增说圣叹批刻《西厢记》的情形是：“应坊间请，止两月，皆从饮酒之隙、诸子迫促而成者也。”那么，《西厢记》的批点，应该带有一时兴起的性质。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金圣叹在《西厢记》批点中呈现的思想和观念有仓促勉强之处。从金圣叹关于幼年生活的回忆里，我们已经知道他十一二岁在乡塾读书的时候，就读过《西厢记》，并且为它的文学魅力所打动，甚至还因此被老师称赞为“读书种子”。就是在批点《水浒传》的过程中，他也数次提到《西厢记》，并在批点中随手引用《西厢记》曲词，可见对这部作品烂熟于心了。
继《水浒传》之后，到《西厢记》与世人见面时，金圣叹的批点更显得挥洒自如了，他对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个终极之地，似乎也从最初的不得已的倔强，变成了一种更深邃更沉着的热切。
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已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恸哭古人》）
在《第五才子书》序中从“圣人”开始的历史观，在这里被浩瀚无垠的自然宇宙观取代。一朝一代之事功，在国家灭亡的现实面前，固然显得虚妄和无足轻重；人类的历史在水逝云卷的自然时间中，又是何等短暂呢？但是既然天地已生我，那么，也只好在“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
经历了江山易主、华夷易位的现实打击的金圣叹，不再激愤地用时势升降的逻辑，否定德、功的建立，而是以悲悯、平等之心，包容古往今来人类在不得已中的各种“消遣”之法，指出道家之避世自高与儒家之鞠躬尽瘁；俗世之富贵荣华与佛家之坚忍超脱，都无高下优劣之分。而“才子书”的批点是金圣叹所选择的又一“消遣”法。在圣叹将儒、道、佛相提并论的思路中，文学创作及批评活动，与诸家教义中所提倡的人生形态，在价值上是等同的。
《西厢记》的批点，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第六才子书”和“第五才子书”一起，成为清代最流行的《西厢记》、《水浒传》的版本，甚至还上达帝听，引起了顺治皇帝的注意。当然这是后话了。此时，金圣叹还在继续他的才子书的评点，《左传》、《战国策》、《孟子》、《史记》的评点，都正在进行当中。
顺治十四年（1657），《小题才子文》的批点竣工。明清科举考试以“五经”（《易》、《书》、《诗》、《春秋》、《礼记》）文命题，称为“大题”；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文命题，称为小题。考试时先考小题文，后考大题文。金圣叹为了让子弟甥侄们写好八股文，搜罗了几百篇范文，加以批点，指明作文关键，也依照“才子书”命名的方式，称为《小题才子文》、《大题才子文》。后者已经失传。
顺治十六年（1659）冬天，52岁的金圣叹大病一场，持续了好几个月。到第二年正月末，病才有点起色。金圣叹写过一首题目很长很长的诗《微疴得起，恰值首春，乃闻同袍四五，高会南城，不蒙见容，怅然离群。日之夕矣，犹徙倚街巷，遥念主人朗吟请呼心欢之句，其乐未央，戏作二绝怨之》，因为久病，朋友聚会都忘记来邀约，所以圣叹用诙谐的口吻写下这个长题目。
在病中闲来无事，圣叹“闲分唐人律诗前后二解，自言乐耳”，借“分解”唐诗来消遣。到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金雍要父亲给自己解说唐诗七律，于是由圣叹口述，金雍笔录，到四月完成了《选批唐才子诗》的初稿。经过修订，在五月刊行问世。刊行时，金雍将父亲平时跟友人同学往来的信件中有关“唐诗律体”的言论，截取下来，一一罗列，称为《鱼庭闻贯》，作用接近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和《第六才子书》中的“读法”。从这些往来书札中，我们知道圣叹唐律诗“分解”说的形成已非一朝一夕，但在当时遭遇到很大的阻力。金圣叹曾为此写信给不少朋友，在信中反复譬喻，解说自己的律诗观念，并请求他们的声援。其中在修订《选批唐才子诗》过程中，写给友人嵇永仁的信，真切地描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
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
正常的学术主张，世人却不由分说归入魔道，其根本原因，其实不在学术见解的不一致，而在于对说出这主张的“我辈”的打压意识。金圣叹不满时人重视律诗中间四句，而忽略头尾两联的主张，于是力排众说，提出四句一解的观念，结果被讥讽为“割裂”，而且毁谤之声一直延续到他死后。
尤侗《艮斋杂说》云：
吾乡金圣叹……盖亦以异人目之矣。凡诗绝句，截律诗四句也。即以杜诗论：“秋风袅袅动高旌”一首，截上四句也；“岐王宅里寻常见”一首，截下四句也；“锦城丝管日纷纷”一首，截前后四句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首，截中四句也。虽然，此论其体耳。非唐人律诗首首可截也。往见圣叹选唐律，竟将前四句为一截，后四句为一截，细加注解。予讶之曰：“唐诗何罪，腰斩了也。”此言虽戏，遂成圣叹身首之谶。
古人没有如今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非常鲜明的标点符号，情感表达全靠“之、乎、者、也”摇曳生姿，令今人揣摩不透。圣叹评点唐诗，论律诗分解时，曾写信给尤侗，欲藉其三吴才子之名，为自己的学术主张提供声援。虽然不知道尤侗是如何回复的，但从《杂说》中我们也可见出他的态度。只是尤侗此段话写于圣叹身后，居心颇为可疑。经过他看似不经意的抉取，金圣叹一生就由食狗肉登坛讲经、扶乩降神、“割裂”唐诗三个意象组成。这不仅强化了金圣叹生平中诡而不轨于正的一面，提醒后人想起其儒冠道服、轰动中国的神秘身姿，还使唐诗分解与圣叹的惨死之间形成了阴森的果报暗示。也不知道尤侗写这段为后人诋毁圣叹时反复引用的话时，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态，是否如邓之诚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是“为争才子之名”（《清初纪事初编》）。总之，尤侗以一种漫画化的方式，暗示了金圣叹为正统学术圈所排斥的处境。
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同样的问题：
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无论是尤侗的“丑化”还是廖燕的“神化”，两人都写出了圣叹不为主流学术圈所接受的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圣叹立身行事之狂放不羁所造成，另一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讲，也是因为圣叹的穿凿经史，杂引儒佛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有扰乱学术的嫌疑，而不为人所接受。但金圣叹与主流学术圈的疏离，也未尝不是其自觉选择。
晚明以来，吴中讲学立社之风，与士子进身之阶，常不可分，子弟欲得前途，往往要参加各种社学（参见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至清初余风犹存。但圣叹只是遨游其间，似乎并没有加入，其中固然有恃才傲物、不甘人后的因素在，但也有可能与圣叹对所谓社学之实质一目了然有关。《水浒传》第61回卢俊义误会燕青，而燕青仍然执著报恩，金圣叹对此感慨道：
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将以为好也；其人而为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异常耳，而非有所赖于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将以知为之钓乎？必人知我，而后我乃知人，我将以知为之报与？夫钓之与报，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于相知之间，此乡党自好者之所不为也。
在金圣叹看来，真正的相知，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纯粹的欣赏和了解，甚至也不指望对方知道自己。而那些必须要别人知道自己，然后才了解别人、欣赏别人的人，其实是在以“知己”作为“钓和报”的筹码，与市井趋利的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即使如燕青一样，不被人知，甚至被误会为“花拳绣腿、逢场笑乐”之人，也不肯为“知”而俯首事人，津津于市井之道：这个批语应该可以看作是金圣叹的夫子自道吧。
因此，当我们在《鱼庭闻贯》中，看到金圣叹为自己的诗学主张请求声援，一面又不免随口詈人，对那些不了解、不懂得自己主张真谛的人，用或辛辣或戏谑的口吻痛骂，就不觉得奇怪了。金圣叹被人视之为魔的处境，至老未变，而他自己本人也借着一股倔强之气，内心深处始终也没有真正向世俗低头，反而将世俗的打压，转化为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动力和反抗传统的思想意识。由此，他的文学批评的选题、心态和方法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不但将时人批评为诲淫诲盗之作的《水浒传》和《西厢记》标举为“才子书”；被刘辰翁批评为难免“粗率”的杜诗，他也将粗率处转化为神奇。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
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前件，其馀弟皆不惜。（《鱼庭闻贯》“与任昇之炅”）
为古人昭雪，又何尝不是想为自己昭雪呢。金圣叹被世人“辱在泥涂”的心灵，始终也没有放弃在有生之年得到“昭雪”的期待。只是，时不我待，贫病相迫，命运会不会给他机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