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宇
摘 要 李劼人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区域文化追求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把成都及其近郊作为灵魂的栖居地，把自我融入民间，把千年古都纳入近代向现代的转变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展现出它美丽阴柔享乐的一面，又暴露出它貌似强悍后的虚弱与浮躁，成都及周边乡镇构成了一个更本质化了的乡土世界，同时成都精神得以扬弃。带着他强烈的民间立场，以自由之笔、自由人格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立思考而赋予其作品独特的民间意味，通过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的方式把人性与历史很好的融合起来，完成了蜀文化影响下成都形象的书写，实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 李劼人 蜀文化 成都意象 “城市”书写
一、蜀文化与“城市”书写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从诞生那一刻就始终处于“突变”之中，在各种各样矛盾的纠葛中，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1901—1991）把城市分为两个阶段：ville和urbain，但在他那里它们有不同的所指，前者就是“农业时代初期以来人类的一个创造”，后者则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两者处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上。亨利？勒菲弗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都市时代。城邑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早已存在，都市时代还在进行中，远远没有结束，城邑是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场所。中国清末民初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日益受到自身及外来工业经济的双重夹击，日益陷入无可逆转的困境。本文中所写的“城市” ，按照亨利？勒菲弗的观点应该叫做城邑，它只是处于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过渡阶段，但考虑到习惯的约定，我们仍然沿用旧说。
作为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李劼人把历史学家还未来得及撰写的当代史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他的“城市”书写中没有上海的酒吧、剧院和摩登少女，而多的是充满地方特色的城乡居民的风俗礼仪、生老病死等，他把他的一生都给了这座城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为数不多。他根深扎于蜀文化的沃土中，正是他的“执拗”使他在接受外来阳光雨露的滋润时不仅本色不改，反而化为对成都书写的动力。
巴蜀自古多才子，自古文人多入蜀，蜀中才子蜀外扬，巴蜀以其雄壮的群山和蜿蜒的江水而同时具备南方气候的湿润多情和北方粗犷豪放的大漠情怀。群山的包围使其趋于封闭保守，盆地的富饶使其充满自豪骄傲，浩荡的江水又使它充满无穷的变数。它是一个远离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润泽，礼教传统相对松弛和道教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非王化之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既保守又开放的“盆地意识”，“虽然会养成一些人坎井之蛙的视野，同时也会唤醒一些人想要翻过高山出去看世界的欲望”；既吃苦耐劳充满“爬坡”精神，又注重享乐安逸；既重现实又努力超越世俗。这些看起来似乎是悖论，但它也正是巴蜀的独特性。李劼人就是在这种似乎悖论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在战火纷飞变化急剧的20世纪上半叶，他不屑于庸俗文坛的主流化、腔调化而独辟蹊径，以饱含炽情的温婉之笔书写他的城，以时间为经乡土为纬，在经纬的交织中，把一双智慧、冷静的眼注视于一城一地——成都及周边乡镇这一特定区域，以宏观的视野注入微观的叙述中。
在世界文学的花坛中，法国文学可谓是一枝奇异的有着深厚内蕴的城市之花。从1919年底到1924年8月回国，李劼人在法国留学近五年，先后就读于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研究过法国古典文学、法国文学史、法国近代批评文学、雨果诗学等。今天的文学史中大多认识到李劼人深受法国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很少注意到李劼人小说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联系。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不分雅俗中西，合适即用：立足于川西民间的大众语，不避俚俗，充满鲜活的生命力，不去雕章琢句，不求隽永，不浮夸不紧缩，既有欧化的长句又有精练的短句，浓墨淡抹总相宜，这和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革新语言增强作品表现力相一致。他不仅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创作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因素都有，不能厚此薄彼简单化、表面化。
20世纪法国文坛，思想流派纷杂，李劼人没有选择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或颓废派等思想与创作方法，这与他个人的好恶与习惯的养成有关。巴蜀之地自古重地方志的编撰，讲究精密观察如实记录，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卜勒浮斯特等对生活的精细观察，也一定程度上被李劼人吸纳。他打破了自然主义所追求的“无所不包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其笔下既有历史的真实人物和事件，又有虚构出来的符合历史真实性的人和事，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真实和史诗的效果。
总之，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已融入李劼人的血液中，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观念、写作手法，结合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巴蜀的传统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从而赋予它新的时代特质，在中西文化与文学的碰撞中，他审时度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立足于民族传统，食洋而化，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开一代风气。
二、成都形象的小说书写
李劼人作品中的成都形象，主要体现在成都意象的描绘和成都精神的扬弃上。公馆、茶馆、鸦片馆、公园、川戏、小市民、自由心态……历史与现实构成一整体，成都及其近郊共同组成一个区域，由乡村和城市构成的一个事实上更本质化了的乡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公馆气和码头气试图融合，两者的交融与衰落也隐喻了乡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落，李劼人为后人保留了鲜活的成都形象，也让我们思考在当下如何扬弃成都精神。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窥意象而运斤”一说。后来历代也屡有论述。古代论者多认为“意”为“心意”，“ 象”为“物象”，即“意念之象” 。“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觉或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而庞德（E.Pound）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默里（J.M.Murry）认为意象“可以是视觉的，也可以是听觉的”，或者“可以完全是心理上的”。
虽然20世纪的中国作家难以真正认同以上观念，但我认为默里的观念能更好地体现出李劼人小说中的成都意象，因此本文打算从此观念展开论述。
（一）懒散而享乐的城市
成都以生活休闲而闻名于全国。作为一座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从神秘的金沙文明开始，历经几个稳定强盛的朝代，这里成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湿润易于繁衍生活，这里的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懂得享受生活，尚滋味、好吃喝、喜游乐，艺术的把生活休闲化和休闲生活化，这一独特的城市精神在全国都别具一格。但毋庸置疑，一种文化过度成熟以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享乐的背后可能就意味着懒散，这一切都在李劼人的笔下再现于人们的眼前。李劼人带着骄傲的眼光打量着巴蜀大地，对成都的茶馆、戏园、公馆、公园、饭店、寺庙、商铺、马路、交通工具、服饰、民间风俗、名胜古迹、客栈、大街小巷……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都不放过，堪称四川的百科全书。四川人最离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茶馆，成都的茶馆也是全国第一多。来了朋友必要约去吃茶。吃茶是名，享乐打发时间才是真，坐茶馆已是成都人几千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由是，则可反映出成都人自己的动态，也只一句话：‘太懒散了！’懒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以坐茶馆为喻罢，成都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欢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干净，而桌面总可以邋遢点而不嫌打脏衣服，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李劼人用他那支令人羡慕的笔把老成都写活了，真实细腻地把清末民初的历史场景再现于时人眼前，对那些老四川尤其是长期居外的游子来说更是有莫大的亲切感，让人们体验那些消逝了的乡情。
如果说成都的茶馆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公共场所，那么成都的公馆就只能是官绅和有钱人享乐的私所了。“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被视为西南重镇，还曾经五次为都城。在不断扩建新城的历史进程中，吸引了众多的官民居住，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各种公馆，公馆的遍地开花一方面说明成都的富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蜀都文化的形成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相比较茶馆的群众性、开放性，公馆少了一些大众化，但绝对多了很多贵族气，贵族即那一时代的社会精英，他们更会享受生活，更有条件创造生活。在郝公馆里，虽然生活方式率由旧章，但已出现很多奢侈品：五色玻璃坠的大保险灯、太太们房里柜桌上的有雪白瓷罩的保险座灯，新买来就不大走的摆设座钟，上有一个精赤条条的东洋婆子的鸦片烟签，充气的橡皮垫子，八音琴，留声机器，五色磨花的玻璃窗片，紫檀螺钿座子的大穿衣镜，一般人尚少用的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这些精英们“常在鸦片烟盘子两边，发些热闹的议论。辞气之间，只管不满意这些奇技淫巧，以为非大道所关，徒以使人心习与小巧，安于怠惰；却又觉得洋人到底也有令人佩服之处”。他们关心的是假如北京使馆打破以后，洋人不来，他们用的这些洋货向哪里买。
再看郝又三结婚时那公馆的场面，确实雍容华贵，堪称《红楼梦》荣国府盛宴之再现！先是求八字、看人、下定、报期、商讨嫁妆、过礼、花宵、迎娶、回车马、撒帐、传授性知识、正经大拜、安席、送客、入洞房、听房……礼节之繁琐，气派之恢弘令人慨然。通过李劼人的笔我们才了解了从晚清到五四的风俗礼仪及公馆中的享乐之大气与诡气。自从小叔子郝尊三闹独立娶妻后，不到几个月郝太太就“头发都也白了，牙齿也落了”，刚四十多岁的人就一命归西，却也让人纳闷，但只要知道郝达三的姨太太进了门，正是太太最吃醋之时，郝尊三突然向他哥表示要学道不娶妻，不要产业，也不想出去就馆，而“甘愿住在家里吃碗闲饭”的时候就“心有灵犀”，“你两个兄弟都是没有良心的，只欺我一个人，我的命才不好哩”，此时读者就“一点通”了。
成都不愧为休闲之都，它的茶馆、戏园、公馆等都表明这里的人们是那么的热爱生活，那么的追求生活的质量，虽然也会衍生出慵懒与享乐等心态，但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二）阴柔而美丽的城市
四川自古繁盛，民间艺术盛行，1957年成都市天回镇羊子山崖墓中出土的汉朝说唱俑就给人印象深刻。城市不仅成为商贾聚集之地，也是文艺演出的理想之地。艺人的演出为城市的美丽增添了色彩，以前说唱、戏曲演出多在市场，特别是茶馆、戏园等地，一方面它为市场的繁荣作出不可小视的贡献，另一方面市场又为其演出招揽观众，两者相得益彰。在李劼人的自传小说《儿时影》里，他和哭生就常逃课去茶铺听评书，这位因背不到《中庸》《大学》等书而经常挨“蛮老师”打的学生也极赞《水浒》：“一字一句，都是人心坎上要说的。”
美丽的蔡大嫂生于成都近郊，还是闺中少女时，就在邻居——成都来的韩二奶奶的启蒙下而觉醒了对都市的向往，成都的大街小巷、饮食男女、公馆戏园也随着她欲望的膨胀而日益清晰起来，柔美的成都特别是它的文化品位——川剧，也让她魂牵梦绕。无独有偶，顾天成在死了老婆办丧事时也不忘请人唱川剧。先是清唱，后来喝了两杯酒一听锣鼓打得热闹，竟忘了这是在他家里，就不请自荐，高唱一出《打龙袍》，可见城市文化的精神已经化成群众的无意识的自觉行为，一个城市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还在于它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通过他的小说，我们能清楚地知道少城公园、满城、劝业场、枕江楼、新玉沙街清音灯戏园、悦来茶园等当年的胜景。通过李劼人为《大波》第一章第六节所拟的写作提纲，还能感受到老成都的经典场景。他仿佛一名导游对成都的大街小巷、古往今来的天文、地理、历史都了如指掌，他带领我们穿行于晚清到五四的成都街道，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后人的健忘，所以工笔细描不辞劳苦。在小说中他还专门写到少城公园，并通过顾天成的眼与口介绍了少城公园的变迁以及它在成都人心目中的地位。
巴蜀盆地的气候温润多雨多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就说“蜀犬吠日”。在李劼人的作品中就有很多有关描写：“名人们若果运气不好，偏偏选着冬季到成都平原来，那，实在不能为讳，虽说不像伦敦那么雾得化不开，虽说不像巴黎那么阴沉得要终日开电灯，可是到底不像六月炎天，火伞高张、晒得名人们对着月亮也喘气的天气；自然更不能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天气相比拟。以此，每到冬天阴霾季节，不但外来的名人们不自在，就是在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土著们也不舒服的呀！”“天气是阴阴的，云层像一片绝大的灰色幕，把成都平原遮盖的严严密密。这样，成都人民不但不感到秋热，而且也心安理得的打发各人的日子，免除了日机空袭的恐怖。”与当时很多作家一样，成都在其笔下总是阴沉雨天居多，它总是因为薄雾和雨水的丰沛而显得阴柔，这种气候似乎也影响到这里人的性格与审美心理。古代蜀人的“西蜀丹青”、蜀锦等颜色华美浓艳；汉司马相如豪气冲天开一代文风，华美壮丽、体物赋形的汉赋影响深远；西蜀花间词人延续了这种华美细腻且又开创一种阴柔之美的文风，对后世影响似乎不只文风还有世风，“巴出将，蜀出相”这一古老传说似乎也找到了理论根据。自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败，蜀地阴柔之风愈发明显。这里的女性辣味十足，充满生命的欲望与激情，她们不论是追求男人还是处理事情，总是处处主动果断而精明；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男人，他们好像被阉割了一样，没有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进取之心，整日庸俗不堪，伍平、黄澜生、郝又三……尤其是那个王念玉，在顾天相的眼里，这个秀美的男子不仅没有男人的阳刚之美，反而浑身充满了阴柔的女子气。蜀地男子的阴柔与巴蜀安逸享乐的文化氛围所产生的慵懒、卑怯的文化过熟的心态有关。正如郝明工先生所说：“文化戾气的互补是劣性的，很可能阴阳互补之中，出现的不会是巾帼不让须眉式的刚柔相济，而是导致男人婆与娘娘腔并出的文化恶果。”
总之，通过李劼人笔下的曲艺、公园茶馆、盆地气候以及由文化过熟而产生的文化恶果，我们可以看出成都这座千年古城的呼吸均匀但气脉已弱、且慢，美丽不失华美但感觉脂粉气又多少重了点。
（三）躁动而强悍的城市
步入近代以来的巴蜀仍然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社会特征，在举步维艰的近代化之路中，古老的成都城市文化也开始向早期的现代化转变。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充满了躁动不安和浮躁凌厉，而这一追求自由的革新精神又创造性地与古巴蜀好议论、狂放不羁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从而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李劼人的小说里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社会习俗及文化心理的变化
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西隅之国四川同样如此，西风东渐国门渐开，大量的蜀人走出国门给沉闷的巴蜀大地带来一些突变的因子。在李劼人小说中很多留洋归来的川人如苏星煌、周善培、尤铁民、葛寰中、周宏道……他们身体力行主张改革，《大防》中所影射的四川军阀杨森虽然专制残暴，但他也主张改革，其中不无合理的成分，但由于各种原因不被接纳，这与老中国人的保守、愚昧也不无干系；他们中如尤铁民等革命党主张以暴力推翻现有政治，从而达到他们貌似合理、公允的各种幼稚的幻想；还有一部分如葛寰中之流处处以洋为本，崇洋媚外，忘记祖宗。
古老习俗是一面镜子，通过它人们能了解其背后隐含的与社会及人的心理的深层联系，时代的变迁往往从细微的生活习俗开始。“中元祀祖，在当时的四川习俗中，是一件大事”。小说中详细地写了成都纸钱及焚化钱纸的过程和礼节。自从维新以后，越到近年，破除迷信、提倡女权的学说越得势。黄澜生对烧钱纸已有怀疑，但他说“不信鬼神可也。祭祀自己祖宗，是儒家慎终追远的道理，说不上迷信。今天烧钱纸，即是古人化帛，只能说是一种礼节。”可见，时代之风已大大改变传统的迷信思想，风俗已化成了对先人的怀念，这才是真正的进步。以前的评论者对黄澜生这一形象大加讨伐，认为他是保守、愚昧的旧官僚的代表。我认为他才是时代风气的最佳表现者，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对他是持赞赏的态度。首先，他爱家，有幸娶了漂亮能干的妻子，虽说风流了点，但还是很顾家，且给他育有一子一女，其家庭关系和睦融洽，也是让人羡慕。其二，他懂得人际关系的空间学说。人与人之间不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都要保持一定的独立空间，给对方一个能自我打理的“私人园子”，这不仅能保持一点神秘感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缓冲带。这一点黄澜生做得很好，他对妻子与表侄楚用之间的事情不可能一点不知，而且作者在文中通过何嫂和菊花的对话也暗示了这点，可他并没有去深究，因为他知道水落石出对自身、家庭、孩子来说都不是好事，况且家庭也需要她这样精明强干的女人，但他也不是纵容妻子，因为聪敏的人知道适可而止。其三，他能够尊重女性。前面说的祭祖一事自不必说，就是对待下人他也是仁厚有加，反对贩卖女性、儿童，不像当时的达官贵人趾高气扬。其四，他忠于国家、家庭，忠于职守。虽说当时的国还是大清国，他也毫不含糊地批判社会不良风气，当社会混乱大家都逃避的时候，他却依然按时上班忠于职责。其五，他不庸俗，有品位。虽然也喜欢吃几口鸦片烟，但除此外无其他不良嗜好，不赌博不嫖娼不纳妾，比起当时社会风貌确实是个例外，他还喜欢养花弄草等这些修身养性之举。如果硬要说他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他性格中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淫然太深。他守本分、不谙心计（有的论者认为他城府深，那是想当然），爱国爱家、尊重女性、敢于言说时弊、生活不庸俗有品位……真不知道他错在何处？！
2.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及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
在《大波》里李劼人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四川保路运动的过程，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以“士绅社会”为领导核心，以广大市民为基础的文化运动。其中塑造了一批立宪派革命领导群体形象：伍肇龄、罗纶、蒲殿俊、张澜、颜楷、邵从恩、杨庶勘等，他们是四川近代向现代转变的第一批知识精英，他们中有的人虽没有留学海外但思想开明，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制度，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市民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于是修铁路、改街道、建工厂、建现代学校、举办四川第一届运动会……才会落到实处，他们吹响了四川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过渡的第一声号角。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李劼人还塑造了以傅隆盛为代表的市民形象，他们虽然还很幼稚，有时只知道盲目前进而不懂策略，但他们充满了巴蜀逝去已久的蛮力。20世纪初成都的执政者实行了一些城市改革，市民则以日常的消极如关门谢客等方式反抗利益的重组，暴力革命来临时他们成为力量的主体但可能会失控，暴力结束后他们又在知识精英的领导下相互合作以实现对军阀暴行的制衡。由于城市主体市民的主体意识的崛起，而带动成都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
3.追求民主自由精神的时代主流
巴蜀大地自古就孕育着反抗的基因，“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川人不服王化……这些言论都有它的历史背景，不可乱用。但其处于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现实，的确不能忽视。历史上巴蜀就出过很多追求自由的斗士。《大波》三部曲从表面上看反映了中国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约20年间，四川社会的政治变幻、风俗、思想的变迁，以局部反映整体，表现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而实际上整个三部曲恰恰反映的是以成都人为代表的川人（他们也是中国人的缩影）追求民主自由精神的发展史，它是一部精神史、心灵史。
如今这座城市早已从躁动不安中走了出来，重现其休闲之都、文化之都的魅力，而同时历经磨难之后又赋予它新的历史内涵——自由之都。
（四） “乡村化”的城市
此点，严格地说并不是成都独有的，当时整个的中国就是一个乡土的中国，但我还是想简单地说一说，因为它在乡土中国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成都地土肥沃，近城一带，蔬菜繁盛。城外则城根周围一带，皆近濠菜畦也。城内之隙地种菜者数十户” ，“菜担甚多，沿街挑买”。近代的中国是在外力的强迫下逐步由小农社会迈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强大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彻底打败它，而且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进步。从李劼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封建自然经济对城市及周边城镇的影响。成都周边多是居住在城里的乡绅、粮户的田地，他们或官或绅，如黄澜生身为官员而每年乡下土地的租银就相当的惊人；郝达三在政府里挂虚名，但在新繁县及周边也有大量土地；《好人家》里的赵幺粮户原居乡下后来移居城里。这些人虽然已成了“城里人”，但他们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居于城里的“农村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居于农村的乡下人无本质区别。赵幺粮户不怕禁烟而只担心生鸦片吃完不好买，他早已买了好几百碗生坭够吃几代人，“他府上多的是尘埃，无论那件家具上，摸一把，五个指头全会黑，据说并不因为懒，而是由于迷信‘打扫干净了，不主财’。再次，多的是鸡粪，多到不能下脚，多到堂屋古式椅子上也是一堆一堆的。”报纸从民国建元起就不准进门。特别消遣之事就是一家人午饭后聚于老头子房里，老头子先是躺在铺上打烟泡，听儿子精儿谈利息，谈田上和放债的情形，其后就是老头子述旧。这些大大小小住在城里的“农村人”，不仅租地还以放高利贷等各种方式剥削乡村，使得城市畸形发展：到处是烟馆、妓院、茶楼等，而农村则日益凋敝。鲁迅笔下的故乡，寥寥数笔人形兼备，苍凉、惆怅之画立于眼前；李劼人笔下没有这种苍凉、惆怅，而多了很多美丽阴柔的成都及周边乡镇的自然画卷，他有时冷峻，有时嘲讽，有时自豪，在自然中透露出洒脱 ；他也不同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于“牧歌的谐趣”中充满了落花流去水朝东，一种凄凉之美，不禁而生。
（五）成都精神的扬弃
李劼人笔下的成都意象拥有浓郁的巴蜀地域特征，它由乡村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事实上更本质化了的乡土世界。乡土意味着亲情、一定程度的原生态、愚昧封闭、不满与愤怒、反抗与暴力，成都在乡土中国的温床上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个过程是异常困难的，中间伴随着难产的痛苦，但总的步伐方向是清晰的。
郝明工先生认为，以成都为代表的蜀文化可以称之为公馆文化，以重庆为代表的巴文化可以称之为码头文化。但事实上随着巴蜀古往今来的无数次融合与发展，两者已很难截然分开，“将巴人的霸气提升为阳刚之气，注入到码头气之中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因而在码头气的豪气与匪气之间，有可能在形成刚强、刚直、泼辣这样的文化浩气诸多变体的同时，促成了粗鄙、粗暴、强横这样的文化戾气诸多变体的出现；而要将蜀人的文气升华为阴柔之气，输入进公馆气之中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同时有可能在形成柔韧、柔媚、妩媚这样的文化浩气诸多变体的同时，促成了奸猾、奸诈、阴损这样的文化戾气诸多变体的出现。”在李劼人的小说中，把巴的阳刚之气与蜀的阴柔之气两者融合也是作家的一个心愿，但不幸的是这两者总是会发生错位。不管是《死水微澜》还是《大波》，它都通过一个家庭的结构变迁来透视社会的危机。我们先看与码头气密切相关的蔡家，丑男配美女这一经典的《水浒传》婚姻搭配再一次显示出它的旺盛生命力，不甘寂寞的美少妇在妓女刘三金与民间英雄袍哥罗歪嘴的“启蒙”下，政治的热情和旺盛而长期受压抑的情欲得以苏醒，跑滩出身的罗歪嘴性格豪放、强横，从不把女人放心上，这种野性美在柔媚的蔡大嫂眼里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两人全然不顾一切地厮混，但因为与顾天成的结仇，顾后来为报仇投靠洋教得势，罗的出逃宣告了码头——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宗教）较量的第一回合的失败，小说中丈夫、情人、妻子三者关系或许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当时的政治权利关系的隐喻。这已暗示了码头文化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入侵而日益衰败。
再看《大波》中公馆内的诡气。美丽而风骚的黄太太身在福中不知福，前文中我已经论述过其夫的诸多优点，可能黄澜生年龄偏大是个问题，黄太太才29岁，其夫比其大了近20岁，年龄之间的代沟及不同年龄段的身心需求的差异，以及黄太太的本性叛逆等原因，使得她与小自己8岁的表侄楚用之间产生火花，虽不像蔡、罗之间那么张狂，但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把两人的恋情写完，李劼人“就在这色彩斑斓、紧锣密鼓的历史场景面前辍笔了，永远辍笔了！”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一个发生在公馆内的三角恋爱故事——年老的丈夫、年少的妻子和表侄，最终两人的不伦之恋也是在外力的冲击下而不了了之，上次是外来宗教文化，这次是革命暴力，深溯其源仍然与外来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冲击分不开，它又一次暗示了公馆文化的衰败。
不管是公馆文化，还是码头文化，它们都是乡土中国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外来文化的浸入下，两者都走向了衰亡，也隐喻了乡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传统的衰落，两种文化的交融与衰败，是否也暗含了新生？
三、蜀文化对城市形象书写的影响
一种文化对一座城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物质形态，还表现在内在的城市精神。蜀文化对成都城市形象书写的影响，在李劼人的笔下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礼仪、娱乐方式、街头等公共空间的变化等这些具体的民众日常生活体验上，还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与表达方式的地方性上。他用心去描绘这座城市形形色色的子民，通过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的方式把人性与历史很好地融合起来，完成了蜀文化影响下成都形象的书写，实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
（一）巴蜀民间意味的体现
他带着强烈的民间立场，以自由之笔、自由人格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立思考而赋予其作品独特的民间意味。李劼人小说中的民间意味主要体现在民众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和独有的语言与表达方式上。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少数的几个美食家，成都的饮食文化在他的笔下得以发扬光大。“吃在四川”、“吃在成都”，可见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饮食文化的魅力。他生于成都对其饮食文化特别了解，而且自己还经营过“小雅”，留下“教授开馆子，学生端盘子”的佳话，因此他写饮食更深刻，上升到生活艺术、人生哲学的高度。
川人交通工具的变化在他的小说中也充满了情趣。在《死水微澜》里，黄昌邦、王念玉、吴鸿三人去青羊宫赶庙会所乘的交通工具很有代表性，其中共有九种交通方式：1.鸭篷轿子（平民坐）；2.蓝布裹竿、前后风檐、玻窗蓝呢的官轿（轿夫喊着“空手！闯着”的，为有身份的士绅及闲散官员所乘）；3.拱竿三人轿（轿夫喊着“边上！站开！”的，为较有地位的官绅所乘）；4.有官衔轿灯的四人大轿；5.两人抬的对班打抢轿子；6.步行；7.骑马；8.坐东洋车；9.一匹马拉的黑皮四轮车（坐的人穿得好，打扮得好）——这些是晚清时期主要的出行方式。到民国时期除了以上几种方式以外，李劼人还写到叽咕车，白知时上完课回城，每逢下雨总是坐老余的叽咕车，这个由诸葛亮发明的一直流传至今的原始交通工具仍然身负重任不肯“退休”，可见“文明”的力量有多大。到抗战时期，出现了“喘着气，像老牛样”的木炭车、烧酒精的车、载客小汽车（需花很多买路钱得以通过检查哨）、不服任何机关管理的美军吉普车和卡车、长途黄包车等。通过交通工具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川人的守旧、官民地位的差别、外来势力的侵扰……
娱乐方式的变化，除了传统的上茶馆、上烟馆、逛妓院、赶庙会、游公园、走亲戚、看戏、观街头杂耍……还多了一项舶来品——看电影。在《程太太的奇遇》一文中，小科员的老婆程太太凭着电影这一媒介而成了胡团长的口中肉，玩腻后被买到妓院，而她的丈夫程老爷还只能咬紧牙巴否认说：“哪有此事！内人委实是病故了！”
服饰的变化在当时也是及其迅速，既有传统的地方特色，又有西方影响下的各种新潮变体。巴蜀女性由当初被人看一眼都害羞到主动地追求美、展示美，一方面说明她们主体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从物质的好奇到精神的吸引，巴蜀大地处于暴风雨前，最终掀起轩然大波。热爱生活、追求时尚、追寻自由与黑暗压抑的现实始终处于搏斗中。
传统的婚丧嫁娶也在变革的时代中日益变得不中不西，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泥沙俱下，都在东西的交融中互渗，中西文化的激荡在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得以创造性的体现，李劼人不愧慧眼识珠！
李劼人小说中加注的地方很多，其中第一卷、第二卷（上、中、下三册）四本中的注为作者自己所注，第三、四卷中的注多为编者加，这里我们讨论的注是作者的原注。他小说中的注大致可分为三种：1.考据历史来源。如有四处来自明朝李实所撰的《蜀语》，例如“痨鱼”：“‘痨’字本来是‘药’字，我亦曾写作‘药’字，还加过注解。后见明朝蜀人李实所著《蜀语》有一条云‘以毒药药人曰痨。’又引《扬子方言》亦曰：‘凡饮药而毒……谓之痨。’既然字有来历，而读音又较确切，因从之。” 2.同义释义。如“言子”，“是成都人的语汇，所包甚广，凡方言、土语、谚语、歇后语、某一些术语，都叫言子”，其小说中的注大多为此种。3.四川人创造的新字。如“ ”字，“是四川人创造的新字，大约有近百年的过程。音郎字的阳平声。意义是小或者是弱。合为一词，意义也是小或者是弱。这是四川的方言，迄今尚在使用”，此类注较少。
李劼人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加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作家地方志考据癖的体现。前文已经多次说过李劼人有自觉的方志意识，言出有据、严谨科学已经成为他思维、做事的最基本的方式，巴蜀的地方志传统已成为他的无意识；第二，强烈的地方意识。中国现代作家中把一生交给一座城的并不多，一生只写一座城的少之又少，李劼人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像西蜀山里的子规为成都倾其一生，他爱成都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他以一种自豪心，把家乡美好的一面介绍给大家，同时也不避讳把其丑的一面揭示出来，以达到疗救的目的；第三，出版的需要。通过遗留下来的书信（写给舒新城等），可以看出当时的作家普遍贫困，急需通过发行书来养家糊口。而当时它的出版地在上海，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而不得不加注；第四，小说叙事的需要。举例说明，在《死水微澜》里蔡大嫂与罗歪嘴的一次对话中，蔡对何为白头帖子不理解，然后引出罗的启蒙，紧接着引发了罗、蔡的精神对话，这是两人爱情火花激起的关键性一步，如果中间打断叙述去介绍白头帖子势必影响故事情节的紧凑性，而通过注的形式则很好的解决此问题，既不影响叙事又让读者明白，一举两得。第五，文学大众化、民间化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可能会或多或少影响作者，虽然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此点。
（二）人性与历史的互融
李劼人的小说力图全面记录时代的变迁，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日常生活、风俗礼仪等各个角度。他以几个家庭和一群饮食男女为窗口，折射出从晚清到五四历史的演变风貌。他在叙述中没有戴有色眼镜去写史学家还未来得及写的当代史，而是用充满智慧的超前眼光，以生活及人的自然状态去写他的历史——以人性的自然流露来表达对美好人性恢复和寻求的信心，同时他也写出了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偶然性因素的重要。历史在这里，已变成普普通通的各色人在时代变化中演绎的幕布，在流水般的叙述中，自然的人性与还未久远的历史竟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历史在这些主体的喜怒哀乐中完成了它存在的价值。在李劼人的小说里，这些主体包括社会的上、中、下九流。本文无意对这些形象做全面分析，仅只从人物性格的多重文化构成这一角度解读李劼人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中可以看出蜀文化对城市的主体——平民（市民）书写的影响。
1.西南、成都与巴蜀文化环境中的女性
首先，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和欲望。李劼人小说中的女性不管是上层社会的黄太太、郝香芸，还是中层社会的蔡大嫂和下层社会的伍大嫂、钟幺嫂、春秀（招弟）等，无一不是如此。黄太太出生官绅家庭，优越的家庭，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又有主见，丈夫温顺，儿女成双，生活无忧，按说她是快乐的，但作者却没有赋予她安定的灵魂，“我偏不肯当一个男人的贞洁妇人”，她导演了一场侄婶间的惊世骇俗的大戏。郝香芸出生官绅之家，平时看来好像还较符合传统对女子的要求，但遇到自己的所爱之人时也是满脸绯红。伍大嫂、蔡大嫂等个个精明强悍，充满对物质的渴望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其次，她们性格直率、豪爽、坚韧。这与巴蜀文化的传统有关，巴蜀社会自古尚勇、不尊礼法、崇尚自然，这些女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又很少受到父权的束缚，如伍大嫂、蔡大嫂、招弟在成长中无一不是父亲的心头肉，再加以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西风影响，这些只有在西南特别是成都才能发生的事也就很自然了。
2.古典商业文化向现代商业文化转型环境下的女性
首先，行为果断、善抓机遇。中国自然经济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古典的商业文化，它本质上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近代由于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古典商业文化逐渐解体并向现代商业文化发展，现代商业文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它的文化基础是资本主义。在偏僻的巴蜀大地，这些女子还是受到了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她们行为果断、善抓机遇。蔡大嫂就是通过与三个男人之间关系的转换，而不断地改变身份与角色，从而实现了她人生的梦想，从农村到城市，她事实上开辟了中国进城小说的开端！其次，初期的商业意识。黄太太家有大量的田产，家里的大小事物由其独自操持，主体意识很强，没有聪敏机智、大胆果敢是办不到的，革命时期她慧眼独具大胆投资于吴凤梧，结果大获全胜。伍大嫂出身清贫无其他资本，只有把自己当做商品，待价而沽，钓了一个个或轻薄或重情的男人。
3.传统儒家文化环境中的女性
首先，尚存家庭观念。蜀地虽说远离教化，但传统家庭之观念尚存。蔡大嫂在情人逃跑、丈夫被抓后，毅然做出惊人之举——嫁给仇人，但条件是放了丈夫、不追究情人、照顾儿子、再婚后还可以与前夫家走动。尽管郝又三是那么舍不得伍大嫂走，但为了与丈夫团聚，她也顾不了那么多儿女情长。其次，对男性中心意识及传统婚姻形式大胆的颠覆。黄太太在拥有温顺的丈夫的同时，还与多个男人保持情人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嘲讽。蔡大嫂更是不拘一格选丈夫！伍大嫂也从不把麻脸丈夫放在眼里，公开嘲弄其无能。
总之，李劼人笔下的男女形象均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们把传统的蜀文化演绎得特别精彩。人性与历史在巴蜀大地实现了创造性的交融，那它们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融合呢？
李劼人以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两种模式，实现了人性与历史的互融。欲望，一般来说它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的（包括肉欲、本能等）和精神的。中国古代对欲望也很重视，“仁”的学说就包含了古人极大的智慧，孔子重视人，重视人的欲望，但他却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欲望说并不是单纯的、孤立的，他认为若一个人只单纯的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那就没有高尚的价值，只有把它与整体、与他人的关系联系起来，由己推人，践行了“爱人”的标准后，个人对欲望的寻求才有价值。朱熹则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王阳明也认同去人欲存天理，在传统的这些话语场中，重伦理亲情，重国家利益，抑制个人的合理的欲望，忽视或漠视个人的利益屡见不鲜。标举人权追求个性解放，为重新写大大的“人”字，五四先驱们呐喊助威，不遗余力。他们反对禁欲主张释放欲望，但并非纵欲。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认为：“我们所说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 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 的。……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文学逐步地回归为人学，书写也逐步走向人性，饱尝艰辛的人欲逐渐重获新生。
作为一种叙事手段，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均是作者对现时代的一种思考，这些都是作品中市民的人生体验及作者的价值判断、审美理想的再现。中国在外来的冲击下，社会的转型和商业文化的逐渐形成，促使作者思考一种叙事策略。它具体表现于叙事对物质、性、暴力的依赖。物欲、性欲与破坏力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前进的推动力和关节点。以蔡大嫂为例，她在孤寂可怕的“牢笼”里生活，虽然兴顺号的蔡傻子给了她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在精神的家园里一片荒芜，孤寂的女人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更需要的是精神的慰安与理解，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知音难求。“她本是一颗压在沉重磐石下的种子，春风把它吹发了芽，它是再也不愿被埋入冻土了。觉醒了的人追求自我的欲望难以遏压，人类灵魂的觉醒与欲望追求，是人的内在力量的来源。”这段描写蘩漪的话同样适合于李劼人作品中如蔡大嫂一类的女人们。少女时代邻居韩二奶奶激发了她对物质的渴望，婚后遇到罗歪嘴，一切都变了。罗像一轮蓬勃东升的旭日照亮了她沉睡已久的心，这颗心早已被金钱、地位遮蔽得暗无天日，蔡傻子——这个对女人情感世界漠视的真傻子的失败拓荒，险些使得充满欲望与生命激情的蔡大嫂丧失自我的本真。罗以剽悍、善解风情而深得女人之心，最初以游戏人生的态度与蔡大嫂交往，在日益深入的心灵交汇中，却真正地相爱了。爱的在世俗的眼中荒唐、可恨、淫乱……蜀地本来就淡薄的“三从”、“四德”的绳索像片瓦一样触地即碎，本是锄强扶弱的民间英雄却公开夺人之妻、公开寻乐，物欲、性欲及精神世界的满足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真实人性觉醒后的不自觉反叛，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破坏力。真性情与欲望的张扬之间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它一旦遭到破坏又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力而酝酿新的反抗。作者在运用欲望叙事的叙述策略时就很自然地引出顾天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改嫁及顾天成投身革命的身份大改变。她成为一个破坏力的源泉，是这一破坏力不断推动情节的发展，完善张扬人物的性格，也是这一破坏力寄托了作者对人性的独特思考及其价值立场和审美理想。蔡的智慧在于她貌似妥协的下策实则是一把刀，用这把刀她保护了情人、丈夫和孩子，也刺破了礼教压抑人性的温情面纱。她不像蘩漪“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于此点蔡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作者更是个有大胸襟大手笔的大家，作品中的黄太太、伍大嫂等的作用莫不是与此相类似。
一般来说，暴力叙事大多出于两个较复杂隐蔽的深层心理，一是人性中嗜血的欲望，二是叙事者本身或隐或显的暴力书写宣泄。但李劼人作品中的暴力场景的描写显然不是出于这两种心理，他打破了对具体暴力场景的正义或非正义的理辩，而注重客观真实的再现，此点与沈从文建构的“杀人叙事”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两种叙事的内涵有差异。洪耀辉认为沈从文建构的“杀人叙事话语内敛压抑，极其平淡自然，总是以冷静、平实、不动声色的笔调，客观地展示人间的种种残忍、血腥和杀戮”。但两者在相似之外更多的是差异。首先，李劼人作品中丝毫不避讳对暴力过程的描写，例如在《棒的故事》中，通过婆媳间的战争揭露礼教的杀人。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何九如与何少娘相爱，而不愿娶表妹有珍，婚后两人恩爱厮守不据旧礼，这些遭到母亲和舅舅张阿三的嫉恨，趁九如外出两人把少娘活活打死。作者翔实地把事情原委、经过、结果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那血淋淋的棒杀场景令人心寒。三渡水屠杀事件中，作者通过彭家骐的眼睛向我们描述了“文明”的同志军，为得到100多支枪就随意杀了投降的137人连挑夫也不放过，屠杀场面惨绝人寰。而沈从文在描写此类场景时避开具体的过程，只写杀人的动机和结果，如《黔小景》。其次，李劼人在客观真实的暴力叙事背后，隐藏的是对事件或人物本身的反讽，充满了川人的机智和幽默；而沈从文多是充满诗意的冷静叙述。在何老太草草棺葬媳妇后，公然请了24个和尚到家，给她设坛诵了7天经忏来超度她，对何老太自身无非壮胆害怕冤魂纠缠，但在外人看来则更赞叹她的贤德了。在《大波》中，东校场哗变后，成都面目全非，全城陷入无政府状态，官兵带头“打启发”，然后是流氓，接着是数也数不清的穷苦人，“不光是男的，而且有女的，不光是精壮汉子，而且有龙钟老人，不光是成年人，而且有大孩子、小孩子；到末了，连一些疲癃残疾和卧病在床的男女，都带起宁可不要命的架势，拖着两腿爬了来”。面对这样的悲喜剧场面，暴力叙事已转化为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人性在战争暴力机器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杀逃兵——更是把人性中原罪的种子，撒落在暴力土壤中生根发芽，结出一朵朵流着鲜血的凄惨的花。“四五把上在枪尖上的刺刀，高举起来，一齐戳下去；那惨呼的声音——还未成人的孩子的声音，陡然传在空气中，比杀牛杀猪时候，猪嗥牛鸣的声音还难听。直到第四次刺刀下去时，才默无声息，那两具用烂军服包裹的幼年躯体方不动了，十几个刀孔中都在冒血。”而陈振武的人性还未完全泯灭，“一身的肉却都震跳起来，简直不由自己作主”，其他老兵面无表情地用稻草拭刀血，很快就听到他们的笑谈。良知、人性、仁爱、宽容已被嗜血取代。通过两者对比，暴力叙事的血腥味在老兵的笑谈中灰飞烟灭，作者对战争的非理性、反人性的本质刻画的异常深刻。在郝家的看门人老龙的眼中，红灯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如神似魔，却经不起官军的一打。“看杀廖观音，是成都人生活史上一桩大事”，活剐女犯人杀者畅快观者开心，观众都很热烈地希望看活剐，“一多半的人只想看一个体面少女，精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行。一小半的人却想看一个体面少女，婉转哀号，着那九十九刀割得血淋淋地，似乎心里才觉‘大清律例’之可怖”。作者没有对行刑时不下于千人的看客“那片欢呼的声音，好像是在看戏一样”的场景表明态度，但他却是通过几位成都青年、革命志士的议论隐含地表达了观念，把小市民的猥亵、嗜血、麻木刻画得入木三分。一方面是一个妙龄少女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另一方面是无数的猥亵、麻木残忍的看客和只知道高谈阔论的所谓革命志士，这样的叙事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川人的幽默方式在李劼人的暴力叙事中略见一斑。
为什么面对类似的暴力场景，李劼人与沈从文两人采用的叙事方式有差异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两人接受的区域文化传统及成长经历有差异。李劼人生活的巴蜀大地，自古独居一隅，有注重修撰本地方志的传统，讲究如实客观的直录，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川人自古多磨难，面对灾难时的坦然与幽默已成为他的处事原则和写作态度。沈从文主要成长、生活于巫楚文化的浸润下，而且他的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也促使他对美的无限追求。二是两人迥异的美学追求。李劼人留学法国近五年深受法国文学影响，他一方面受益于自然主义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另一方又不满足于它忽视心灵的力量。在重视本地文化传统的根基上注入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幽默乐观、隐藏作者、秉笔直书，追求一种史的厚重与大器和诗的灵巧与智慧，通过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的方式把人性与历史很好的融合起来以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沈从文主张避免文字表面的热情，聪明的作家用微笑表现痛苦，因而他的作品总带着牧歌的情调，它实际上是一种避丑择美的美学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