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元宝钞通行条划》中规定：至元宝钞1贯当中统钞3贯；白银1两官价至元钞2贯，金每两20贯，不准民间私自买卖，赋税可纳中统钞，也可纳至元钞；至元宝钞分11等，自2贯至3文不等。在发行至元钞时，实行“新旧并行”，但实际上是政府想借机取代中统钞。至元二十五年（1288）一月，政府下令“毁中统钞版”。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月，元朝大臣平章政事桑哥这样说道：“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钞，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为可急敛，宜令赋税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也就是从这年起，政府不再印制中统钞而改印至元钞。至元钞的流通，从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到顺帝至正十年（1330）更发至正交钞时，前后流通了60多年，期间是元朝纸币流通的最重要时期。
至元钞发行后，并没有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与军费开支过大有关。元朝自开国之日起便东征西讨，大肆征伐。至元二十四年大举南征，仅两个月时间就支出军费30万锭。至元二十九年（1292）再南征爪哇国，支出军费363.8万锭。国库公帑，动辄巨万，岁收数额抵不上半年开支。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政府各种支出每年递增，用至元钞对照中统钞发放官俸，一年支出3亿贯，就此一项，就超出了全年财政收入的1倍。朝廷每年因各种赏赐活动就造成了财政上的巨大亏空，至大元年（1308）二月，中书省报告：“‘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豫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
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赐者不以何人，毋得蒙蔽奏请。’”从中可以看到，政府那年动用钞本700余万锭。而至大二年（1309）九月的尚书省报告是这样说的：“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这就是说九月国库借支钞本已达1000万锭以上，折合至元钞200万锭，折合白银100万锭，此时钞币的通货膨胀开始加剧。
国库中的钞本已快用尽，政府便对币制又进行改革，也就是用新钞代替旧钞。至大二年（1309）九月，朝廷颁布诏令，发行至大银钞。据《元史纪事本末》卷13记载：“九月，帝从乐实言，钞法大坏，乃改造至大银钞，凡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或民间丝绵布帛赴库回易，依验时估给价。随处路、府、州、县设立常平仓，以权物货，丰年收籴粟麦米谷，值青黄不接之时，比附时估，减价出粜，以遏沸涌。金银私自买卖，及海船兴贩金、银、铜钱、丝绵、布帛下海者，并禁之。”该诏颁布仅十天，尚书省大臣便提出：“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今乞罢中统钞，以至大银钞为母，至元钞为子，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给国用。”至大银钞以银为本，以“两”、“厘”为单位，政府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平准行用库缺乏足够的金银兑换银钞，故银钞发行不久，便于铜钱相权。纸币于金银相权，变为于铜钱相权，是元朝纸币制度一个根本性变革。至大以前几乎不用铜钱，现在要以铜钱与钞相权使用，国中不可能有足够的铜钱来充作钞本。
至大银钞流通了仅一年后，并未使钞法好转，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了。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其弟阿裕尔巴里巴特喇（爱育黎拔力八达）执政，立即罢尚书省，并诛杀“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丞相托可托等。三月，阿裕尔巴里巴特喇，即仁宗登基。四月，仁宗废除至大银钞，恢复中统钞和至元钞，下诏曰：“我世祖皇帝，参酎古今，立中统、至元钞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兹矣。比者尚书省不究利病，辄意变更，既创至大银钞，又铸大元、至大铜钱。钞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钱以鼓铸弗给，新旧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议，允协舆言，皆愿变通，以复旧制。其罢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买卖铜器，听民自便。应尚书省已发各处至大钞本及至大铜钱，截日封贮，民间行使者，赴行用库倒换。”
至大钞被废除后，财政亏空状况并没有扭转。至大四年，朝廷就日常开销用了600多万锭，土木工程、宫廷完聚这一项用了几百万锭，赏赐用了300多万锭，军费用了700多万锭，仅这几项开支就已用掉了2000多万锭，而国库此时只剩11万锭，够不上日常支出的200分之一。这种入不敷出的巨大财政赤字状况，一直延续着。政府除了不断加印纸钞外，便是改发新钞，变本加厉地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印制纸钞，导致备用金更加捉襟见肘，从而引起物价大幅度上涨，纸币贬值，恶行循环导致的最后便是“钞法大坏”。
仁宗延佑六年（1319），纸币发行量从延佑五年30万锭猛增至130万锭。延佑七年，政府除发行中统钞和至元钞外，还印造中统钞本230万贯，至元钞本3000万贯。此时钞本与纸币一样流通，钞本变成了纸币本金。至顺二年（1331），中书省大臣以盐赋十分之一折银所得2000余锭银“易官帑钞本，给宿卫士卒”，“上向所易钞本十万锭、银六百铤，助建寺之需”。
元顺帝即位（1333）后，关东地区颗粒无收，全国灾荒频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钞法”问题愈来愈严重。朝廷大臣黄溍、吴师道在江西乡试中提到了朝廷的用钱问题。黄溍说：“钱出于古而交会创于近代，然所谓交、会者，必以钱为之本，盖合券所以取钱，非以彼易此，使之舍实钱而守虚券也。方今钞法独行，而钱遂积于无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变通之道焉。”吴师道也说道：“钱币之法，所以权衡百物，贸迁有无，历代未有偏废者，国朝始行楮币，一再变法，币益轻而奸益众。往者兴用钱法，轻重适中，已而废不用。夫制法不善，非用钱之咎也，至今议者咸以为惜。”这是朝廷内外要求改革钞法的呼声。
至正十年（1330）十一月，元顺帝下诏：“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唯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涌，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救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元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重法之初意。”诏令全国进行币制改革，而改革的具体做法是：一是发行新钞，新钞仍命名为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两贯”。二是铸造至元通宝铜钱，铜钱与历代铜钱并用。
至正十一年后，发行中统钞和至元钞与铜钱并行，由于纸币严重贬值，在交易中，人们往往拒用纸币。时人孔齐在《至正直记》卷1《楮币之患》描述江浙一带纸币败坏时说到：“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既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
至元交钞发行后不久，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从至正十一年五月，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农民起义军烽火遍至。
元朝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愈加庞大，政府财政雪上加霜。于是大量印制纸币便成为政府救急的一种手段。至正十二年、十三年两年间发行至正钞190万锭，至元钞10万锭，至正十五年又发行至正钞600万锭。“以诸郡军需供饷繁浩，命户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书省臣奏以陕西军旅事剧务殷，去京师道远，供费艰难，请就陕西印造宝钞为便。遂分户部宝钞库等官，置局印造。”政府依靠印钞来支付军费，使交钞的数量急遽增长，新钞在百姓心目中完全失去信用，到后来，“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钞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此时民间各地交易都用铜钱，或直接用货物相易，百姓视交钞为“弊楮”。至正十五年浙西每升陈米2.3贯，折合中统钞23贯，即2.3万文；而在北方，“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此时的米价如脱缰之马，疯狂暴涨，民间交易，纸币需要车载布负，于是人们又回到了用银、钱或实物来贸易买卖。元末流传这样的歌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杂制篇》中记载道：“至正间，丞相脱脱当承平无事，入邪臣贾鲁之说，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政府的滥发交钞加速了社会的动荡，促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钞法的失败也表明了元朝政府财政制度的崩溃，与元朝的灭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节 实施纸币的管理措施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以纸币为唯一流通货币的封建王朝，实施以纸本位货币制度，为此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纸币管理制度。
一、元朝政府鉴于宋、金两朝滥发纸币的恶果，对纸币发行采取了审慎态度，制订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措施。政府以行政命令强制纸币流通，同时禁止使用蒙古旧钞，以旧换新；用中统钞兑换南宋纸币，其兑换比价是“会子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推行金银与纸币等同流通措施，并逐渐地在全国推广开来，为广大百姓所接受。政府设有纸币发行和管理机构，户部之下设有诸路宝钞提举司、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二库、行用六库等。前四处设有朝廷命官一员，下设提举或大使官员，负责行使之任；行用六库，设有提领一员为主要负责人。各路设有平准库和回易库。《元史·食货志》记载：中统五年（1264）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
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1263），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二十二年，复增如故。
回易库负责收换昏烂旧钞，平准库专主调剂物价事宜。平准库的工作不仅负责平稳物价，还具有无限制买卖宝货之权。
《廿四史札记》记载：故有元一代专用钞。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准行用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银者，可赴库换钞；有钞者，亦可赴库换金银也。又立回易库，凡钞之昏烂者，许旧库倒换新钞，增工墨费每贯三分。换存之昏钞则解部焚烧。隶行省者，行省委官监烧之。是钞之敝坏者，可赴库易新钞也。至元四年，世祖诏诸路民间包银听以钞输纳，惟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以钞输。中书省臣又奏流通钞法，凡赏赐亦多给币帛，课程亦多收钞，制曰可。是丁钱田赋皆可以钞纳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钞虚而物实，虚者积轻，势所必然，故赵孟頫言，始造钞时，以钞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轻重相去已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矣。今就《元史》各传参核之，卢世荣以钞虚闭回易库，钞有出无入，民间昏钞遂不可行。其后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率以应烧昏钞指为伪钞，使管库官吏诬服。由是回易库不敢以新钞易昏钞，而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
政府放手民间金银买卖，体现政府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市场贸易自由便利。政府实行严格的纸币发行制度，使纸币信誉度高，人们乐用宝钞，争相用金银兑换宝钞。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这样描述他在大汗国的所见所闻：这种纸币的制造，无论它的规格和认可手续，都和真正的纯金币或纯银币那样郑重可信。因为，有许多特别任命的官员，不仅在每一张纸币上具名，而且还要盖章。当他们全体依次办完这几道手续后，再由一个皇帝陛下任命的总官，把他所保管的御印，在银朱中一蘸，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因银朱而留在纸上，永不褪色。纸币经过这样处理后，取得了通用货币的充分权威和信用。凡伪造纸币的行为，被看成是弥天大罪，要受到严厉的惩办。
这种纸币大量制造后，便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