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民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由江西官银钱总号改组而成，资本总额为200万元。该行成立后先后发行了3种纸币，第1种是清末官银钱号发行的“九五官票”，该行成立后继续发行；第2种是前官银钱号库存的空白小票，由该行改编号后再次发行；第3种是该行自行印发的大小钱票、银元票和银两票。该行最初发行纸币时信誉较好，流通较广。1913年江西战争爆发，该省财政军费支出日趋庞大，该行遂发行纸币300万元，用于军费开支。此时市场因纸币发行过多导致价格暴跌，民间折价行用。1913年该行发行江西币制公债券400万元，同时收回九五官票，并规定九五制钱官票市价，每张按大洋4角通用。是年江西都督李烈钧反对袁世凯称帝发动二次革命，后兵败离省，该行于1916年停业整顿。
湖南银行成立于1912年4月，由前身湖南官银钱局改组而成，总行设在长沙。1913年该行发行铜元票1100余万串，银元票90余万元，银两票449万余两。1916年该行发行铜元票3800余万串，银元票340万余元，银两票390余万两。到了1917年，由于南方各省起兵护法，把湖南省拖入战争泥潭成为战略要地，军费开支遽增，导致该行纸币发行量迅速飙升。该行发行铜元票7100余万串，银元票706万元，银两票600余万两，其数额超过以往发行量的3倍。致使纸币市价一路跌落，市场流通滞积壅塞，无奈该行于1918年被勒令停业整顿，清理纸币。
湖南银行清理整顿后，改组成立裕湘银行，发行新钞，支付军费，以解财政燃眉之急。但新钞发行商民并不认同，导致银行业务无法开展，该行于1920年停业。
四川银行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由蜀军政府设立。该行于1912年发行军用票，支付军费和各种军用开支。军用票成为战乱时四川地区主要流通货币。该行先后发行军用票1300万元。
之后由于该行纸币滥发无度，币值不断下跌，终因资金周转不灵于1912年被撤销。1913年3月四川军政府将该行并入濬川源银行，并发行纸币300万元。该行纸币流入市场后随时兑现，信誉良好。1916年护国军兴，云南起义讨伐袁世凯，四川首当其冲，四川督军署提走该行100万元准备金用作军费开支，致使该行现金兑现周转不济，被迫停兑，并于1917年宣告停业。
东三省官银号成立于1909年，在辛亥革命前发行过小银元票。辛亥革命后该银号继续发行小洋票和大洋票。该行于1916年发行纸币1300万元，第二年发行1690万元，流通时因新钞与小洋票发生差额，给奸商以有利可图机会，日本人也乘机挤兑，官银号损失数十万元，遂难以维系。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该银号发行30元和100元大额汇款券3600万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该银号纸币发行急增至1.93亿元。由于两次直奉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导致奉票价值下跌。1920年，张作霖为了统一东北币制，便于筹措军饷，设立东三省银行，将总行设在哈尔滨。接着该行发行有哈尔滨地名的兑换券和汇兑券。
1924年东三省银行和奉天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1927年北伐战争，奉军战败，随即奉票更是无人问津，市场萧条。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成立于1909年，由吉林永衡官帖局和官钱局合并而成。该银号在辛亥革命后发行纸币“官帖”，有小洋汇兑执帖、大洋汇兑执帖、小洋券、大洋券、哈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铜元券等多种纸币。这些纸币的发行是为了支持辛亥革命，打击北洋政府，用于筹募军费的。1912年，该银号发行纸币2700万吊，1916年发行纸币9000万吊，1918年发行纸币2.7亿吊。该银号在革命时期发行数量每年递增。然而军费开支是一个无底洞，无论投入多少钱都难以填满。不久该银号由于发行数量日益庞大，导致银行准备金挪空，无法维持下去。到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前，该银号发行官帖数量达6亿到7亿吊之巨，已严重破坏了流通规律。1932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并入满洲中央银行。
河南省豫泉官银钱局成立于1896年，行址设在开封。该官钱局资本总额为库平银11万两。之前该钱局发行过银两票，辛亥革命后继续发行纸币。1917年该号发行银两票23.7万余两，银元票30.6万余元，制钱票93万余串。该钱局因发行量太大，市场很快饱满，致使钞价下跌，纸币无人问津。1923年军阀吴佩孚将豫泉官钱局改组为河南省银行，随即该行发行银元券和铜元券。1924年10月，冯玉祥倒戈，吴佩孚败走湖北，临走时将该行库存现银洗劫一空，导致京、津两分行倒闭。1927年春，北伐军由武汉北上，直系战败，河南省银行停业。
湖北官钱局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张之洞所创立。
总局设在武昌。湖北省在辛亥革命时，为革命发源地。武昌起义后，其军费官饷都由官钱局支出，致使库府很快挪空，钱局告罄。1912年该局发行银元票数额超过600万，后该局加印官票1000万串，作为回收银元票而发行。但1000万的官票非但没有收回，银元票也很快被军政各费用挪用干净。此时官钱局内部钩心斗角，官员私开钱店勾结钱商，从中牟利。到1913年底，该局发行钱票约3100万元，银元票和银两票约17万元。到了1917年，钱票发行额增至3800余万元，到了1919年又增加到了6400余万元。此时市场上物价昂贵，纸币价值跌落至四到五成，商店都拒收钞票。1926年8月，北伐军会师于武汉，湖北官钱局被迫停止营业。
甘肃官银总号，又称甘肃官银号。1913年甘肃都督张广建，将兰州官银号改组为甘肃官银号。1914年8月，甘肃官银号正式成立开业，资本总额为国币40万元。接着该号发行银两票18万两，钱票13万串，流通市场后十足兑现，因而信誉良好，商民乐用纸币。接着该号增印银两票3万两，面值有1元、3元、10元3种，市场流通依旧很稳定。之后该号发行数额逐年增加，到1917年，该号发行银两票为36.4万余两，银元票为2.1万余元，制钱票为260余串。发行数量大增，但现银日渐匮乏，信用度随之下跌。政府为该号设立兑换所，维持出纳平衡。
1920年秋，甘肃财政厅向该号透支银两300万两，导致该号银根动摇，库储空虚，无力兑现，随即币值大跌，每两仅值6钱。
1922年该号停业整顿并按4折收回纸币焚毁，于当年年底改组为甘肃银行。
广西银行于1910年成立，由张鸣岐接替李经羲任广西巡抚，改组广西官银钱号建立而成，资本为广西花平银100万两。
该行继承了广西官银钱号的资产，也继承了该号债务，对流通在外的银两票和银元票进行兑现。该行发行1元、3元银元票200万元。因票面正中印有黑色蟠龙，俗称乌龙票。1910年3月，该行又发行辅币票1角、3角2种60万元。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而广西为入超省份，大量白银外流，导致该银行资金薄弱。
辛亥革命期间，广西副都督陆荣廷策动兵变，旧桂系军阀控制整个广西。在陆荣廷当政的10年里，该省出现严重财政赤字。陆荣廷加快发行纸币，弥补财政亏损。该行于1912年发行1角、3角小票200万张，计60万元；1914年增至300万元，1916年猛增至800余万元。市场因纸币发行数额巨大而不堪重负，导致票值下跌，商民叫苦连天。1921年广西政局发生变化，在旧桂系与粤系军阀的争霸中，旧桂系溃败，陆荣廷下野。
广西银行当年纸币发行量达到3400万元。由于纸币发行太多市场无法消化，导致币值超跌，120元才能兑现洋1元，该行发生挤兑，无法维持而倒闭。
贵州银行成立于1912年。1911年10月3日，贵州宣布起义，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1912年2月唐继尧进驻贵州，成立军都督府取代大汉贵州军政府，将贵州官钱局改组为贵州银行，由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华之鸿兼任总经理，其资本为银元14万元。贵州官钱局在清末已发行纸币，发行银两票33.4亿两。
1912年9月该行发行兑换券100万元，面值有1元、3元、10元和1角、2角、3角6种。1913年因该省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支出捉襟见肘，于是该行增发200万元，其中100万元收回原官钱局所发银两票，另100万元用于军费开支。是年贵州省政局变动，唐继尧入黔，银行发生挤兑，该行倒闭。唐继尧主持黔政后，该行复业，便大量发行兑换券。1913年该行发行银元票233万余元，银两票7000余元，制钱票2万余元。1923年3月，该省财政厅发行“定期兑换券”，类似定期存款，俗称“存款券”。1933年贵州省政府向贵州银行借存款券100万元，加盖贵阳地名，重新编号发行。但发行后便被市场排斥，纸币严重贬值，市场上票值已跌至五成。1934年贵州银行倒闭。以上这些银行的停业和倒闭，应验了一句至理名言：纸币发行之日，便是纸币贬值之时。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的被进一步打开，外国资本主义迅速影响中国。外国资本的输入，促使中国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随着商品交换和商业经营范围的日益扩大，对资金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信用的利用也越来越广泛，促成了洋务派兴办实业的创举。他们看到了：“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旨在银行”作用。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大声疾呼“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有力地推动了近代银行的产生。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诞生。
虽然国家财政需要在中国近代银行业产生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需要也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新式银行这种近代经济组织形式无疑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之中，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
近代银行与旧式钱庄相比，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上。钱庄是从事银两、制钱、银洋兑换以及保管、收付，同时经营小规模存放业务来适应封建经济传统金融机构模式。
主要针对商业金融流通和个人信用放款，不进行资本积累也不经营抵押贷款，因而其资本有限，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工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其组织形式也是独资或数人合资，这种形式在与外资银行和新式银行的竞争中，在政局动荡和频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中，其承受风险能力毫无胜算可能。而近代银行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有利于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和分散风险，初步形成了法人治理机制，即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机制，以维持各阶层的利益均衡，排除个人的独断专行，保证其长远发展。
近代银行引入了西方先进金融制度，使中国金融业摆脱了旧式金融组织经营管理方式的局限，开始了近代化的飞跃，资本主义因素越是发展和强化，封建与殖民经济成分就越受到排斥和削弱。近代银行在用人办事、业务原则、经营方针上学习西方银行经营模式，在当时没有银行经营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这是一种进步的选择。
辛亥革命后，近代银行业迅速发展，为中国早期革命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银行的发展始终与政府财政、军费筹集纠缠在一起，但作为一个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新兴事物，它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弥补先天缺陷，为中国社会的前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