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译文】
人民之所以会遭受饥荒，是因为统治者榨取赋税过多，故而遭受饥荒。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多欲暴敛，故而难以治理。人民之所以轻死去冒犯法律，是因为统治者奉养过于丰厚奢侈，将民脂民膏都搜刮净了，人民无以为生，故而轻死去冒犯法律。只有不追求生命的丰厚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才比珍贵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解析】
这一章顺承上一章继续讲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对抗。我们都知道自从阶级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旦统治者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人民生活就会富足幸福，国家太平安定，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会稳固。与此相反，如果统治者追求自身的安逸，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对人民大加盘剥，人民就会轻生进而铤而走险，不惜一切代价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而统治阶级也会不甘示弱，对人民施以严酷的镇压，最后以你死我活而告终。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在此以直截了当的言辞揭示了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人民之所以要忍受饥饿的煎熬，并不是因为人民懒惰，收不到可供解决温饱的粮食，而是因为人民的粮食都被贪婪、淫逸的统治者盘剥殆尽了，所以人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日子过得不堪其苦，繁重的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又无食物满足人民基本的温饱需求，所以人民起来反抗也是很必然的事。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于人民的反抗，统治阶级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会想尽各种酷刑来对付人民的反抗，即老子所说的“以其上之有为”，这里的“有为”是指统治者的强作妄为，统治者强作妄为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是以难治”。人民难以治理是统治阶级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妄为和蛮横导致的。人民难治了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国家的混乱，直至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被颠覆，这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可他们又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老子在此以直截了当、明白易懂的言语向统治者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他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人民的生活寻找一个幸福的出口，而不是永远捆在统治阶级的妄为、高压之下。
这一章老子又提出了“民不畏死”的问题，人民为什么会不怕死，为什么会轻视死亡呢？上一章我们已作了阐释，在这里老子再一次提起，起到了强调的作用。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一旦人民对死都已不再重视，那么问题就十分严重了，老子对“民之轻死”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是因“其上求生之厚”，“求生之厚”是指统治者对自己的奉养过于丰厚奢侈，统治者过于注重自身的安逸、享受，其必然会减损人民对物质的占有和利用，人民缺衣少食，连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而统治者却穷奢极欲、恣意妄为。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人民实在忍无可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僭越法制。这是容易理解的，人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满足不了，生是一种折磨，死反倒成了一种解脱。
老子在结尾以“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作结，点出了统治者应坚持的人生态度。在老子看来，只有不追求生命的丰厚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才比厚养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智慧典例从政之道
朱元璋广积粮造福百姓
朱元璋心里明白要做好一件事，首先要心中有民，其次要眼光长远。
当时，朱元璋盘踞在江淮一带，而江淮盛产粮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按理说粮食不成问题。但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广积粮”作为大战略的三大要素之一呢？
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莫过于以下两点：第一，元末的江淮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且极为频繁，持续时间又长，昔日的粮仓变成了缺米之空仓。许多百姓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还有粮食拿出来支持朱元璋的起义军呢！第二，朱元璋曾有明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所谓“捎粮”，就是说军队的粮草都要取之于民。当时战火纷乱，青壮年都去参军打仗了，农村缺乏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耕种。同时，由于战乱带来的破坏，堤坝年久失修，耕牛被宰，粮食产量下降显然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起义军占领的大多是新区，在立足未稳、民众情绪尚未稳定的情况下，要想“捎粮”，谈何容易。
朱元璋手下的大将胡大海和常遇春对此早有察觉。因此，他们先后提出意见，认为一味靠捎粮，没有数量限制，老百姓受不了，这对起义军和老百姓都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仅靠“捎粮”，老百姓有限的粮食如何养得了朱元璋的几十万起义大军？而且，朱元璋从和州进军江南，正是因为缺粮所迫。虽然到江南后得到了大量的粮食，但由于起义军迅速扩大很快消耗干净。稍稍吃了几天饱饭的起义军，又重新为饿肚皮问题所困扰。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积粮”与其说是长远大战略，倒不如说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更合适。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满元朝统治揭竿而起的朱元璋，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个道理。
“捎粮”的实质，就是“取之于民”，而这个“取”，是朱元璋一厢情愿的；换言之，老百姓并不是自愿“给”的，只是出于无奈，百姓的不满情绪必然会爆发，到那时，恐怕老百姓又要造自己的反了。
既然靠“捎粮”无济于事，那只有寻找新路子了。且战且耕的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朱元璋任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由他负责兴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涝。接着，他又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并且立下章程，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要求各部队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还要做到有存粮。同时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主要职责是将民间的部分壮丁编为民兵，农时耕种，闲时练兵。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
这一举措果然有效。当年，康茂才所部就产粮1.5万石，余粮7000石。对此，朱元璋感到非常满意。他立即下令褒奖。同时不失时机地谕令全军，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强兵足食，还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在以后的几年里，朱元璋所属各部到处兴屯，粮食之多，完全可以保障部队自给自足。到1360年5月，朱元璋明令禁止征收“寨粮”。曾经给百姓带来严重负担的“捎粮”政策，也就此完全取消了。
“广积粮”的结果，使朱元璋在短期内迅速从缺粮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在此后的漫长战争中，朱元璋再也不为粮草犯愁了。
“广积粮”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朱元璋的部队解决了粮草问题，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逐步减轻直至全部免除农民纳粮的负担，使得农民欢欣鼓舞，更加拥戴朱元璋了。第一，既然朱元璋部队的存在和强大给劳动群众带来了实惠，而其他军队在这里是很难做到甚至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广大群众自然就会更加支持和信赖朱元璋及其所领导的部队，这样就会源源不断地向朱元璋输送兵员。第二，“民以食为天”。劳动群众免除了“捎粮”之苦，就有了充足的粮食，进而迸发出搞好各种生产的积极性，这对繁荣经济是十分有利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必然为朱元璋政权带来更多的税收，这对朱元璋来说，无疑形成了“良性循环”。
“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根本上讲，“广积粮”的最后结果，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而得到了民心归顺这一取得胜利的根本依靠。在元末众多的割据势力和元军的战争中，朱元璋立于不败之地，并夺得最后的胜利，民心的归顺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