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将会有人写写金受申。
说“会有人写”，是因为近来有人开始注意他的学问和作品了，前边加个“将”字，是眼下还没听说谁想写他。解放后，金受申不算得志，一来是因为他个人的种种原因，发迹不起来；二来是他那套“学问”在前些年没人当成学问，不仅不当成学问，说多了有怀念旧社会、为腐朽生活方式招魂之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解放前发表的，解放后没写多少东西，熟悉情况的老人，大半和他一样作古了。新人想写，却了解得不够。
我认识金受申是在解放之后，熟识，但没交情。
北京饭店后身霞公府，西头有幢红色小楼，如今成了北京饭店的后勤部门，躲在高大漂亮的贵宾楼后边，显得又矮又旧，死鼻子塌眼，来往行人谁也不注意它。可在五十年代这门口还真热闹过一阵子，因为北京市文联和市府文化处都设在这儿，出出进进有不少名人。名人有两派，一派是解放区来的，如李伯钊、赵树理、马烽等等，刚从解放区进城，生气勃勃，风华正茂，是革命文化的主流，当然引人瞩目；另一派是北京原有的大家名流或刚从国外归来的文人学者，如老舍、梅兰芳，名高望重，根深位显，是团结统战的对象，格外受到尊重。坦白地说，有些后来被尊为“宗师”、“泰斗”的人物那时都还站不上最前排。出出入入，打头碰脸遇见名人是常事。有回我要出门办事，有个瘦溜溜的中年人挡住了路，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我刚说声“劳架，让我过去”，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我连忙还礼。门外头更热闹，一群年轻人正伸着脖子往文化处院里看。一打听才知道新凤霞刚走进门去，戏迷们要等着她出来时再看一眼，那时候谁会注意穿装打扮都像个摆卦摊的金受申？
我跟金受申在一个单位工作也算有些年，没记得他换过行头，不论是冬天的干部服，还是夏天的白衬衣，都是又肥又大，袖子盖住手，裤脚掩着脚面，一年四季顶着个干部帽，大概从头上就没摘下来过，一手拄着根大拐棍，一手挎着个破书包，手中攥着条大手绢，他的手有残疾，还有一边走路一边拿手绢擦鼻子的习惯。
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劲才调到文联来的。闹不清那以前他干什么，好像是在小学教书，但也不一定，总之调来前他的处境不好，为什么不好？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多嘴，只是老舍先生对他的关怀给我留下挺深印象，为调他来文联，老舍先生说了好几回：“这个人有用，现在他处境困难，咱们调来也算人尽其才，大伙儿都帮帮忙，都是动笔杆的……”
金受申来了，先在《说说唱唱》，后在《北京文艺》，都是当一般的编辑，拄着拐棍按时上班，老老实实看稿退稿做一切分配他做的事，开会很少发言，平时我们聊天他也不大插嘴。那时我们年轻人正全心全意学习老大哥，读小说读的是法捷耶夫、尼古拉耶娃，看电影看的是《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我们说这些他插不上嘴。不过他能插嘴的事情他也不大插嘴，研究工作，给领导提意见他不说话，争等级，争待遇这类事他不掺和，人们也并不因此表扬他，人们不怎么注意他的存在，他也满足于不被人们注意，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身上总带点儿酒味。早上就有，下午尤甚。
可时间一长，就露出点儿他的面貌了。
这年冬天我病了，高烧不退。那时候还没有公费医疗，我自己买些羚翘解毒丸，阿斯匹林之类吃了不见起色。在走廊里碰上金受申，他问了问我的病情，站在那儿号了一下脉，说：“到屋里去。”进屋之后他找了张稿纸，掏出他的大号金星钢笔，哗啦哗啦，就开了一张方子说：“到北边的药铺抓两副，吃好了请我碗老豆腐，不好我退你药钱。”我半信半疑去药铺抓药，柜台上一看方子，问我：“您跟金大夫是同事吗？他近来怎么样？”我一听愣了，笑道：“这位金同志是我们的编辑，不是大夫。您认错人了吧？”药铺的人说：“编辑开的方我们敢给抓吗？金受申，正式挂过牌的！我们都认识。”
吃完药病好了。我没请他吃老豆腐，过了几年又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请他跟金寄水吃了顿馄饨。那工夫要吃馄饨到处都有，他们俩却指定要上首都电影院旁边的一家个体户小门脸儿去。那时卖馄饨的就卖馄饨，不带卖酒菜，路上他买了两条黄瓜，进门后找掌柜兼厨师借了一个大碗，上隔壁山西大酒缸买来半斤汾酒，说声：“劳驾把黄瓜拍拍，多搁姜丝，可别放芝麻酱。”掌柜走后他又发表言论说：“现在有人拌黄瓜要放芝麻酱，那叫什么玩意儿，北京人哪有这样吃法的？拍黄瓜就是酱油醋外只加姜丝，这才吃出菜味来。”一会儿掌柜把拌好的黄瓜端来了，寄水和受申都坚持请他喝一杯，掌柜推谢再三，抿了一口，连连鞠躬道谢。受申说：“咱们谁跟谁呀，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转身就对我介绍说：“这是尚掌柜，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都是朋友。”尚掌柜笑笑说：“以后您多照应。”
喝了两杯酒，又进来一位，有四十来岁，上身穿杭纺衬衫，下身是制服裤，圆口千层底布鞋，手里摇着把折扇。两位金爷都起立问好，说：“六爷您怎么闲在？”那位说：“机关开会，会散了不想回家赶饭了，没想到碰上您二位。”寄水又转身给我介绍：“这位是王府六爷，本来他要袭王的……”那位客气地一笑说：“别折我的寿了，手拿把掐要袭王的还是您……”谈笑声中六爷就坐到了我们桌上，先问：“给你们几位再添点什么？”然后自己要了碗馄饨，叫多加芫荽，就跟我们喝起来。这时受申拿过他那把折扇来看，看着上边的画和题词念叨说：“唔，甲贝勒画的草虫，乙额附的兰草。这丙王爷的几笔字还真有他祖上成亲王的神韵……”接着寄水就和那爷们互相打听几个皇亲国戚的近况，说话就热闹起来。
“您见五贝勒爷替我请安。”
“再碰见老王爷可替我问好。”
听口气他们是常有来往，不断川换的，谈得高兴，金受申说：“再弄两条黄瓜来。”寄水就跑出去买根黄瓜还带来一包铁蚕豆。我整个听傻了眼，因为从没亲耳听身边的人讲皇亲贵族的事这么亲切，这么熟悉，这么没当回事的。
回去的路上寄水有事，上电车走了。金受申跟我仍就伴步行。我就说：“没想到旗人之间你们还保留着原来的称呼，并且来往挺密切。”他说：“他们都是黄带子，还保持联系。我是平民，只是逢场作戏，平日并没交往。你没见寄水至今作派跟咱还不一样吗？”说完一笑。我听不出这话是褒是贬，按为人来说寄水是更随和，更谦逊的人。虽然有点儿个人习惯，比如都混到一天两顿窝头一碗粥了，咸菜还要切得像头发那么细，凉窝头得切成片要用油烙着吃。这是穷讲究，算不上摆作派。
后来我上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去了，就不大再见金受申，有次我回北京文联办事碰见了他，见面他不问学习情况，却问：“你们是住在鼓楼东大街吗？”我说：“是。”他说：“那把角儿有个大酒缸，一到冬天门口就挂只鹰，挂些野兔野鸡，现在还在吧？”我说：“在呀。”他说：“你再去喝酒甭给钱，你就说你是金受申的朋友，给钱他也不要。”后来我真的去那酒铺喝了两回酒，跟掌柜谈起金受申来，问他认识不认识？掌柜连说：“金爷吗，安定门里这一片老户谁不认识他呀，这要是搬家呀，拉煤什么的，要用排子车，您去雇车就提金受申，他们绝不敢多收钱。”话是这么说，他可没提不收我的酒钱。于是，他们为什么都知道金受申，以及怎么都这么大面子，我也就没问，后来想问时别说酒馆，连那片房子都拆了。
大概也就是那一阵，金受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北京的电车，他还存有北京头一天通电车时的电车票。还有一篇谈“勤行”，说了他早年在砂锅居吃饭时堂倌的服务态度。又有一天我翻旧杂志看到他写的一篇谈风筝的文章。其中特别讲了当年在放镖砣玩的人。别人在红墙里边放风筝，他在红墙外，看谁的风筝好他把镖砣甩上去钩住人家的线，把风筝拉拽到墙外取下抢走，场内的人要绕出红墙得走好半天，追出来抢风筝的人已跑远了。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寄水打听他以前都在哪里发表文章。经寄水介绍，我找了当时的立言画刊等旧杂志来看，才发现他写北京风俗的文章，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茶馆酒肆，花鸟鱼虫的文章足有几百篇，少说也有几十万字，其知识之丰富，文字之老道，绝非一般小报文章可比。在这方面他确实称得上是既杂又专的一家。我这才明白老舍先生为什么对他器重，也觉得他这套学问和他这人都还没得到充分发挥。
我有意找他闲谈，想了解他以前的情况。他拿出一张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毕业纪念”的照片给我看。那上边有他。他以此证明他是正经进过大学门学文学的，他说只因后来选择了通俗文化这一行，就困顿住了。我怀疑搞通俗文化是他困顿的唯一原因，我觉得他自己也并不把这话当真，但我们谁也不想点破这一点，谈话就此结束。
一九五七年我又回到北京文联。反右前曾和金受申有过较多的接触，听到他酒后说几句平常不说的话。反右中我成了右派，就断了和他的私交，只在会上听到他几次发言，也听到几句他平常不说的话，那些话都是在泛泛的讨论问题时说的，到揭发批判我时，他却闭紧了口一声不出。由此我对他的为人、处境和心态又多了点儿了解。我下去劳动改造之后，有天在西单街头碰上了他，本想避开，他热情地叫住了我，问我生活怎样？我说还过得去。他说：“我在研究你的会上说了，‘小邓就是个毛包，别的有什么？’你别急，劳动两年就完了，你才多大岁数！”我很感谢他，但没多说什么就分手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后来我去了东北。后来听说他得了病，是癌，但他拒绝开刀，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
“文化大革命”过后，我又回到北京来。有次去看金寄水。谈起金受申，寄水说金受申去世前他去看过。见到寄水他哭了。金受申说：“这年头你还敢来看我，真够朋友。”我说：“金受申这病和他爱喝酒怕有关系吧，他酒上太没节制。”
寄水说：“咱们全叫他蒙了，最后见面时他才告诉我，其实他不能喝酒，也并不多喝。带点酒气去上班，是故意要给人造成个长醉不醒，懵里懵登的样子。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这也是最后一次和人谈起金受申，不久寄水也去世了。我总以为都住在北京，来往很方便，反倒没抓紧时候多去看几回寄水，他去世时我正出差在外，回来看见讣告，我很伤心，觉得对不起朋友。
我想将会有人正正经经地写写金受申，也会有人正正经经地写写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