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辞疑”
（1）祖宗：对始祖及先辈中有功德者的尊称。（2）《诗书：本义指《诗经》和《尚书》，后常泛指书籍。
“训义”
祖先虽然年代久远，祭祀也应该虔诚；子孙即便头脑愚笨，也必须读书学习。
说到先人的名字，按理应当产生哀念之情，这在古人是很容易的，而今天的人却感到困难。江南人除非事出不得已，否则，在与别人谈及家世的时候，一定是以书信往来，很少当面谈及的。北方人无缘无故想找人聊天，就会到家相访，那么，像当面谈及家世这样的事，就不可施加于别人。如果别人把这样的事施加于你，你就应该设法回避。你们名声地位都不高，如果是被权贵所逼迫而必须言及家世，你们可以隐忍敷衍一下，尽快结束谈话；不要烦琐重复，以免有辱自家祖辈父辈。如果自己的长辈已经去世，谈话中必须提到他们时，就要表情严肃，端正坐姿，口称“大门中”，对伯父、叔父则称“从兄弟门中”，对已过世的兄弟，则称兄弟的儿子“某某门中”，并且要各自依照他们的尊卑轻重，来确定自己表情上应掌握的分寸，与平时的表情要有所不同。如果是同国君谈话提及自己过去的长辈，虽然表情上也有所改变，但还是可以说“亡祖、亡伯、亡叔”等称谓。我看见一些名士，与国君谈话时，也有称他的亡兄、亡弟为兄之子“某某门中”或弟之子“某某门中”的，这是不够妥帖的。北方的风俗，就完全不是这样。泰山的羊侃，是在梁朝初年到南方来的。我最近到邺城，他侄儿羊肃来访我，问及羊侃的具体情况，我一答到：“您从门中在梁朝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羊肃说：“他是我的亲第七亡叔，不是从。”祖孝徵当时也在坐，他早就知道江南的风俗，就对羊肃说：“就是指贤从弟门中，您怎么不了解？”
教育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使子女养成良好的习惯，若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则必须从小抓起。小孩好比一团泥巴，可按父母心愿塑成各种形状。如果从小娇惯放纵，长大后必然不明事理，积习难改。须知：“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智力超群的人，不用教育就可成材；智力迟钝的人，虽然教育也没有用处，智力中等的人，不教育就不会明白事理。古时候，圣王有所谓胎教的方法：王后怀太子到三个月时，就要住到专门的房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音乐、饮食，都照礼节制。这种胎教的方法，都写在玉版上，藏在金柜里。太子两三岁时，师保就确定好了，开始对他进行孝、仁、礼、义的教育训练。普通人纵然不能如此，也应当在孩子知道辨认大人的脸色，明白大人的喜怒时，开始加以教诲，叫他去做他就去做，叫他不做他就不做。这样，等他长大时，就可不必打竹板处罚了。当父母的平时威严而且慈爱，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从而产生孝心。我看这人世上，父母不知教育而只是溺爱子女的，往往不能这样：他们对子女的吃喝玩乐，任意放纵，本应告诫的，反而奖励，本应呵责，反而面露笑容，等到子女懂事，还以为按道理本当如此。骄横傲慢的习气已经养成了，才去制止它，就是把子女鞭抽棍打死也树立不起威信，火气一天天增加，招致子女的怨恨，等到子女长大成人，终究是道德败坏。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就是这个道理。俗话又说：“教媳妇趁新到，教儿子要赶早。”这话一点不假啊！
我们经常从电视里听到“三纲五常”、“诛九族”的说法，什么是“三纲五常”呢，三纲就是指“君臣、父子、夫妇”，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古人宣扬的对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扩充，加上兄弟和朋友就是五伦了。何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什么是伦呢？伦就是伦常，纲纪，也就是最基本的原则的意思。怎么样才是正常的五伦关系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说做父亲的要爱自己的孩子，而昨晚晚辈呢，要尊敬自己的长辈。做臣子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君，而做国君的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里的义是适宜的意思，也就是说各尽其责、各尽其职。做兄弟的要互相爱护。夫妇呢，就要互相护持、互相尊敬。什么朋友呢？“同学为朋，同志为友”，那些和你志向一致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谈得来的人才是朋友。朋友要以义相交，我们经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才是真的朋友。如果是“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难不曾见一人”的话，那这些朋友就不是朋友，而仅仅是酒肉之交了。
什么是应对呢？应对就是对答，和别人交谈。你的长辈带你去拜访别人，或者别人来你家拜访，你向他们问好，并且回答他们的诸如你学习怎么样，最近看了什么书之类的问题，这就是应对。如何应对，如何称呼，这在古人十分讲究的，这就如我们今天去参加商务谈判或者外交活动一样，在什么时候说些什么话，这是很讲究的。
那什么是“小子莫先乎应对”呢？这要说到一个故事：
孔子的弟子中，子游和子夏都很有名。有一次，子游说：“子夏门下的那些小孩子，做些洒水扫地，对答应酬的事情倒是可以。不过也就是能够做做这些小事而已，他们那些人于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却是没有任何心得的。”而子夏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厉害的一个人，他的徒子徒孙中就出了荀子、董仲舒这样有名的人物。他听子游这么说了呢，就和弟子说：“哎，子游这话说的也太离谱了。洒扫应对中也可以看出人的心态和为人，还可以磨练一个人的心智。一个人洒扫应对做得很好，而且不仅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那他于圣人之道应该也很有了解了。君子奉行的道，哪些是应该先传的呢？哪些又是应该后传的呢？就象我们所见的小草树木一样，大小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的。君子之道，哪是可以乱说的呢？能够有始有终，一丝不苟的做好的人，他应该就是圣人了吧？”从子夏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不仅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能够很好的和别人交流，他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人了。
教导有一定的方法和顺序，先教那些比较小的，比较末节，毕竟具体的东西，这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象洒扫、应对之类，然后教大的，比较抽象的东西，比如修身，正心等等，这些虽然也是和日常有关，但是由于比较抽象，仅仅是理论说你应该怎么样做，不应该怎么样做，这样，作用是很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行为来规范自己内心，从不断的规范中形成习惯，然后习惯成自然，这样就为更大目标打好了基础，创造了好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仅仅念叨着自己要治国平天下，那可能就是空中楼阁了。
四书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也就是大人之学，也就是成人的学习目标。什么是大学呢？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讲的。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发扬光大的意思，后面的明德是一个名词，也就是天生的好的本质，我们天生的人都是很纯洁的，很淳朴的，但是由于社会和外部环境的问题，使我们习染了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学习的目的就是将这些东西去掉，使自己重归于朴质的本质。这呢，就是明明德，是对自己的。下面的新民，是对他人的。在新民，什么是新呢？新，就是鼎新革故，去除他人人性中不好的那部份，使人也重归质朴。这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将好的东西推己及人之后呢，就天下太平了，这就是止于至善。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上古尧舜那样大的功业，也就是每个人都只要用心去学习，去行动就可以做出很不平凡的业绩。我们讲一个故事。
西汉时期，庐江郡舒县（据传就是今天安徽舒城县春秋乡枫香树村），有一姓文名党，字仲翁的人。他自幼好学，长大后精通《左传》。汉景帝末年，他做了蜀郡太守。在汉初的时候，四川一带地处边陲，教育非常落后。文翁担任蜀郡太守的时候，最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教育。他选派了不少官吏到长安。这些小官吏有些从师朝廷的博士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学习法律条令。过来几年，这些人结业回四川后，文翁选出其中的佼佼者出来为官，还有些就派来开办公立学校，招收当地子弟入学，入学的人都免除一切徭役；成绩优良的还可以选为各郡县吏员。这样一来，当地文化发展很快，后世四川出了陈子昂，李白、苏轼那样的大文豪恐怕都和文翁这时候的教化很有关系了。
“钱门名爵”
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尚湖，又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庚戌科探花，授翰林编修。天启朝魏忠贤阉党专权，钱谦益以文章知名，为东林巨子，因而被罢官。崇祯即位，阉党被镇压，东林党人得以平反，钱谦益起复原官，升詹事、礼部侍郎。固觊觎入阁为辅臣，与礼部尚书温体仁等相互攻讦。后因被人揭发任浙江乡试主考官时曾贿卖关节，取士不公，而被削籍。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白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杀。寄寓南京的钱谦益曾与人拟拥戴潞王朱常淓监国，但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朱由崧。钱谦益立即依附马士英，并上章称颂马士英的功劳，同时力荐阉党残余分子阮大铖。在马士英的保奏下，钱谦益出任礼部尚书。福王政权建立后即被阉党分子所把持，钱谦益为升官固宠，由东林成员转而依附马、阮等人排陷东林人士及同情东林的朝臣。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兵渡江攻克南京，钱谦益出降清朝。次年正月，清廷授钱谦益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任副总裁。同年六月，以老病请假，回家休养。五年（公元1648年）四月，因江阴人黄毓祺反清案牵连被清廷逮捕，几成大狱，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此后家居10年，至83岁病卒。
钱谦益文学造诣极深，以文章名冠江东。家筑绛云楼，藏书极富，是明清之际文学巨匠和藏书大家。绛云楼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毁于大火，所藏图书全部焚毁。钱谦益著作《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和《明列朝诗集小传》等，为研究明代及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史料，不论文章、史著和诗赋均为佳品，为后世所称道。《群雄事略》和《诗集小传》两书取材翔瞻，考证严谨，叙述扼要，颇得史法。钱谦益著作中有许多内容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乾隆时被列为禁毁之书。后世在批评钱谦益热衷于官场名利，在晚明党争中依违反复，入清后又首鼠两端，叛复不常，是“进退无据、有才无行”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其文学及史学的造诣。
“钱氏风流”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五月，钱俶主动上表要求去掉王号，取消吴越政权，将所有土地并人宋朝，得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允准。赵光义当即颁布诏令说，吴越国王钱俶主动上表献出自己的土地，将三千里锦绣河山交给大宋皇朝，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明智之举。原吴越国内在押罪犯不论罪行轻重一律赦免，钱氏族人不论支系远近、辈分高低，有犯杀人罪的，不论是蓄谋杀人还是误伤致死，致一至七人死命的一律赦免，杀七人以上的上报朝廷从轻议处。钱氏族人有流浪在外，无家可归者，各地寺院道观，任凭选择安歇居住；凡有官职的一律提升数级，本人无官职，而其祖、父辈曾当过官的，可以荫袭官职。有史籍记载，当时吴越钱氏有男丁2 000余人，宋太宗诏令将其中成年男子1 000余人都授了官职。
宋朝这样做，一是为了表彰钱俶父子、叔、侄拱手让出两浙13州86县的土地和55万户民众、11万士兵，使宋朝不费吹灰之力就兼并了富庶繁荣的江东，二是为了笼络江东地区的人心。赵光义十分清楚，钱氏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发展，在江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绝非其他家族所能企及，已与其他各望族大姓结成盘根错节、荣辱与共的关系，在杭、嘉、湖地区的根基十分稳固。笼络住钱氏家族，就等于笼络住了江东地区所有的巨族大姓，这无疑扩大了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稳固了宋朝对江东地区的控制。因而，赵光义在兼并吴越政权以后，对钱俶父子、叔、侄在基本上承认他们五代时官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官晋爵，使之官高爵显，荣耀无比。
忠献王钱弘佐只活了20岁，有子二人。长子钱昱，入宋前为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刺史，入宋后授以德化、静海、彰武等军节度使、台（今浙江临海市）、白（今广西博白县）等州刺史、秘书监，判尚书都省等官职，死后追封富水侯。次子钱郁，人宋前任镇东军节度使、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刺史，人宋以后授以全州（今广西全州市）刺史，死后追封为西平侯。
忠逊王钱弘倧有11个儿子，除一人夭折，其余10人人宋以后都授以各种官职。其中钱昆历任七州刺史，以秘书监致仕。钱易先后出任蒙州（今四川彭州市）团练使、光禄寺丞，又升任知制诰，成为皇帝的亲信，死后追封为彭城开国侯。钱晒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安抚使，钱昺出任左清道率府丞，钱暐任西府供奉官，钱旦任都指挥使，钱昂任值殿官，钱暎任西府供奉官，钱昇任开卫将军。
忠懿王钱俶次子钱惟浚，入宋前被立为吴越世子，入宋以后历任建武、镇东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使、镇东大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淮南节度使等要职，封萧国公。因其子钱恕娶宋太宗孙女长安县主为妻，死后又被迫封为邰王。钱俶长子钱惟治，入宋以后被先后授以宁远、奉国、镇国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右武卫上将军，又加左骁卫上将军、左神武统军，月给俸禄10万两白银，镇守华州（今陕西华县）20年，死后追封彭城郡王。八子钱惟演，历任右神武将军、翰林学士、枢密院副使、工部尚书，后又改任武胜、崇信、泰宁等军节度使，封英国公。九子钱惟济，历任恩（今河北清河县）、绛（今山西新绛县）、定（今河北定州市）等州刺史、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团练使、成德军节度使、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等官职。
在北宋时期，吴越钱氏一族或以归顺之功授以显爵，或因制科登第得到高官，其荣崇尊贵，除了赵宋皇室家族，无人能与之相比。正因为如此，钱镠的子孙后裔得以养尊处优，过着极为奢侈、安闲的生活。钱俶的长子钱惟治，出任节度使，镇守华州20年，因生活过于豪侈，以致晚年生活贫困，用度不周。宋真宗得知这一情况，特意将其提职加俸，每月俸银10万两，以维持其一家数百口的生活。
从五代时起，钱镠的后代除了夭折者外，几乎都是多妻多妾多子孙。人宋以后，钱氏家族退出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不再为政权的得失而寝食难安，精神上闲适安逸，物质上荣华富贵，愈发加剧了人口的繁息。仅钱弘佐、钱弘倧和钱俶兄弟三人就生了68个儿子。钱弘佐的长子钱昱，入宋以后历任节度、刺史等方伯大帅和朝中的枢密要职，虽然一生毫无政绩可言，在官任上惟以饮酒咏诗为乐事，军政事务一塌糊涂，甚至到了晚年竟贪财索贿、酗酒纵欲，不顾名节，在史书上留下许多污点。但他一生竟生了100个儿子，这在我国几千年人口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