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嘉靖年间建阁至1949年的近400年间，获准登上天一阁的官僚、学者仅数十人，著名学者阮元便是其中之一。阮元于清乾嘉年间任职浙江达十余年，多次登上天一阁，并为之编目、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文》，分析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推广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成为登阁人中贡献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位。
一、登阁时间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等，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中进士，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于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而且勤奋不懈地钻研学问，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在经学、史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史称“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在浙江历官10余年，其中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至嘉庆三年（1798）九月任浙江学政，嘉庆四年（1799）十月至嘉庆十年（1805）十月和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至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两任浙江巡抚，为浙江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十余年中，阮元因公务至天一阁所在城市宁波达十余次。作为一名学者型的长官，对于因“乾隆间，韵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迹至显荣”的天一阁，当然心存仰慕之心。他在嘉庆十三年（1808）写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云：“余督学至今，数至阁中翻所藏书。”根据记载，时间明确的有三次（实际当超过此数）：第一次为他督学浙江的次年，即嘉庆元年（1796），他首次出试宁波，即“登天一阁观书”。第二次为嘉庆二年（1796），当他第二次出使宁波时，“再登天一阁，命范氏子弟编录《天一阁书目》”。第三次为嘉庆八九年间（1803～1804），“惜范氏书目未编，命范氏后人登阁分橱编之”。考嘉庆八九年间，阮元临甬的时间为嘉庆八年十一月初八，离甬回省（杭州）的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三日，登阁当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时已岁末，阮元后来回忆说在嘉庆八九年间，当属情理之中。“惜范氏书目未编”，则当指未按他的要求编目，故复令再编。
二、登阁成果
阮元登天一阁的最大成果是督促范氏后人编录《天一阁书目》和摹刻天一阁藏北宋拓本《石鼓文》。
公私藏书达到一定数量后，就需要编制藏书目录。藏书目录的基本作用是能够反映某处有哪些藏书，以便检索利用。藏书目录是对藏书加以整理的结果。天一阁自建阁以来至阮元令范氏后人编目录，根据记载已知的书目有范钦手定的《四明范氏书目》，黄宗羲抄录的《天一阁书目》、范左恒重定的《天一阁书目》。这些目录当时均已“不得见矣”。
阮元于嘉庆二年第二次登天一阁，当时可以说无藏书目录，他感叹钱大昕于乾隆年间应邀修《鄞县志》时曾替天一阁编金石目录而未编书目，遂“命范氏子弟编录天一阁书目”。嘉庆七年（1802）编就的《四明天一阁藏书录》就是阮元此次登阁的产物。但嘉庆七年书目“不标撰述者姓氏，不标书卷第，而止标几册几册”，“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不与焉。此目不载版本，固无从推测书之佳劣”，“是其草率，有足异者”，因此无以反映天一阁藏书的情况。阮元于嘉庆八年登阁时，“阅其书目”，则“庞杂无序”，于是再次督促范氏后人编目，并亲自起草有关条例。他在序中写道：“余于嘉庆八九年间，命范氏后人，登阁分橱，写编之，成目录十一卷。”书目编成后并未立刻付印，至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以督学复来宁波，与宁绍台道陈延杰谈及此事，由陈延杰嘱宁波府学教授汪本校刻，史称“阮目”。
阮目共十二卷（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卷首有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并附刻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乾隆圣谕，御赐《古今图书集成》目录及《进呈书目》。体例仿《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著撰书人名氏、卷数、写刻版本、序跋、印章较为详细，“是天一阁藏书目录中编辑较早，流传较广，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一部书目”，较能全面反映乾隆年间天一阁进呈图书以后的收藏情况，对于天一阁后来的编目有较大影响。
阮元登阁所干的第二件事便是摩刻天一阁藏北宋拓本《石鼓文》。石鼓出土时间现在未可确知，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天兴县”条下记载：“石鼓文在县南十里许，……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记其事。”可见它在唐代初年已经出土。中唐时期著名文人韦应物、韩愈分别作《石鼓歌》以宣传，使它名声大振。唐贞元年间，郑余庆将石鼓移至凤翔夫子庙中。五代时战乱频繁，散佚民间。北宋时司马池设法收回九件，重置凤翔府中。皇祐四年，向传师访归一件，方配齐。大观年间移入汴梁，先入国子辟雍，再入保和殿。金人破国，移至燕京。此后除抗战时运往西南外，一直藏于北京，现存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自出土后即有传拓。由于历代捶拓，兼以风化，今日石鼓文字已残泐严重，第八鼓已无文字可寻。据统计，现10鼓仅存272字（原共有700余字）。所以欲了解石鼓文原貌，必须依靠较早的拓本。至清代乾嘉年间，唐拓已不存，原最完善的明代安国所藏宋拓本三种因售于日人而下落不明。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成为最佳传本，被金石学家“视为瑰奇之物”。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过目，并有“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传师跋”的记载。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以为“天一阁石鼓文，乃北宋本，吴兴沈仲说家物，而彭城钱逵，以薛氏释音附之者也。钱氏篆文甚工，后归赵子昂松雪斋。明中叶归鄞丰氏，继归范氏。苍然六百年，未入燕京时拓本也”。阮元也盛加赞赏：“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为最古。”冯桂芬题范氏天一阁石鼓文则曰：“诸家石鼓文，杨升庵不足论；自余各本，以天一阁为最。”
天一阁藏宋拓《石鼓文》重模上石，首推海盐张燕昌。据钱大昕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天一阁碑目》所作的序中写道：“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八世孙苇舟（亦懋敏）耽嗜书法，三人者晨夕过从。”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摹勒石于海盐。但阮元认为：“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于是在他第二次登阁时，即“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重模上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嘉庆十一年阮元因丁父忧闲居扬州，受扬州太守伊秉绶之嘱，又重刻天一阁宋拓石鼓文十石，置扬州府学。伊秉绶《扬州府学重刻石鼓文跋》记其事：“岐阳石鼓文，惟宁波天一阁所藏北宋拓较今本完好之字多，阮中丞芸台先生视学浙江时曾刻置杭州府学，今重摹十石，置之扬州府学。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阮摹拓本也广为流传。后天一阁藏北宋拓本不知所终，张燕昌所摹之石毁于道光二年（1822）的火药局爆炸事故中，杭州府学、扬州府学竟成遗迹，石也不存。所幸阮元上石后的拓本尚存，今天一阁即有，欲知宋拓情况，只好有求于它了。这也是阮元对天一阁的一大贡献，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分析天一阁“能久”的原因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大多数不传而散，而天一阁至清初黄宗羲登阁时，“从嘉庆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开始探究它“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黄宗羲认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忽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强调了世守精神，但未曾展开。到了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因建筑庋藏之所，对天一阁何以能久亦十分关心。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十五日谕中云：“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在《文源阁记》中云：“既图以来，乃知其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意”。并认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压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故“书楼四库法天一”，庋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均模仿天一阁。乾隆分析天一阁能久远的原因，重在建筑结构所具有的“压胜之术”，显然未找到点子上，但显示了他对天一阁“能久”原因的重视。
第一个全面、系统分析天一阁“能久”的原因的是阮元。阮元认为天一阁之所以“能久”，原因有三，“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图籍的损坏，除禁毁、兵燹、变卖、借而不还、失窃等人为因素外，自然灾害也是造成藏书亡佚的重要原因，而火灾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毁于火灾的史不绝书，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天一阁由于“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围，林木荫翳。阁前略有池石，与阛阓相远，宽闲静谧”，且“烟酒切忌登楼”，消除了自然灾害因素中最严重的隐患。天一阁“能久”的第二个原因是管理措施的严格和处罚的严厉。阮元认为“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不开锁。”由于阁书为家族公有共管，互相制约，个人难以处理。同时又有严厉的惩罚措施。阮元首次在文献中记录了天一阁“禁约”：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由此得出结论：“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以上二点是从管理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而制度是人定的，需要人的遵守，否则也是一纸空文。至阮元登阁时，范氏子孙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能遵守古训，维护藏书。阮元认为：“范氏以书为教，自明至今，子孙繁衍，其读书在科目学校者，彬彬然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每学使者按部必求其后人优待之。自奉诏旨之褒，而阁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到目前为止，对天一阁“藏之久而不散”原因的分析，尚无从根本上突破阮元的三点论，这是阮元多次登阁、认真分析的结果。
四、推广天一阁的管理经验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官僚，阮元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尤其在表彰典籍方面不遗余力。他于嘉庆十四年（1809）在杭州灵隐寺立书藏，并撰《杭州灵隐书藏记》及《书藏条例》；后又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镇江焦山立书藏，并撰《焦山书藏记》及《书藏条例》。两家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此藏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他意在藏之名山，传之久远。因此对岿然独存的海内藏书之家之最久者——天一阁的管理经验十分重视。杭州书藏与焦山书藏的《书藏条例》如出一辙，其第六条规定：“书即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烟灯毋许近楼。寺僧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可以说是天一阁相关制度的浓缩。阮元对于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的推广，使得范氏的家族行为升华为一种藏书的管理理论，从而载入中国藏书史。
总之，阮元以学者位致通显，在身体力行、著述不辍的同时，时刻以提倡学术、奖掖人才、建设文化为己任，他与天一阁的关系便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