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来，冯一直想生个儿子。和第一个妻子结婚时他二十二岁。她给他生了四个健壮的女儿。生第五个孩子时剖腹产，她死了。他忘不了她——杏，她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三个女儿，后来他跟她离了婚，而且很快把她忘到了脑后。冯跟这个妻子离婚没有正当理由，是他的朋友——阴险狡猾的苏格兰人、警察局长艾力斯蒂尔·麦肯基从中做了手脚，才让她蒙羞受辱回到娘家。
冯是上海的一位资本家、银行家和经销世界各国产品的商人。他又娶了第三个妻子。新婚之夜他就对她说：“一年之内给我生个儿子，否则就跟你离婚。”他已经没有耐心了，生怕自己生儿育女的本领不能维持太久。
这个妻子很争气，怀胎10月，果真给他生下个儿子。可惜那孩子刚刚落地就一命呜乎了。冯看着那个用白布裹着的小小的尸体，深深地思索着，半晌才做结论似的说出一番话来。听到这番话的人都为他那喃喃低语中透露出的满足而惊讶。“这么说还行。”给一大群姑娘当了十八年父亲之后，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生出个儿子来了。现在看来，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也并非不可救药。冯简直被这个新发现给迷住了，全然没有注意到自从走进妻子的房间，这位年纪很轻的少妇对他一直漠然视之。三个月之后，妻子莲又一次怀孕，生下的却是一个死胎。这件事在冯家上下引起一片恐慌。人们曾经满怀疑惑和希望盼望这一天，更让人伤心的是这个死婴又是个男孩儿。
死婴的父亲冯清心——他的名字“西化”之后是C·H·冯——走进妻子的房间，站在床前凝望着他第二个死去的儿子。妻子的仆人默不作声。她不动，也不抬起头看他。冯盯着儿子那张皱皱巴巴的小脸足足看了说三分钟。那孩子小脸灰白，五官还没有长开。冯真想把生命注入那个一动不动的躯体。生命之神似乎正站在门口等待着，只消打一个手势就会走进门来。最后，父亲凝视的目光离开儿子，落到妻子身上。
从打冯走进莲的房间，她就一直看着他。夫妻俩心里都想着死去的男婴，直到现在才相互看了一眼。冯四十岁，是上海第一流的中国商人。他体魄健壮，几乎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事业的顶峰。莲十八岁，是杭州老画家黄玉化的独生女。她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财产，社会地位的高低、生活的好坏全靠丈夫。他们这样相互凝望的时候，天忽然下起瓢泼大雨。结实的窗框晃动着，窗玻璃也在微微震颤。暴雨过后，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声打破了死一样的寂静。
冯盼子心切，可现在不知如何是好。雨水冲刷着窗户下面的铁管，撞击着他的思想、疑虑和焦灼，发出很大的响声。那嘭、嘭、嘭的声音好像是神明给他捎来的一道天书，只是他还没有掌握破译的密码。他轻轻地挥了挥手，让仆人把死婴抱走。然后在莲床边那张织金锦缎、法式安乐椅里小心翼翼地坐下，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看着她。他问自己：“这个女人需要什么呢？”以前他从来没有正儿八经想过这事儿。“她到底需要什么呢？”他问自己，而且觉得不管她提什么要求，他都会作出让步。他第一次注意到，作为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人，她眼睛的颜色与众不同。黑色的瞳仁里有一种紫铜般的光彩。这个发现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女人难道就是他娶之为妻的那个杭州姑娘吗？看到她坚定的目光颤动了一下，他将自己的目光移开。除了那双眼睛的颜色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让他心神不定，那就是她毫无愧色。他看出她一点儿也不怕他，便越发心烦意乱起来。
他意识到自己的身子太向前倾了，屁股坐在椅边，那样子一定十分滑稽。他咳嗽几声，重新坐好，试图用“女人只配受苦”的古训来安慰自己。但是这陈词滥调无法使他满足。显然，这话对莲不适用。他迷惑不解，对这种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感觉到她有一种凌驾于他之上的气势。这气势到底有多大，他还说不清楚。他又坐了一两分钟，一句话没说站了起来，礼貌周全地点了点头便离开了她的房间。
房门在冯的身后悄悄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仆人又走了进来。看见进来的是仆人，莲的脑袋在枕头上转过来向窗外望去。窗帘是粉红色丝线钩成的一朵朵洋蔷薇，映衬着春日湛蓝的天空。“你瞧，我说过，不过是一阵雷雨罢了。”她说。听口气，冯来之前她们一直在谈变化莫测的天气。仆人坐在床边开始给莲梳头，边梳边用温柔甜美的声音唱中国古老的民歌。这歌儿选自诗词歌赋二十四律中的《孕育篇》。开头两句是：美兮美兮，言语无须；清奇俊丽，有目皆识。
大约半年过去了，什么事情都还没有着落。冯心思重重，没再提离婚的事儿。那是1926年的夏天。7月，蒋介石的军队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传说日本人给军阀张作霖一千万元，帮助他打国民党的军队。还有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北方的军阀。和冯做买卖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至少许多人这样认为。那是一个旧的同盟已经无法再信赖再依靠的年代，一个机遇和危险并存的时代。
8月，莲告诉冯，她又有了身孕，希望和他谈一下这件事情。
冯立刻取消了和几位外国银行家的重要会晤，马上约定和她见面。
她穿着一套墨绿色的做工精细的衣服，那是英国裁缝特意为她制作的。她站在一楼客厅高大的窗前等他的时候，眺望着马路对面的公园。保姆们穿着蓝裙子、灰袜子，信心十足地在阳光照耀的小路上走来走去，有的推着轮子很大的婴儿车，有的拉着蹒跚学步的小孩儿，有的跟着推铁圈跑的孩子。每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冯公馆外面到处是小孩儿嬉戏的叫声、笑声。
从侧面看，莲长了一副瓜子脸，典型的中国人的脸形。自鸣钟报时的时候，她回转身从窗前走开。她身材修长，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好像当过舞蹈演员。她在一张直背椅上坐下。她觉得坐在这种包了黑色皮革的橡木硬椅上远比坐在塞满羽毛的椅垫上舒服，行动起来也更灵活、方便。等冯的时候，她一边吸烟一边用手里的美国烟盒敲打面前那张精工制作的小圆桌的桌面。桌面是用象牙镶嵌的意大利风光：马背上的猎手正用标枪猎鹿和熊。她不停地用烟盒敲打桌面，终于从一头正在飞奔的鹿的蹄子上敲下一小片象牙。她想把那片象牙再镶进去，结果扎了手指，便不耐烦地把它扔到了地毯上。过了一会儿，她看了看手表，已经两点过三分了。
若论房间的布置，这个宽敞的客厅和欧洲人的起居室只能说有点相像。尽管房间里摆着不少英式家具，但它不是英国人的起居室。尽管两扇窗户中间有一个装饰华贵的法式玻璃橱柜——镀金底座、工艺精美的镶板，柜子里摆着光彩夺目的塞夫勒[13]咖啡具，但也绝非法国人的客厅。倘若给这个房间冠之以“欧式”，那么在悉尼或者伦敦人眼里就该是“中式”了。这个房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愿望。在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看来，这里面的摆设不伦不类，有点儿可笑。特别是英国人，他们经常觉得中国人“挺逗”。房间的主人极力通过屋里的家具表现出“欧化”的“主题”，但是在他们看来，只能是一种滑稽的、不是故意但很拙劣的模仿。这个房间，甚至整幢房子居然没有一件中国家具，甚至连欧洲人房间里常常可以看到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品也没有。或许一位观察敏锐的英国客人会把这种拙劣的模仿看作疏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这个房间以及整幢房子都是按C·H·冯的意思设计的。冯习惯于把他的“国际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纯而又纯。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在这方面太偏执。自命不凡的英国人并不想对他的这种行为作出什么解释。一个他们已经成功地“开发”了一个多世纪的国家，一个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反对过他们的国家，它的国民愿意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足为奇的。
冯早就厌恶中国的文化传统，看不起想要保留和维护这种文化的人。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权贵们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向同等地位的人显示自己独具一格，不落俗套罢了。但冯这样做自有自己的道理。他这样布置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自我欣赏。所以，对中外朋友的种种评论置若罔闻。他们经常说，这间豪华的客厅没有北宋的彩陶、明朝的瓷瓶、西周陵墓出土的精巧的青铜器，因而也就无法表现他对中国古代艺术高雅的情趣。冯不是一位鉴赏家，那些试图来这位中国银行家的家里大饱眼福的西方客人常常大失所望。失望之余，他们经常和自己的同胞们揶揄冯对欧洲风格可笑的模仿。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真正错误估计形势的正是他们，而不是他。冯对自己的天赋颇有把握，相信他可以把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解释得一清二楚，从而证明自己的行为并不荒诞，而且使他的洋人朋友们茅塞顿开。
然而，冯对中国传统的厌恶是有限度的。在他的纵容之下，他的两个女儿嫁了德国军官，另外一个女儿嫁了一位依阿华州的传教士。结果，他赢得了在行动上和理论上同样开放自由的美名。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就足以证明冯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了。他们的女儿非英国人不嫁，如果有哪位姑娘愿意跨国择婿也不会得到父母的支持。冯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于继承自己事业的儿子的企盼上。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儿子不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人。他的三个妻子都是名门望族的千金，不折不扣的汉人。大家对此并不感到惊奇。谁也不会认为C·H·冯自己择偶时严格的标准和嫁女时宽松的态度有什么矛盾。谁都完全理解他的“苦衷”。
他进门的时候，她并没有掐灭手里的香烟。相反，她把那支青烟袅袅的香烟举到唇边，深深地吸了一口，眯细一双眼睛一直数到三才把烟从肺里吐出来。他在她前面的那张桌子旁边站着，她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掐灭，才抬起头瞥了他一眼。两点过五分。他为自己姗姗来迟而道歉，她也为自己打断他的安排而请求原谅。
“我可以坐下吗？”
她低着头，朝对面那张椅子努了努嘴。冯并不急于坐下，而是小心翼翼、从容不迫地走过去搬起那张椅子，仔细看了看椅面，放回到离桌子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才坐了下来。两个人谁也不说话。远处传来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的吵闹声。看起来，他如果不先开口，这沉默永远不会有人打破。冯问道：“什么时候生？”他很壮，但个子不高，比她还矮。乌黑油亮的头发长及两耳，白衬衫的硬领紧紧箍着粗壮的脖颈，棕色丝绸领带也束得很紧，在喉咙上打着一个形状像杏仁的结。莲讲起她童年时的经历。他眨着眼睛听，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一点是她始料不及的。
冯尽管穿一身时髦的西装，但人们还是很容易把他想象成一个在中巴南部海上漂泊多日之后上岸的海盗。他一副蛮横相，上颚突出，紫红的厚嘴唇半张着，露出满嘴参差不齐的黄牙，好像处于惊吓之中。即使是从容不迫的时候，也给人一种处于戒备状态的印象。隔几分钟他就“冲破”牙齿的挤压使劲儿抿一下嘴唇，发出一声吞咽什么东西的声音，巨大的喉结上下滑动着，好像那是他咽下去的一个活物。他长了一双金鱼眼，皱纹从外眼角开始顺着士兵的帽带，或者眼泪剥蚀的印迹，穿过肌肉松弛的面颊，一直延伸到下巴颏。他的鼻子扁平，有点像非洲人。眉头正中有一条很深的皱纹，活像战场上留下的疤痕，给他那副尊容平添了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冯似乎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一个诚实、暴虐但易受攻击的海盗，纷繁复杂的生活把他搞得头昏脑胀。跟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必须保持头脑冷静。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到这样一点或许是一种安慰——倘若他割断一个人的喉咙，那是因为海盗的禀性所致而非出于个人恩怨。尽管他这副模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并非其本质，冯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总是把自己的动机深藏在心底，从来不暴露给别人。
她说话的时候并不看他。她的目光从他身上掠过，有时候似乎是穿透了他的五脏六腑射向窗外，注视着法国梧桐下走来走去和绕着玫瑰花坛转圈儿的保姆。在进入这次会见的主题之前，她并不正眼看他。她停下话头，从窗外收回目光，大胆地望着他那双金鱼眼。“你必须同意我去看望我的父亲，”她毫不妥协地说，然后用劝慰的口气说，“如果没有再次见到他的希望，我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
冯眨了眨眼睛，最后还是他又一次把凝视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的勇敢使他震惊。他一直不允许她和父亲来往。这道禁令是他们在锦江路那座哥特式大教堂举行婚礼时，在将近一千名宾客面前强加给她的。在冯看来，这不过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和中国的新朋旧友根据传统与惯例授予一位丈夫的独断、专横的权力。莲似乎同意了这个条件——冯保证在经济上给她父亲以资助，这样他可以继续在杭州那所大宅子里过舒舒服服的生活。直到此刻为止，冯一直认为莲接受了这笔不公平交易中关于这项“条款”的安排，正如新婚之夜，她默认了十二个月之内给他生个儿子，否则就要蒙受滚回娘家的耻辱。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桩事情，只好傻乎乎地笑着点了点头，还嘟嘟哝哝说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
这当儿，莲一直直盯盯地望着他。
他以手抚额，仿佛又看见死去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块白单子上，铁青的脸，一模一样。同样的死重复了两次，都是在呱呱坠地的最后一分钟失败了。他搓着手掌呻吟了一声。“如果见了你的父亲，你能给我带回一个儿子吗？”他问，没有说我们。
在冯看来，光凭行为举止很难真正了解一个人。人们不会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意图轻易暴露给本来就对他十分关注的世界。《金瓶梅》和《红楼梦》中那些以塑造典型性格为目的的人物当然是个例外。他观察过许多人——真实的人而不是文学作品中那些虚构的人物——发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从不暴露内心深处那个自我。他们所做的种种姿态并不代表隐藏很深的思想，因此冯并不试图去理解莲，他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企图窥视另外一个人的思想，只会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冯绞尽脑汁思索着这件事情，如果莲不满足于回省城那幢破败的宅子看望几乎穷困潦倒的老画家该怎么办？这次让步之后，她会不会得寸进尺？会不会因此而动摇自己的地位？他喘着粗气，想把这一堆乱麻似的问题理出头绪，找出一个答案。这当儿，他清醒地意识到莲正从容不迫地坐在他的面前。她肚子里怀着他那粒珍贵的种籽，主宰着为他接续香火的生命之舟。他半仰在椅子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只脚使劲儿蹭着地毯，直到那把17世纪的英国橡木椅子的两条后腿发出咯咯巴巴的响声。他猛地咬了一下手指尖。
莲等待着。她早就知道如果回答他的问题，那将一事无成，所以下定决心避而不答。她向远处眺望，一条英国军舰由吴淞口逆流而上，充满危险的灰色炮筒直指这座城市——她更觉得直指她的心窝。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把灰蒙蒙的天空涂抹得更加阴暗。保姆们都从公园里走出来。该是孩子们吃牛奶、饼干，睡下午觉的时候了。上海和她的想象大不相同。她继承了父亲的怀疑论。对所有外国人的动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冯觉得手指一阵钻心的痛，仔细看时发现一滴殷红的血从油亮的指甲下面渗了出来。他吮了吮。“你最近收到他的信了吗？”椅子的两条前腿落下，怦然有声。他俯身向前，直盯盯地望着她。
她把脑袋从窗口转过来，拿起那盒香烟，抽出一支，点燃之前在手指间来回捻动着。
“他身体好吗？”冯穷追不舍。他不愿意承认中国还有像她父亲这样的遗老。这些国画家总是企图复活皇帝的僵尸。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种耻辱。想起他们冯就恶心。他对他们总是怀有一种想要使用暴力的冲动。能在这个古老的家族充当一个复仇者的角色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想到中国正在消除五千年的迷信，他感到慰藉。
“我相信他的身体一定不好。”莲终于说。她不露声色，除了对他的焦急显出几分满意。她不接受限制她与父亲通信的禁令。何况她总能千方百计打听到亲人的身体状况。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冯说：“见到你父亲之后，请向他转达我的问候。”
她微微一笑，向他表示了谢意。
她肚子里的孩子浮现在他的眼前，宛若一个易碎的水泡在充满危险的空中晃来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