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休息的时候，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又来到办公室。像以前一样，他们站在煤气炉前谈话。因为天气已经很热，炉子没有点火，但是男人还是把手向身后的炉子伸过去，就好像需要它释放的热量。女人比他高出几公分，她穿件灰色风衣，黑裤子，一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她不看他，跟他说话时也不，而是直盯盯地望着尽头那堵墙旁边摆着的乒乓球案子。她只是在开怀大笑的时候才动一动。她大约三十岁，也许还要年轻一点儿。他看起来四十多岁或者刚过五十，但身上还有一股孩子气，“短小精干”像个少年。他站在那儿松松垮垮，耸起一个窄小却匀称的肩膀，那只烤“火”的手不向火炉伸过去的时候，便收回来抱住另外那条手臂的肘子，而这只手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放在唇边。他一口接一口地、深深地吸着，从不把那支烟从唇边移开一两毫米。吐出来的烟雾便在掌心散开，把他包裹起来。他也许就愿意隐匿在这烟雾之中。
跟她不一样，他总是小动作不断。那是些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犹豫不决的动作。两只脚来回倒换着，身体的重心移来移去，有几次他好像拔腿要走，只是在最后一秒钟回心转意，又把手伸向火炉——他的控制点。他是亚洲人，而且我立刻断定是东方人。他身上有一种腼腆和半遮半掩的优雅，这越发坚定了我的看法。他和那个女人构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图形——以那个黑色煤气炉为顶点的可以任意移动的三角形，十分清晰，和其他物体的运动没有关系。
我很清楚为什么自己被那个男人所吸引。那个女人更内向，很难看清她的内心世界，而他似乎能够理解我心中的感觉。和父亲一样，我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没有这些关系，我也一直应付得很好。以前，我并没有注意到生活中缺乏这种亲密的友情。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打记事以来，我就相信，只要能够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总有一天会面对广阔无垠、纷繁复杂、充满深邃的内含和奥秘，并且等我去探索的世界。我相信成年之后的生活目标将是探寻那些地方。可是，我对内心深处那个精神之乡的自信渐渐被流逝的时光磨蚀了。正是我对这个“精神之乡”的自信，我对自己“独一无二”的深信不疑，才使我一度免受父亲的守旧和他的信仰的影响。没有这个“精神之乡”，我就没有一条离他而去的退路，最终很可能和他如出一辙，一无造就。
星期四上午休息的时候，那个男人独自待在煤气炉旁。他没有看我，但是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等我。我指了指乒乓球台，说：“玩一盘好吗？”
他仔仔细细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建议他搞什么鬼把戏。“玩！”他用沙哑的声音喊道，“玩他一盘！”他打球的时候还是烟不离嘴，而且一直不动地方。他训练有素，手腕一翻便毫不费力地把球打了过来。我“左奔右突”，极力不让球坏在自个儿手里，即使这样，也只是在他用烟蒂重新点燃另一支香烟的时候才赢了一分。
“这一局应该重打，”我争取主动，表示谦让。他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你这个球打得不错。”他说。我把球拍放在球台上，说：“太热了。”他马上表示同意。我原先就隐隐约约觉得他一定会对我言听计从，会对我的建议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现在越发坚定了这种看法。
他的五官似乎被人扭曲，凝成固定的表情——右脸向上牵动着，作出略带讥讽的表情——一种在明白了事情真相的那一刹便打在脸上的自艾自怜，愤世疾俗的印记。我想起母亲的警告：凄风苦雨会改变你，给你留下一副丑陋的嘴脸，青蛙嘴，金鱼眼。那么这个男人，一定是被这凄风苦雨改变了。我觉得他一定理解那个令人迷惑的世界，而又无法在这个问题上与她达成共识。于是，他在被这世界的力量所感动的同时，也受到了伤害。
他的个头和她一样高，胖瘦也差不多，身上有一种同样古怪的、难以捉摸的东西。“您的助教今天上午哪儿去了？”我问。
他一下子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噢，你是说格特鲁德，”他笑了起来，“我以后就这么叫她，我的助教！”他突然忸怩起来，好像害怕玩笑开得过火。“格特鲁德·斯比斯。她是普拉汉高等教育学院绘画专业高级讲师。”他郑重其事地向我解释，那口气简直像在什么隆重的典礼上一样，“她是画家，真正的画家。是临时来讲学的，因为她喜欢这工作。”
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用那只向上吊的右眼冷冷地看着我。声音缺乏自信但不无鼓励，一副尊容却暗含着恶意。面对这样一种矛盾，我无所适从。他一本正经地问了我一个似乎并非偶然想起来的问题：“教非英语国家的孩子们学习是不是很难？”他等我回答，似乎期待听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向我提这些问题时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显示出他对此一无所知，让人觉得无论做出怎样的回答，他都会奉为金科玉律，并让人觉得他的恭维暗含着一种期望——我会选择英语专家这样一个角色。我也许真会选择这个角色，要不是我看出他在内心深处正静静地等待着我默认。他注意到了我的谨慎，吸了一口烟，告诉我他叫浪子。
上午的课还有十分钟才结束，我想去他的画室看看。突然从荒野刮来一股猛烈的北风，小桉树暗红色的枯枝败叶从屋顶飘落下来，在院子里旋卷。狂风的呼啸中传来一声尖叫。我前面几米远有个小男孩儿在几乎熔化了的柏油路上翻滚。我搞不清他是摔伤了，还是在玩，急忙跑了过去。他立刻跳起来，嘴里反复喊着一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对面儿就是浪子告诉我的那几扇哥特式的门。
热浪扑面而来，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塑料袋、牛奶盒和别的垃圾被灼热的气浪旋卷成一股充满恶意的旋风。走到门口，我踟蹰不前，似乎被那灼热的风搞得神魂颠倒。我的手刚刚抓住铁门闩，就卷进热烘烘的塑料和砂土的旋涡。我跨进门槛，赶快把门关上，挡住那股要吞没我的风。
我走进去的不是教室，而是一个库房，一个会场，一个回音很大的阴森森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哥特式的窗户很高，菱形窗格上镶着玻璃，淡淡的光线从窗口照射进来。礼拜堂里面有一股混合着松节油、油画颜料和落在书籍上的尘土的气味。这气味虽然日久年深，但我并不觉得陌生。裸露着的十字交叉的房梁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放眼望去原来是一溜平静、安详的鸽子，正卧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下面的动静。有几个孩子踩着桌子从大厅那头轮流跑过来，然后从离舞台最近的那张桌子上一下子跨过两米多远的距离，跳到舞台上。他们落下去的时候，咚咚咚地发出很大的响声，就像敲响一面大鼓。让人吃惊的是，尽管这样闹哄哄，大多数学生还在用功——有的全神贯注地做自己的事，有的和旁边的同学商量着什么。他们正在很大的棕黄色的纸上作画。
浪子独自站在大厅尽头一张桌子旁边看书，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放在脸前，一双眼睛笼罩在烟雾里。他斜倚桌子，空着的手五指分开压着书，那样子就好像他正要做什么，无意中停下来瞥了几行，却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他的嘴唇翕动着，身体随着文字或者感觉的节奏轻轻摇晃。
我走过来的时候他连头也没抬。我看见他正在读彭斯的Tam o'shanter。小时候怀着敬畏和迷恋，我曾经无数次听父亲用颤颤巍巍的声音念这首诗。父亲能把这首二十四行的诗倒背如流。因为中听，我没费劲儿便把它一字不差地记在了心里。现在稍稍受到某种启发，父亲背诵这首诗的声音便在我脑海里回荡起来。只要提到苏格兰，特别是提到格拉斯哥人，这首诗的诗句便泉涌般流出。
十五岁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把父亲的声音学得惟妙惟肖——浓重的格拉斯哥口音，和讲话时咄咄逼人的气势。发现这个天赋之后，我经常假装父亲骗妈妈。尽管自个儿也觉得这实在不可思议，觉得是在干某种不祥、危险、无法把握的事情。然而，想干这事儿的冲动难以抗拒。该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屋子里本来悄然无声，我会把前门弄得山响，走进起居室，大声喊：“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丽，你在家吗？”
妈妈便走到过道门口，用一双清澈明亮的灰眼睛看着我。尽管我对他们俩都心存恐惧，但爸爸和妈妈从来没有因此而惩罚我。他们对我这种恶作剧持超然的、宿命论的态度。似乎认为他们无权指责我的行为。我们好像不是一家人，而是三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毫无关系的房客。
妈妈发现喊她的不是父亲而是我的时候，便回转身去干她一直干着的事情，这时我便觉得父亲就在我心底，我被他用妖术迷惑了。母亲尽管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但我心里明白，她和我一样，被我的把戏搞得心烦意乱。我俩似乎成了和父亲作对的同谋。他从来不劝告我，连温和的说教也不曾给予。她对我的态度似乎表明，如果我愿意干这种事儿就必须自己对它的后果负责。
罗伯特·彭斯的诗歌是父亲对我进行教育的既定方式。在这方面，他享有“先行权”。他以这样一种方式使他的人格在我的身上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看到浪子读Tam我心里很不舒服，与其说是惊讶还不如说是沮丧。这诗好像只属于我和父亲。浪子选择这首诗当然毫无恶意，但是我却无法把这桩事看成偶然的巧合。我的目光跟着他的手指在那几行诗上移动，父亲的声音开始在大厅里回荡：狂风拼命吹打，田野冷雨沙沙……
学生们不再往舞台上跳了，都停下来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浪子朝我转过脸来，抬起明察秋毫的右眼瞥了我一下，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指着那首诗，怂恿我往下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把书推给我。这本书是“人人出版公司”的版本，绿布封面，书脊破了，用胶布条粘着。“看吧！”他吐出一口浓烟。烟雾在我眼前缭绕，学生们凑了过来。他们和浪子的个头差不多，他拿起书放在我的手里，然后退后一步，站到围拢过来的学生当中。
我低着头看那首诗，父亲的声音立刻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起来，洪亮、高傲、蔑视一切权威。在那声音背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诗歌的韵律同步。把不愿意和他一起享受苏格兰人的自由无羁的男人一概斥之为低能儿和白痴。至于女人，他认为压根儿无需对此做出选择。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矛头直指英国人——他们以不可原谅的无礼抛弃了十八世纪最有价值的东西。狂风拼命吹打，田野冷雨沙沙，闪电稍纵即逝，雷霆遍走天涯……
我们着了迷似的聆听死去的父亲朗诵他心目中的朋友和英雄的诗句。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使得大厅里的空气变得凝重。我能感觉到他凌驾在我之上，巨大的血肉之躯被空气托举着，个子不高，但膀大腰圆，穿着厚厚的花呢和呢绒衣服，一副刚直不阿的样子。
念了几小节之后，我的嗓子被大厅里的浮尘呛得直痒痒，诗句好像卡在嗓子眼儿里，念不出来，眼睛有一种被灼痛的感觉，充满了泪水。学生们掉转身走了。他们已经听够了我的絮叨。我擤了擤鼻子，向天花板的暗影瞥了一眼，有一个从下面看比例缩小了的人影，十分危险地蜷伏在古旧的、黑魆魆的大梁上，靴底锃亮的平头钉闪着微光。那是我的父亲，被倒置了的耶稣。我纳闷母亲怎么能在他大声朗读、钉了平头钉的靴子把地板踩得咔咔直响的时候，还无动于衷地读她自己的书。我一直以为是他而不是妈妈掌管着打开我们那个魔术箱的钥匙，现在看来错了。因为是他随心所欲地召唤那些鬼怪、幽灵，妈妈却避免提起这些玩意儿。我没有弄懂他大声朗读的到底是些什么，也没有看出她是怎样悄悄地保护孩提时代的我不受他的影响。
我打了个喷嚏，又擤了擤鼻子，担心浪子会不会认为我在无声地啜泣。他安顿学生下课之后，又走过来，直盯盯地望着我，急于知道我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他的厚嘴唇青紫，牙齿上有一层烟垢，乌黑的短发在泛着青白的头皮上直立着，好像通了电似的。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兴奋的、贪婪的光芒。“好了，走吧。我们一块儿去吃午饭。”
“我没有哭，”我说，“是灰尘迷了眼。”
“是的，是的，是灰尘迷了眼！”他伸开手臂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儿，仿佛要替我“安定”那些灰尘。“我不该让他们在舞台上瞎蹦。这个破地方拆掉才对。”他笑了起来。
院子的水泥地刚洒过水，被阳光蒸起蒙蒙的水汽。我跟着他从那水汽之中走过，从后门进了一家酒馆。走廊里弥漫着烤肉的香味和走了气的啤酒的味道。我们走进后面一间很小的休息室。这是一个老式酒馆，从50年代起一直没有翻修过。这间屋子那时候一定是个女宾休息室，桌子上沾着厚厚的棕黄色漆布。女画家格特鲁德·斯比斯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看见我们进来，朝浪子挥了挥手里那本杂志。屋子里没有别人。浪子介绍我们认识之后，就走开了。她伸出手，跟我的手指碰了碰。我和她微笑着互致问候之后便都陷入沉默。浪子到前面的酒吧拿酒去了。电视里，播音员正上气不接下气地介绍一场体育比赛，有几个男人坐在那儿仰着头聚精会神地观看。格特鲁德又翻起她一直看着的那本杂志。我意识到她有亚洲血统。
浪子在我们每人面前放下一杯葡萄酒，然后紧挨她坐下。“让我瞧瞧。”他从她手里拿过那本杂志。她热切地望着他。他读了起来，嘴唇翕动着，起初听不清念了些什么，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格特鲁德·斯比斯1946年生于色彩瑰丽的墨尔本郊区圣凯尔达，她是一位澳大利亚画家，对那里的山水人物之精髓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啧啧连声，呷了一口酒。“真有你的，”他说，“天生的敏感。这就意味着，你不需努力就能成功。真不知道光凭几幅画儿他们能看出什么名堂。‘她认为自己不但得益于加布里尔·蒙特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中国画的传统也使她有所禆益’。”他停了一下又呷了一口酒，点燃一支香烟。
她伸手去拿那本杂志。“一会儿再看。”
他不给。“再看几眼！”他用近乎滑稽、不无夸张充满敬意的腔调读下去。
“浪子！”她警告他。
他顺从地放低声音，嘴唇翕动着。不过我感觉到她的警告很快就会失去作用。他的眼睛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淘气得像个猴子。
我观察他们，听他们争论发表在那本装帧精美的美术杂志上的文章的价值。感觉到他们接纳了我，并且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于是便想以某种方式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这种方式，使我编出一个故事梗概，使我不至于从幻梦中清醒，不至于为可怕的现实所苦恼。酒的作用使我生出一种晕晕乎乎的愉悦。在我看来，浪子和格特鲁德或许会占领我空空荡荡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正处于被父亲大声朗诵的幽灵充塞的危险之中。我不假思索，便陶醉在对这个故事的遐想之中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那本杂志放在一边，浪子又喝了几杯红葡萄酒，虽然舌头有点发僵还是跟她争论不休。我捡起那本杂志读那篇文章。
那是一篇挺长的人物述评。题图是格特鲁德的一张黑白照片。她坐在一张椅背是格式横档的漆木椅子里，明媚的阳光洒满小屋。她的身体稍稍前倾，就好像要站起身向正注视着的那个目标走过去。一只白皙的手放在大腿上，被黑色毛裙映衬着极富表现力。裙子的V字形领口开得很大，摄影者将她赤裸的双肩和胸脯表现得像一幅铅笔画一样充满柔和的色彩。她透过照相机的镜头，眺望着想象中的目标。真是一张非常出色的照片，一张充满技巧和智慧的照片。它把她表现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从深沉的生活之海悄然升起在照相机镜头前面的女人。在她再次坠入目光难及的海底之前，让我们荣幸地一睹芳容。我断定拍照片的人一定是与她过从甚密的熟人，一位朋友。毫无疑问，还是她的崇拜者。他的名字颇为谦恭地印在照片的右下角：恩斯特·库宾。我开始挖空心思地想象她周围那个圈子里的人物。
这篇文章装腔作势，一副学究气，但是压根儿就没有人们在学术著作中期望看到的激情与博大精深。读了让人失望，无法让人产生共鸣，也没有给读者提供分析透彻的研究结果。事实上只不过是为女画家格特鲁德个人画展所做的宣传。这个画展下半年在里克蒙德美术馆展出。不过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更为隐蔽的论点，这个论点在某几个段落说得倒也清楚：“在她的作品中，不同主题的融合，空间关系在画面上的转换，造成了作者所要刻画的物体的变形和自然形成的分解。”
我并不想对此多加探讨。我明白，作者的本意是将其要旨从作品本身转移到对作品的讨论上来。他认为自己在探讨人物形象方面颇具权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改造成他的心灵“看到”的观念。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作者或者他的观点，而是他关于这位女画家身世的描述：
倘若和格特鲁德·斯比斯谈话，用不了多久，话题就会转到她父亲身上。因为他们太不同寻常了。格特鲁德出生时，她的父亲已经六十九岁。她从来没见过母亲，二十岁以前和父亲形影不离，在她的记忆之中连几个小时也不曾分开过。她谈到她的工作、创作源泉和遇到的困难时，就好像她和父亲今天仍然生活在一起。从她的叙述看，这位父亲性格温和，很有修养。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同寻常。这种关系显然至今仍是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创作的主要源泉。
她对我们说，他一辈子独身，做了父亲之后喜不自禁。“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他生命的中心。他很老，我很小。我们总是需要互相照顾。”她从来不提起父亲的死，总是把自己称为“一个没受惩罚的孩子”，就好像这里面有某种奥秘，它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常人难以理解，她很容易被人们所信任。
我意识到他们正在等我。“格特鲁德要走了。”浪子说。我把杂志还给她。“希望看到您的画展。”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一双黑眼睛就像两潭深不见底的秋水，清澈明亮。她的目光很友好。
她走了之后，浪子欠身端起我那个杯子，他在颤抖。“走以前再喝一杯，斯蒂文。”他身上有一股酒味烟味和汗臭、香水混合的味道。他站起来的时候重重地靠在我的身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好像费了好大力气。
铁皮屋顶在热风的席卷之下颤抖着发出咔达咔达的响声，墙壁也在颤动，枯草又要遭殃了。这样的天气总要放火烧荒。人们好像发了疯，跑出去点燃萋萋衰草。我想象得出天光大变，小桉树林红色的枯枝败叶升起缕缕青烟。我爱闻草木燃烧的味儿。我看到路边一堆堆树叶青烟袅袅，从前也是这样。那时候我们住在肯特郡[12]。秋天的下午，烧树叶的烟味儿在空中弥漫。在父亲的家庭农场，从栗子树下走过的时候，黑魆魆的树枝在我们的头顶纠缠着。母亲兴之所至骑上她那辆深绿色自行车一溜烟跑了。那时候，她就喜欢把我们扔到一边不管，自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总是一言不发，扬长而去。我和爸爸坐在门前看她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斜阳或者细雨之中。直到夜幕降临她才风尘仆仆地回来，带着田野、树篱的气息，带着树叶燃烧的烟味儿。有一次她在这种旅行的鼓舞下对我或者对这所房子公然宣称：“我是个殖民者。”几年之后，当我站在“阿卡狄亚”号渐渐翘起的船尾跟这艘巨大的轮船一起从比斯坎湾驶向灰蒙蒙的大海时，我对自己重复了这句话。“我是个殖民者。”我说，安慰自己，此举并非没有先例。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远走高飞。在澳大利亚有我所追求的东西。
“中国人能够理解苏格兰人，”浪子低声说，嗓子有点沙哑。他晃晃悠悠把那杯酒放到我的手边，咳嗽几声向我俯过身来，“我们都有自己的宗族。”
“你是中国人？”
“当然！我是中国人！”我的问题让他惊讶，“你没把我当成菲律宾华人，是吧？以前人们总以为我是菲律宾华人。”他闷闷不乐地盯着脸前的酒。
“没有，我没把你当成菲律宾华人。”
“我不大像中国人，就连那些很清楚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的人也这么认为。”
“我没有说你不像中国人，我只是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我先前不知道嘛。”
他吸了一口烟，又呷了一大口酒。“我们身上总有一种东西，一种作为苏格兰人和中国人所特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眯细一双阴郁的眼睛，用手指间的香烟指着我说：“我们无论怎样煞费苦心，也不会失去这些东西。别人不管怎样绞尽脑汁也装不出来。”
“我不是苏格兰人，我的父亲是，他从来没有丢掉那些特点，他也不想丢掉。但我不是苏格兰人，浪子。别把我当成苏格兰人。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那儿，我只是有点儿苏格兰口音罢了。”
“不，你没有。”
“什么？”
他弓着背坐在椅子里凝视着我，一会儿吸一口烟，一会儿呷一口酒。“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
他得意地大笑起来。他赢了。“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斯蒂文。我是说你祖籍是哪儿的人？”
“挺晚了，”我说，“该回去了。”
“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人，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澳大利亚人，母亲是爱尔兰人，或者曾经是。现在她大概算是英国人了。”
他瞪大了一双眼睛，右眼比左眼大，样子有点古怪。“你的母亲还在世？”
“在英格兰。”
他惊讶地喃喃着：“你的母亲在英格兰？这么说，你刚探望过她？”
“上个月。”
“你的母亲，”他叹了一口气看着眼前那只空杯子，“她一定很想你。你是她的独生子。”
“她根本就不想我。独生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独生子，斯蒂文。”他似乎因为我不知道这一点而惊讶，“你，我，还有格特鲁特，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神话、故事讲的都是双胞胎的事儿。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你是作家，应该注意到。这个课题你应当感兴趣，斯蒂文。他们对独生子不感兴趣。他们讨厌独一无二的事物。他们希望根据自己的观察推断普遍的原理，而不是被这些事物所左右。独一无二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无可奉告’。不管什么时候，碰到这种东西，他们都会尴尬地把脸扭开。他们只能把它装到罐子里，藏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架子上，以防另一个和它相同的东西突然冒出来。但是暗地里他们还是想着那架子上的玩意儿，因为那是可以参加畸形人表演的货色。父母和科学家一样，独生子女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不过是表面上装作高兴罢了。不得不做出一副我们将赐福于他们的样子。然而事实是，独生子女不会使他们更亲近。光有一个孩子不能组成家庭。这一点他们懂。他们知道缺点儿什么，所以总是大惊小怪，拿我们当宝贝似的宠着，希望以此掩盖真相。独生子女的家庭好比一个三角形，彼此总有距离，不会亲密无间。你听说过三角恋爱吗？斯蒂文。”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看了看手表。“我们要迟到了。”他站了起来，“上课总迟到可不好。”
“放学后跟我走吧，”匆匆忙忙走出酒馆时浪子说，“我给你做上海风味儿的红烧肉。过一会儿天会变凉的。我们去汤姆·林德纳的画廊替他看张画儿，星期五晚上他那儿总有香槟喝。你会喜欢汤姆的。”
大街上比先前还要热，我们不得不转过脸躲避飞沙。天空乌云滚滚，我们就像走到一座铁工厂旁边，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枯草燃烧的气味。
浪子拉着我的袖子，紧紧靠着我。我们俩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他对着我的耳朵喊：“父母为什么管独生子女叫娇惯坏了的孩子呢？他们说孩子娇惯坏了。说得不错。娇惯是掠夺的别名。以前，谁都知道掠夺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现在我们再重复这话的时候，却不知所云。掠夺是依靠武力夺取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娇惯是凭借手段从敌人手里骗取心爱之物。”他突然停下脚步，扯着我的衬衫袖子，朝我眨了眨眼，满脸嘲讽，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一个为了实现隐藏在心中的愿望，随时准备跟你争论，并且哄骗、蒙蔽别人的孩子。“独生子属于敌人，斯蒂文。”他直盯盯地望着我，想看看我对这番话会做出怎样的反响。“独生子属于shinje——死神。”他咯咯咯地笑着拉着我向前走，“独生子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入侵者，斯蒂文。”
回到空荡荡的校园，他挥了挥手，和我道别。我抓住他，说：“格特鲁德和她的父亲呢？她是独生女，可他们不也很快乐？”
“他们不是三角形的关系，”他说，然后扬长而去，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我转过身要走的时候看见楼上一扇窗户前面站着一个人。为了保护窗玻璃不被石子打坏，窗前镶了一个铁架子。一张椭圆形的白皙的脸正冲着我一动不动，被铁架子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好像一幅打了格的肖像画草图。我觉得那一定是浪子，他已经闪电般地爬到了楼上。要不然就是我自己走神，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