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不是说过“莎士比亚是上帝之后创造得最多的一个人”吗？把这句话转赠给巴尔扎克更为恰当；一个人的头脑能创造出这样多活生生的人物，的确从来还没有过。
从那个时期起，巴尔扎克拟定了“人间喜剧”的计划，他对自己的天才也有了充分的认识。他巧妙地把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和他的中心思想联系起来，并把它们安插在根据哲理划分出来的类别中。虽然某些纯粹空想的中篇小说加上了挂钩仍没有联系得很好，但这不过是一些细节，在无限辽阔的整体中是看不见它们的痕迹的，有如一些风格迥异的装饰失落在一座宏伟的建筑中一样。
我们说过，巴尔扎克辛勤地劳动着，他像是顽强的铸铁匠，把不合规格的产品十次、十二次重新投入炉中；他也许像倍尔那·巴里西那样把木器、地板甚至椽子都烧掉，为了让窑里的火不致熄灭，试验不致中断；即使在极困苦的日子里，他也决不草率从事，随便把作品拿出来；这种虚心对待文学的态度留下了不少值得赞美的榜样。他一次又一次修改，改得几乎等于同一主题的另一本书，而改排的费用书店老板却记在巴尔扎克的账上，从版税里扣除；他那与作品的价值和劳动的艰苦比起来已经是微乎其微的酬劳，也就因此更加减少。他所预期的款项常常不够偿还宿债，为了要应付他笑着说的这些“流水账”，他便发挥惊人的才思紧张地工作着，这种工作也许要占据一个普通人的全部时间。但是当他穿着教士所穿的袍子坐在案头的时候，正是夜阑人静，配着绿色罩子的七支蜡烛组成的灯照在洁白的纸张上，他忘记了一切拿起笔来，于是一个比雅各和天使的斗争还要可怕的斗争开始了，我说的是形式与内容的斗争。
他每晚作战，到了早上总是精疲力竭，但他胜利了；夜里炉火熄灭以后，房间里很冷，他脸上冒着热气，身体上冒着肉眼可以看见的轻雾，像从冬天的马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有时仅只一个句子就花去整夜的时间；他写了又改，剪裁、琢磨、推敲和增删，把这个句子写成上百种样式。奇怪的是：那需求的完善的形式，总是在列举种种似是而非的形式之后才会发现。不错，熔铁往往一下子迸射出来反倒较为细密匀称，但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却很少有几页和初稿相同。
他绞尽脑汁，认真写作，由于他超人的意志，加上勇士的气魄和教士一般深居简出的生活，因而他著作等身。每当他从事一部重要的著作，一天24小时内他要工作16到18小时，接连两三个月不停；他只匀出6小时的时间来满足动物本能的睡眠要求，倒下就睡，却又心惊肉跳，这是由于吃得匆忙，消化不良的缘故。在这些日子里，他不露一面，就是知己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但是不久他从地下钻了出来，高高地举起一本杰作，笑声洪亮，十分天真地为自己喝彩；他并不要人家赞美，不过人家的赞美他也接受。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丝毫不关心别人如何评论和推荐他的作品。他要自自然然地扬名于世，不用一点手段，也从来不拉拢新闻记者——何况这种举动还得糟蹋他的时间。他交付稿件，拿了稿费飞也似的跑去还给债主，这些债主往往就在报馆院子里等候着，譬如，举个例子吧，替他在若尔第乡盖房子的泥水匠就是这样。
有时候，他一清早便来找我们，上气不接下气，被新鲜空气弄得有些眩晕，十分疲乏，就像从冶铁场里跑出来的铁匠之神乌尔根，一进来就跌坐在沙发上；他因为工作了整整一个长夜，肚子饿了；他把沙丁鱼捣碎后和黄油搅在一起调制成酱，抹在面包上，这种酱使他回忆起都尔城的特产：肉羔。他最爱吃这个东西；吃完就睡，叫我们一小时后唤醒他。我们没有听他的吩咐，反而尊重他的如此难得的酣睡，所以不让屋子里有一些声响。巴尔扎克一觉醒来，只见天色已暗，将近黄昏，他连忙跳起来，破口大骂，骂我们混蛋、小偷、凶手；我们害他损失了一万法郎，因为要是他早些醒来，他会想好一部新小说的内容，这部小说就能替他带来上述这个数字（再版税还不计算在内）。我们闯了大祸，造成了不可想象的紊乱。我们害他耽误了他和银行家、书店老板、公爵夫人的约会；害他不能如期还清债务；这一次要命的睡眠害他遭受到上百万法郎的损失。但是巴尔扎克这种像输了钱加倍下赌注似的夸大的计算法，从绝小的数目开始，漫无边际地增加到成为最庞大的款项，那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所以，当我们看见都尔城的人红润的颜色又出现在睡足以后的他的面颊上，我们心里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安慰。
科莱特（1873～1945）法国作家。其代表作有《西多》、《姬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