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寻“烦恼”，我周游于世界各地，这或许更像是一种令我难以抗拒的沉迷。身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希望用已所学去帮助那些饱受人性黑暗面凌虐的人们。并且能够去到那些糟糕的地方让我十分激动，因为这些区域是多数人至今不曾涉足，甚至不敢涉足的地方。
早在远古时代，战争就在邻邦之间常有发生，而随着战争日益专业化，士兵承担了大多数伤残和死亡的风险。战争多半是激战的延续，而且多远离人口居住的地方发生，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的往往是那些参战的士兵。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状况开始改变，直至今日：大多数的伤亡发生在无辜的平民百姓身上。
因为潜在受害群体的不断扩大，那些用于战争的武器也让伤害和死亡更加明显。值得庆幸的是，七十多年前日本遭受的两次原子弹袭击所造成的破坏从未重演过，当时仅一种毁灭性武器就导致数十万人的死亡。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见到了更加多样且威力更大的系统用于火箭弹、导弹、炸弹和子弹的运输，这些无疑给人体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战争往往对那些手无寸铁的穷人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政治自由，生活在卫生状况堪忧的地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乐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战争让本已痛苦不堪的生存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值得庆幸的是，好医生和好护士遍布世界，他们将医疗护理作为毕生的事业去热爱，坚持不懈地为受难同胞奉献自己的热忱和关怀。但极端事件，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在挑战医疗的极限。更具毁灭性的伤害、干预机会的减少、物资的日益匮乏都让医疗人员备感压力，并时常使之处于险境。和我一样，那些在和平年代接受过较优培训的外科医生都会震惊于战场所见，所以要想能够应对可能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就必须花费时间积累必要的经验和技术。
这二十多年来，我自愿去了很多危险的地方，包括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阿富汗、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乍得、科特迪瓦、刚果、苏丹、伊拉克、巴基斯坦、利比亚、加沙、叙利亚等，去帮助受失控事态波及的人们。有时工作地点是后方条件较好的医院，有时是前线的简易阵地医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严峻的环境”，那里几乎没有像X光机或CT扫描仪这样的检查设备供医生使用。
我一直往返于这些悲痛之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帮助那些和你我一样有权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享受适当的关心和照顾的人们。
试想，一个幼小的孩子被门夹了手，泪眼汪汪地大哭起来，而在场的只有你，你会怎么做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先把孩子抱在怀里安慰，感同身受，带着爱意和温柔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个简单的拥抱会带给他受保护的感觉，就像我们老挂在嘴边的：“没事啦，我在这呢，我会照顾你，都会好起来的。”
在战区面对受伤严重的患者时，我们同样需要给予这样的回应。病人希望得到安慰和保护，所以最基本的医患关系就是要让患者获得安全感，让他对医生充满信心，相信医生有能力帮助他消除痛苦。
我们在医院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和真情实感，而战争就像放大镜，将这些情感放大。所以作为战地医生，向病人和家属传递力量和信心是很重要的。经历了这么多，我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但这成长的代价是要面对周遭的武器、紧张的局势以及枪杆子凌驾于法律的大环境。我历经了很多危难情形，很幸运至今仍存活于世。
日内瓦公约为战争受害者和救援者提供安全保障。在2016年，为了反对对叙利亚和世界其他战区中对医院的滥施轰炸，我在伦敦组织了一场游行，因为我坚信医院是必须被尊重和被保护的地方。而对医院的轰炸和破坏无疑是罪恶的，更罪恶的是实施者有意而为之和视此为理所应当的心态。在战争的前六年里，叙利亚就已经发生了超过450起对医院的袭击，其中90%是由叙利亚和俄罗斯政府制造的。有时，一个月里，每天都会发生对医疗机构的袭击。所以说比制造这些袭击更邪恶的是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当我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年轻的顾问医生时，组织一场公众游行或者接受电视台采访，发起人道主义走廊运动，或者建立一个传播创伤外科技能的组织，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那时的我依旧是我，只不过还没有意识到可以做这些事，但威尔士人的教养和其他种种塑造出我人格的因素终将让我走上这条路。
这些年的经验，尤其是在叙利亚所经历的种种都驱使着我去参与人道主义运动和教学实践。2012年至今的三次叙利亚之行和其他边界之行无疑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我开始严肃地校验所学，然后把知识传授给其他医生，尤其是那些交战国家的医生。但当局的无能为力让人气愤，我们仅仅想救人，而他们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神奇的是，这个时候我遇见了想和她相伴一生的姑娘，然后成家，并荣升为父亲。
从2012年开始，我也去过其他地方，但叙利亚就像一根线一样，贯穿了我生命里最特别的一段岁月，并总能把我拉扯回来。那些日子里，有过危险，有过沮丧，但更多的是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