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英国奥林匹克代表团获得了喜人的奖牌数量，全国上下都沉浸在运动员赢得比赛的光辉喜悦中。此时，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仅仅距离英国几个小时航行距离的国家，正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那时，我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内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的三家医院里忙着：在圣玛丽医院我是血管顾问医生和创伤外科医生；在皇家马斯登医院我主要帮助肿瘤科的医生完成巨大型复杂肿瘤完整切除手术——这需要大规模的血管重建工作，辅助的医生来自不同领域，比如普通外科、泌尿科、颌面外科、妇科等；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我是腹腔镜顾问医生和普通外科医生。除此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大多数年份里，我还会作为创伤外科医生去战区服务几周时间。我时刻关注着电视新闻，了解热点的动态发展，我知道援助机构可能会需要我的帮助。
当我接到他们的电话时，心中难掩激动之情，迫不及待想排除万难前去救援。我一般会回复他们：“几小时时间后我会回复您。”因为这些电话打进来时，我往往是在医院做着手术或是在辅助同事手术，也可能正在门诊问诊。无论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想去的欲望都格外强烈，势不可当，但我无法每次都答应请求。一个月里可能会有不同的机构组织打电话给我，如果我都答应下来，那我就很容易变成一名全职志愿者，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现场工作一个月得300欧元补助，然而这些钱大多用在日常花销上了。
我的工作合同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所以在答应下这些差事前，我都会联系那里的外科主管，告诉他有个人道主义危机需要我去帮忙，并申请不带薪外出。我通常不会被拒绝，他会告诉我：“只要你安排好工作就可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请求，因为不要求继续领薪水并将我的工作安排好，光这两点就消除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所有顾虑，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时正值2012年的盛夏，无国界医生组织巴黎总部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建在叙利亚的一家医院工作。我并没有过多问询就答应了。我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行李，然后乘坐飞机前往土耳其。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所了解的叙利亚就是一个封闭的中东国家。相比于周边常年遭受战火的伊拉克、黎巴嫩和以色列，它是一个更为和平且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那里的人们热情好客，爱冒险的西方游客有时会去那里度假。
那些我前往参与过救援的国家因为对独裁的挑战而陷入一片混乱。自然可能厌恶真空，但战争贩子偏爱它，因为他们厌恶复杂。自从在1970年的那场不流血政变中夺得政权，阿萨德家族就一直在叙利亚独揽大权。叙利亚现任总统是巴沙尔·阿萨德，2000年他父亲哈菲兹去世后，他就以99.7%的投票支持率赢得大权。在叙利亚，有近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逊尼派，而阿萨德家族就是占少数的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即阿拉维派的指明灯。公众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很是狂热，许多商店和办公室都用哈菲兹和巴沙尔的画像做装饰。他们稳定的政权由来已久，同时，他们的那些随处可见的带着墨镜、穿着皮夹克，因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也让他们的政权变得更加稳固。
我和叙利亚渊源颇深。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位实习生波拉克医生就来自叙利亚，他是我父亲认为的共事过的最好的专科住院医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还在伦敦西方眼科医院遇到过年轻的巴沙尔·阿萨德，他那会儿还是一名眼科高级实习医生。我们当时正在讨论一位颈动脉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导致眼疾的患者。巴沙尔·阿萨德医生很友善而且受人尊敬，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们的生活几年后还会有交集。
2010年，叙利亚格局开始发生改变，突尼斯的示威者占领大街小巷，他们因为高失业率、高度腐败和丧失言语自由而感到愤怒。突尼斯长期任职的总统被罢免，这为经受着同样糟糕统治的北非和中东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早在2011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就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抗议，随后是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科威特。我们熟知的阿拉伯之春同样导致了其他五个国家即利比亚、埃及、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的严重暴乱、政体瓦解和全面内战。迄今为止，只有突尼斯在设法朝着积极的民主方向改变，而其他许多国家的形势比之前更糟糕。
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反对者的镇压异常残暴。我认为，如果当局可以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对待反对者们，本可以避免这场内战，或者很快就可以将其叫停。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的一群未成年人通过在墙体上涂鸦来抗议政府的作为，而阿萨德却派出保安部队扣留并且折磨这些孩子，导致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上街游行抗议。3月22日，阿萨德武装对德拉的医院进行猛攻，并且占领各大建筑物，在上边安插狙击手，随着反对者数量的扩大，狙击手们开始发挥作用。一名外科医生在去照料病人的路上被狙击手袭击致死，而当千余位前来吊丧者出现在葬礼时，同样难逃被狙击手袭击的命运。这些狙击手还至少要在大楼上驻扎上两年，而被射击的人们往往是受了伤来寻求治疗的无辜百姓。
随着抗议接连在叙利亚各地爆发，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成了国家瓦解的避雷针。那些反对政权的人多数来自逊尼派——叙利亚自由军的主要成分，他们发现持续为伤者寻求救援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危险。
当局使卫生保健系统武器化，政府运作的医院更像是安全组织的延伸。据报道，仍效力于阿萨德的工作人员仍然采取老一套的治疗方法，比如对那些仅仅受了小伤的患者采取截肢治疗，这样做是为了惩罚他们。而那些受了伤需要治疗的抗议者们往往会被赶出病房，面临着受折磨和被杀害的风险。
在暴动发生的第一年，据记载，有56名医护人员不是被政府的狙击手射杀就是被拘留后折磨致死。2012年7月，阿萨德通过了一个新法案，它规定没有报告反政府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对那些反对阿萨德的人进行医治便构成刑事犯罪。这就给全国的医护人员带来了很大压力，尽管他们仅仅是在做本职的工作。
我搭乘飞机前往伊斯坦布尔，然后去靠近瑞翰勒——距离叙利亚边境最近的土耳其小镇——的哈塔伊机场。然后我被带到瑞翰勒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安全屋，在那里听取了任务介绍，了解到最新的安全警报以及紧急情况下的疏散逃生路线。第二天，一名叙利亚当地司机和一名后勤人员将我送到边境附近的一个检查站，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假名并以此签了字，还得到一些文件。随后司机把我带到受土耳其军方的监视的边境。在那里，他们检查了我的文件。我们越过边界——当时只是一个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在那里等着从叙利亚来的车接我去阿特梅赫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我们经过刚建立起的难民营，那里住着几千个衣衫褴褛的难民，卫生条件很差。帐篷虽然凌乱不堪，但我惊奇地看到里面的人都穿着干净的鞋子。他们一定为自己的外表感到自豪，但他们肯定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难民身份只是个开始，未来几年他们还要继续过悲惨的生活。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医疗人道主义组织，我已经与它有了几次合作。该组织把一栋别墅改造成医院，并称它为“阿尔法（Alpha）”，因为这是它在叙利亚建立的第一所医疗机构。这栋房子面积很大，而且结构很对称，它的主人刚好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后来去了阿勒颇工作。各个房间被重新改造来满足不断增多的需求：餐厅变成了手术室；卧室变成了急诊室，也就是病人最先被安排进来的地方；厨房被用作消毒间。房子的一二两层成了医院的病房，设置了大概20张床位。我和同事都住在顶楼，但我在的那段时间里，那里很热，夜里我们就在房顶上搭起蚊帐睡觉。我和叙利亚本地的和其他外国志愿者们在一轮无缝隙的换岗值班后，精疲力竭地躺在房顶上，看着头顶上飞过的战机和在漆黑的天空中闪耀的群星。
我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节奏，而且感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那天，我们都起得很早，因为约了和项目主管见面。他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那里的安全形势，并告诉我们最近的袭击很集中。随后我们便开始巡查病房。我很开心见到了原来一同共事过的优秀医生皮特·马修，他是来自敦提的神经外科顾问医生，几年前开始热衷于人道主义工作。2002年，我和同事波林·多兹以及詹妮·海沃德—卡尔松一同运营一项由英国红十字会组织赞助的课程，来培训前往战区工作的英国外科医生，皮特就是其中之一。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并一直保持着联系。
查房结束后，我们吃了早点，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因为是战争初期，病人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为那些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病人进行后续的治疗。
然而，好景不长。局势迅速紧张起来。没过多久，很多重要的紧急手术便开始了。随着当局对平民家庭实施炮轰以及从直升机扔火箭弹，枪伤和外伤患者数量激增。人们面临被直接击中的风险，可能直接被击伤致死，也可能面临截肢。而到处乱飞的子弹或是导弹撞击到的建筑物碎片都有可能间接造成人员伤亡。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听到运输病人的汽车或卡车发出的响亮刺耳的鸣笛声，渐强的喇叭声就像警笛一样提醒我们要把抢救室准备好，以便及时接收病人。有一次，我们接收的第一位病患居然是当地一名炸药制造者的妻子。那时阿特梅赫有很多小型炸药制造工厂。人们一般在家中使用粗糙的设备作业，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这样将整个家庭置于危险之中。
很显然，这位女子的丈夫在家中厨房制造炸弹时提前引爆了炸弹，结果整个房子都被炸毁了。她的丈夫当场死亡，而她拖着受了伤的左腿找到了我们。因为大出血，所以我们赶紧在她的大腿上放置了止血带。
麻醉师随后迅速取了血样，并用血红蛋白计测量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血红蛋白是血液内运输氧的物质，这位女士体内的血红蛋白数量是每公升4克，而正常人体内的这一数值应该是每公升12到15克。很明显，她失血过多。麻醉师迅速确定了她的血型，并从我们日渐缩减的血库中取出一品脱的新鲜血液，在她的另一手臂上进行静脉注射。
这间房原本是餐厅，我们就在这里的操作台上进行这一切。管事儿的护士趁着给病人麻醉时将所需的无菌绷带和其他设备放在推车上。因为病人腿上的动脉——很可能是股动脉处一直在流血，这就让评估伤口变得更难了。我洗净双手，开始准备手术。
一名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叙利亚本地助手帮忙抬着这位女士的腿。在给腿擦碘酒做术前准备时，我让助手去掉伤口上的压迫包扎。此时，血已经止住，伤口已经结痂。将患者遮盖好后，我在大腿上方的止血带下切了一个小口用于在动脉上放置血管夹，控制好血管后，我便开始检查伤口。我试验性地把手指伸入她膝关节上的大洞内，瞬时就感受到某个物体的存在，它摸起来像一片炸弹残留的金属，也可能是她家房子的碎片。
这种情况需要极为谨慎的操作，因为在这些伤口中，断裂的骨头锋利起来毫不亚于玻璃碎片。这时最倒霉的莫过于受到针刺伤，因为很有可能通过血液发生感染。在这种环境下很少有人会担心感染艾滋病或肝炎，但是事实证明，不做最坏的打算往往是错误的。
我用手指轻轻探查，发现它并不像是通常的那种边角分明的金属或碎片，而像是一个表面光滑的圆柱形物体。我很小心地将其取出，仔细检查，而一旁的叙利亚助手看了这个物体一眼之后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很显然他知道这是什么。他喊了句“Mufajir！”后便赶快离开了房间。
麻醉师与我面面相觑，难道我手中握的是某种炸弹装置？我僵在那里，想着接下来该做什么。周边安静得只能听见氧气管向伤者肺部输送氧气时发出的嘶嘶声。麻醉师慢慢挪到柜橱的后边，躲到房间的角落里。而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在我吓得丢掉手中的东西之前，我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我决定深呼一口气后小心走出手术室。我使劲晃动头，示意麻醉师帮我把门打开，嘴里不敢说一个字。他劝我等等，说一会儿肯定会有人来处理。谢天谢地，那个叙利亚助手果然带着一桶水回来了。他把桶放在我旁边，然后和麻醉师一起跑到隔壁房间。我的心狂跳不止，但还是小心地把手上的东西放进桶的底部。冷水一下子就钻进我的袖口。我赶紧把桶提到了外边。
“Mufajir”的意思是“雷管”。很难说我手中的那个是否还活跃着。我也是后来才被告知，它可能不至于送我去西天，但很可能将我的手炸飞。虽说不会夺走生命，但我的事业肯定会就此完结。而那个时候，我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碰到这种简易的爆炸物。我们接收的炸弹碎片伤患者中，大多数都是业余炸弹制造的受害者。有几次，我们甚至接到过失去一只手甚至两只手的孩子。有的脸部也严重受伤，有的甚至炸坏了眼睛，面临着失明的危险。我总能听见病房里的父母抱着他们五六岁的孩子哭泣，他们多么希望孩子可以重见天日，不想他们以后只能用手指触碰自己。那画面实在令人心碎。
我们身边的人都处在战争之中，但在这座房子里我们备感安全。我们并不太关注房子对面那些带着武器却面带倦容的年轻男子。仔细想来，那里应该是为叙利亚自由军输送士兵的训练基地。我们看到他们早上4点半左右，在清真寺祷告的钟声响起后跪下来，他们同样能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举一动。我躺在屋顶上听着从清真寺传来的优美歌声，那一刻浪漫极了。清晨的空气中夹带着些许寒冷，天空一点点被点亮，此时有一种万籁俱寂的美。到了7点的时候，橡胶的床垫热气腾腾，想不起床都难。起来后我们就在公共厕所排队洗漱。
这里的落日也同样美丽。夜晚的天空呈深蓝色，偶尔飘着薄薄的云朵。太阳在两山之间缓缓落下，色彩惊人，那景色美不胜收。
一天晚上，我们团队的其他人都去村里的游泳池游泳去了，有些疲惫的我决定去屋顶休息一下。落日令人惊叹，于是我决定用相机定格此时的美景。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的这些年里，我早已得知工作时不可以拍照。但是，出于教学目的，我总是把GoPro相机挂在胸前，并照了很多临床的照片，拍了很多视频，当然这些都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做的。我很庆幸自己这样做了，因为这些影像资料俨然成了我教学的有力工具。其实，每个人都在拍照，这个规定一直就是个摆设。
我设置好相机，利用延时摄影功能来定格最好的时刻，尽管多花了点时间，也觉得值了。拍的时候，我无意朝楼下瞥了一眼，看到了伊萨·拉赫曼医生——几周前我们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见过面。我向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他刚刚从帝国理工学院获得资格，现就职于“携手叙利亚（Hand in Hand for Syria）”这家慈善机构——它在阿特梅赫建了一家诊所。
我将目光收回到相机。此时它正俯瞰着周边的街道和建筑物，同时仍聚焦在远处金色的地平线上。我照完几张照片后，医院的一位后勤人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楼顶，要求我赶紧停止手中的拍摄。他一脸惊恐，脸色苍白，甚至说话都断断续续。我还不知道，就在此时，20个全副武装的官兵强迫进入医院，正聚集在医院的入口处。他们以为我在拍他们，想向我索要相机。
“不，不！”我抗议道，“我只是在拍摄落日！”
这些愤愤不平的人原来就是隔壁虔诚的士兵，而且已经观察我好久了。他们似乎并不是叙利亚自由军成员，而是属于某个圣战组织。他们声称要是拿不到相机，那位后勤人员已经快速和他们交涉了，称会把我的相机拿给他们看里面的内容。他让我赶紧交出相机，否则他们会在两分钟内扫平医院。我立即交出相机给他，然后僵坐在椅子上，心仿佛下沉到了胃里，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茫然无知。
15分钟后，我起身向楼下望去，又和伊萨四目相对。我示意他去看看楼下什么情况，顺便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他冲我点点头，然后向医院走去。
又过了20分钟，那位后勤人员回来并把相机还给了我，这让我十分吃惊，因为我就没期待再见到我的相机。庆幸的是，相机里并没有这些圣战分子的身影，否则他们肯定会把我带走审问，即便现在照片没什么问题他们之前还要把我带走呢。很感谢伊萨最终说服他们离开了。
现在我才知道伊萨帮了我一个多大的忙。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些年轻的士兵绑架了另一位无国界医生，并质押他长达数月。我再也没有见过伊萨，后来才得知，一年后他在伊德利卜的诊所因为炮弹伤去世了，叙利亚政府军就是罪魁祸首。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如今回想起来，和该组织的那次近距离接触才是最值得记住的——我后知后觉，原来那个组织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伊斯兰国。它还有其他不同的名字，比如阿拉伯国家习惯称呼它为“达伊沙”，但自从在叙利亚遇到了它的成员，我更倾向称呼它为“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这段相机失而复得的经历时不时还会在脑海中萦绕，好在这些照片还得完好无损。
任务组里的医生或护士人员流动频繁。有时，离开也是种解脱。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中，难免有人会精神崩溃。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开心，有些人变得话多，有些人变得喜静，而有些人甚至变得易怒。
比如有一位负责病房运转的资深护士，会在我们都在场时变得易怒，乱发脾气。皮特做了一台非常困难的碎片伤手术，让他焦虑的是这名年轻男子位于腹部的肠吻合可能存在裂隙。遇到这种情况，患者的腹部会极为疼痛，腹膜也会同时伴有炎症，会造成腹膜炎扩散，最后造成肌肉的不自主痉挛，使腹部像个木板，看起来和桌面似的。而这些症状都在他身上出现了。我和皮特讨论把他带回手术室，但这名护士不同意。她坚持认为患者应该被急救车送到土耳其去接受恰当的手术治疗。她甚至当着其他患者的面对我们歇斯底里地大叫，不让我们进行手术。
在团队中工作的我完全没有顾虑。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医生和护士都会对怎样医治病人最好有自己的意见，但没有人是绝对可靠和正确的。有时往往是一些年轻的医生或护士发现被忽略的临床症状或观察上的失误。
然而，有的人超出职权范围做出判断就会带来问题。当然，叫救护车来护送病人通过边境是有可能的，但从阿特梅赫到边境的路途遥远漫长，这自然会加大患者的痛苦。我们和阿尔法医院的项目主管讨论了这个病例，最后决定在手术室对这名男子进行手术。
对于那位护士的离开我并没感到抱歉，但有的时候，有人离开倒着实令我感伤，比如有一位优秀的德国急救医生的离开就是如此。然而，令我很高兴的是，娜塔莉·罗伯特接替他加入了我们。我们是在英国查令十字医院认识的，当时她是我的实习生。后来娜塔莉渐渐成了人道主义工作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道亮光。作为我们新的急救医生，她负责照管在客厅临时搭起的急诊室——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在一个天井里放了六张床。她在这里为伤患做术前检查，如果发生大规模伤亡事件，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备用场所。
娜塔丽加入我们后不久，离医院不远处的一处房屋又发生了爆炸。那里同样是一家在圆柱形金属容器里制作炸弹的业余炸弹作坊，那个容器和老式洗洁精瓶子差不多大小。早上10点半，我们听到车喇叭声越来越大，离我们也越来越近。
这个家庭的八口人——父母和六个孩子全都被送来了。爆炸发生时，这一家人正在后院做祷告，就在父亲俯拜时，一个装置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随即引发了爆炸。他们被送至天井，我们便开始检查伤者血迹斑斑、互相缠在一起的身体。
六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全部遇难，那位父亲——同时也是炸弹制造者——的四肢有不同程度的碎片伤。由于我们没有X光设备，所有的诊断只能基于临床判断——仔细观察，然后做出决定。
娜塔莉在给孩子们的父亲做检查。一个虽然很小但带有高电荷的碎片插进了他的胸腔，并引发了内出血。出血的位置可能在肋骨骨折处、肋骨间的血管或肺部，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心脏。娜塔莉准确地判断出此人胸腔里存在大量出血，需要借助胸腔引流来排出血液。引流管一端经由肋骨穿过腋窝区进入胸腔，排出肺外的血液和空气，从而让肺组织重新张开，使呼吸通畅。她的操作非常熟练，很聪明地使用一个特别的过滤容器收集排出的血液并装袋，再将它注回这名病人体内。
当病人送至急诊室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初步评估，参照几个基本参数来衡量患者的身体状态。我们称这几个参数为“CABCDE”。
第一个“C（catastrophic Haemorrhage）”指的是大出血。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尽可能地把血止住，可以直接按压，也可以将止血带绑在伤口和心脏之间。有时，出血的位置并不明显，可能发生在胸部、腹部或者骨盆等较为隐蔽的地方。如果临床检查排除了出血点在四肢，患者同时有抽搐和面色苍白等症状，那么出血的位置一定不可以施压。然后决定是否直接对患者进行手术。
“A（airway）”指的是要检查气道，确保氧气可以顺利无阻地进入肺部。“B（breathing）”指呼吸，也就是要确保肺部恰当地张开，为全身提供氧气。如果肺部受损或是被空气或血液压紧，那么就需要借助胸腔引流了。
第二个“C（general circulation）”是指身体循环状况和通过感知脉搏对患者血压的评估。“D（disability）”是指残疾，多数情况是指脑部受伤引发的神经失能。“E（exposure）”代表检查患者其他部位，并了解环境温度。在做这项检查时，最好尽可能地移除患者的衣服，这样前后都可以检查到。
娜塔莉正在为病人放置胸腔引流管，患者的裤子已经被剪掉了一块。我看到他口袋外粘着个圆柱形的物体，和气溶胶罐大小差不多。突然间，它掉到了地上。又是一个炸弹。
整个急诊室的人都被它吸引了，大家就像做慢动作一样，眼睛跟着它落在木地板上，然后又弹到空中。突然，一位在班的叙利亚口译员仿佛贝克汉姆附体，极为迅速地把它踢出了露台门。因为里边没有放置引爆物，它并没有爆炸。这次的经历的确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应该先把病人更全面彻底地检查一遍。我们惊魂难定，但想到他的家人因为这次事故而全部遇难，我们赶紧忙碌起来，对他进行医治。
战区的生活和家里的生活大相径庭，因此人容易顾此失彼，变得对自己不那么关心了，比如，我们的关注点就都在病人身上。但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还是要有的，以降低被抓的风险。你的一些想法要有所转变，因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战区是行不通的。在设施更为完善的医院，每个人都会接受手持金属探测器的安检来排查武器。几个月前，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的志愿医生和护士甚至都会被检查。而在阿特梅赫却没有这类检查，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医院。
我在巴基斯坦曾经医治过一名塔利班士兵。他在为攻打边境那边阿富汗的联合军制作简易爆炸装置时受了伤。我给他做了手术，并挽救了他的生命。常常有人问我如何能让自己救治那些仍会继续杀害英国士兵和无辜百姓的人们。当然，每个战地医生都会在某个阶段面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无法选择病人，只能尽力救人。对于他是谁、干了什么、之后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即便知道这些，也不会改变什么。我告诉自己：“也许，当这些塔利班或伊斯兰国士兵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一位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徒挽救时，他的价值观会发生改变。”有的人认为我的这一想法很天真幼稚，但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应对的患者不仅仅是制作炸弹者或是被劣质炸弹炸伤或致残的人。叙利亚当局一直都在加大对平民的空袭，来这里接受医治的人形形色色，老少都有，这个由客厅改成的手术室全天投入使用通常长达18个小时。同时，这里也渐渐成了重建外科的转诊中心。
有个和我们关系很近的例子。这名患者就是这个房屋的主人，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他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在阿勒颇工作期间，他在一次导弹袭击中受了伤，一个大碎片飞进了他的左臂，导致肘部的骨头包括静动脉都暴露出来。那时候，从阿特梅赫到阿勒颇也就四五十分钟车程的距离，而一年之后，当我再次回来时，一趟就要花三个多小时了，因为沿途到处都是检查的关卡。他被快速送回自己的家中，接下来，他需要接受大量的修复。为了保证左臂的血液供给，皮特和我利用他腿上的一长段血管向他的胳膊补给血液抽取血液，然后尽可能用外部固定手段对他的骨头进行复位。
我们忙着对病人进行手术，此时外边却传来一阵骚动。我听到有个说英语的人要闯进来。在通常情况下，进行手术时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入手术室的，所以我让他在外面等候。手术结束后，我摘下手套，出去看外边的情况。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是“叙利亚救援”慈善机构副主席，并告诉我里面的这位病人是这个叙利亚组织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必须将他带走，由他细心照顾。
“你是谁？”我十分不耐烦地问。
他自豪地回答：“我是穆尼尔·哈基米，来自曼彻斯特，是一名骨科注册医生。”
我也大声地说：“我是大卫·诺特，来自伦敦的外科顾问医生。”
因为患者正在手术室里接受修复，我拒绝了他进入的请求。随着我们的争吵愈演愈烈，雄性荷尔蒙在激增，事态也变得更加激烈。幸好，来自美国的一位医生介入了我们，情况才有所缓和。最终，我同意他们将这座房屋的主人送到边境那边的土耳其，前提是他的身体恢复到可以经受得起这次旅途的程度。到达土耳其后，他又接受了术后治疗。听到他恢复得很好而且不用再做手术的消息，我十分开心。在我后来去叙利亚出任务时，我们很高兴又见了面，而每次相见时我都感到十分自豪。
之后我也和穆尼尔见过面。这次任务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还很难想象他和他的国家对我的人生有多么重要。我深知自己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叙利亚和这里的人们已经深植到我的内心和灵魂深处——我们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时间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且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教授专业的医疗和护理知识与实践，为那里日后的护理和专业操作打下基础。
这次任务让我从创造价值和帮助寻常百姓中获得了满足感，接受了在艰苦环境下自力更生的挑战，以及收获了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之间的情谊。尽管有时身处险境，但正因为危险才更有趣。
我一直有一种走出去帮助别人的冲动，最近几年这种念头越发强烈。这种冲动到底从何而来？我想，它已经伴随我很久了，早在我刚刚踏入医生这一领域时，它就被两次至关重要的经历触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