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我在伦敦查林十字医院的同事从巴尔干地区结束志愿任务返回伦敦，并带回了丰富的经验。去国外工作之前，我需要得到英国红十字会对志愿者的合格鉴定，为此我参加了其举办的两周课程。但当我致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时，他们告诉我工作需要我离开6个月，这无疑会令我的父母和同事感到失望。我的外科医生朋友们告诉我还有另一条路：法国无国界医生组织提供为期两或三周的短期职位。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作为志愿者去工作，我就能自行决定工作时长了。随后我便参加了他们的面试。尽管我已经是一名顾问医生了，离开工作仅仅几周就相当于葬送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帮助他人对我的诱惑简直令我难以抗拒。
当时，前南斯拉夫的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1980年，它的终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去世，这个由不同种族胡乱拼凑而成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隐隐分为了两个阵营：一方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计划经济体，一方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总体上来讲，它的各联邦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科索沃和其他国家互相磨合得很好。但在铁托去世一年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要求独立，并和塞尔维亚人起了冲突，于是分裂开始产生了。
这一分裂趋势随着早几年的苏联解体达到了沸点。多党派选举令分离主义分子得势，其中四个国家宣布独立，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迅速演变成战争——首先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爆发，然后向南进展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3年岁末，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到水深火热的内战阶段。从1992年5月开始，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就对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了围困封锁。这个八年前举办冬奥会的杰出大都市因为这次围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也正是在萨拉热窝，暴力冲突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这座城市医院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说没有了医护人员，满街的无辜平民哭喊着寻求帮助。
每晚我都会忧心忡忡地看关于萨拉热窝的新闻，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恐万分。我感到自己心跳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对发生在远方的政治事件产生如此强烈的身心共鸣似乎很奇怪，况且我未曾踏足过这个国家，但从那时起我的心中便燃起了一团火焰。这让我想起了父亲的经历，想起在日本入侵缅甸时他和家人是如何逃离的。我还记得之前看完《战火屠城》时的感受。那种使命再次向我袭来。
也许，就在当时当地，我迈出了进入这一领域的第一步。
1993年圣诞前夕，我打包了一些过冬的衣服和睡袋，离开哈默—史密斯的这个温馨舒适的小窝，飞往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它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的北部，是一座新独立的城市。我直接来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办公室，并在那里结识了英国整形外科医生代表团。然后，一位比利时的工作人员向我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程的安排。
我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摊在桌面上的地图，一名后勤人员为我们指出了萨拉热窝周围的前线——萨拉热窝位于一个相对狭窄的谷地，周围是连绵的群山——以及南方的高地已经被塞尔维亚军队控制。他还教我们如何使用步谈机沟通和无线电术语——我的飞行经历在这时便派上了用场。我们还接触了很多新鲜且陌生的东西：在哪种情况下需要穿上防弹衣和头盔以及如何穿，我们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单独行动是绝对不可以的，以及城市里会使用哪几种火炮，我们可能会受什么样的伤，还有疏散步骤、时刻面临狙击手的威胁等。这些听起来离现实似乎很遥远，而令我不敢相信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便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我们还需要填写一堆表格，签一系列免责声明。当然，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手无寸铁地工作，我们也可以打退堂鼓。我仔细思考了这个事情，在飞往萨拉热窝前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但这无眠多半是因为过度兴奋和极度的寒冷。而且我还年轻，我总觉得自己不会死。
在离开萨格勒布之前，我们还得到了一张和信用卡差不多大小的联合国难民署（UNHCR）通行证，它意在证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大力支持。这张卡在某种程度上可比我们的护照管用多了。作为公民，没有它你就不能进出萨拉热窝。它在黑市上因而特别值钱，保管好它就显得格外重要。
听完了指示，吃完晚餐，我们就回房间开始思索即将到来的日子。我辗转反侧，为了让自己更暖和些，我抱紧了睡袋。我设想着自己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对自己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比做初级住院医生的时候自信多了。有时，我也会思考自己做的事情对患者来讲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也会时不时地自我怀疑甚至内疚。我不知道环境会如何影响我，但我知道，那里的装备肯定不会一应俱全。但在那个时候，艰苦的工作环境不是什么大事。先进工具和设备的严重缺失与子弹和炸弹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整座城市都被雪山环抱着，我脑海中闪现的一句话却是“我决定一冲到底”。就像在跑道顶端的滑雪者一样，一旦开始就只能前行下去，我也一样的。我要尝试尽可能地躲避危险的冰块和雪堆，然后安全顺利地滑到底。我希望其他人也和我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送回机场，然后搭乘俄罗斯“伊柳辛”四引擎飞机前往萨拉热窝。飞机上还有其他一些医生，但大部分都是穿着全套战斗服的尼日利亚联合国维和人员。我们刚进入波斯尼亚的领空，机舱内的照明就从白色变成了红色，这让本就很紧张的机舱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在室内暗光的衬托下，气氛越发令人不安，尤其是在我们被指导穿上防弹衣和头盔的时候。
当我们正接近萨拉热窝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几乎是一次俯冲。飞机尽可能快速地往下降，紧跟着开始做一种螺旋状运动，从而降低飞机被火箭弹或导弹击中的风险。整个飞机在压力下震动起来，我甚至相信马上就要坠落了。直到最后一秒，机头急剧上升，在伊格曼山的阴影下，飞机成功地单发着陆。
我们还没来得及缓口气，机舱门猛地被打开了，有人大喊：“出去！快出去！”——飞机长时间停留在跑道上是很危险的。我们抓上各自的东西，快速跑过停机坪，到达大厅。这是一座破旧的混凝土建筑，里面全是武装的士兵。我们一进来，他们就向我们刚刚离开的飞机冲了过去。随后飞机迅速起飞，它在地面上停留的时间连10分钟都不到。
这里的窗户被炸毁了，机场的建筑物也被炮弹严重损坏，而指挥塔更是被摧毁了一半。很明显，我们已经离开了相对安全的萨格勒布。我们乘着汽车一路见证了这个处在绝望状态下的城市，越是深入，感受越是强烈：土褐色的战后混凝土公寓楼和建筑物被枪炮炸得伤痕累累；缺失大块墙体的苏派市政建筑物并没有得到改善；潮湿冰冷的薄雾也一直挥散不去。
首先，一辆装甲路虎车带我们来到了科瑟沃医院旁的无国界医生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了另一场指示，但背景音变成了萨拉热窝城中不曾停息的轻型武器射击声和偶尔的炮弹爆炸声。
接待我们的那位女子看起来很糟糕，憔悴、枯槁、缺乏幽默、精疲力竭。作为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她自己看起来却像是接近了人生终点。她对现情况的总结十分赤裸，不断警告我们注意来自狙击手的威胁，还告诉我们她熟识的朋友被杀害了。她似乎受到了精神创伤，也许患上了炮弹休克症。这次简报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的工作地点不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医院，而是市中心较大的州立医院。医院由于墙体被打出了很多洞，所以被称为“瑞士奶酪”。大多数病人都会首先被送到这家州立医院，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医院更多地用于已经度过生命危险的患者的恢复工作。
我的到来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带来一些喘息机会。我发现这里寥寥无几的外科医生、护士和麻醉师因为源源不断的患者而显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但出于某些原因，两名主力外科医生似乎并不愿意让我直接接管患者，所以一开始我只是作为他们的助手工作。我的外表让他们心生疑虑，因为我看起来很年轻，他们并不知道我有多少经验，或者我是否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确，我从来没有见过每小时都会有伤病人员出现的情况。我曾多次目睹钝力外伤的后果，但我现在亲眼看到了碎片伤和高速子弹造成的直接伤害。现代高爆炸装置，比如迫击炮、炸弹和炮弹，整个外壳被设计成爆炸时向各个方向碎裂和飞散，可想而知这会对柔软的人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有些伤势可怕到不适合在这里描述出来。这与我在英国的工作主要区别在，这里的许多伤亡人员都缺失了身体的某些部分。即使是发生灾难性的车祸，创伤性截肢都是非常罕见的，但在这里非常普遍。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病人的生死几乎等同于绝望。
令我感到震惊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里会接收到很多经历了戏剧性场景后明显已经死亡的人，有时由亲密的家属或朋友陪伴而来。他们恳求医生尽自己所能来拯救患者，但我们并没有让人死而复生的力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安慰这些活着的人，并确保这些死者的身体得到妥善的处理。
第一天晚上，我又在睡袋里瑟瑟发抖，但这一次，周围的枪声让我保持着清醒。尽管狙击手因无法看到目标，在晚上往往会更安静，但声音还是连绵不断地在我耳边萦绕。炮击还在持续进行，久而久之我便能够区分哪些是来自塞尔维亚人进攻的火力声，而哪些是反击过去的射弹声。它们在音高上有微妙的差别，鉴于此，我们对飞离我们的火箭弹的声音就显得很漠视了。
前两天，我一直扮演着打杂的角色——我可以观看、接收、移动病人并提供简要的帮助，但那两名外科医生不允许我对任何人进行手术操作。我开始对此感到沮丧，无法理解他们的态度。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不是吗？后来，随着对波斯尼亚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认识到这并不是对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对像我这样的志愿者默认的理解。他们认为我们随时能选择离开并回到温暖而安全的家中，这就是引起摩擦的所在。他们对那些时常进进出出的记者和临时访客也持同样的看法。我想，会有一个卓越的当地人不把我们看作“游客”吧，但在随后的任务中，我就被以相关理由控告了。
就在第三天，这里的一名外科医生没有露面。事实上，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是否被杀害了或成功逃脱了仍然是一个迷。也有传言说，他已经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通行证，并成功离开了这里。
我的机会来了。我把手术室占为己有。我仍然清楚记得我的第一个病人——一位看上去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失去了双腿，一条腿从膝盖以上就没了，另一条失去了膝盖以下部分；她还失去了一只手臂。它们都是被弹片切掉的。这是可怕的三件组伤势，是我在那时看到的最糟糕的病例。她是和家人一起来的，他们一直嚷嚷着赶快抢救和拿出救治方案，但我不知道如何救治她。她还有意识，但已经达到死前节点，离失去意识不远了——那是死亡的前奏。创伤的即时反应是疼痛，但是过一会儿，或者如果失血过多，身体便会过了疼痛劲儿，开始罢工。看起来，她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她躺在那里，无力地哼哼着，努力让自己活着。
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埋头做些什么，一是为了表现出我在行动，二是毕竟做些什么通常比什么都不做更容易。但我这样做对吗？她年迈，而且伤势十分严重。她很可能无法经受住这漫长的手术和一系列操作，而且我们只有有限的血液输给她。她值得拥有这些血液吗？要是明天来了一些更有希望医治好的病人怎么办？我是谁啊，怎么能决定谁更值得拥有血液呢？可能给她一些吗啡比较好，毕竟它能带走她可能经历的最后的痛苦，让她平静地离去。
我决定手术。我开始清理她的伤口：清洗和切除死亡的组织，去除骨头碎片，试着不破坏健康组织而把坏掉的部分去除。然而，大约45分钟后，麻醉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她走了。”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开始。而事实是，我们需要应付大批量伤者，所以并没有多少时间停留在此。不久，剩下的工作人员认识到，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就放心让我独立治疗了。于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开始工作，尽管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是时时刻刻的紧张、物资贫乏和危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讲一点英语，少数人的英语还说得非常好，但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混合的语言。每当听到医生想要什么东西时叫喊着听起来像“麦卡杜！麦卡杜”的话，我便在脑海里努力回想知道的那一点点波斯尼亚语。我觉得它应该是对手术阶段性的评论，没准儿也是波斯尼亚语中骂人的话，直到我发现，每次听到这个词，我都看到一名护士递出一把麦金杜剪刀——它是以新西兰外科界的先驱人物阿奇博尔德·麦金杜的名字命名的。
许多受到炸弹和子弹伤害的人来到医院寻求治疗，而在许多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寒冷。那个冬天，萨拉热窝的冷是刺骨的，那种冷渗进了我的衣服，钻进我的骨头里。这也严重影响到我们治疗的患者。这里的手术室冷到了极点，洗手的水也是冰冷的。我的手术服很快就变得破烂不堪，医用口罩也用完了，呼出的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冷凝成白色的水雾。
我们都已经感到很不舒服了，更别提对患者来说了，有些患者可能会在被伤口致命前就因低体温症而死了。手术室需要保持温暖，因为当打开患者的腹部时，他们会快速失去宝贵的热量。温度会直接影响手术过程，如果体温急剧下降，将对身体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身体的酶停止工作，血液便不容易凝结；当心脏不能正常运动时，我们的生命之源氧气就不能发挥出最好的作用。于是，器官便开始衰竭。
大多数时间里，医院的发电机都能正常工作，你能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建筑内部发出的嗡嗡声，但这里从来就没有足够的柴油来维持它们的运转，我们时不时地就在半夜被扔进黑暗之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名男子就会推着上面放着五六块汽车电池的手推车进入手术室，然后这些电池被杂乱地接到他举着的一个大灯上，直到来电前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操作灯了。灯光昏暗的线条打满了整个凉飕飕的房间，但这总好过一点儿亮光都没有。
我们这次任务大概进行到第二周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个大约16岁的年轻人被带了进来。一个超大的碎片切进了他的腹部。当时萨拉热窝正经受着坦克炮弹、迫击炮和火箭弹特别猛烈的轰炸。这些射弹的金属碎片造成的伤害类似于子弹造成的，但通常伤口会更大且更具破坏性。这个年轻人的出血非常严重，所以他的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而脉搏率很高，这说明出现了外科休克。有四人参加这次手术：我、一名麻醉师、一名手术助理护士和一名助手。麻醉师与我讨论该不该为他进行手术：我们可以做手术并试图挽救他的生命或者不实施手术并看着他等死。现在是大约凌晨3点，这里并没有其他病人，但我们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手术室里很冷。我们看了看病人，相互点了点头，然后带他进了手术室，先采取了一些止血的必要措施。我们给他实施了全身麻醉，并为他输入我们仅拥有的一些血液，然后我打开了他的腹部。
这种手术叫作剖腹手术。我们要检查病人腹部和骨盆的所有部位，就是用你的眼睛和手检查病人腹部的所有实质性器官，如脾脏、肝脏、肾脏和胰腺，以及所有中空性器官，如胃、小肠和进入骨盆的大肠，女性这部分还包括膀胱和子宫。这还涉及决定要不要暴露出大血管，例如从心脏吸收含氧血液的主动脉，以及收集全身静脉血回心脏的下腔静脉。
清洁腹部后，我做了一个穿过腹壁的长切口。当我加长切口时，鲜红色的血液一波波从他腹部溢出并洒在我的手上。在寒冷的手术室里，我冷冰冰的手上满是他温热的血液。
碎片刺穿了他的下腔静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重要的血管受伤。金属裂片仍在那里，除了将它移除，我们别无选择，即便它可以止住一部分出血。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我在想，将它移除后我能不能控制住出血——我当然知道要快速包扎伤口。但是，当我轻轻地移除碎片时，血液像喷泉似的从破裂的血管中涌出。我从护士的托盘里抓起一大块纱布拭子，然后将它按在喷血的地方，开始等待。
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时，我感到建筑物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原来是我们所在的医院被直接击中，整栋建筑都在摇晃，我的双脚在满是血的瓷砖地板上打滑。此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建筑可能会坍塌。撞击维持几秒钟后，突然间，一切都变黑了。
这不仅仅是暗下来，而是变得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儿光。手术室的位置在地面之下，并且被很重的门与医院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也看不见我的病人和同事。除了手术室外的一阵阵骚动，我听不到身边人的声音，这让我很是惊讶。
我的一只手继续用纱布按着他的下腔静脉，另一只手则感觉到了它旁边的主动脉。作为一名血管外科医生，通过触诊主动脉就可以大致了解血压状况，我知道他的血压正在下降。我用手指压住他的主动脉，试图阻塞住它，以便维持住心脏和大脑方向的血压，但我依旧可以感受到他的血从腹部滴到了我的大腿上，一直流到我的脚踝处。
“包扎！包扎！”我绝望地大声喊道，仍希望这会儿还有人可以帮助我。
几分钟过去了，房间里静得可怕。我等着那位推着推车的男子还有电灯的到来，但他并没有出现。我等啊等，我的手指紧紧卡住男孩的血管，但他的脉搏越来越弱。在这令人发毛的安静中，我呼叫着麻醉师，但没有回应。我开始叫护士和助手，但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我唯一能感到的就是有什么潮乎乎的东西在流动，那是血液正从男孩的体内流出。我脚底下踩的是血，手上紧紧握的也是血。我能感觉到他的生命在一点点溜走。
“你好！你好！我这里需要灯！有人在吗？”
我一直叫喊着寻求帮助，直到我发现这个男孩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等待，温暖的血液在寒冷的手术室里逐渐变冷。几分钟后，灯开始闪烁起来，照明开始恢复。我环顾四周——我从刚才没有人回答我的叫喊起就心知肚明了，但发现就我独自一人在手术室中时心里还是很震惊。我的手术团队早已离开去寻求掩护了。他们没有相互说什么，也没对我说什么，当医院受到袭击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他们需要离开。
我低头看着这里。这里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屠宰场，这个男孩一定失去了三四升的血，其中大部分都流到了我身上。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手术室，脱掉手套和罩袍，一种彻彻底底的失望油然而生。那个男孩本可以活下来的。也许那位老太太没法活下来，但是这个男孩本应该能活下来的。如果那个推车的男人来了，如果电力早点儿恢复，如果我能得到一些帮助，我们本可以救他的。
我感到非常失望。没有人对我说：“大卫，我们要走了，你也快点儿来吧。”他们就那样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然后离开了。我脱掉湿透的袜子，在走廊里呆呆地走来走去。我特别渴望烧上一壶热水，洗去身上的血迹，再温暖温暖我麻木的双手。
我在走廊那头一个堆着沙袋的办公室里发现了我的团队——麻醉师、护士、助手，甚至那个推车的男子都在那儿。他们就坐在那里，没有人说话。那个男孩的尸体被简单处理后便被带走了。
这个男孩的死，特别是我同事对这次袭击的反应，改变了我。像许多医生和护士一样，我对把自己的病人送回家难免会心生怜悯之情，对造成的不好结果感到非常难过。但这次的经历教会了我两件事：首先，我必须坚强起来；第二，我也必须照顾好自己。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件事除了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帮我完成，还因为如果我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去帮助别人了。
我像是得到了启蒙。如果说战争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渺小得就像个齿轮。我的理想主义受到了挑战，它甚至开始动摇了；我也因此变得坚强，也更能理解同事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何况他们忍受的时间比我长得多。这个男孩的死在我身上留下了战争的印记，它相当于在萨拉热窝得到的一枚战功奖章，尽管没人会为佩戴它而感到自豪。这枚奖章的内在并没有表现出和它外表一样的坚韧。在我内心或灵魂深处一块小小的地方，就像紧握的拳头一样被冰封着。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但这是第一个被我雪藏起来的经历。我想把它放在身后，永不提及，直到20年后我去了叙利亚。
在第一次任务里，我牢记自我保护的重要性，这让我几次得以安全地回到家中。一天，我被要求去大约30英里外的泽尼察给一个12岁的男孩做手术——他的脖子上有炮弹碎片伤。这片微小的金属刺穿了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进入了他的喉部——我们的声带就位于喉部。结果，处于高压的颈动脉开始将血液注入低压的颈静脉，这给他的心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还出现了高输出量性心力衰竭这一病症——因过量血送入心脏而导致心脏出现衰竭症状。我们需要切断瘘管的连接，并将颈动脉和颈静脉分开进行修复。我乘坐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穿过塞尔维亚边界前往波斯尼亚中部的泽尼察。在我们必经的一个检查站，我看见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塞尔维亚女人。她画着浓妆，染着大红指甲油，肩上扛着一把突击步枪和子弹带，那场面很壮观。
当我们到达时，这个男孩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他被带到手术室立马接受了手术。手术的结果令我很满意，我们还采取了很好的措施移除了喉部的子弹碎片。这场手术拯救了他的生命，他将慢慢痊愈。
一天晚上，我和同事达科决定去城里散步，然后找个地方吃些东西。我们选择的咖啡馆是一个特别阴沉的地方，里面只有几把椅子，餐馆外临街的地方也没有摆放桌子，但楼下似乎有一家合适的餐厅，所以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下楼吃饭。
这里零星地摆放着七八张桌子，但所有的桌子都被几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硬汉占领了。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直勾勾地瞪着我们俩，我还警觉到他们桌子上的武器。
我们并没有掉头就走。当时屋内还有两张空闲的桌子，一张靠近楼梯，另一张在房间那头。我本要选择离那些人更远的桌子，但达科明智地把我拽回到靠近出口的那张桌子前坐下。因为这里没有热的食物，我们就点了几杯啤酒和一些冷肉。气氛很紧张，这些男人的举止咄咄逼人，我开始变得非常焦虑。整个餐厅的人似乎都在看着我们。
我试图和他们攀谈，说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来医院帮忙给一个孩子做手术。一个醉醺醺的矮胖子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我只是来这儿走马观花地一探究竟的游客罢了。他走到我们的餐桌旁，要求看我的联合国难民署通行证。达科警示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尽可能冷静地说：“我可能没带在身上。”同时紧张地握着口袋里的通行证。
这个男人变得非常生气，然后提高音量对我喊道：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你还不知道战区的生活是什么样！让我来告诉你！”
然后，他伸手关掉餐厅的灯，举起他的椅子砸向地面，然后绕着房间用拳头敲打墙壁。
“这就是它的样子！”他喊道，手里的椅子哐哐哐地撞击着地板。
这会儿，达科和我都十分害怕，我们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攻击，而且我要是失去了宝贵的通行证，我就别想回到萨拉热窝了。从通往楼梯的门里透出一缕光线，那里就是我们逃跑的路。我把桌子从我们身边推开，然后往出口跑去。当我们跑到街上的时候，打斗声突然就在身后爆发了，桌子和椅子像是都被摔了个底朝天，然后枪声就响起了。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向我们开枪，反正我们也不敢回头看。我们穿过附近一个冰冷的足球场，回到酒店。后来得知，那天晚上在那家餐馆的确发生了枪战，几名黑市商人被杀了。
那晚我们很是幸运。回到萨拉热窝，我将不要离开州立医院和只能乘坐装甲车出行的重要性一遍遍敲打进脑子里。说起来很愚蠢，有一天我违反了这些规则，险些丢了性命。
我很享受这份工作。我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好事，而且它让我感到兴奋和刺激。危险仿佛只存在于流言中。我觉得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我是无敌的。
一位需要进行重建整形手术的病人要从州立医院转移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医院，这需要使用救护车运输。当我得知这件事后，便请求那位来自波斯尼亚的救护车司机让我一同前往，这样我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座城市了。他很清楚协议规定和其中的危险，便非常直接地拒绝了我，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最终还是答应了。我和病人坐在后面。病人腿部有伤，但意识很清醒。医院的搬运工和司机一起坐在前面。我甚至都没穿防弹衣。
科瑟沃医院位于一座山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但离萨拉热窝周围的群山很远。救护车的前后都有一个大的红十字标志，我以为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交战各方瞄准的目标了。不仅如此，我知道《日内瓦公约》会维护工作在战区的卫生工作者的权利，并应该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保护。
这里的道路宽广，而且相对干净整洁，但也有散落的碎石和炸弹造成的损坏。因为患者创伤严重，还有骨折，加上天气非常寒冷，所以我们决定慢慢开。车程通常只需大约8分钟，先沿着平坦的道路行驶，然后上坡。沿途我们需要在几个检查站进行交涉，同时还要应对几条多风道路。
离开州立医院后，我们穿过市中心——这是狙击手最关注的地区。还没走过500码，我们的救护车就遭到了袭击。
第一个引起我关注的就是噪音。先是挡风玻璃裂开的大声响，紧接着是子弹击中某人身体发出的沉闷的“砰”声。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四枚子弹快速地连续射出，但又感觉像是慢动作。我的嘴里突然充满了血。我能感觉到它，它就含在我嘴里，我的眼里也都是血。我开始以为自己被击中了，但根本就没有时间检查。司机的左肩被子弹击中，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将救护车调头，开回医院。
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车子在大院里停了下来，我赶紧冲向救护车的另一边，拉出坐在前排的那位医院搬运工。他也被子弹击中了。我开始对他进行心肺复苏，但显然他已经死了。他被射中了胸部、颈部和脸部。救护车内被溅得全是血。我也检查了自己，确定自己没受伤。随后，我便开始救治救护车司机。喝了一杯热甜茶后，我在他被枪击后一小时内为他做了手术。
这的确很恐怖，得花上一阵子功夫才能理清发生了什么。在此期间，我也经历了一系列情感的变化。起初，我为没有服从指示而擅自离开医院，愚蠢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感到内疚。我十分担心自己的不负责任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还为搬运工的死感到内疚，虽说不管怎样他都会加入这次行程，而我这个额外的乘客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我也感到很宽慰：一方面，自己幸免于难，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枪林弹雨，却没被击中；另一方面，狙击手杀死的是医院的搬运工，而不是救护车司机，因而我们才能成功逃脱。我还感到十分愤怒，我们救护车的前后明明有着明显的红十字标志，表明我们是从州立医院过来履行医疗任务的，但事实看起来却是任何人都可以把它当作瞄准的目标，这简直太可恶了。我对此非常气恼。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关注着保障战区医务人员不受侵犯和自由通行这件事，这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保护。
但是，随着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退，一种更为震惊的情绪向我袭来，甚至有点儿令人不安。我感到兴奋。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活着的滋味，仿佛得到了重生。我差点儿就被子弹打死了，但这只会让我更加兴奋。我想，如果连这个我都能应付得来，那么我自然就可以应对任何事情。
萨拉热窝让我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滋味，而我内心对这种感觉充满了渴望。这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有利他主义那种想要帮助别人的欲望，也有纯粹的自私——想要拯救他人的生命，也想过一种走钢丝般的生活。在家里，我独来独往，虽说有过几个女朋友，但都没发展到很认真的阶段。我活得像个修道士，也没有什么物质需求。但来到萨拉热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生命需要这些东西。我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能让人们的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的情境中，我体验到纯粹的震撼和刺激。听着子弹和导弹在头上掠过的飕飕声，我体内的安多芬飙升，这种快感是我从未体验过的。相比之下，日常生活就显得单调乏味。
那时候，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杰里米·鲍恩也常常进出萨拉热窝。在他的回忆录《战争故事》（War Stories）中，他非常巧妙地描述出这种感觉：
在战争期间，那种“正常”生活就显得非常平淡了。在伦敦安安全全地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每天往返于工作和家，完全能想到几个月后我在哪儿做什么，这种生活我一点儿也不想过了。在萨拉热窝，我感受到了自由……这种活在悬崖边上的感觉很有趣。唯一的约束是，一个错误便可能导致你受伤或被杀，但我喜欢这种约束方式。
我听说，战地记者有这种感觉并不稀奇。一位资深记者安东尼·劳埃德经历了多次战争冲突，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我怀念我逝去的战争》（My War Gone By,I Miss It So）。我和安东尼·劳埃德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有几分相似：我们都不是一线的战斗人员，但都身处极端的环境，作为中立人士试图做一些好事，无论是拯救生命还是向全世界讲述这些残暴的事实。
正如战地记者有时会经历的那样，我们都很难不介入当地人民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可谓千疮百孔。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非常强烈。萨拉热窝市民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却在经受着伤害。我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过去的生活，但他们的生命是脆弱的。而正是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尤其是当生命已经被剥削得只剩下基本的需求时，让我们变得如此相似。
我在萨拉热窝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是热情慷慨的。形势好的时候，他们会尽自己所能为我做饭，为我准备礼品和礼物。当我无能为力时，他们也能理解。这种温暖的感觉让我想起了那段在威尔士的童年时光。他们家庭和睦，居住环境绿意盎然，但同时身处于迫击炮火、曳光弹和炸弹之中。尽管存在语言上的障碍，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感受，就像在家里一样。
回到伦敦，我感觉自己好像完全脱胎换骨了，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自己如今真正有能力去改变那些生活在糟糕环境中的人们的生活。我同样带着愤怒归来，对人与人之间的残暴相向表示质疑和不解。在我看来，那些拥有权力并合理利用它来谋求更大利益的人，和那些企图利用权利去摧毁所有竞争对手的人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界线。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上帝赐予我的这一能力。它让我能够在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是我能想象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礼物。从那时起，我便知道，它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