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拉热窝的那段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知道了自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不仅限于此。我回到英国，整个人变得更加沉稳、谦逊、精神焕发。我决心进一步提升外科技能，并扩充相关知识，为下次出行做准备。从1994年底开始至今，我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内在圣玛丽、皇家马斯登、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三家医院任职。我还需要在很多学科上加强学习，其中包括产科。产科包括妊娠、分娩和母婴的产后护理。当我还是一名医科学生时，我就对产科产生了兴趣，而且在选择普通外科作为我的专业方向之前，我就考虑过专攻产科。在萨拉热窝的那段时间，我目睹了战区有孕在身的准妈妈们经受着怎样非同寻常的压力。她们不仅面临着生育本身带给她们的焦虑感——有的人是第一次生育——还面临着孩子将出生在一个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这些年来，我开始意识到，能够进行安全的紧急剖腹产手术或合理处理产后出血是人道主义外科医生最有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
我并不是在伦敦某家教学医院里学习的剖腹产手术，而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时学习的这一手术。那是1996年，也就是我的波斯尼亚之旅的两年后。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磨炼自己的技能，同时安排好新的工作，并渴望新的出国工作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对世界各地来讲都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十年，因为冷战已经结束，“反恐战争”尚未开始，但在某些地区仍存在着冲突，而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冲突似乎就处于半永久性的状态。
我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它历史上一段有趣的时光。自1992年苏联支持的共产党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拉垮台以来，喀布尔一直处于各种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圣战者之间的混战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让我们格外忙碌，但喀布尔真正的一场权力争夺战发生于1996年9月。那时候，我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当时，塔利班进城，并在一场挨家挨户的炮轰弹击后占领了整座城市。我们都担心事态会失控。塔利班出了名的野蛮，尽管人们在街边唱着歌欢迎他们的到来，但我们仍然担心他们会视我们为异教徒并杀死我们。纳吉布拉仍住在喀布尔，躲在联合国的大楼里。塔利班占领了这片建筑群，抓到了纳吉布拉并立即执行了处决。他们把纳吉布拉绞死在市中心的一根路灯杆上。
没来这里之前，我参加了许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课程，包括部署前训练课、在日内瓦开设的战伤外科学课程以及住在吉尔福德附近上了一周的英国红十字会课程。红十字会的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统一和普遍”一直在我耳边响起。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不容易领会到这些原则的深刻意义，但一旦到了实地，不管是什么地方，这些原则都会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基本诫命。
那天在医院，当我听到塔利班离我们越来越近时，感觉厄运也在一步步地逼近我们，但看到项目主管十分冷静，并努力确保我们医生和整个医院的安全时，我便也放心了。我们不但要照顾在战争中受伤的病人，还要处理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综合医院都有可能出现的外科问题：疝气、胃溃疡性穿孔、肠道和泌尿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照顾孕妇和她们腹中的婴儿，以及处理和分娩生产——我认为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有关的一切事项。
在严峻的环境中，难产孕妇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是很常见的。我还没有学过如何进行剖腹产手术，所以我一直想要学习这一技术。大多数红十字医院会有两名外科医生轮流值班，一名通常是全职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级外科医生，另一名通常是公休在家的外籍人士。尤卡是喀布尔的高级外科医生，多年来一直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我十分钦佩和尊重他，因为他在各方面都很优秀。我来医院的第二天，他问我能不能做剖腹产手术。我当然得说不会。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的眼睛都快翻到脑后了。
他接着说：“你必须明白，我很珍惜自己的睡眠时间，而通常助产士会在凌晨4点要求剖腹产手术。”
几个小时后，我的机会来了。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士因为难产被推进手术室，我们非常快地为她进行了脊髓麻醉。
剖腹产有横切和竖切两种打开腹部的方法。我们选择了横切，因为这种切口能使伤口愈合得更好些。
尤卡对我说：“你来做这个手术。”他甚至连手臂都没清洗，只是站在我旁边，嘴里指挥着我应该在哪里做什么。这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地狱，我想，因为这时我在耻骨上方做了切口。
“把腹直肌拉开，使劲儿拉，再用点儿力气！你们英国人怎么这么弱。”
学医以来，我就没看过剖腹产手术，这简直就是一场烈焰的洗礼。
他又接着说：“在这里切开腹膜。”然后抓起一对长镊子，指着操作的位置，接着说：“把膀胱向下推，现在用手术刀切开子宫。”
子宫下段部分包括延伸的子宫肌肉和子宫颈上部分。当我切开这个子宫时，它并不像那些壮健的子宫一样流那么多血。一般妊娠足月了，子宫每分钟的血液供应量为600毫升。
“切，切，继续！”
我开始切开子宫，然后就看见血和羊水一下子大量涌出来。这时我心脏开始狂跳。助理护士取下牵开器，随后，我把右手伸进子宫，并感觉到了婴儿的头部。
尤卡接着喊道：“让他弯曲，弯曲！”他什么意思啊？但现在也不是问他的时候。突然，头部和肩膀出现了。我把手指放到婴儿的腋下，在我助手的推动下，婴儿就这样出来了。
我被迷住了。这简直太棒了。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惊奇，以至于忘了剪断脐带就把孩子展示给他妈妈看。护士帮我夹住脐带并将其剪断，我们等待子宫慢慢收缩然后排出胎盘。
“很好，现在缝起来吧。”尤卡说完，转过身就离开了，随后便听到他喊了句：“现在，你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了！”
这次手术让我感觉特别好。我不但帮助一位产妇迎接了新的生命，还拯救了产妇的生命。我在伦敦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在这里我接受命令做了这项手术，于是，在任务期接下来的几周，每个剖腹产手术都是由我来做的。
塔利班控制这里后，将其重新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2001年初我返回那里——这次是在塔利班发源地坎大哈工作——我亲眼看到了整个国家及其人民所受到的巨大影响。
这就像回到中世纪时期。妇女被限制在家中，未成年人不允许外出，也不允许玩玩具，尤其是来自西方的东西。除了学习《古兰经》，所有教育被禁止。像放风筝和播放音乐这种无罪的乐事也不可以做，因为它们会让孩子远离伊斯兰教的学习。女人必须要用天蓝色的布卡把自己从头到脚地遮住，甚至还要用钩针编织的网眼覆盖住眼睛，而男人则不允许刮胡须。
我这次工作的米尔韦斯医院共有五间病房，三间男病房，两间女病房。男性和未成年人无论他们的妻子或母亲病得多么严重都不允许去探望。即使她们快死了，她们也要独自死去。唯一允许进入病房的男人就是医生。我们有七名医生，有阿富汗当地人，也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人士。有一次查房，我被一名外籍护士带去看一名病人。一些当地的护士也跟着我们，他们穿着包裹全身的布卡。当我们站在床边时，其中一个护士轻轻推了我一下。我低头看过去时，她正提起布卡的褶边，给我看她的脚踝。她穿着网眼紧身袜，也许是丝袜。我认为她这样做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表示她对塔利班可怕统治的蔑视。
从我位于特派团大楼一楼的卧室可以看到米尔韦斯医院。距离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还有另一座大型建筑物，沙袋墙和严格的安防让那里特别显眼。我特想知道那里是干什么的。一天晚上，我们都被附近的巨大爆炸震醒了。我从床上滚到地板上找寻掩护。一名保安跑过来看我是否安好。这爆炸似乎是一次性的，因为没有再发生爆炸。早上，我得知这是来自一枚巡航导弹的爆炸，目标就是摧毁我之前遥望的那座大型建筑物，幸好导弹没击中它。医院里的人告诉我，那里就是那时住在坎大哈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的住所。他的妻子因患有纤维瘤接受过我的治疗。几周前，我还没有来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外科医生为本拉登治疗过肾结石。他本应该回来接受后续的治疗，但他再也没回来找我治疗。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便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和冲突，回想起那次的近距离接触，我心里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我知道，我会和他开个玩笑吧，但我当然是不知道的。反正我也不能做什么。
我们工作的医院处于塔利班的管辖范围。每天，一名戴着大黑头巾的塔利班警察就站在手术室门口。他对我们给患者做手术进行许可，并确保我们没有违反该政权施加的宗教规范。尽管我们知道他没有任何医学知识，也可能无法读写，但在给病人做手术前我们都要征求他的同意。他一个简单的挥手或能让患者接受手术活下来或直接判处他们死刑。
我们同时进行四台手术。我对来这里的阿富汗未成年人的坚毅程度感到惊讶。如果他们来预约手术，便会和父亲手牵手一起前来，就自然要看见其他正在进行的手术。有时他们会看见其他患者在被解剖或桶子里的身体部位。他们并没有对此感到惊吓，只是很随意地路过，而且对自己的手术也没表现出大惊小怪。
产科病房就在楼下，由一名外籍助产士和几名当地护士管理，助产士曾训练过这些护士为孕妇进行常规分娩。一天，当我在手术室给患者做手术时，助产士跑上来告诉我他们成功接生了一个男婴，但母亲的出血非常严重，而且他们在为她止血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当他们试图移出胎盘时发现它已经撕裂了，患者此时情绪很不稳定，需要迫切注意。
通过我们的口译员，我问塔利班警察能不能立即对她进行手术，并期望这只是走个程序。令我惊讶的是，他摇了摇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这样否认了这位母亲生存的机会，同时还让小男婴失去母亲。我们开始恳求他，但不管我们怎么恳求，口译人员都表示，这位警察已经做了决定，并且在他看来，这个母亲应当死。外籍助产士随后跑去找护士英格丽德，她是一位不好对付的女子。我们必须快速为这位出血的母亲采取措施。这时，来自德国的麻醉师马丁从产科跑到楼上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快点儿进行手术，产妇就要死了。
我和英格丽德没有理睬那个塔利班警察，而是跑出医院，赶快跳进一辆车，告诉司机我们要去找塔利班的领导人毛拉·奥马尔。我们驱车前往镇中心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它由蓝色的马赛克镶嵌，非常漂亮。牧师居然同意见我们，这令我很惊讶，但英格丽德表现得很强硬，看上去就像不同意她的要求她就不走似的。我和她站在一起，她提高音量对着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之一说话。他的态度非常平和，就像政治家一样。当他用一只眼睛盯着我时，我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恶意。可能是为了摆脱我们，他同意了我们实施手术的请求，然后我们又赶快回到了医院。
医院里的塔利班警察是如何得到这个指示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轻微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飞快地把病人送到了手术室。而此时产妇的脸色已经惨白得像鬼一样了，而且她的血压极低，脉搏开始加快。她浑身冰冷并出着虚汗。很快，低血压会导致她的肝脏和肾脏衰竭，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手术成功了她也会慢慢走向死亡。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产妇，思索着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外科医生可以使用多种技术来停止内部出血，比如用拭子包扎子宫、按压子宫促进其收缩或插入医用球囊并充气。她刚刚生下自己的第六个孩子，情绪很不稳定，而且我也不能确定这些技术是否会有效。我决定开始进行手术。
马丁很快就让她进入睡眠状态，然后将我们仅存的一袋血液输给她。对于接下来的操作我也不太确定，于是我在她的腹部做了竖切口。我听说过一种技术是把缝合线放入子宫来促进子宫收缩，于是我考虑进行这个操作。然而，她的子宫又大又紧，子宫壁还特别厚。虽然已经给她使用了促进子宫收缩的药物，但并没有起效。助产士提醒我，因为胎盘已经撕裂了，暂时还不能被移除。我恍然大悟，这一定是胎盘植入，即胎盘侵入子宫。我得快点儿思考该怎么做，或许她需要切除子宫。我之前从未进行过这种手术，但在结肠直肠外科接受的训练让我对骨盆周围的组织很熟悉。
我小心地夹住子宫一侧，将韧带和输卵管分开，小心翼翼地往下操作。我结扎供给子宫的各个血管，直到我能感觉到子宫颈的位置。子宫周围的血管和我的手指大小差不多，如果我碰到其中一个，就会导致大出血，而我们血库的血又很少，因而这将是致命的。在塔利班看守人的密切关注下，我非常小心翼翼，而且惶恐不安地将子宫颈上方的子宫切除了，那里至少有3升血。最后，患者成功让我们抢救过来了，但接下来的几天里她的情况还是会非常危急。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理解那名塔利班警察的心态。手术之后，我对他是彻底地蔑视了。难道《古兰经》说，你可以扮演上帝吗？
不过，我必须得多加小心，毕竟他这个人非常危险，而且对我怀恨在心。我还认识手术室里一名叫穆罕默德的男护士，他非常优秀。一天，他没有来工作，我寻问他去了哪里，但其他护士和医生都对此沉默不语，并快速偷看了一眼那名警察。后来我得知，穆罕默德剪掉了胡子以便于戴上手术口罩，这样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但那名警察认为穆罕默德的这个行为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于是命令把他锁在街道中间的一个船运集装箱里长达24小时。
这种对那些其行为被认为违反了伊斯兰教的人实施的惩罚早已是臭名昭著。穆罕默德被放出来后告诉我，同他一起被关在里面的至少有50人。他们没有食物和水，更没有厕所设施，所以里面到处是粪便和尿液。那里一片漆黑，只有偶尔打开门让人进出时才会有光线照进来。集装箱内的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左右。这种方式太可怕了。
因为我们在一个援助机构工作，所以可以去城市的足球场看塔利班如何执行伊斯兰教法。某天，我去那里看了这种可怕而令人难忘的野蛮行为：妇女从脖子往下都被埋在沙子里，然后被石头活活砸死；妇女站在她们亲手建造的墙边，随后被高速行驶的卡车撞死。除此之外，还有报复性的杀戮，让那些受害者的亲属射杀所谓的犯罪者。我感觉自己像在旁观古罗马的那些残酷的娱乐活动，还想起自己曾经在普罗旺斯看斗牛，并被那壮观的动物杀戮震慑到。而这次所见则更加糟糕。
多年前看到的画面偶尔还会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清晰而且难忘。我常常会想，自己为什么要去看那些画面。也许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别人口中的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我也无法相信，在伊斯兰教法中所谓的合法行为除了彻头彻尾的谋杀和折磨再无其他。同是人类，一个人怎么可以对其他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我对此不仅感到惊讶和反感，更感到厌恶至极。足球场上挤满了人，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感受。他们是已经习惯了这个场面，还是仅仅感到好奇？
我还想知道，人们受到法院做出的最严重的判决会是什么样。像偷一条面包这样轻微的罪行也会导致可怕的惩罚。我从远处看着人们排着队让一把砍刀一刀砍掉他们的手或脚。许多像这样可怜的截肢者会把手或脚放在塑料袋里，然后设法到医院的门诊部问我能不能把它缝回去。如今，有专门的部门借助显微仪器做这种手术，但在那时的坎大哈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就是试着将砍下的前臂或小腿修复得好些，这样至少可以把截掉的身体部位还回给这些不幸的人，让他们按照伊斯兰教法将其埋葬。
六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所有人一样，我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和恐惧。想到几个月前我还在和这些恐怖分子有着一样意识形态的人中间工作，更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顷刻之间，阿富汗便陷入进一步的冲突之中，因为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和托尼·布莱尔政府就追捕这些袭击事件背后的策划者本·拉登结成联盟。布什向喀布尔的塔利班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让他们交出本·拉登，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与英国和其他盟国发起了“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以驱逐塔利班。11月中旬，塔利班政权垮台，但基地组织领导人逃脱了逮捕，并跨越边界进入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正如文献详细记载的那样，布什政府得势的新保守派人士借“9·11”事件，行动起来反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手——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参与了“9·11”事件，而且事实上萨达姆是基地组织的批判者，反恐战争还是使他大受打击。空袭于2003年3月开始，一个月后，巴格达被占领。萨达姆政权终结，但布什5月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发表讲话时宣称“任务已完成”，简直傲慢至极。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极具破坏性和暴力的叛乱之中，军方和平民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对萨达姆的那场入侵所造成的。
最开始入侵伊拉克时，英国军队一直在努力占领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这里大约有100万人口。政权崩溃后，英国仍然掌控那里，并将再待上四年。在此期间，我定期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愿提供服务，并多次前往非洲一些国家。当然，我也密切关注着中东地区的局势，并于2006年决定作为预备役军人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预备队。在某种程度上，这多少成全了我儿时想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实际上，是我和我的同事兼好友皮特·马修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让我做此决定。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预备队卢赫斯612中队。他说，看看军队如何运作是学习新技术、完善创伤知识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从儿时起就热爱飞行和战争故事，但想到要去军队工作还是有点儿不舒服。这似乎与我的人道主义工作背道而驰，但这种机会可以让我接触到那些我平日里接触不到的各种课程和会议。我真正的动机就是学习，然后运用这些知识，并把它们分享给实地工作的同事。于是我报了名，并被授予少校军衔（有资格的外科医生的最低军衔）。他们告诉我，将有机会于2007年去巴士拉工作。
我预期会在伊拉克遇到很大的危险，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一次，我从巡逻军车上摔了下来，腿被金属挡泥板刺伤，留下了令人厌恶的伤口——那个挡泥板被炸弹炸得已经扭曲变形了。这便是切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弹片伤，但和我护理过的一名初级医生比，我的这点伤简直不值一提——他被一枚射来的火箭弹炸飞了。他的脸上有多处弹片造成的伤口，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个昵称“胡椒医生”，这便是军队医务人员特有的的黑色幽默。
可我没有想到，在离开英国前的那一周，我竟然在上流人士云集的切尔西与死亡擦边而过。我工作的医院有一个旋转门，它靠传感器启动，门的一半向外旋转，另一半向内旋转。有一天，大约有20人被关在门的一边，而一个大约12岁的男孩与他的几个小伙伴就站在门那边的传感器下面咯咯地笑。我看到之后，便把那个男孩拉开，让人们进入医院。他摔倒在地上，在我没反应过来时，拿出一把斯坦利刀朝我的脖子上刺去。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一位女士尖叫了一声，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从未有过的痛苦。很幸运的是，刀片缩在刀身里，不然它会直接扎进我的颈动脉和颈静脉，那样我就必死无疑了。警察还没到，这几个孩子就跑了。警察在周围的街道也没搜寻到那个男孩，他就这样逃脱了。
我到达巴士拉时，英国人放缓了对这座城市的军事行动，尽管不是因为无事可做。英国军队撤回到巴士拉机场的应急作战基地，我们的战地医院是用帐篷搭建的。那时，军队仍在用战斗车攻击巴士拉，炸弹造成的伤亡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道路上的简易爆炸装置带来的风险，每天还有从作战基地上空投下的火箭弹和迫击炮。那个夏天，仅仅六个星期内，基地就有14人死亡，至少60人受伤。当有攻击逼近时，警报器就会响起，然后基地上的每个人都会迅速戴上头盔，穿上防弹衣，匍匐在地板上，藏在承受得住爆炸发出的导弹碎片冲击的任何物体的下方或后方。
这个姿势很奇怪，就像在子宫里的胎儿一样，双手放在身体下面，头、腿和脚尽可能地蜷缩在一起。警报响起时，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迫击炮着陆的声音，有时这声音非常近，但我总觉得它永远都不会落在我附近或给我带来任何伤害。一切正在发生的都不会降临到我身上。为我们提供保护的是一个被称为“密集阵”的反导系统。它是为海军设计的，上面有一个靠传感器激活的枪支矩阵，用来拦截攻进的火力。它会锁定任何射入空军基地的火箭弹或迫击炮。它的声音就像一阵持续很长时间的鞭炮声。据说，所有攻进的火箭弹中有近四分之三被它拦截了。
在手术室做手术时，一旦导弹来袭，我们通常匍匐在地板上，但患者仍然在手术台上。我们能活到今天，靠的纯粹就是运气。当遭受猛烈攻击时，手术团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身处危险之中，但好处就是我们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事实上，这项任务让我乐此不疲的一点就在于作为医疗军队的一员所体验到的战友情。在援助任务中，我发现自己经常是机构里唯一的外科医生，有时也是唯一的英国人，这让我感到孤独，有时也会紧张。
然而，这里并没有多少文化差异。我喜欢军事环境还在于这里的每个人都被训练到了相同的水平。我们都经历了部署前训练，其包括武器操作和学习应对伏击。我们还知道了在攻击期间命令的权威性。战场医学培训会涉及先进的创伤生命维持课程和交火期间的伤亡管理。后来，国防医疗服务部门开设了军事外科手术的培训课程，所有外科医生和手术相关工作人员在部署到阿富汗之前都要接受这门培训，但在我2007年去伊拉克之前还没有这门培训。巴士拉空军基地的外科医疗支持包括一名普通外科医生、一名骨科医生、麻醉师、一支手术室护士团队和一支管理病房的护理团队。我们还有初级医生、放射技师和理疗医生。
我们非常忙碌，战地医院的手术室有时看起来就像一家肉店。大多时候，当火箭弹击打基地时，我们就穿戴着头盔和防弹衣进行手术操作。
一天，整个任务变得紧张起来。我房间的空调出了故障，我便不得不搬到特伦查德线区（Trenchard Lines）附近离一个住宿区不远的地方——那里是许多英国皇家空军地勤人员居住的地方。2007年7月19日，我在房间里鼓弄着相机，突然警报响起。我现在还记得一枚大型迫击炮弹落在邻近住宿区的那一刻。那天，在此之前已经至少发生了6次间接火力袭击，好在没有人受伤，所以医院也相当安静。而在迫击炮降落的那一刻，我就预感到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高级空军士兵马修·考威尔（Matthew Caulwell）、皮特·麦克费伦和克里斯托弗·邓斯莫尔都因此遇难，还有许多人受伤。我的传呼机刚一响，我便迅速赶到急诊室。
很快，病人被陆陆续续地送了进来。一名男子的左臂受了重伤，他肘部周围的所有骨头都被炸坏了，包括肌肉、神经和动脉在内的软组织也被严重损坏。他苏醒后，我们团队内的骨科医生和我一起负责他的后续治疗。在战区，骨科医生负责骨骼，普通外科医生负责软组织。我对修复血管很有信心。这名飞行员失去了很大比例的手臂肌肉，但我很确信可以通过动脉旁路移植术将含氧血液输回到他的手臂。
他的主要问题在于神经严重受损，骨骼大部分被破坏。我想挽救这只手臂，但骨科医生想要截肢。这两种选择都有利有弊，而且利弊各占一半。外科医生肯定都希望尽力为患者服务，尽管有时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们谁都不肯让步，争吵一触即发。于是，我们针对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病例激烈地争吵起来。争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麻醉师越来越焦虑，因为患者已经失去了大量的血液。
最终，骨科医生赢得了争论，我们实施了截肢手术。这个最终的手术方案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神经都被切断了，不截肢的话就需要做神经移植，但成功率很低——他很有可能要长期忍受疼痛，并且丧失前臂和手的功能。结果，这名叫乔恩—艾伦·巴特沃斯的高级空军士兵在2012年伦敦残疾人奥运会上取得了3枚自行车比赛银牌，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的比赛中赢得了1枚金牌，并为慈善事业筹集了数千英镑。
尽管偶尔会有不同意见，但在军事环境中实践急救医学让人很受启发。长期以来，战争都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驱动力，因为好战的政府会投入资源和技术以战胜敌人。但战争还有其他更为良性的副作用，其中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损害控制”手术的发展。
我越了解人体，就越对它的运作方式感到惊讶。由于血液的主要目的是为身体的重要器官输送氧气，因此大量失血意味着无法将足够量的氧气输送给这些器官，导致这些器官开始衰竭。我们体内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氧气来产生热量——这称为有氧呼吸。缺氧意味着细胞不能正常产生能量，于是体温开始下降，并会产生一种叫作乳酸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增加我们血液内的酸度。我们体内所有的化学反应都需要一个标准温度和中性酸度。因此，失去大量血液的后果就是体温下降和流血更多，因为此时凝血酶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高酸度的冷循环也会影响心脏，心脏会开始衰竭，并且不能充分地泵血，输送到各器官的氧气便会减少。
现在我们知道，当受了枪伤或碎片伤的伤者被送来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试图扭转缺氧对组织产生的影响。低体温（冷）、凝血障碍（血液凝固功能受损）和酸中毒（酸度升高）的组合被称为“创伤致命三联征”。如果不尽快扭转这些状况，情况会变得无法挽救，病人几乎肯定会死亡。
研究表明，大约30%到达战地医院时已经失去大量血液的病人患有低体温和凝血障碍。因此，认识到这些患者患有“创伤致命三联征”就显得格外重要。实际上，“损害控制”手术是一种逆转低体温、凝血障碍和酸中毒影响的过渡措施。发现出血的位置并迅速止住，如果动脉受损，就利用叫分流器的塑料管重新让血液流向手臂和腿部。患者在手术台上停留较短时间后会被送到特护病房进行升温。之后，当患者情况稳定一些时，会被送回手术室进行必要的手术操作，比如使用静脉移植重建血流或进行肠重建，而所有这些操作都需要时间。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损害控制手术原则被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实践经验的不断增加促进了手术的改进和改良。一项重大进展就是“损害控制复苏”的发展，它包括用预热过的血液来代替流失的血液，从而将低体温和凝血障碍的影响最小化。现在，这些技术已经被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创伤中心所采用。
2010年夏天，“赫里克行动”期间，我在阿富汗的巴斯顿军营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八周里，我们有超过1000个严重的创伤病例。由于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是什么——其中包括进行损害控制手术和损害控制复苏，所以医院的救治有了惊人的成果：98%受枪伤或因简易爆炸装置而受重伤的人都被救活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一些病人的伤势很可怕，比如双腿完全被炸掉，有些情况是连手臂也没有了，这时就需要进行所谓的“三肢截肢”。
我在任务中途处理过一个病例，这让我看到了巴斯顿军营的护理是多么得当。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周围有一批由为军方提供精密电子设备的公司雇佣的平民合同工。其中一名合同工在距离巴斯顿军营约45千米的拉什卡尔加附近被击中腹部。电话打到了医疗应急响应小组，一架支奴干直升机被立即派出。团队人员包括两名坐在前面的飞行员和坐在后面的顾问麻醉师、顾问急诊医生和几名护士，以及提供装甲支援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团的枪支队员。
这名工人被塔利班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当人员到达时，他的状态很糟糕。在返回营地期间，他出现心脏骤停，需要大量血液。我们接到“吸血鬼”的电话，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将复苏血液送到医院。这些电话通常意味着患者在到达后会立即被送往手术室，不用进行CT扫瞄。我和麻醉师、手术助手和众多后备支持人员都准备好了。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伤者在被送进来时仍然接受着胸外心脏按压以及快速输液。我们的血液储备充足，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希望尽可能地提高他活下来的可能性。
他的枪伤位于肚脐上方。在直升机上，急诊医生在进行二次检查时发现他脊柱右侧也有一个贯通伤。这是高速且高能量的子弹打穿造成的。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获取更多信息，因为现在他需要立刻手术。我切了一个从胸骨下方到耻骨长的剖腹手术切口。血液从他的腹部一下子喷到了我的身上和地板上。这时血液经由他手臂和颈部的插管被注入到他的身体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手术流程是尽可能快地包扎腹部来阻止出血，可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不得不尽快堵住出血的位置。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打开胸部，把胸主动脉远端夹住，要么尽可能用手指快速向下去感受横隔膜下方的主动脉，并将其按压在胸椎低处，就像用手指掐住软管的末端。我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当我挤压主动脉时，我便让助手——大卫·奥赖利，一名中队队长——包住腹部。他做得很认真，但随后我们发现他的肝脏简直乱作一团，几乎完全被子弹打坏了。
高速运转的子弹具有超高的能量，因此枪伤后果显而易见。弹道物理学牵涉面很广，各类机构都在研究这些影响。一个9毫米手枪的低能量子弹击中目标时会快速释放能量，如果它击中了肌肉，便会对组织造成切口和撕裂。而半自动步枪高速运转的高能量子弹会造成巨大的伤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被应用于解释各种事情，包括从子弹到人体的动能转移。爱因斯坦认为，动能等于速度平方与一半质量之积——子弹越重，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能量被转移到被击中的器官。如果子弹的速度加倍，那么释放的能量将翻两番。
当来自一支狙击步枪的高能量子弹击中目标时，子弹就会在体内翻滚，这是因为它的重心位于该点之后，所以会随着速度的减慢而变得不稳定。这种翻滚效应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因此，当子弹击中像肝脏这样被包起来的高阻力器官时，它可以将肝脏直接打成花。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位病人身上的情况。
我能感觉到手底下的主动脉开始出现脉搏，他的血压也开始回升。我一直在挤压他的主动脉，大约挤压了45分钟。当麻醉师告诉我他的血压和心跳都规律起来时，我既宽慰又感恩。我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因压力都变麻了，而且非常疼痛。我让大卫接替我继续按压，直到我可以完全把它夹起来。这时我们才看到损害的程度。我们把夹子放在肝脏的剩余部分上——这部分悬挂在下腔静脉之上，然后快速将所有的孔都缝合起来。
大约4个小时后，手术还在进行。他的心跳恢复得很好，肺部也可以为身体输送氧气，但他没有了肝脏，另外他的肾脏也已经停止了工作。我们将他送进特护病房，并决定为他尝试血液透析，我想这在军医史上还是头一次。透析机已经在柜子里闲置很久了，工程师不得不彻夜修理来让它能正常工作。一旦它能正常工作了，就可以用来清理通常需要肝脏和肾脏来处理的毒素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重症监护病房看望病人。我很惊喜地看到他恢复得很好。他的血压恢复正常了，尽管他仍需要药物来刺激心脏的收缩。他也不再出血了。其实，从他被枪击中的那刻起，他的生存机会就已经非常渺茫了。好在有可靠的团队、专业的设备和技能，他在几乎死亡率100%的事件中幸免于难。他充分康复后，被转移到英国等待接受肝脏移植手术。
在我眼中，巴斯顿军营的创伤中心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很自豪自己是其中的一员。现在，这些技术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军医范畴，可以用来帮助处在战争中的平民百姓，这让人兴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