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今的旅行
最早的远行
根据《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造就了一男一女，男的称亚当，女的称夏娃。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夏娃则是耶和华取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的。
上帝在东方造了一个伊甸园，园中央有两棵树，生命树与智慧树，亚当和夏娃光着身体，很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里，与上帝和谐相处。上帝告诉他们，除生命树和智慧树上的果子外，其他果子都能吃。可是，有一次蛇引诱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她又摘一枚递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之后，他们彼此对望，意识到自己是裸体，也明白男女身体有别，就有了羞耻之意，急忙摘下一些无花果叶盖住身体。因为他们二人不听劝告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实，上帝担心他们继而觊觎生命树的果实，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善恶，那就必须离开伊甸园了。”这样二人被逐出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离家远行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看厌了伊甸园四周的风景，百无聊赖，静极思动，别了上帝，乘坐诺亚方舟开始了大地的行旅生涯，从此再未归家。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旅游的记载，亚当和夏娃堪称现代“漂族”的始祖。
亚当和夏娃旅行乘坐的第一个交通工具是诺亚方舟，那时到底有没有这种交通工具？我最近读到一篇游记，一位旅人去亚美尼亚旅行，到了一个叫阿勒山的地方。阿勒山是一座锥状火山，它除了喷出火山熔岩外，也产生神话，传说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的地方就在阿勒山上。据国外媒体报道，曾发现“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海洋学家和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表示，《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可能真实存在，而不是一个神话。
2018年10月，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看展览，在一个展馆看到一位艺术家举办的一个《再造伊甸园》的画展，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从展览的序言中了解到，是一个画家通过他的画来体现他的价值需求。他说，伊甸园是人类堕落的开始，自此人类便在道德的滑梯上一路狂坠，直到今天，人类缺乏终极信仰、目光短浅，面对丰富的世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无力抵抗来自欲望的诱惑，以谎言牟利，直到水是脏的、天是灰的、奶粉是有毒的。如此对比之下，伊甸园显得如此纯粹美好，那里虽也有来自毒蛇的诱惑，但人类还不至于堕落至此，他相信艺术世界是一片相对纯粹的净土，在艺术世界里，让我们再造伊甸园。我看了他的作品，主要表达的是自然的纯净、动物的原生。我想，伊甸园是否需要再造，那是一种理想状态，只要我们心灵达到一定的境界，哪里都是伊甸园。
关于造人的故事，东、西方都有不同的版本。在东方，太古时代的一次滔天洪水淹没了一切，只有一对叫伏羲、女娲的兄妹，躲在一个硕大的葫芦里幸存下来。伏羲、女娲兄妹奉天之命成了亲，人类才慢慢繁衍下来。伏羲、女娲长什么样呢？汉代一些文物画面上是伏羲在左，女娲在右，伏羲的右手抱住女娲，女娲以左手抱住伏羲，两人四目相交，下身均为蛇形且相互缠绕。一个画家说，我就一直在琢磨，那些中国神话里的英雄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汉画像里的伏羲和女娲是人面蛇身？女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不应该像维纳斯那样漂亮吗？如何“把神变成人”是神话绘制的观念转变，也是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一个挑战。我在想，伏羲、女娲每天那么忙，又是造人，又是补天，有时间还会外出旅行，可双尾相连是有多么的不方便啊。
但伏羲、女娲也有漂亮的，它不是画，是一个雕塑。2018年6月，我去河南巩义博物馆参观，在博物馆二楼陈列着一个珍贵的绘彩人首蛇身交尾俑，是一男一女两个背靠背，呈蛇形交尾，属于唐三彩的一种，其中面容圆润丰满的是女娲，面容清瘦的是伏羲，被称为东方的“亚当和夏娃”。这个绘彩人首蛇身交尾俑的色彩依稀可见，因为它是先烧成素胎，然后在上面彩绘，就不再烧了，所以很难保留色彩，出土了之后，只是留有片片的痕迹。我认真观看这个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俑，只见他们画眉点睛，唇涂红彩，头发茂密，丝缕可数，与汉画像上的完全不一样，它更接近人的真实形象，面部更丰满，人物更立体，这种雕塑在唐代也是不多见的。
从旅行上说，我认为伏羲女娲也是我们祖先最早旅行的人。20多年前，我去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游览，高昌古城原是汉人建立的王国，当年玄奘西天取经路过高昌国住了一个多月。在高昌国的阿斯塔那古墓地，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幅伏羲女娲的绢画像，以白、红、黄、黑四色描绘，人首蛇身，伏羲左手执矩，女娲右手持规。这一幅伏羲女娲手持规、矩的画像，地图学界有的学者说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人制图的悠久传统。我不知道，伏羲、女娲是否制作出中国第一张旅行图。
我常常疑惑伊甸园智慧树上的果实到底是什么果？人们大多认为是苹果，我也这样认为，因为有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的戏语，它肯定是智慧果：第一个苹果，诱惑了夏娃，人类自此繁衍开来；第二个苹果，砸中了牛顿，人类步入工业时代；第三个苹果，被乔布斯咬了一口，以2007年诞生的iPhone为标志，人类迈入了智能手机时代。这还能说苹果不是智慧果吗？
总之，有了人类，就有了旅行。今天，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当夏娃的时代，但即使蛇什么也不对我们说，我们也会到处跑来跑去，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苹果树。
先秦时期的传说之旅
大禹的山水
关于大禹，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近年根据考古发现，大禹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他创立的夏王朝都城就在河南省登封市阳城遗址（今属告成镇）。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根据他看到的文献记载，结合他听到的传说，完成了《夏本纪》。夏王朝从大禹开始有14代17后，大禹创立夏朝，儿子是启，孙子是太康。太康当王以后管理不善，被东方来的后羿赶跑了，这就是“后羿代夏”。到少康的时候，才又恢复了夏朝原来的王统，最后一直到夏桀被商汤灭掉，这是大体的历史过程。先秦文献记载的和司马迁《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初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禹征三苗。特别是大禹划分九州，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禹受舜禅让做部落首领以后，就根据山川形势、物产状况、风俗习惯等，把当时夏统治的区域分成了九个小区，也就是后来的九州，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幽州、豫州、雍州。
2018年9月，我去登封阳城遗址寻找大禹当年所在的城。一个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建有城。约公元前2070年，禹在河南登封阳城建立起夏朝最早的都城。现在的阳城是一片田野，农民在地里种有玉米、红薯等作物，一条不长的地埂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地面上还散存有一些陶片，我捡起几块瓦片，黑色，瓦片上有一条条波浪纹，像龙山文化的遗物，种地的老乡说，有时还能拾到一些印有“阳城仓器”、“阳城”及其他陶文符号的陶器、瓦片。阳城遗址在告成镇，据说武则天登嵩山，封中岳，到达古阳城，说了句“大功告成”，从此改名为告成。夏朝的都城也是不断迁移的，后来我利用小长假时间，又去了一趟洛阳偃师二里头夏商文化遗址。按照导航的指引，我在二里头、圪垱头这两个村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块空地，地里是一片荒草，我问路过的一位老农：“老伯你好，请问二里头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老伯说：“这里就是，现在已经复填了，看不见什么，前面正在盖一个博物馆，到时建好了你可以来看。”“这里就叫二里头吗？”“这个村叫二里头，其实，宫城遗址的地是在圪垱头村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二里头遗址。”是啊，古代一个都城不可能就一个村这么大，它代表的是一个文化阶段。据说，从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开始，以此为都。不过，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都，现在仍有争议。关于夏朝的历史，我的理解是：第一，禹建都阳城，阳城分大城、小城，登封王城岗小城使用时期略早于夏始年即公元前2070年，因此小城有可能与禹之父鲧“作城”有关；而王城岗大城的使用时间已进入夏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可以认为大城即为“禹都阳城”。第二，以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遗存（或新砦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期间的夏文化。关于羿，因为射去了九日，是个传奇的人物，不过他的妻子更传奇，那就是嫦娥。羿因为射日立下大功，得到了天帝的褒奖，但是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忌妒，天帝听信谗言，就把羿、嫦娥夫妻放逐人间。嫦娥因过不惯人间的苦日子，遂得灵药朝月亮飞去，羿因为失去了西王母赐给的一颗长生不老药，后郁郁而终。第三，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
大禹不仅开创了夏朝，我认为大禹可能还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有传说《山海经》为其所作。《山海经》是一本实实在在以地理学为主要内涵的先秦古籍，全书现存18篇，其中《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书叫《几近褪色的记录》，是一个叫亨莉埃特·默茨的美国女律师写的，书中讲述了《山海经》和美洲大陆的关系。默茨女士相信《山海经》是帝禹时期的考察记录，她根据《东山经》记述的4条山脉的距离，以及相关物产，严格与北美洲地图的诸山峰一一对照，发现两者有着非常准确的对应关系，几乎全都能够对应上。她根据《山海经》上面的记录，逐步进行勘探并且全都找到了对应的地理位置，在2200英里全程中，误差仅在20英里内，她说如果不是大禹派人去考察美洲大陆的山川物产，这几乎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去行走，去记录，怎么会那么准确？可以说《山海经》不仅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也是最早的美洲旅游指南。
《山海经》古传有32篇，含山海经图，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勘定为18篇，因作者及成书年代错综复杂，已演化为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争论。历史上，最早提到《山海经》的学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但他未提及作者及其他信息。至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校注时，首次将《山海经》的成书归功于夏朝的大禹和伯益。近代学者认为，《山海经》的原始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也并非一时，是经学者多次整理编集而成。据《山经》中对山川物产的相关记载，学者判断，其记述的是240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大型地理考察，即大禹治水之后率众臣和地理勘测人员考察山川地貌，记录物产，绘制国土资源分布图，其考察内容就记录在《山经》中，作者可能就是大禹和伯益。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庶长子王子朝在夺位失败后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鉴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的地理专著，它的抄本很可能被王子朝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楚王，并被楚国作为国家文献档案收藏起来。“王子朝携周典奔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批典籍是王权正统的象征，也是治国理政必需的档案资料，更是国家的文化血脉，这批典籍的下落，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随着王子朝被杀，这批周王室典籍也不知下落，这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大损失，先秦史学家说“王子朝奔楚”之于“夏商周断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价值不可估量。《山海经》的原始版本或许跟随王子朝被秘藏起来，在2500年前与周王室典籍一同神秘失踪，已不见存世。2018年5月11日，史学界在河南南阳鸭河地区举行“王子朝奔楚”学术研讨会，学者们认定王子朝奔楚是到了南阳鸭河这个地方，同时提出很多疑问，比如《山海经》编纂者到底是谁，《山海经》会不会被王子朝带到了楚国。
自秦国灭楚后，《山海经》等典籍被收藏入秦国图书馆，而后萧何辅佐刘邦灭秦建立汉王朝，将来自秦国及各地的典籍悉数收藏在未央宫的三处藏书阁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萧何得秦图书”，萧何从中得到了《山海经》。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诏刘向校订《山海经》，绥和二年刘向去世，生前校书的20年里还没有太多进展，《山海经》的校订活动实际是由其子刘歆主持完成。遗憾的是，倾注了刘歆大量心血校订的18篇经文和32篇古本均已失传，不见原貌。
据说，《山海经》原来是有文有图的，后来《山海经》中图的部分都遗失了，留下来的是今天的文字部分。东晋时期，诗人陶渊明在他的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的首篇中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才让后世人知道，原来这部3万余字的《山海经》，不仅用文字记录下大量的地理地貌，还有“山海图”，只不过，这张“山海图”后来遗失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山海经》图像均是明清时期创作的绘画，这些图像既是绘画者对《山海经》文字的理解与想象，也是明清图书版刻插图流行的产物。虽然明清时期创作的《山海经》图像只是极少数画家的个人行为，但在流传的过程中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山海经》图像的集体意识，成为重要的非写实性绘画遗产，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标志性。如凡是说到古代的神灵精怪、奇鸟怪兽或奇鱼怪蛇，人们总是联想到《山海经》中的图像。我最近读了曹植的《洛神赋》，看了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从曹植的赋和顾恺之的画中能看出他们也读过《山海经》。两千年前，在洛水河畔，曹植和洛神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了“画圣”顾恺之，使得世人有福目睹经典画作《洛神赋图》。曹植的《洛神赋》里有非常多的神奇动物和神话人物，比如：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顾恺之又是怎么画这些文鱼、玉鸾、鲸鲵的呢？文鱼长着豹子的头，但全身是鱼的身体，而且还长着翅膀，它怒目圆睁，张着血盆大口，从海水里跃了出来。另外一个海龙，长着马的脸、鹿的角、蛇的脖子和羚羊的身体。画里面还有蛟龙、白虎等很多生物，这些生物都可能是来自《山海经》之类的典籍。我想，是《山海经》给了他灵感，给了他想象力。
《山海经》也给了我们当代人很多想象力。2019年，中美贸易诸多争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而华为却读起了《山海经》，华为新系统叫“鸿蒙”，华为的手机芯片取名“麒麟”。古人认为，鸿蒙即混沌，世界之初，已有鸿蒙；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据说，华为还注册了如朱雀、玄机、海蓝兽、紫薇星、獬豸等商标，它们都是来自《山海经》里的神兽。我想，让传说变成现实，化腐朽为神奇，延续先贤的智慧，这才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周穆王去了昆仑山
西晋咸宁五年(279)，在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里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就有《穆天子传》，全书以日月为序，分为六卷，记载了西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物，并赠送给西王母“锦组百纯”的故事。周穆王曾命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从都城洛邑出发，巡游西方，西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昆仑之丘，又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周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很多礼物，除去白圭、玄璧外，主要是帛、贝带、朱带、锦、朱丹等极其珍贵的物品。周天子和西王母这次友好会见的场景，至今被保留在敦煌莫高窟423窟的壁画上。另外，在酒泉一个西凉时期墓葬前室的东西壁画上，也可以见到二人举杯相互庆祝的画面。
历史典籍《穆天子传》，是由周穆王西征犬戎而演绎出的一段穆王西游的传奇故事。在上古时代，以游玩为目标的旅行者是周穆王，他率领一支卫队展开长途旅游，从西周王都所在地宗周出发，去昆仑山，可能走三条路线：一是经宁夏、甘肃，走中线过新疆喀什而抵达中亚（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二是走南线过青海而抵达喜马拉雅山的北麓及冈底斯山主峰；三是走北线经高加索而抵达土耳其一带。关于“昆仑”，传统认为是西亚或欧洲，而现认为是今甘肃、新疆一带。周穆王是周朝第五代王，姓姬，名满，是我国历史上最富于神话色彩的君王，传说他活了105岁。他当王时已经50岁了，他一心要学黄帝乘车马游遍天下的名山大川，传说他坐着八匹骏马拉的车，一日能行三万里。在昆仑山，他见到了西王母。
西王母是谁？《山海经》中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似乎是个半人半兽的怪物，这是西王母在《山海经》中的初次亮相，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的大美女。对于西王母身份最大的悬疑，莫过于性别，《山海经》中对西王母的描述狰狞古怪，据文字而描绘的插图也似男身，在早期史料的记述中，西王母的女性特征还真是不太明显。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招待这位贵客，人们看到了两人相见时的缠绵场面，临别时二人以歌相赠，西王母甚至以歌咏来表达自己的哀怨情感。我在想，如果说西王母真的长得很丑，周穆王还会不远万里去见她吗？我最近看了一本《知中·一本读懂！山海经》的书，书中有一幅插图，图中的西王母，也就是今天俗称的“王母娘娘”，穿着漂亮，身材优美，长发飘逸，不亚于今天的时尚女神。她生活待遇也很高，住在昆仑山，有三只鸟为她寻找食物，三只鸟分别叫作大鹭、少豫和青鸟，它们长着青色的身子，红脑袋，黑眼睛，是善于飞行的猛禽。但周穆王最终还是断然掉头离去。我想，只有最具职业精神的政治家、旅行家和商人，才能达到这样“超然忘情”的境界。
前几年，郑州市承担河南省教育援疆任务，我去哈密时多次路过石门子这个地方。近日媒体报道说，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可能是中国西王母文化的发源地。从整个岩画的图像来看，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最具有震撼力的是上区的具有女性特征的图形，岩画上区7个庄严高大的女神，其手势表现的是草原游牧文化背景人群共有的上下摆手的舞蹈姿态，唯一一组上下两排小人“肩并肩”跳舞的写实形态，生动记载了原始游牧部落的人们模仿骑马行进姿态的曼妙，它记录了史前“康家石门子岩画刻凿时段”天山游牧人群的思想、信仰与追求。画中的女神形象最典型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以“三角形”表达女神的身体，起先主题应是对女性的赞美与崇拜，是女神崇拜思想的表达，代表着给予生命和再生。距今3500至3000年的康家石门子岩画，在春秋战国时期传播到我国西南一带，并直接影响了四川盐源青铜枝形器的出现，而它则是我国西南地区汉魏时期风行一时的西王母主题青铜摇钱树的来源。专家认为，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中女神崇拜文化，有可能是中国西王母文化的起源地。中国上古时期有关昆仑与河源的神话传说，都是由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古人记载下来的，但这些神话传说的中心却不以中原地区为主，而是以西北方向新疆的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天山为主。西王母最早产生于天山更是表明古代新疆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今天，我们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于丝绸之路的起源问题，中国史学界一时分为两派观点。如果我们寻找源头的话，我认为，可能从周穆王到昆仑山拜会西王母，中国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开始了。
一是“先秦说”。《诗经》中早有“女执懿筐”“爰求柔桑”等叙述，这足以证明丝绸在春秋时已有，《穆天子传》也可进一步佐证：大约公元前963年，周穆王经河西走廊，赴阿尔泰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锦组百纯”（锦组即带花纹的丝织品），还带回一批美玉。周穆王宴赠“西王母”丝绸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其他证据，位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挖掘出软玉，经鉴定产自新疆。妇好为商王武丁的夫人，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已经有人沿着这条路把昆仑山的玉石带到了河南安阳。从这个角度说，丝绸之路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我最近又去安阳殷墟参观，去看了妇好墓，在殷墟博物馆看了从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当年佩戴的美玉饰品，那么精美，想象妇好佩戴这些美玉一定是很漂亮的。妇好墓不仅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器，也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我这两年去昆明较多，我在云南博物馆看到很多古滇国时的青铜器，如牛头铜案，各类储贝器等，无论是艺术构思还是表现手法，都比中原地区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冶金学家采用现代科学的冶金试验方法，对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些青铜器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成分并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古滇国的朱提、唐狼（今昭通、东川）一带，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古滇国丰富的铜矿资源已经被输入到遥远的中原地区。由此可以推想，最早的丝绸之路上，贸易交流物品不仅仅是丝绸，还有石头（即玉石和铜矿石）。
二是张骞西行开辟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公元前２世纪的西汉王朝日渐强盛。此前，汉王朝与匈奴的交流历史是部屈辱史，送去的是珍贵的礼物和汉朝的公主，换回来的是匈奴不断的贪婪。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夹峙下，一条900多里的通道连通西北，这就是河西走廊，它是中原通向西域的必经之路。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北击匈奴，试图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一个匈奴俘虏为汉武帝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还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月氏。在匈奴的攻击下，月氏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可西迁的月氏到底下落如何，无人知晓。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带领100多名随从由长安出发，此时的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张骞进入河西走廊不久，就遇到了匈奴的骑兵，成了匈奴的俘虏。十年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护，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的西行终点，他终于见到了月氏国王。月氏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经过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民族，占领大夏国肥沃的土地，建立大月氏王国。大月氏的头领决定忘记与匈奴的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说服月氏王与汉朝一起夹击匈奴，可他再也无法激起月氏王的复仇热情。公元前126年，张骞等人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提供了珍贵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资料。所以，现在讲丝绸之路，主要是指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算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凿空说”，真正意义的丝绸之路源自张骞的“凿空之旅”。
2013年和2015年我两次到新疆哈密巴里坤看大月氏王庭遗址，这个地方基本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大月氏王庭所在地。大月氏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匈奴发迹、汉通西域、佛教东传，都与大月氏有直接的关系。后来大月氏因为不断被匈奴击败，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匈奴从蒙古高原进驻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之后，大月氏这个远古部族就谜一样地在文献中突然消失了。
2018年6月，我在郑州博物馆看阿富汗国宝展览，从这个展览上，我了解到在丝绸之路古道上，还有一个古国王朝非常重要，即公元1至4世纪的贵霜王朝。这批展览文物主要是在阿富汗境内的原贵霜王国蒂拉丘地、贝格拉姆等地出土的文物。蒂拉丘地位于阿富汗北部，考古学家在这里出土大批精美金器，堪称丝绸之路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据研究，这些墓葬的埋藏年代在公元25年至50年之间，此一时期正值贵霜帝国的勃兴之际，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取代希腊人在大夏的统治，这批游牧民族正是《史记》所载从中国西迁又南徙的大月氏。贝格拉姆位于阿富汗东部喀布尔以北，贝格拉姆古城应为贵霜帝国的夏都。贝格拉姆是丝绸之路的中枢，与印度、中国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十分频密，出土的异域奇珍汇集于此，足见彼时丝绸之路之繁荣景象。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和许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相比，贵霜王朝维持时间不长，但它以独特的方式对世界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贵霜王朝疆域范围大致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半岛北部部分地区。极盛时期的贵霜版图包括了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占据了亚欧大陆上南来北往、东西沟通的要冲之地。如文献记载，贵霜在其势力最为强盛之时可能越过葱岭，并远达喀什、和田地区。由于地理原因，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方向的古代丝绸之路，恰恰都集中在这片区域内，贵霜王朝对各种异域文明都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保障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凡的作用。我想，如果当时的贵霜王朝对自己境域内多种文明和文化不是那么开放和包容，而是坚决地抵制和排斥，对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不是帮助和推动而是阻碍和抵触，那么亚欧大陆上的文明进程又会是怎样的面貌？汉唐的文化繁荣局面是否还能存在？所以，在丝绸之路古道上，不能忘记还有像“贵霜”一样的许多国家或地区。
丝绸是奢侈品，也是时尚和美的载体。当丝绸制品到达地中海地区的时候，曾引起当地人们的恐慌，罗马一位保守派人士说，丝绸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们的高雅，他说，婚姻关系的根基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裸体，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丝绸只不过代表着异国情调和色情诱惑。在早期的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产品就是丝绸，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从某种意义上说，丝绸在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起到了一种国际货币的功能。
2018年11月，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一件“张骞乘槎”的银质雕塑展品，这是一件元至明朝时期题有朱碧山款的银槎。关于张骞乘槎，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西汉张骞通西域，寻找黄河的源头，以求调节水量，避免下游河水常年泛滥成灾，当时人们相信黄河通天，是天河即银河的延伸。张骞乘槎溯河而上，遇见一位坐着织布的少女和一个牵着牛在水边饮水的男童，就询问这是什么地方。织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了他一枚织布机上用于压布的石条，让他去问从事占卜的隐士严君平。后来，严君平告诉张骞：“一天晚上，在观察天象时，突然看见一颗星星入牵牛星座，屈指算来，正好是你乘槎西行之日。”张骞恍然大悟，原来他遇见的是织女牛郎。我想，撇开张骞是否真的见到了牛郎织女不说，就从他溯源黄河来说，他也是个旅行家，他最早开创了丝绸之路并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