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上述城乡一体化的各种基础和条件，浙江省在目前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面临的形势还是极为有利的。具体说来，浙江省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又可以分为全国背景下的有利条件和在此基础上浙江省所形成的特殊的有利条件两个方面，首先是全国背景下的有利条件，也即我国经济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可以实现持续的超长的长波增长，也即到2030年实现40～50万亿的GDP，意味着从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GDP都可以保持大约7%年均增长速度，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这个长波仅仅上升期就要达到将近50年以上。
7.2.1 我们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长波增长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第一，我国是否存在这种长波高速增长的空间？首先，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545～2200美元为中下收入国家，2200～5999美元为中上收入国家，6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由此可见，即使实现了大康社会，也即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000美元左右，从纵向来看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从横向来看，不要说放到半个世纪后，即使是放在今天来看，5000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能算是中等收国家，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为在2002年，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一的挪威达到了37379美元，排名第二的日本达到了36896美元；排名第三的美国达到了35082美元；排名第四的瑞士也达到了34377美元。
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所提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放眼当今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大工厂。所谓“世界工厂”的说法亦不绝于耳。但中国工业发展仍较落后。譬如，仅从“个头”上看，中国的制造业约占全球份额的7%，而日本高达16%，美国为27%。要论“世界工厂”，美国和日本或够资格，中国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要赶上日本目前在全球的份额，约需20年的时间；要赶上美国在全球的份额，更是需要40年的时间。这漫长的赶超其实从另一角度看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长远空间，外资和内资的蜂拥而入将带来黄金般的增长机会。此外，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只占GDP的1/3强，而发达国家占60%～70%。服务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GDP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即使与4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也还有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与工业化所能形成的增长空间相类似，城市化也同样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过去，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障碍，中国城市化长期欠账。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约38%，相比之下，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6%，其中低收入国家为28%，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为48.7%。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城市化将迅速改变中国经济与人口版图，将有1.5亿农民进城；中国城市人口每年将以2000万～4000万增长；最迟在201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4%上升到5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本身都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比如，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会创造数千亿元的需求，带来GDP的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
第三，从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看，虽然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但经济总量只占不到4%。我们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美国经济比我们大9倍。如果经济比重与人口比重相适应，就算前者只达到后者的一半，那也意味着经济翻两番。所以，实现5000美元的人均GDP应该说并不是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
7.2.2 我国是否存在这种长波高速增长的动力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变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证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大变革为前提条件，一旦这种变革得到了重大的突破，那么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就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提供强大的动力。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创新。众所周知，在“文革”时期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意识形态优先至上的政党意识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经济发展的凋敝甚至崩溃。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中共的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过去采取以“不争论”淡化问题，最典型的是邓小平提出“猫论”回避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则体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破一切束缚的勇气与方向。这种意识变革最为典型地表现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提法，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人士的包容性，吸收各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的先进分子入党，以及对一切有助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手段的包容性，而这正是实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的政治基础。
其次，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大报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这为我国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吹响了号角。事实上，以实施和扩大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之后就已经开始加快步伐，实施了一些新的制度，从农村的两票制到城市的公推公选，今年中组部出台《选拔干部任用条例》，已经认可了公推公选、票决制与公示制。虽然在既定的强调稳定的大原则下，政治体制依然会延续前5年的路数，强调政治改革的可操控性，因此不大会有单兵突进与戏剧化效果，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一个包括党支部、党委的产生模式、运作模式，带动人大政府产生模式与运作模式的变化，进而促进村民自治或者基层组织自治的完全形成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稳健而坚定起动和运行，而这又势必会为建设我国的大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力。
再次，高科技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生力军。2002年前8个月，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43.2%，大大高于外贸出口的平均增速。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正在有效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更为全面的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至200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1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由9.8%提高到17.5%。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沿沈（阳）大（连）高速公路以及西安成都重庆等各具特色的高技术产业带。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等高技术，在农业、机电和冶金等传统产业及金融、商贸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高技术及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90年代以来，是中国微电子、计算机、核工程、生物工程、航天工程、通信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产品等新兴产品迅速发展的时期。1989年同2001年相比，微型电子计算机由7.54万部增长到758万部，增长101倍；半导体集成电路由1.32亿块增长到63.63亿块，增长48倍。
最后，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目前，中国制造业居全球第四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这种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已经争取到比较有利的地位。有关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得以取代初级产品，占80%以上的比重。中国正在由跨国公司的加工组装基地向制造基地转变，在一些行业中，中国制造业已经拥有了与世界同行竞争的实力。
7.2.3 我国是否存在这种长波高速增长的机遇
大致来说，我国实现长波高速增长的机遇表现为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宁期”。过去2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功不可没。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判断，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际力量对比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当长时间内，世界格局仍将是一超多强局面，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就国内因素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外，很难有别的事态能把中国卷入战争状态，从而中断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趋好，是中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一大有利条件。新世纪开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重点转到经济合作上来。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如期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东盟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他们也希望能通过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达到共赢的局面。因此，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可以继续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二是确立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战略地位的“孕育期”。全球化和多极化乃世界潮流所趋，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全球化增强了大国利益倾向，从而为多极化注入了新的动因。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大国实力变动，从而为多极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据专家预计，中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贸易增长率都仍然会得到较为良好的发展，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万亿美元，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万亿美元，到2050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8——10万亿美元，由此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的一极。
三是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腾飞的“推进期”。用“日新月异”形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再恰当不过了。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直接。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一二十年，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基础大创新，科技将继续取得巨大突破和发展，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不断开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不仅给全球经济发展，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在这样一个新科技时代，打赢一场事关新世纪全局和本国地位的科技大决战，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战略目标。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占有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有了技术跨越的机遇。就我国来说，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
四是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高水平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期”。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因此也就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目前发达国家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都力求在不断输出中占领先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将制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五是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走出去，会开辟发展的新天地。
六是解决我国现行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突破期”。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攻坚战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胶着”状态。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
七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
八是不同文明的融合给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9·11”事件导致的后果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它还有别的意义，这就是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共处，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相互联系、合作和发展的纽带，而不应成为冲突点。
7.2.4 浙江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独特优势
在全国整体国民经济可以实现一个超长的长波增长，也即浙江省实现城乡一体化可以借助于我国国民经济在未来30多年内再翻上两番的物质基础上，浙江省也具有其他兄弟省市所欠缺的独特优势：
第一，由市场化促进的城市化，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浙江是国内相对具有市场化体制优势的省份，专业市场成为浙江许多城镇发展的龙头和启动点。而小城镇的迅猛发展，成为浙江城市化的一大突破口。如义乌的“商贸兴市”、路桥的兴贸建镇等。而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城市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能力和承载力明显提高，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大大增强。
第二，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效，明显增强了农村对城镇的互动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放手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农村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2003年浙江农村工业单位达到63.23万家，其中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分别为9.6万家和53.63万家；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7076.61亿元，其中企业和个体工业分别为8850.81亿元和3225.8亿元；从业人员816.13万人，其中企业和个体工业分别为485.27万人和330.86万人。在这样一种雄厚的农村工业的支撑下，浙江农民的收入水平也远远领先于全国其他的省市，2003年浙江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431元，其中非农产业收入占72.1%，全省农村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上升到60.7%，从事二、三产业已成为我省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02年，浙江省最发达的100个乡镇，平均每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61.83亿元（人均90645元），其中有14个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超过100亿元，最高的湖州市南浔镇达到173.63亿元。富裕起来的农民已开始在本乡本土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发展小城镇的热情日见高涨。可以说民间推动已成为浙江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乡镇企业和农民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土地、资金、劳动力并直接参与城镇的建设，其中以“农民城”龙港为典型。
第三，城乡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加快，提升了城乡一体化的推动能力。按照优化城乡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的要求，浙江省把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和建设，着力形成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中心村一体化的规划体系。进一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通过改造城中村、撤并小型村、拆除空心村、缩减自然村，加快建设中心村和农村新社区。大力推进生态省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供水供电、通信邮电、垃圾处理、污染治理、环境保护。
第四，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整体推进，进一步提高了城乡社会保障能力。2001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3年底全省共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55.2万人，其中城市8.1万人，农村47.1万人，平均保障水平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22元和116元。全省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均居全国前列。目前浙江省正在加快建立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一体、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推进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进一步健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整体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医疗救助制度，认真解决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等问题，积极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鼓励和引导城市公共服务部门向农村延伸服务。
第五，以“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为载体的“新乡村运动”，掀起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高潮。浙江省新乡村运动内容丰富多彩，如义乌开展的“大五化”、“小五化”建设，绍兴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金华市的“康庄工程”、台州的“五化一平进村活动”等。当前的新乡村运动，其目的是彻底改造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小康新农村。它是在政府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而且是在“两个率先”的催动下颇具运动的声势，体现出政府为主导、以人为本（农民的现代化）、城市资本和技术支持（反哺）等鲜明优势和时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