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渐渐停下，画面变得越来越熟悉，我回到了家乡杭州，如梦似幻的感觉又如影随形地萦绕在我的周边，我回来了，仿佛，我不曾离开。
我至今还记得大一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哈尔滨佛学院江南校区报道，那是一个雨天，就好像无数个开学日一样，阴雨的天气渲染了悲伤的氛围，将假期的喜悦杀死在每一毫升空气里。
我本以为，我进了大学就可以自由快乐，健康成长，未曾想，大学也只不过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半密闭空间，自由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一直都想知道，是我在作茧自缚，还是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曾有过绝对自由。
也许答案在未来吧，反正现在的我是完全想不出头绪。
回忆的空间一旦打开就会一直深入地沉溺。
我想起了大一的时候，当时阿泡还没退学，他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一个小伙伴，之所以喜欢当然是因为他有钱，好啦，我当然不至于这么肤浅，我喜欢他是因为在有钱之余，他的脑子还挺聪明，那时候我们也就十八九岁，但他的江湖阅历却凌驾于我们之上，只是因为他的逃课生涯并非从大学开始，而是从初中就已经出道了，初中二年加高中三年，他都是以社会闲散人员兼职读书的身份混过来的，是他们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地痞流氓，尽管地痞流氓是个社会底层，但对于更底层的学生而言，他也算是社会经验丰富的了。
而大一的我，并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验，我只有回忆里对于我老爸在酒局上的社会性说辞，于是我就演我爹跟阿泡交流，没想到还真把他给糊住了，他便跟我称兄道弟，递烟斟酒，不过没给我洗衣叠被，因为他自己也不会。
开学之初，阿泡拉着我加入了学生会，并不是因为我们多想为政法学院做贡献，我们恨不得明天政法学院就倒闭掉，主要是为了来年泡学妹，而埋下了一个优雅的伏笔。
但很可惜的是，阿泡在大一下半学期就退学了。
因为阿宗的生化武器，这里不多展开，前面也有过描写。
阿泡真正让我留下印象是运动会的时候。
哈佛向来有这么个传统，课可以逃，晚自修也可以逃，但大一新生必须参加运动会，原因不详，大概要是不强制的话，运动会连半个人都不会去参加了。
于是，身为系篮球队主力后卫的我，不幸被抓了壮丁，即将光荣地代表班级和院系参加400米。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运动会的时候，各个班级还要走方阵，你明白吗，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从小就十分厌恶，身为极简主义者的我，一直秉持能省则省的生活态度，走方阵不是纯浪费时间吗，难道还要考研我们会不会走路吗？
因此运动会成为了大学生涯最不自由的一个活动，而我就是压迫越紧，越是想要反抗的一个，但我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突破的口。
阿泡的脑子成为了我当时最后的底牌。
由于学生会和班主任有着信息差，于是阿泡和班主任说，我们在学生会方阵，而学生会和校方又有信息差，我们对学生会那边又说运动员要去签到，阿泡佯装自己也报了项目，而我，由于选手未到自动弃权，我们俩大一新生就跟没事人一样，到校外吃着披萨喝着咖啡还不被记旷课处理。
从那以后我对他肃然起敬，感觉他是个可造之材，也感觉这么多年的高智商孤独感有了回应，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和我相似的人在活着。
不容易啊。
我真的是要喜极而泣啊。
只可惜，他终日旷课，我好歹还偶尔去教室睡几天。
班主任在给他退学的暗示后。
他犹豫不决。
但因为阿宗的生化武器，终于让他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原来这个世界，有时候替人做决定的是另一个人，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另一个人，还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作品。
当时我就感觉知识产权的力量，虽然这跟生化武器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脑子好的人，想问题注定是更快一点。
不管我怎么回忆，那些瞬间，已经成为了永恒的过去。
此时此刻的我踏在了家乡的地板。
我该何去何从。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纠结，在围城里的时候老想着自由，突如其来的自由摆在眼前时，又对太多的未知产生莫名的恐惧，那份恐惧是虚拟的，不是具体的，要是具体的还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虚拟的，就好像是心里的鬼跑出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现实的鬼，那个X背后的值，算不出来，因为连公式都没有列给我。
我不知道为啥，开始想吃国家饭，来稳定稳定心情，但，仿佛只有监狱，能让我这种风格的人吃上国家饭。
相比监狱，我还是更愿意去面对那份自由的恐惧。
我拎着行李，上了我老爸的车。
老爸还是依旧那副模样，车也还是那台车，但我好像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回到家后。
我躺在自己的房间，望着天花板，最中央的灯。
那盏灯上承满了我的青春期迷茫。
但我已经站在了青春期的末端。
也许未来它还会盛满我的青年期惆怅。
我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
昨日临走时的豪迈不羁好像不是我本人的表演。
我现在只想沉沉地睡下。
也许答案都藏在明天。
反正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再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