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温
曰本创价大学文学部
敦煌吐鲁番学之狭义是指对于莫高窟和敦煌地区其他古代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文书的研究，其广义则包括了楼兰、龟兹、于阒、黑城等地，而且常常还被用于对甘肃、新疆及其相邻的广阔地区的古代遗迹的研究。这篇文章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自从70年代以来的最近20年中，日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概况。1979年，为纪念伯希和诞辰百年，在巴黎举办了“5-11世纪中亚写本和碑铭”研讨会。从那以后，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性交流越来越多。1985年8月，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从而使这个学科得以飞速发展，今天已是空前繁荣。日本研究者得以访问敦煌吐鲁番的古代遗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中国和西方学者一起进行联合研究，从而使这一工作越来越专门化、国际化。已发表出版的有关文章和书籍在不断增加，因此不可能将他们完全整理提供出来，在此只能有选择地做一个提要，并尽可能加以评述。80年代，5位年轻的敦煌学专家——熊本裕(于阗语）、高田时雄(汉语）、武内绍人(藏语)、森安孝夫(维吾尔语）、吉田丰(粟特语），开始了他们多产的研究活动，现在他们已成为日本在这个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同时，5位研究吐鲁番学的年轻专家——荒川正晴、片山章雄、白须净真、关尾史郎和町田隆吉等则是吐鲁番学研究的中坚。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大规模的《讲座敦煌》的九卷本丛书的基础。
一、莫高窟等石窟的寺院遗址、墓葬的考古学、艺术史研究
1986年以来，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的联合研究。1991年后，这两个研究机构签订了正式协议，在对这一地区的地质概况、地形学和环境气候进行调查的前提下，研究人员努力搞清壁画损坏的原因，并探索保存和恢复它们的方法。
80年代后期以来，在东京艺术大学，以平山郁夫为典型代表的东方艺术宋的研究者们，也和敦煌研究院合作，并邀请研究院人员去日本进行培训。他们一起详尽地测量了西魏时期的285窟，并复制了洞窟中的壁画。
以长泽和俊为首的早稻田大学的研究人员，70年代以来，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处开展调查。1988年，《朝日新闻》发起组织中日联合考察队，调查楼兰的遗存。到90年代，早稻田大学丝绸之路考察队与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合作，已经在吐鲁番的交河古城一带发掘了一批墓葬。
90年代中期，京都佛教大学的学者与中国研究人员一起对新疆尼雅的遗迹进行联合调查。同时，政法大学的伊藤玄三发表了关于新疆克里雅河沿岸遗迹的报告。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考古学家樋口隆康也发表了有益的论着，有关部门的研究成果被冈崎敬收到一个论文集中。另，中国学者黄文弼的主要论着已被翻译成日文。
这一时期，人们还从各种角度考察了20世纪初京都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三次派遣的探险队，主要涉及参与人员、调查区域和带回日本的器物的流散情况。其出版物《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都被再版。另外，冈崎敬和大岛立子提供了敦煌考古调査，他们的文稿发表于上面提到的《讲座敦煌）第2卷。最近，土肥义和发表了有关莫高窟中供养人题名的详细调查。
中国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敦煌吐鲁番被介绍给人们，那里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它们作为受欢迎的旅游地而得到广泛宣传。1980年，日本NHK播放了《丝绸之路）的电视连续节目，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倾向。从那以来，有关这一地区的游记、摄影作品和书刊得以大量出版。有许多出版物含有许多介绍敦煌和其他中亚地区古代艺术的图片资料。最近，小学馆出版了具有高水平评论的《世界美术全集》。其开本较大，并有专家们作的注释，是很值得一看的。
对石窟艺术怀着深深的敬意，平凡社出版了一套中国洞窟寺丛书。他们与管理各地洞窟的社团事业机构合作，由中日联合编辑出版。每一卷都包括学者的文章和编年目录。丛书中除了莫高窟之外，还广泛涉及克孜尔、库木吐喇、炳灵寺、麦积山、榆林等处的洞窟。
像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一样，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斯坦因从敦煌得到的纸本绘画，已经被复制为华美的画卷，由韦陀编辑，上野了年翻译。同时，在巴黎的集美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有关物品也被一起编在两卷中，是由两个法国学者和秋山光和合作编辑的。它对于博物馆藏品的编目和展览是有益的，并可对造型艺术提供参考。
各种关于艺术史的论着，有秋山光和写的许多文章，当然还有百桥明穗、邓健吾(后来改名为东山健吾)、宫治昭、上野7年、中野照夫、台信裕尔、小山满和其他许多学者的文论。上原和是研究玉虫厨子的权威人士，他对于保存在日本法隆寺的玉虫厨子的考査用力颇勤。他通过研究莫高窟壁画有关画面，对这一事物提出自己的观点。许多论着致力于早期日本艺术的比较研究，也发表了大量有关科技史的论文，以自然科学观点讨论那些用于各种艺术作品的原料，还从不同角度研究敦煌在东西方交流史中的地位。许多中国学者的文章也被翻译为曰文。
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利用文书材料研究书法史，在西川宁开拓性研究的推动下，书法史研究稳步发展。其代表作是饶宗颐编辑的《敦煌书法丛刊》，其中有从伯希和收集品中挑选的文书的原大复制品，藤枝晃根据书写风格的时代特点，将出口常顺拥有的出于吐鲁番的佛经文书进行了排列，撰成《高昌残影》。还有一些同类性质，但范围较小的出版物。如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有文字的碎纸片、木片，经书法家挑选后编了目录；出于敦煌和楼兰，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竹简、木简和写本的展览会目录；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带回的文书展览会目录和伯希和收集品中文书的精选。最近，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大型的文书复制品展。另外，大庭修复制了斯坦因收集品中出于敦煌和酒泉的汉代木简，撰成《敦煌汉简》一书。尽管这是一个原始资料的搜集品，但它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一般来说，越晚近的出版物，插图越清晰，许多文书的复制品几乎与它原来的颜色毫无二致。如果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大庭修编辑的图片，它们的质量比较低劣，大概是因为出土已逾数十年，木简文字的颜色已消退的缘故吧。
二、出土文书的语言学、交通史、文献学、文学和宗教(佛教、道教、其他宗教)的研究
敦煌文书中汉语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藏语，另外梵语、于阗语、吐火罗语、龟兹语、粟特语，古突厥语、北欧语、回鹘语和希伯莱语(仅一份文书)等数量都很少。从语系看，除一两个例外，大多属于汉藏语系、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
积极进行敦煌文书中汉语现象研究的典型代表是在导言中提到的高田时雄，他发表了许多论着，其中一些相当重要。他试图搞清楚敦煌存在的复杂的语言学现象，那是分辨不同人种的主要依据。另外，平山久雄写了很长的关于毛诗音文书残片的研究文章。
在藏语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研究者是山口瑞凤、今枝由郎(他现在入法国籍了）和武内绍人，他们提出了一个广泛的研究范围。研究古突厥语的代表作是庄垣内弘的论文，小田寿典、森安孝夫也发表了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关于伊朗语，熊本裕(于阗语)和吉田丰(粟特语)取得了广泛的成就，在日本建立了中古伊朗学会。
苒次，在古文字和语言学方面，研究历史资料当然是特别重要的，它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基础，努力找到一种适宜的方法，对经历漫长岁月而流传下来的原文进行考查。在日本敦煌学领域中，这个课题公认的首席专家是藤枝晃。1964-1967年，他检读了在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原件(包括木板印刷文书)之后，藤枝晃开始把着重点放在对原始文书的仔细查勘上，并收集纸张质地等外在性质等资料，诸如他们的尺寸、厚度以及文字行数、字迹类型、书写风格等等。他力求建立并宣传一种客观的认识，即以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取得的认识，以此强调古籍学的重要性。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掌握辨别古代原物与20世纪伪造品的区别，提请人们对这一事实即：保存在日本和中国的来自敦煌的写本中有许多赝品的注意。他还坚持即使在斯坦因探险队收集品中也存在并非无足轻重的现代伪造品。藤枝晃还指出写本中有李盛铎印记的一些文书不止一个复制件，论证了它们也是伪造的。当然，尽管曰本和中国学者赞赏藤枝晃在这方面的努力，但需进行更广泛的多角度的考察，这对于验证藤枝晃的判断的准确与否是必要的。藤枝晃还出版了一部综合介绍敦煌学和反映自己关于敦煌写本年代的观点的着作，并记录下他晚年的一些有关谈话，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出版了。藤枝晃和来自龙谷大学的研究人员，包括井口泰淳，与德国学者合作多年，为德国探险队从吐鲁番带回的，现保存在柏林科学院的佛经写本残片编目录。另外，西胁常记通过对保存在柏林的资料的研究，将非佛经中文残片进行了编目。
关注来自敦煌的中文写本，对于了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情况的看法，《讲座敦煌》的第5卷是值得查阅的，它包括了在这个领域中一般课题的论文，诸如书法风格、印记区别、儒家着作、史书、地名表、百科全书、识字课本、占卜用书、历法和数术书、药学和医学书，以及法律书、办公用书、寺庙文书、契约等等。然而，它并不能完全涵盖过去10年的研究成果，还必须参考近年来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等着作加以补充。
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关于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出版物，涉及中国图书传统的四部分类的各部分。尤为重要的有：金谷治论郑玄作的《论语》评注本，以及出版的《本草集注》的图片复制品(有注释)。曰本语言学者西原一幸关于各种字书的研究和福田折之对出于吐鲁番的《急救篇》的研究都不应被忽视。另外，在日本率先研究敦煌学的神田喜一郎的有关文章也被收入他的全集。还应该注意石冢晴通这位研究音符的语言专家，他对来自敦煌和其他地方的写本的细节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继承藤枝晃之后继续研究原始写本，认真关注他们的外部形态和曾经存在的状况。
在吐鲁番文献研究领域，金冈照光和川口久雄是多产作者。金冈照光编辑的《讲座敦煌》第9卷论及敦煌发现的文献写本，在介绍中，他将其分为三类：口头文献(佛经和转写本）、散文(问答体的作品和符合规范的散文作品）和散文诗。还有更详尽地讨论佛传和阇陀伽本生经故事、地狱故事、孝行故事、历史故事以及写本述及的当时的事情，如名僧的传记、僧侣和官员肖像上的颂词(貌真赞)。这卷书的大部分是金冈照光自己写的，此书浓缩了他关于敦煌文献的观点。非常遗憾的是，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他突然去世了。川口久雄是研究日本平安时期文献的专家，其兴趣集中于敦煌方言文献。他编辑了一个有关敦煌材料和日本文学的四卷本丛书，他写了大量的文章，从而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兴趣。1993年他去世后，入矢义高成为研究中国语言和古典文学的权威人士和惟一最主要的人物。但在1998年他88岁时也去世了。当前有志于敦煌文献的年轻研究者是松尾良树和伊藤美重子。
毋庸赘言，佛教写本占敦煌文书的大部分，但是，人们发现7-8世纪的道教书籍也占相当比例。最近，在马伯乐和其他人开拓性工作的推动下，利用来自敦煌、吐鲁番的原始资料，研究道教的理论和历史，在日本学术界已形成一个专门课题。收集现存写本并为之编目，编辑各种写本的拍照复制件都是基础性工作，它已被追随其父足迹的大渊忍尔落实了。小林正美、吉川忠夫，最近又有神冢淑子对六朝道教书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福井康顺着作集》、《吉冈义丰着作集》巳经出版了，两位作者都是在日本研究道教的开拓性学者。另外，日本道教学会出版了期刊《东方宗教》，它是一种发表有关收藏品、介绍性文章和关于道教的百科全书。同时，福井文雅最近出版了一个着作集，论说国外观点和道教研究概况。
还要说到《讲座敦煌》第4卷，其中将敦煌和中国道教被为两部分。一、涉及《道德经》和与之相关的写本，玄宗皇帝和评注《老子》、《老子化胡经》及相关写本，《太平经》和相关写本，《上清经》和相关文章，《灵宝经》及相关文章，《洞渊神咒经》和其他道教书籍。二、由来自敦煌的道教文本、佛教文本和神仙传记组成。从文学作品中看敦煌道教，河西一带唐代时，道教叙事文学、宗教和哲学的情况，既有对敦煌文书中道家师长的排比，还是目录。见诸报道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大约90%为佛教文书，但这里无暇进行单独讨论。《讲座敦煌》第7、8卷论述中国佛教和禅与敦煌的联系，卷中包括近50个文本，值得查阅，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今天，他们出版巳有十多年了，其中的某些篇章显得有些过时。下面我将罗列自7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敦煌吐鲁番佛经写本的重要研究成果。
首先，需要特别提到上山大峻先生，他在《敦煌佛教的研究》一书中，将多年来关于昙旷和法成两位和尚的研究成果归纳在一起。通过对大量文书的仔细分析，上山大峻指出：在吐蕃占领期间以及归义军统治初期，敦煌寺院里一直在宣讲深奥的佛教教义。他还提到了西藏佛教形成的问题。其次，胡适先生和铃木大拙先生对早期禅宗形成历史的早期研究导致了一批专家的出现，例如田中良昭先生，他一直致力于敦煌史料的细致调査与研究。此项工作的惊人进展可见于《讲座敦煌》第8卷及最近伊吹敦关于《心经》的杰出研究。另外，还需要提及福井文雅对《般若心经》的研究，西本照真关于三阶教史料的大力研究和京户慈光关于天台教的辛勤研究。
